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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
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
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
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
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斗;，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
，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
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斗失利，它是在“
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
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他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
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
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
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
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
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
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
，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
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
。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
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
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
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
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
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
“匪军”？“共军”？
午夜十二时半“新报”派吉普车来接，驾驶兵并且拿到了当晚的“口令”。（口令系戒
严时，卫兵向通行人员所要求之答话，该项答话，如“剿匪”，“南京”、“胜利”等
，由警备总部临时规定。）
我到编辑部后，总编辑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报”的标题，是否仍使用“匪军”
字样，因为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和他通过电话说：情况很糟，是不是把“匪军”改为“
共军”。我当时立即向河清建议：我们是二○七师所办的报纸，明天在报上即使我们管
共党叫祖宗，在城破之时，他该捉我们，仍然要捉，如果我们不惧不惑，共匪反而可能
看我们有几分骨气。于是河清下定决心：自己做了一版的头条标题，“我军与匪军在东
陵一带有激战。”这是我过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时，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打电话给我，他说情况已经好转，夜里将
有两个师空运沈阳，我为了要证实那个说法，打了几个电话到几位要人的公馆，有的根
本没人接听，有的是传令兵来接电话说：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过去这多年来，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为那一天，我曾跑了
四次飞机场，准备逃命，而四次都没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一道到剿匪总部政务委员
会去，看见各处室的大小官员，都在耳语，秩序非常混乱，气氛完全不对。于是我和清
涛，便急忙返回办事处，收十行囊，直奔沈阳城南的浑河机场，守机场的警备总部警卫
团，正在布防，跑道上停着四架运输机，马达开动着，机旁边有一百来个人在蠕动。下
午两点钟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将军，驾车抵达机场。当时在东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
纶，和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陈铁夫人，立即包围了吴礼，朱纶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她在沈阳的上流社会中，锋头很健，那一天她却显出了女人的弱点，她拉住吴礼将军说
：“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郑洞国的孩子带回去。”
吴礼的回答很简单，“情况已经好转，不要焦急”。朱纶说：“但是你们都要走了”，
……
不久那四架飞机，都空着起飞，没有一个人登上飞机，朱纶和陈副总司令夫人，一边嚼
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天上的飞机跺脚。
金条落了一地
我和韩清涛的车子，紧紧的跟住吴礼的车子，他的车子折回城区后，转向东塔机场。三
点多，东塔机场也挤满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浑河机场的人数少，但情况也很乱，大家似
乎谁也顾不了谁，但卫立煌，赵家骧、高惜水、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吴礼，都挤
上了飞机，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爬到机门，却被人挤了下来，在秩序混乱中，只见到飞
机的旁边，落了一地黄金的金条，但没有人去捡它。
这时我和韩清涛，也在向前挤，勿宁说是向前冲。一个卫兵举着冲锋枪，向着混乱的人
群说，你们再冲，我就开枪了！于是载着卫立煌的飞机起飞了！
我呆呆的望着丢在地上的金条，望着混乱的人群。看看守卫机场的卫兵，一脸愤怒之色
。………
韩清涛和我再折返城区时，士兵正在布置拒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时紧张多了！于是清
涛和我商量，我们再跑一次浑河机场，碰碰运气，我们再度进入浑河机场时，朱纶她们
仍旧等在那里，但机场里，没有飞机，于是我们第四次再跑东塔机场，这时卫兵们已经
架了机枪，制止我们前进。于是我们无精打采的向后转。跑来跑去，最后回到城里时，
