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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发帖数: 8422 | 1 屠基达回忆录:成飞发家产品――歼5甲研制始末
2011年02月17日 12:23 来源:凤凰网
1962年10月,三机部张金波、冯宝恂在南昌320厂召开设计科长会议,320厂副总工
段师冯旭接见了大家,出席会议的有320厂高镇宁、112厂胡淡、122厂马凤山,132厂屠
基达,172厂刘延生,372刘毅等。
告别沈阳,我坐火车经北京来到了成都,那是1960年3月份。
1960年成都的冬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特别阴冷,太阳总是躲躲闪闪不出来。成都
飞机厂一度热火朝天的5079飞航式导弹仿制,开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下马的风1960年
底开始刮,直至1961年中宣告正式停止工作。我就是因为要上当时十分神秘的5079,
1960年初,从沈阳飞机设计室被调到成都飞机厂(简称“成飞”)任第二设计科的科长的。
离开沈阳前,正好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来沈阳,他召我谈话(事后才知道,调
我就是他决定的),告诉我要仿制的地对舰飞航式导弹的简况,这导弹的引进就是他去
苏联谈判的。春节以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飞机自行设计的岗位,坐火车到厂,住在招待
所,晚上即被毛庆勤同志拉到厂模线室处理问题,投入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导弹仿制洪
流之中。
1961年中,本厂的弹体零件已做出90%以上,外厂的发动机、自动驾驶仪和地面发
射架等重要配套都差不多了,眼看快要到手的东西,付诸流水了。党的事业本无个人的
得失可言,但两年之内,主管过的东风107被挤掉下马了,一度参与过的东风113,听说
也不行了,现在又碰上5079动荡,心里总像压了块“配重”似的沉。听二机部一局主管
5079的乔广振同志讲,型号投资花下去两亿多,多可惜啊。因要上导弹而调来的我,附
带的成了牺牲品,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成飞虽然还在基建阶段,但总要有产品可干,航空工业局给厂里下达了测绘仿制歼
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叫东风104号机)的任务。
一
歼5甲1964年底定制,同时宣告成飞厂建成,真是双喜临门。这话至今,已整整20
年了。
在历史的长河里,2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但用一个人的有效时间算,却几乎是大半
辈子了。这中间夹进了一个十年动乱,我们这一代人,统统被缩短了等效寿命,当年的
小伙子、大姑娘,今天已戴起了老花镜,而当年宣告双喜临门的厂长马诚斋同志和当时
的副厂长赵继等同志,已经相继成了古人。道路是曲折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
管怎样,我们成飞成长了。漫步在昔日的泥巴路今天已绿树成荫的大道里,感受成飞今
天正在进发的青春活力,难道不应该出自内心地怀念当年为建设成飞一草一木,为新厂
出飞机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的人们吗?
