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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26/c1001-25062637.html
2014年05月26日08:02 来源：京华时报
原标题：赴台红色特工追认烈士受阻
846个名字镌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个字被淹没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500多名中国大陆红色特工远赴台
湾，之后这个群体牺牲过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人中
的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被刻
在纪念墙上。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
下工作者。
时隔60多年，家属得知侯文理的死讯后，将一份申请烈士的材料递交相关部门，但至今
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获得官方审批。
纪念广场上一段碑文为侯文理们的人生做了注脚：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
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寻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当侯媛媛的弟弟最终找到了爷
爷侯文理的名字时，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队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认了他为国牺牲”。
2013年12月，在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雄名单”中，侯媛媛发现
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爷爷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时，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为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工作
牺牲的无名英雄，建设了一座纪念广场，并刻上了846个英雄的名字。
“爷爷侯文理50年代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半个多世纪没人知道，如今终于能告知天下
了。”侯媛媛立即打电话给江苏邳州的父亲侯希贤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儿孙们满怀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马上就有着落了。
为了给侯文理申请烈士，一家人已跑了两年。侯文理的确切死讯，他们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
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无主骨罐名册，编号124号的正是侯文理，骨灰
罐号为296。那时，侯媛媛就认
定名单中的人为爷爷侯文理。
5月4日，《环球时报》再次公布了《台湾戒严时期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侯文理又名
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编号：296，籍贯：江苏萧县（现安徽萧县），枪决时
间：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楼1排3层6号”。
侯媛媛立即联系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得到了“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
会”秘书长李坤龙的邮箱。
李坤龙回忆，侯媛媛联系上他时，他并没有怀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见过较特殊、复杂
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书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来信都让李坤龙觉得字里行间真挚感人，“她算是赚取我最多
眼泪的家属，很少有受难者的第三代，对祖辈牺牲者有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龙决定提供帮助，最终确认侯文理的遗骸安放在六张犁纳骨塔内。李坤龙将所寻的
材料一并交给侯媛媛。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
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龙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开，“虽然我从没见过爷爷，可是那一刻就是
不敢面对”。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开了文件夹，看到了侯文理被执行死刑前
的照片后，50岁的她趴在办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龙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着，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将侯文理
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请追认烈士。“那是爷爷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军属关系
档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将侯媛媛寄来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给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
金花南路社区，一份交给了西安市东关南街街道办，“街道办说材料没问题，已经交给
了区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询问办理进度，并几次向区民政局补交父亲
部队的证明、派出所的父子关系证明、父亲同事的证明等材料。从家到区民政局的路程
需要骑车大半个小时，这一年，65岁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为资料从民间而来，并不是从部队得来；且侯文理归总
参人员，民政局无法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材料交给
了市里，但市里回复说省市级别不够给我们办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觉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萧县应该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驱车将材料送往萧县，萧县统战部副部长、台办主任王静接
待了他们。之后，王静曾致电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队开具证明，侯媛媛沟通后，侯
文理所在的某部队将证明发至萧县相关部门。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将广场名单中有侯文理的材料
送到萧县。材料都交齐了，侯文理的烈士称号却不了了之。
“总要有个结论，我们活着的人没什么，父亲为祖国的统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牺牲，
国家不应该给他一个说法。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吗？”侯希勇觉得，只有受到了国家的认
可，一名军人的灵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这种想法，在寻找、搜集替侯文理申报烈士的材料过程中，变得越发强烈。
离乡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才知道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名字
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岁的江苏萧县人侯文理参军。侯文理走后不到6个月，在老家赵龙镇新庄