已是黄昏时分，城内开始戒严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在这四次赴机场抢搭飞机的逃亡过程中，第一次携带的东西最多，第二次在东塔机场看
见满地金条后，把行囊里的东西，在回程中，丢了一半，那时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
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浑河机场时，东西又丢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东
塔机场时，一切的东西，都丢掉了，仅带了一本贴报簿，里面贴的全是我在东北工作的
那段期间，所写的文章。
当时一再抛弃东西的原因，第一是怕东西太多，卫兵不准搭机逃命，第二是在抢搭或在
人丛中挤时，没有东西，比较轻便灵活。
当我和清涛，抢搭飞机没有成功时，回到城区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大概是
没有逃走的希望了！于是我们一道赴电报局拍发电报，因为拍发电报，是由收报人付费
，所以我们发起电报来，可以不带钱，那一天我发出的电报是：“卫立煌总司令，偕其
司令部高级人员，今日下午离此飞往一未经宣布之地区，沈阳未来之命运，似已注定…
…”晚间再收到胡政之先生来电勉励，“沈阳失守后，请即化装逃出，社中同仁对吾弟
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没有到“新报”上班，和清涛在办事处计划，如何逃难，当时清涛有个侄
儿就在旁边听，在十一月一日下午，当共匪的军队进城时，清涛的这个侄儿，表明了他
的身份，他说：他叔父和笔者，平常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已经监视我
们很久了，原来清涛的侄儿，竟是一个小匪谍，他是以“申报”的送报生来掩护他的身
份。
那一晚“中央日报”的袁笑星，又接电话给我，他的嗓子已经沙哑，他抖颤的说：“一
切都完了，没想到政府的首长，如此怕死，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城市已经换了
主人，现在真是欲哭无泪”。
我接完电话，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没有云，星光灿烂。侧耳听。远处有隐约的枪炮声
。那真是最长最长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逝世时，一样的
沉重、凄凉，并且绝望。人在对一切都绝望时，有时反会有一张“白纸式”的一段时间
的宁静。一种空虚感。感到心灵的深处，一阵凉森森的，什么都没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报”、“新报”、“东北民报”，都照常出版，其中“东北民
报”，已经把“匪军”改为“共军”，称“国军”为“国民党军”。我推开房门，先看
看街头的情形，一切岗兵如故，山河依旧，只是街头已无多少行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仍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他说：“属于我们的时
间，大概不多了，准备逃命吧”！然后他讲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韩清涛抢飞机
更惨，因为三十日下午他和几位同业，仍到剿匪总部去采访，当时总部里，只有几个兵
在里面找东西，他们还以为剿匪总部在应变，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位电台上的勤
务兵说：“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卫立煌这时候，已飞到北平了！”因为卫走时曾令台
长发一电报到北平，但是台长在卫走后，气得马上拆了电台。
袁笑星在那样的紧张关头，仍然有闲情和笔者“闲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遣时间，但
后来我们逃到北平后他解释说：当时，他的感觉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毙的一刻前，
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们纷纷搬家。三轮车被人抢雇一空，洋面、皮箱、军毯，都纷纷由
车站拖向旧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谈”空气，传了出来，匪方派出代表为谁，无法
获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则是商会会长卢乃赓，国防部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
赵毅中将，剿匪总部总参议苏炳文中将，还有地方闻人王化一和另外驻沈阳的部队，各
推将级代表人员一名，这个和谈的酝酿，是起因于卫立煌逃走以后的三十日当晚，地点
是赵毅的公馆，据说卫立煌逃走时，未通知赵毅，赵激愤异常。当时曾指挥过宪兵，到
卫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机场去扣留卫立煌，赵并公开表示：捉回卫立煌后，“死守沈
阳”。
但卫立煌给中央的报告则说：三十日清晨七时，沈阳东面匪军，已经进抵金家屯和沈海
车站，沈阳北面的匪军，已经窜过大坝，西北则到了离皇姑屯约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时
要召见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到处找不到人，接着有情报说：有很多人通匪，卫立煌就
更慌张。因而他向正驻节北平的蒋总统报告说：沈阳的五十三军已经哗变，并拟扣留中
央人员，情形非常严重，中央相信了卫立煌的话，电复卫立煌，准他于下午一时半，携
高级官员撤离沈阳。
与虎谋皮的“和谈”
卫立煌在抵达北平后，怕中央处罚，当然强调五十三军哗变之说，而事实上，五十三军
一个师的投降。是在卫立煌逃走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这段历史是笔
者亲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会会长卢乃赓，正式与匪方人员在沈阳郊外接触。
那种接触，当然是变相的投降，然而那时沈阳周边的国军部队，仍然与共匪有着战斗。
共匪向商会会长卢乃赓提出的要求是：市内弹药仓库，不得破坏，卢乃赓的条件则是保
障各级人员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乡，共匪部队和平进驻市区，免致人民涂炭。
到了卅一日晚间，协商的条件，原则上成立，然而有问题的到是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
他仍主张“死守沈阳”，他并对主张“谈和”的人们表示：他只有战死和被俘两条路，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消息传出以后，主张和谈的人，责骂周福成不识时务。
就在这时候，周福成的一三○师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谈”没有得到结论，共匪的代表，见一三○师已经投降，乃
讬辞向哈尔滨总部请示，就在他们的“请示”还没有结果时，共匪的李红光支队，已经
从铁西区突入市区，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时。从那个时候起，东北地区，除了十三