歼5甲的任务,1959年已给过沈阳飞机厂(简称“沈飞”),没有图纸资料,给了一
架苏制米格-17пф中样机。沈飞想利用歼5的制造基础,动手用样机作参考,修改歼5
,后来发现小的改动,改不出全天候飞机来,就中止了这项工作。但是空军迫切需要这
种低空夜航歼击机,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美蒋飞机P2V经常于夜间低空入侵我国沿
海各省进行侦察骚扰,我军急需夜间歼击机。1960年中,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悍然终止一
切合同,撤退专家,逼得我们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
研制中的歼5甲飞机- 0807样机钓上平台情况
经过陆续派人去沈飞摸情况,对歼5甲任务已经大致有个谱之后,1961年5月杜向光
厂长传达薛少卿副部长的意见:成飞的中心工作是基本建设,先基建后生产,但要积极
自力更生搞歼5甲,越快越好,不能动摇。厂里据此敲响了歼5甲仿制第一关――测绘设
计的锣鼓。
二
首先是组织设计队伍。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管飞机的第一设计科和管导弹的第二设
计科合并,成立单独的党支部,配专职支书,并且陆续从全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即使
如此,也只凑起百余人,其中1961年当年刚出学校的大中专毕业生占一半,从老厂调来
有过一个以上机种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不满30个,搞过设计工作的更少了,全设计科平
均年龄24岁。1958年动手建设成飞的基本干部和骨干工人队伍是从老厂南昌飞机厂(简
称“南飞”)输送来的,但是南飞看到了自行设计和设计队伍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该厂
已形成的强5设计队伍,原则上不按比例输送设计干部,所以成飞当时的设计队伍即使
跟厂内的比,也特别弱。部、局上级当时受苏联设计影响,建设成飞的主导思想是建成
一个仿制厂即沈飞厂的复制厂,生产所需的设计图纸资料都从国外拿来经过沈飞仿制再
转来成飞即可,用不到什么设计队伍和手段。所以在工厂初步设计中设计性试验手段一
点也没有,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全厂有两台电动计算机,规定一台是模线室的,一台是
计划科的,很明显,设计部门只要有几支描图笔即可。这种“深度近视”所造成的后果
,理所当然地为工厂领导人所察觉,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空军要求自力更生绘仿制歼
5甲以后。所以集中全厂能适应的技术人员到设计科,工厂还是下了很大决心和功夫的。
除了自己集中力量以外,还请求了外援。这样,后来南航有两批师生共57人,于
1961年8月至11月来参加过测绘。特别是新成立不久的国防部航空研究院六院沈阳飞机
设计所派出了我的老同事胡除生、方宝瑞、吴逢光、高雪仙等31位有经验的同志,在
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间,来帮助测绘,起了很大的传授和推动作用。测绘设计队伍,
可以说是边组织边测绘边成长起来的。测绘队伍最高潮时达220人。为了有效地搞好测
绘设计,航空工业局任命我为歼5甲的主任设计师,集中测绘中的技术指挥权。这办法
多少受五院搞导弹那一套的影响。开始是在北京时张金波处长提出来的建议,这个头衔
,有一长制味道,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是我的一大罪状,枪打出头鸟吧,这是后话
了。当时干工作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科的领导有毛庆勤、马岱芹、彭仁颖连我共4人。
队伍集中起来以后,很多事,都得从头做起。开始是组织学习基本的业务知识,从文件
制度、制图规范,到飞机标准、工艺指导文件生产说明书,消化歼5图纸;统一对测绘
工作的思想认识,统一测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些事还要经过不断地在工作中发
现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和深化。特别是图纸测绘出来进行了强度计算以后,由于不可
避免的错误甚多,经过了两次质量复查,把大量错差,消灭在零件试制之前,不仅避免
了浪费,也是使设计符合实际和设计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刚
离开学校分配到工厂,放下行李,就加入了测绘设计的行列,独立负责一部分工作,是
困难,但也未尝不是最好的锻炼机会。至于已毕业一两年的熊永质、王寅恭、范筱芳、
朱雄杰、李宗俊、张得三、陈孝彬、陆英育以及南昌调来的黎忠显、沈泳沅、王维翰、
方鸿禧等同志都已是测绘中的骨干技术力量了。人,就是在这种压力比较高的环境中,
迅速成长起来的。
歼5甲飞机
三
歼5甲测绘正是三年经济困难困难时期。