村，他的第一个孩子侯希贤降生。
幼年的侯希贤并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张照片。这张长约
30公分，宽约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侯文理“穿着军装，模样帅气”。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贤的亲生母亲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从远征军的战场归来，11岁的侯希贤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及和父亲一
起回乡的继母张励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回到了其部队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贤
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继在西安出生。
军队随着战争转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迁徙。1947年离开西安后，侯家辗转上海、金
华、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陆基本解放后，几名八路军来到家中，张励凡以为八路军此番前来是要逮捕侯文理，
“吓得要命”。
随后，侯文理淡定邀请几名八路军入座，这才道出其真实身份，“不用担心，这是我们
自己的同志”。
和几名八路军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来时一身国民党军官服装已换成了八路军军装。“
父亲回来后，让母亲打开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种宴会用的梳妆盒，底层居然有个夹层，父
亲说，平常都是用母亲的梳妆盒送的情报。”侯希坤印象深刻，听完父亲的话，母亲吓
得瘫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来才知道，10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文理，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在国民
党军队里，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侯璨章。
别名
战友曹艺很了解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璨章。
曹艺的女儿曹景滇介绍，1937年，曹艺受命于朱德，作为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地下
工作者回到白区工作。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为曹艺的单线联系人。
回到国民党军队后，曹艺为国民党辎汽六团少将团长。侯文理改名侯璨章，在曹艺部下
任职，曾受训于国民党陆军辎重兵学校军官队四期。
为八路军建立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是两人在辎汽六团活动期间接受的任务。两
人曾利用国民党的汽车部队，多次向延安运送革命进步青年，接送延安军政领导往返陕
北道上。
1937年至1948年间，侯文理和曹艺随中国远征军一起到渑池、桂林、贵阳、河池战斗，
其间更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后，又辗转昆明、贵阳、洛阳、郑州。
离开辎汽六团后，侯文理到了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203师卧底，任该师中校警卫
营长。1949年4月，侯文理同曹艺一起策动金华蒋军203师部队起义，并将机械化设备等
交付给解放军二野。
之后，曹艺将军与侯文理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当时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侯文理进
入大西南潜伏，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由于密探密报，侯文理被特务抓捕。被捕
期间受到酷刑，“侯文理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及我党我军的机密”。因抓无实据，侯
文理最终被释放。
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艰难至极，甚至失利。这一
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商人、难民、小贩、败军，混入
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这年冬天，他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敌工部长袁血卒的指令，随
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送别
1949年春节前夕，赴台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萧县老家，见了长子侯希贤一面。
“那天，父亲和我睡了一晚，枕在一个枕头上”，父亲搂着当时上小学六年级的侯希贤
，告诉他需要到外面执行任务，可能要两三年时间，“父亲让我在家听爷爷奶奶、叔叔
的话，好好念书”。
侯希贤总忘不了那个夜晚，他觉得父亲似乎有心事。父子俩聊到深夜，窗外月亮饱满，
把院子照得发亮。
当时14岁的侯希贤不知道，这是他今生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在徐州火车站，29岁的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将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车。临上车前
，侯文理分别亲了三姐弟，给妻子留下六个字——先保国，后保家。
此后不久，侯希贤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唯一一封家书。侯文理除叮嘱侯希贤照顾好弟弟
妹妹、做好榜样之外，还教育侯文理认真学习，为国家献力。
书信中，侯希贤被要求每天练习小楷、写日记。侯希贤认真遵照父亲的要求，直到师范
学院毕业。这个沉默寡言的长子以这样的方式思念着父亲。
父亲离开后的日子，侯希贤将四页信纸带在身上。后经多次变故，侯希贤一度以为信件
丢失。直至1955年秋天，侯希贤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课本，这封信从中掉落。
这封家书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在侯文理落笔写信的第二天，在遥远的北京，一个
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张励凡收到了侯文理来信，让张励凡到香港去。由于当时三个孩
子年纪还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钱”，张励凡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张励凡带着三个儿女从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变故，原先的家财散尽，张励凡带
着三个孩子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从小家境优渥的张励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员的工作，养活姐弟仨和老母亲。为了能够做
饭取暖，当时6岁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单位大院外，捡没有燃尽的煤炭，拿回家烧
火。收获的季节，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捡麦穗，补充家里的粮食。
1958年，张励凡因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被辞退，家庭没了经济来源，侯希坤还没念完高一
便退学在家。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小儿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个夹膜。外婆把侯希勇带到街上
的夹馍摊旁，指了指摊位上放的馍，“我以为她要给我买，没想到她指给我看看就拉着
我走了，说看了就等于吃了。”
买夹馍的5分钱都拿不出，让当时9岁的侯希勇无比想念父亲。
1953年左右，张励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队，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台湾执行任务。可是
