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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聚在一起，中共二大开幕了。会开了八天。八天
，每一天都惊心动魄。
记者蓦然鼻酸——翻开1951年的解放日报，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
有一行《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
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20多年前，他的儿子张静泉从上海悄
悄回到浙江镇海老家，叮咛再三，交托了一个大包裹。这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见。几天后
，父亲对外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随后在山上修
了一座墓穴，葬了一个空棺，埋进这个包裹。老人家从此一人独守着秘密。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寻人启事登了数月，无果。这才
打开空棺，取出包裹，献给国家。里面，是弥足珍贵的一批中共早期档案。
其中，就有中共的第一部《党章》。
这部《党章》，正是90年前的那个夏天，诞生于上海辅德里。
就在这里，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在一起，中共二大开幕了。
会开了八天。八天，每一天都惊心动魄。
第一天1922年7月16日，壬戌闰五月廿二日
【当日《申报》摘抄】“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
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
翻开旧报纸，兵变，匪乱，交战，饿殍，诸种“不幸之事”，几乎每一天如影随形。这
一天的《申报》上还说：北京，“黎大总统”痛感“政令不行”，准备辞职；上海，外
商纱厂集会讨论，停止晚上开工；一批清华学生的留念合影，出现在这天的报纸上，次
日他们将启程远赴美国留学……这或许只是那个激烈年代中普通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共二大共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其余两次都因历
史久远而无从查考。时局紧张。此前一大会址曾遭巡捕干扰，后来陈独秀又在 “老渔
阳里”2号被捕，而现在开会的李达寓所，离前两处暴露过的地点，都不到2公里。李达
寓所，还是他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就在满
屋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中共二大，就在柴禾堆的“火种”旁，开幕了。
第二天7月17日，壬戌闰五月廿三日
【当日《申报》摘抄】“霍乱症加剧之警讯；浦东已有疫症发现；两团体函请限止米价
……”
当务之急，制定“纲领”。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做的报告，着重阐述了 “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而八天里
的中心议题，也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开展民主革命的最低
纲领”。最终发表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史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是有着太多“第一”的党史重要里程碑：第一次制定了立党之本的《党章》
，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目标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
想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
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喊出至今
响彻回荡神州大地的著名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说：“二大创造了几个第一，这是历史的起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徐建刚说：“明确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二大的贡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李忠杰说：“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是指路明灯。”钩沉为什么说
“二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如此巧合——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叫“树德里”，中共二大召开的地方叫“辅德里
”。一“树”一“辅”，一个开天辟地，一个相辅相成。一大和二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
建任务，年轻的政党，就此在上海诞生。
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
展。1921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这个“中国产业中心”建立，它是党领导工人
运动的总机关。第一次组织上海浦东烟厂罢工，烟厂工会由此设立，此后决定在北京、
长沙、广州等设分部。后支持上海英美烟公司9000工人大罢工，不仅提高工人工资10%
，还迫使英国监工答应善待工人，这是中国工人同雇主直接谈判的开始。不久，工人运
动在各地蓬勃展开。
中央档案馆选编史料明载：“到l922年6月底，中共有195名党员，其中上海就有50人，
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6%。”
“二大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是广州。”上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邵雍说。当
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很有兴趣。而陈独秀与张国焘等人却觉得：“当时广州风云变幻
，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此后半
年多，广东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中共二大开会地点，本身就是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共产党》月刊编辑
部所在地，后门就是党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学校 “平民女校”，团中央也在不远处……
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可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天7月18日，壬戌闰五月廿四日
【当日《申报》摘抄】 “闵行……米价昂贵，民不聊生……”“总商会催结澳兵行凶
案：澳门葡兵杀戮华人案，前经广州政府与澳门交涉，未得解决……此案关系数百余条
人命……速行知照澳督，儆戒行凶军队，而笃中葡国谊。”
呜呼！华人惨遭杀戮，关系数百人命，居然还表示“笃谊”？
还有一条重要消息未刊登——也就在这一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
局查封。
同日，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
仍在紧张进行的中共二大，八天议程也实现了“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成为其党支部”的组
织举措。中共党史学会研究员林建公说，从中共一大通过“联合共产国际”，到中共二
大确认“加入共产国际”，期间针对一些分歧，“1921年，陈独秀主动与马林交换意见
，为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四天7月19日，壬戌闰五月廿五日
【当日《申报》摘抄】“霍乱症祸害之烈，近日更为可怖。在上海平均计算，每日约有
数十人染患霍乱，朝发夕亡。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病房，现已住满；天津路红十字会医
院，则病人拥挤几无隙地。”
经代表激烈讨论，第一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终于通过。
会后不久，上海金银工人俱乐部成立。组织者张人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
一。也就是他，在1927年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将一包文件从上海带回家乡，随后返沪
转入地下工作，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如今，这批文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4件。
第五天7月20日，壬戌闰五月廿六日
【当日《申报》摘抄】“交战，兵变，截税，索饷。为中国今日四大常事。”“财部大
罢工……此后各机关人员向财部索薪，只准推举代表二人来部接洽……并不得携带武装
。”
“参观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何缺席这次会议？”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副馆长杨嫣告诉记者。
据斯诺《西行漫记》载，毛泽东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是要来开这次会的，但因为具体地