我们的广大设计人员,在繁重的测绘任务中,咬紧牙关,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忍受生
活上的艰难。当时技术人员和城市居民是一个粮食定量,每月定量23斤还节约2斤,实
际21斤,有一段时间,副食蔬菜几乎是没有的。特别是大食堂,还要承受食堂里的流失
,据当时调查,每月实际能吃到19斤已算不错。最困难的时候,除了定量的一块蒸饭以
外,就是一小撮用油炒了一下的盐巴当菜吃,极少有机会在自由市场里花一元钱买到一
个鸡蛋或一斤红苕(白薯)。我自己1.78米研制中的歼5甲飞机的个头,瘦得连衣、鞋只
有104斤,我爱人则浮肿并闭经。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上幼儿园,一天在菜里发现有
两条肉丝,含过以后,偷偷放在围兜的口袋里,带回家给妹妹吃,匮乏和精神都体现了
,也让我终身难忘。没有人算过每天摄入了多少卡热量,但肯定会令人吃惊的。
沈阳飞机设计所31位同志来支援测绘,春节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是用了几斤生胡
萝卜招待的。他们回去前一起吃了一顿饭,是各自出粮票、定量发饭的,一点点“大方
”一下的余地也没有。生胡萝卜招待的联欢会,我想在航空工业的发展史上,恐怕是空
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了。但是主客双方的情绪是十分热烈的,谁都
理解这胡萝卜也来之不易啊。何况是大家都认为能在歼5甲测绘上,共同做些贡献
,是飞机设计人员应尽的职责,生活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党领导下的广大知识分子
,有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啊,他们无所畏惧地在自己的脚下踏出一条新的小路来。
测绘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没有办公室,大部分只好搬到空气十分流通的大厂房里
。测绘高潮的时候,正是生活困难高潮的时候,1961年的冬天,真是饥寒交迫。我们有
的设计员,拿了纸笔和工具爬到飞机上去,没力气爬下来了,有一位设计员竟然昏倒在
飞机旁,这些,大家都没有一点怨言。工作需要晚上加班,都自觉地去了,尤其当干部
的,每晚开会或加班自不待言,星期日不加班需要通知明天放假才不去,没有人想到要
什么额外的报酬,没有人想到要表扬,脑子里只有为祖国争气一个愿望。我常常晚上十
一二点回家,就吃几个生胡萝卜或煮一小碟红苕叶子,对付一下肚子作夜宵,这比住在
独身宿舍吃大食堂的年轻技术人员已好多了。为了共同渡过困难,厂里号召各单位自己
开些荒地种点什么,自己补助一下,但客观上这只对工作不忙的单位有好处,像设计科
这样工作忙的单位,只好看着人家吃,因为有点力气要使到工作上去,谁也不愿把工作
放下。回想起当年的这股子傻劲,一种无私境界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至今还会油然而生。
研制中的歼5甲飞机
四
飞机的测绘,硬是在队伍弱、生活苦的两大困难的夹缝中,奇迹般地迅速前进。
航空工业局并没有明文给我们规定“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的原则,但这条原则
上下完全一致。客观上有歼6(当时叫东风102)“一刀两断”的历史教训,也有沈飞曾经
打算用歼5改型但未搞下去的借鉴。但对我们成飞来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支新的设计
队伍和试制队伍,只能用样机来统一千军万马的行动,只能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在图
纸测绘出来以后,只有摸清了后机身以及后煤油箱等与歼5的差异,才能在1962年9月由
航空工业局徐共青团国营峨眉机械厂六二年红旗支部――设计科支部昌裕副局长为首的
工作组帮助下,决定后机身及后煤油箱等改用歼5图纸,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歼5工艺装
备。最后经过批准,共有37项部件,大至机翼、后机身,小至锁钩作动筒,借用歼5图
纸。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成飞利用歼5工装和沈飞利用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歼5仿制时,
有不少苏联专家,不强调产品图纸、工艺资料、工装和实物的绝对相符,成飞拿来后,
没有沈飞仿制歼5的实际经历,要弄清它,是要下一番工夫的。“文化大革命”中,有
些同志批判老老实实按样机测绘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离开了当时的具体条件说话是
方便的。当然,一个成熟的飞机设计师,不愿意受什么样机的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
在当时,我们的专业组长一级的骨干自己都没有真的设计过一个零件,国家因国防急需
又规定限期出飞机因此必须一次试成的情况下,能有这种自由吗?