，这样的“组织机密”，一家人并不能对外人讲。
几十年来，侯希勇家的小区院子里流传着风言风语，说侯家的父亲在外面找了人，不要
老婆孩子了。张励凡一直沉默，不作辩解。一回到家里，张励凡就会告诉三个儿女，父
亲绝不会在台湾成家，“母亲说即使父亲成了家也是任务需要，组织上安排的，不能怨
恨父亲。”
一家人因此获得的“海外关系”，也让三女儿侯希慧分配工作时一波三折，更让大儿子
侯希贤在文革中被关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当这一天，一家人过节时，在邳州的侯希贤
总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泪。
在西安的张励凡一辈子最爱看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家人说，西安城里，无论
哪家电影院在放这部电影，张励凡都会早早买票，一个人坐着看完。
“她每次看都会哭，然后跟我们说，‘你们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啊’。”父亲离开时不
到两岁的侯希勇，对父亲没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亲看电影时抽泣的背影，侯希勇总
觉得心疼。“也不是没打听过”，侯家上下曾多次询问某部队，得到的回复是：组织也
不知道侯文理的情况。
“我活了这么久，谁都见过了，就是没再见过你父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说
完这话，张励凡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时间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张励凡已年过耄耋，直
到85岁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爷爷的消息。”侯文理的孙子侯海波说，西安城南大雁塔附
近有个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旧的窑洞名曰“古寒窑”，相传当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
载，等待丈夫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里，奶奶张励凡比王宝钏更惨，王宝钏一生命苦，可最终还是等来了薛平贵
，“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爷爷早已经没了。”
答复
张励凡想过千万种可能，她没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杀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报。后因被人发现举报逮捕，自1954年开始，经过4
年审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终被国民党以叛乱犯的罪名处以死刑，时年42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没说出自己地下党的身份。“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烈士
吗？名字刻在纪念墙上了，还不是烈士吗？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就这么难？”侯家人不
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
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
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
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
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
，“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
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
义人
帮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龙，也是当时台湾这场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龙是台湾云林人，其父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他仅4个月大。2005年起，在
另一位受难者后人郭素贞的提议下，深知失去亲人痛苦的李坤龙开始义务收集政治罹难
者的档案。为了能让这些当年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轻人遗灵重返家乡，他做了
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档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动中被发现在纳骨塔内。
近些年来，除了侯家，李坤龙也一直在帮助其他在台罹难者的大陆家属，目前为止，他
已帮助11名受难者家属在台湾找到骨灰。
罹难者家属中，让李坤龙印象深刻的是刘光典的家属。刘家姐弟三人带着勺子，一人一
个小绒布袋，每个人从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将父亲带回北京，“看着就想流泪”。
在李坤龙印象里，在其帮助找到的11名大陆受难者骨灰中，只有李朋、汪声、周一粟、
刘光典和殷启辉5人被大陆相关部门评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员失去联络，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叛变，二是牺牲。当时通讯断绝，两
种可能无法得到证实，政治身份也就无法确定。”此时，枪决的照片和执行公文书（判
决书）等资料是最直接的证明，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成了申请烈士的最大障碍。
牺牲的台籍地下党则更难获得烈士身份。李坤龙所掌握的台籍遇难地下党人员中，只有
张志忠一人被评为共产党烈士。当时两岸通讯断绝，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将党员名
单送回大陆，认定很难找到依据。
李坤龙说，目前协会发现的大陆受难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的骨灰被家属找到接回。这也
说明，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获得烈士身份。
在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虽然搜集申烈资料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
了。“父亲生前在大陆的工作情况我们不了解，到台湾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说
，他们幸运地得到父亲生前战友和李坤龙的帮忙，“当时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
妻儿，很多后人估计都不知道父辈在台湾牺牲了，更别说找回骨灰，替他们追认烈士了
。”
李坤龙认为，对于“白色恐怖”期间因政治问题而引发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资料，加以
厘清，以作为历史殷鉴。
如今，李坤龙接触的被枪决者的第二代，都有着“这笔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态，理念一
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国民党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们还是要国民党喝
下去。”
大约从1994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处理协会开始组织秋祭活动，地点位于
当年枪决死囚的马场町。
李坤龙记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数都不少，受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数最多的时
候大约有500来人。
但近两年来，参加秋祭的人数在逐年减少，“当年的受难者逐渐凋零，受难者二代、三
代都不愿意参加，记得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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