军驻防的承德以外，全部变色。东北人民又被关进铁幕之中。在共匪李红光支队，进入
沈阳以前的两小时，向共匪投降约五十三军一三○师，开始在市区站岗放哨，他们的记
号是在左臂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子。
一日下午一时，笔者和韩清涛同赴电信局发电报，我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文是：“
沈阳现正逐渐沉入红潮中，记者发此电时，着草绿色军服的共匪部队，正自铁西地区入
城，此间今日天气晴朗，山河仍旧，惟人事已非……”韩清涛发给申报的电报，大意也
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真的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
夕阳残照
当我们正在发电报时，北平的电信局用长途电话告诉沈阳的电信局说：他们就要切断和
沈阳的联络，要说“再见”了！沈阳电信局的人则说：现在有上海“大公报”和“申报
”的两位记者，正在发新闻电报，等最后一则新闻电报发完时，就请切断线路。
沈阳变色了，它在三小时内完全改变了，我和韩清涛返回办事处，在小院落中，看着将
落的夕阳，相对无言，默默流泪，因为我们已失去一切，我们空虚得一无所有。对于未
来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这时申报的送报生韩清涛的那个侄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训他的
叔父和我，平日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的“文特”，现在这所
大楼，由他接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属于人民
的，不得移动。韩清涛和我没有和他争辩，我们离开办事处，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拿，他
大概以为我们已无路可走，绝对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没有跟踪我们。于是我和清
涛决定，分别躲到朋友家中，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机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谈
十一月一日，沈阳已经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仓惶跑到我前文中提过的一位卢
姓同学家中，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东关的贫民区，预料共匪在一两天内，不会搜查。
我一进卢家的屋子，卢伯母便要我脱掉皮大衣，换上短袄，我问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
我，她说：“为什么不敢，你就是俺的儿子。”一日的晚间，我就躲在卢家，睡在火坑
上，但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国军的飞机，来轰炸铁西区的弹药库，爆炸的声音很大，大约每隔四五分钟，就有
一次巨响，我们住在东关，距铁西区很远，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险。
十一月二日，卢伯母要他家的大儿子，到外面听听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
在卢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场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做为逃难之用。
在露天市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沈阳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书刘胜超，他打扮成一个乡
下人模样，也在那里卖东西，我们见面了，但谁都不敢和谁打招呼，怕对于对方不利。
然后互相背转身，悄悄擦眼泪，因为天气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晚间在卢家听收音机，知道“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和笔者，都被共匪列为第五
级的地方性“文化战犯”。卢家大哥回来也说：“新报”中有些人是匪谍，其中有两个
人，是经我考试进入“新报”的，其中一个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匪教育委员会的
。那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那是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试，招考进来约
六名记者之一。城陷后那两个匪谍，到处找我，所谓“文化战犯”也者，也是他们弄的
。不过那两个匪谍，平日的表现很好，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倾向。据说：他们对报社
中人的言行，都有记录。接收“新报”财产的也是那两个人。
“四野”人马统治沈阳
沈阳城陷后，我感到真是如同“丧家之犬”，当时也体会到政治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
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尔也发呆想，国军或者会反攻回来，否则又何必轰炸弹药库，
并且炸死那么多人？
在卢家，一闭上眼睛，那幕大批国军，像被赶绵羊似的，赶到剿总军法处去的惨象，就
在脑中出现。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十一月二日驻守浑河一带的青年军二○七师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们从市郊西南，继
续向城内猛攻，枪炮声整整打了一昼一夜，那是孤军奋战。据说二○七师是由一位旅长
率领，可惜的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后来听说。他们退到长白山中，然而共匪则宣传
“顽固的二○七师，已悉被消灭”。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沈阳的“中央日报”，改出“沈阳时报”，那是他们入城后第
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装脱掉，换上了破
棉袄，街上走的，尽是穷人，沈阳立即变成了“穷人的城市”。
国军的伤兵，没有人收容，没有人理会，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怜的手，
但却没有人敢对这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发点慈悲心，于是共匪教他们抢大户，抢
商家仓库，然后共匪的“沈阳时报”趁机发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范他们──指国军伤
兵──的“奸淫掠夺”。接着共匪宣布与人民“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墙上写