址不清，当时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会。
疑问还有：中共一大代表，有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
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中共二大代表，有陈
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和
施存统等12人（尚缺一人姓名不详）；有许多中共一大代表没有出席中共二大，这究竟
是什么原因？钩沉“二大”时，“一大”代表都在哪？
许多党史研究学者的看法是：中共一大以后，代表们作为“初期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忙于培养党员，忙于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许无法从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脱身。
当时19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1922年和邓中夏一起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先驱》，还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湖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回武汉后，正式成立湖北省党的领导机构。一次军事斗争失败
后，董必武1922年5月奉党指示返回武汉。
何叔衡也是湖南人，他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的两个月，与毛泽东一起建立中共湘区执委会
。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委员，期间他还由毛泽东推荐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书。
邓恩铭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
列宁的接见。这年底，他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另外，中共二大还有一名出席代表未确定
，邓恩铭也可能是神秘“第12人”。
湖南代表包惠僧在回忆录提到：“我本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
与张国焘的摩擦很厉害。二大召开前，中央局署名‘钟英’写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
，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我接到信以后，联想到张国焘的‘小组织
’会在二大上捣鬼，于是决定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去出
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志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
李汉俊在中共一大后不久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从此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
央宣布将其开除出党。
陈公博投靠陈炯明；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到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
，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第六天7月21日，壬戌闰五月廿七日
【当日《申报》摘抄】“至于今日我中国之武人，乃有瓜分之象也矣。各方之割据瓜分
之一也。”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12幅会议代表照片，其中一幅留下空白。人们遐想
联翩：第12名代表究竟是谁？
国防大学教授肖甡告诉记者，因为缺少档案文献，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基本上靠当事人
的回忆，而回忆多有不同，至今尚难确定。目前公认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一册）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法。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的人员有
：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他们都可能是“第12人
”。
第七天7月22日，壬戌闰五月廿八日
【当日《申报》摘抄】“政局时有新变化。然按之实际仍不过旧途径之自相残杀而已。
惟有一端愈变化而愈真切者。则自相残杀之范围愈杀而愈近也。”
也有资料说，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务，会后根据陈独秀指示向毛泽东传达。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学术顾问王志明考证称，当时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是张太雷或陈望道
，中共二大理应有张太雷参加，“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张太雷或陈望道因故不能参加会
议而委托他人参加的资料，反而是张国焘的回忆中说‘参加会议的有张太雷’。”
张国焘还回忆说：“出席二大的有高君宇。”李达则回忆“有向警予”。中共二大专门
研究了妇女问题，作为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完全有可能与会。钩沉神秘的“第12人”
有了新发现？
近来，又有人给出新的猜测。
学者李黎明和冯铁金肯定地说：“王右木是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
四川江油人王右木26岁赴日留学，结识李大钊、李达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暑
假在沪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受陈独秀之托创办了“四川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中
共一大召开前后，他又去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联系。
两位学者找到许多有力史料。王右木的儿子王浴生写到：“据我的母亲多次回忆都说，
1921年以前，我的父亲历次向我的母亲和伯父说，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年的秋
天，我的父亲从上海回来以后，便自称为共产党人。”
“一大后，陈独秀很重视四川，主张在四川建设社会主义，四川应派代表参加二大，但
目前确定的人中没有四川代表。”冯铁金说，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的报告中，说到现在党员有“四川三人”。据考证，这“四川三人”就是恽代英、王右
木和童庸生。
王右木多名故交的回忆，让两位学者兴奋不已。1958年，作家林如稷说过：“1922年春
末，由于学校发生猩红热传染病而提前放假，我便回到了重庆……一天，突然有两位不
速之客来到我的房间，其中一位径直向我介绍说是叫王右木，另一位叫刘光亮。并说，
你叫如稷，我早知道你，彼此靠得住，所以今天一到重庆便来找你谈谈。还说大致一两
星期后，我们要到上海去，先托你办一件事，替我们提前找一间住房……我把地址和号
数写给了王右木先生。随后，王先生又特别叮嘱我，我们要去上海的事，你千万别让人
知道……我回到上海时，已到了7月中旬。一天黄昏王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晚上，我住
在前楼，他住在亭子间。第二天吃过早饭，他说要去‘渔阳里会人’。”
四川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穆济波的回忆是一个更加直接的证据：“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
了党的第二次全代会，四川方面有王右木去作代表参加。我所以知道是1922年7月，我
在上海与王同寓，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鸿仪里同寓还有林如稷等。1923年7月，王右木
经过南京到上海，又到南京小纱帽巷寓中来访我……”
果真是他？今天能够知道的是：王右木1924年夏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党的会议，7月从广
东出发步行回川，9月上旬行至贵州境内，不幸被军阀杀害。
第八天7月23日，壬戌闰五月廿九日
【当日《申报》摘抄】“英国在华邮局收束之预备；法总领事禁止囤米居奇布告；电请
省长饬禁囤米与私运；粮食维持会再请限制米价；旅沪赣人电恳停战。”
中共二大历时八天，就此闭幕。
1954年，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开始寻找踏勘，拍下老房子照片寄给李达
、王会悟夫妇确认后，这里于1959年5月26日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90年代末
，延安路高架道路建设时特地在此绕了个弯，保护了这处革命遗迹。直到2002年，纪念
馆经过静安区的修复和建设，才终于向公众开放。300多件珍贵展品中，有一份王会悟
请人手绘的辅德里625号平面草图，图上连湖南篾篓子、自转椅、书架、床铺等都清晰
可见。
采访结束前，记者站在纪念馆二楼的露天平台，眺望“辅德里”牌楼，身后就是当年李
达的卧室与书房。
月明星辉，每天入夜，辅德里的灯光依然亮起。
《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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