测绘设计要完成测绘飞机的任务,但在长远意义上,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支具有良
好作风的设计队伍,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养成一种严格、认真、准确、谨慎的作风,知道
自己这一字一笔下去的分量和担子有多重,然后更多的自由才会到来。测绘有两架样机
(苏制米格-17ЦФ),一架0807号已经被沈飞分解过,1961年3月运到成飞;一架1019号
,是直接自部队飞来的,测绘完了后,恢复装起来在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了摸底试飞后
,还给部队了。 测绘工作自1961年8月样机吊上平台作全机外形测绘开始,到1962
年10月全部技术条件和强度计算报告等发出,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
,与歼5不同的零件有50%。由于米格-17ПФ飞机和米格-17ф(歼5)都是由米格-17发展
出来的,中间还有米格-17П,所以米格-17ПФ和米格-17Ф除了前机身加粗,加装全
雷达等主要差别之外,在结构、系统上大同小异之处甚多,直接改用37项歼5部件之后
,歼5甲和米格-17Пф在局部构造上已不完全相同。
图纸投入试制后,设计人员继续经受试生产的考验,除了向各车间派出服务代表外
,还由彭仁颖同志代表设计科去参加生产长为首的集体办公,随时解决设计问题。因为
是自己测绘的,很多问题都要找设计拍板,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来工厂的习惯。针
对当时厂里的情况,我们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宁吃三分亏,不扯一分皮”的口号,扯皮
往往是由于不想多做工作多负责任引起的,当然也有技术水平低、心中没有把握的问题
。这I:1号有点近乎傻气,但是回想起来,当时设计科的科风的确是很好的,设计科当
时年年是全厂两个先进科室之一。
装备中国空军的歼-5甲夜间战斗机(资料图)
共青团国营峨嵋机械厂1962年红旗支部表彰会留影首批试制的飞机,用的是沈飞歼
5的机翼。01架全机静力试验是运到沈飞去做的。静力试验时还有一个插曲,飞机运出
去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说法,说飞机犹如破汽车一般,强度肯定不行,一时厂领导都
有些惊慌失措,悲观的气氛笼罩着全厂,直至领队去参加试验的毛庆勤同志发电报报捷
大家才舒了一口气。
02架试飞是把飞机运到西安阎良去飞的。按上级批准的试飞提纲共飞10个课日、16
个起落,1964年11月11日首飞,11月29日飞完。19天之内,飞了10个飞行日,新机定型
试飞这样快,是少有的。领导重视,组织得好,各方协作。除了部里主管外,兰州空军
袁副司令亲自来抓,630所全力以赴,所长、政委都亲临现场。厂里由总工程师晋川同
志带队去的,我和总特设计冯玉麟、总检验师唐吉人等都去了。后期马诚斋厂长也到了
现场。郝太华、吴有昌、程荣生三位试飞员试飞,首飞上天是副大队长吴有吕试飞,大
队长郝太华指挥。12月初返回成都,12月5日开始国家鉴定,12月14日在成都进行了飞
行表演,15日开了全厂性的飞机定型大会,航定委主任曹里怀同志宣布我国第一个测绘
仿制机型歼5甲试制成功了。成飞也同时建成了。
五
歼5甲原定总产量150架,后因PП-5雷达进度跟不上,不少飞机只好装配重出厂,
等雷达生产出来后再去加装。空军等不及,最后生产到124架就停产了,这是1967年“
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时候的事了。国产歼5甲飞机在部队长期使用中,一直被部队称
赞为质量很好的飞机,质量稳定,很少有故障。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军工产品
质量第一有关,当然也与成飞全厂上下兢兢业业、对工厂第一个批生产机种在质量上精
益求精的努力分不开。在厂领导队伍里,总工程师晋川同志是有功劳的。
十几年以后的1979年中,一位空军领导机关的同志随空军首长来厂,视察我们总装
车间,他看到歼教5飞机的时候,曾问过我:“现在恢复生产一些歼5甲可能不可能?小
型化的645雷达(PH-5改型)生产没有问题了。”可见部队的同志,对当年国产歼5甲飞机
始终怀着好感。曾经为它出过一把力的成飞职工,应该引以为自豪了。
(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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