煽动性的标语。“解放”变成了时髦的名词，金圆券被一纸布告，害得失了灵验，“八
路票”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共匪在沈阳成立的第一个机关，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共匪的最高军政机
构，另外还有一个卫戍司令部，军管会由陈云为“主委”，王首道、张学思副之，卫戍
司令则由伍修权担任，伪辽宁省主席是张学思，伪沈阳市长是朱其文。而张学思和朱其
文，都是后来，才从哈尔滨赶到。突然接收沈阳那样大的城市，在当时的共匪而言，确
也是手忙脚乱。
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在当时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战军的当权派，谁会想到，这些人
在二十四年以后，和他们的主子林彪一样，全被整肃。那也就是干共产党的下场。是必
然的下场。因为共党在斗争之中，当“政治生命”结束时，“人身的生命”，也同时结
束。这也就是真正读通了书的知识份子，必然不做共产党的原因。
沈阳城自一日下午沦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们到处挂红布条，满街都
是红布，形成了“红色的恐怖”，直到现在，这多年来，我一看到一片红色，就有着恐
怖的感觉。
在沈阳陷匪的三天中，我托卢家大哥，不断的和韩清涛联络，约定逃亡的日期，并作逃
亡的准备。我则像小老鼠似的，躲在卢家，不敢出门。卢伯母给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
子的面有好几处露出旧棉花，我自己则用黄粘糕涂牙齿，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脸。让自
己变成一脸风尘之色，卢伯母又把过去我送给他们的面粉，拿到露天市场去卖，大约凑
足了二十几个银元，有几枚缝在破棉袍中，有几枚放在破皮鞋的后跟里，有几枚则带在
身边。
烈士的遗书
四日下午我骑了卢家大哥的脚踏车，绕市区一周，看看沈阳市的情形，同时也看看我自
己像不像一个商人，一个小商人。因为我和韩清涛约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关内逃亡。
在火车站前，看见了许多伤兵在讨饭，在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盖着草
席的一具尸体，尸体旁边写着一片粉笔字，大意是说：他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
南，姓王，这次战败，他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
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他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
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过地上的遗书，再悄悄的走过去。
那是一个离乱时代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那里面蕴藏着国魂和军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
了韩清涛，他躲在黑暗的一间小屋子中，他问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说：再不能停留
下去了，听说共匪入城一周以后，要进行一次大搜查。
然后我再告诉清涛，我在太原街看见地上遗书的故事。清涛开始流泪，我则说：我到底
在沈阳城中，国军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失去已久的“国魂”和“军魂”。只要有
了它，我们一定会再度回来的。
清涛也告诉我，他的那个做匪谍的侄儿，到处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
焦虑，而且度日如年。那时清涛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担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
为我们的预定是从沈阳徒步走到山海关。而且决定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共
匪如何留难，一定要坚持我们是一个商人，清涛的身份是“货郎”，他必须知道，针线
、扣子、化装品，包括香皂，毛巾的价钱，我自己的身份则是在车站旁边买杂粮的行商
。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价钱。以便在路上应付共匪的盘查。
我过去自长春撤退时，领了一个准备避难的身份证，职业栏内，填的是商，这次可以派
上用场，韩清涛在沈阳紧急时，也弄了一张身份证，职业栏内也是商。我们相信，大约
可以冲出囚笼。
逃离那座古城
四日晚我回到卢家，卢伯母给我包了三十个酸菜馅水饺，里面没有多少肉，他们全家则
吃粗粮做的煎饼和稀饭，卢家嫂子，则用旧毛线替我织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卢伯母家，一直过的是苦日子，但是他们不欢迎共产党来，因为山东老家的来人，在过
去已经把共匪的清算斗争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带纸帽子，打锣，游街的故事，告诉了
这些下关东的乡亲。所以卢伯母那晚上，特别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这样念过大学的
人，共匪是不会放过的，而一旦被他们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来复去的睡不着，铁西地区，仍有飞机声和爆炸声，同时我怕共匪在
半夜进门搜查，连累了卢家，我极其希望，在这最后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纸窗一点一点的发白，在黎明时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颗大毛星。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记者，不写骂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许会宁
静些。现在和共匪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捡一条命，逃不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天将亮时，卢家大嫂起来烧饭，我实在希望能再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这
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去。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被共匪看出破绽。
五日清晨，是沈阳沦陷的第四天，我终于离开那座古城，在大南门外的两百米的地方，
我和韩清涛会合，开始我们以后十五天的逃亡行程。（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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