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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顾 土·
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长之死能再次引起人们的反省、争论、辩驳，这说明文
革在中国人心里的阴影是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长是他杀，他杀在文革中
是一股风潮，有的死在群众的棍棒下，有的死在专政机关的枪口下，有的死于两派武斗
，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尽也是一股浪潮，席卷全国。那时的自尽，既不像
陈天华，也不似王国维，连阮玲玉式的自杀都不属于。其实都是他杀，因为是逼不得已
，实在走投无路。
◇ 他们被逼自杀
说起自尽，我深有感触，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遇见一
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游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馆顶一跃而
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象生前特意穿上整齐的中山装，然后以死明志。我惊恐地盯着
他的尸体，他的左脸贴在地面，压着一滩血迹，两条腿呈扭曲状。
我父亲带我和弟弟去北京东直门外放鸭子，那时出了东直门就是一片水塘，我独自
赶着鸭子往芦苇深处走，不料，一具尸体浮在眼前，脑袋肿胀得奇大无比，皮肤被水泡
得惨白。
自尽，最后还轮到了我的亲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亲的抽屉内发现了一封发
自上海嘉定县公安局的电报，称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娄塘镇一池塘自尽，遇难时还不
到60岁。谁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县检察院和法院又怀疑这是一起他杀事件，理由是
我祖母从北京带回嘉定老家的一笔钱无影无踪，另外，她投河为什么不选择附近的一条
深深河流，却偏偏去了路途稍远的浅浅池塘？
我当时知道的各类自尽，最难忘的还有这样几位。
邻居蒋荫恩伯伯，他家住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主任，
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从事过新闻学研究，曾经是《大公报》的名记者，
还先后当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蒋伯伯的文字激扬，名重一时。八
一三淞沪抵抗，他坐车东奔西跑，四下采访。车行经大世界时遇上红灯，大家都在那里
耐心等待，而天上飞机轰鸣。此时他也不知哪来的预感，忽命司机猛闯红灯，一路狂驶
，随后一颗炸弹落下，红绿灯四周的人全部丧生，唯有他们幸免于难。听说了这个故事
，我的感慨是，那时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战火纷飞之际也不忘红绿灯；蒋伯伯
尽管预见了炸弹，却没有预料他会死在自己所向往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当夜，他从
美国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想，最终等待他的却是不幸，自缢身亡。
同班同学的父亲孙泱，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因而被说
成是日本特务。他的自尽也很惨烈，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
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
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记载说他是遭群
殴致亡，尸体解剖还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或许是饿死亦未可知。其实这也正是那时非
正常死亡的一种常态，既可能打死后伪装成自尽；也可能是被打得难以承受，以致自我
解决，一死了之；或是饥饿加伤害，导致最终病死。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刘盼遂夫妇
就是如此，被发现时他们双双的头部都沉浸在水缸内，于是，有人就推论出他们自行将
头沉进水缸以自尽，可另外有人说亲眼见他们不断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杀后凶手们刻意
装扮出一个自尽的现场，蒙混视听。孙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石琦阿姨，相貌和
风度特别出众，每次见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据说她也曾因丈夫的罪
名屡遭摧残。孙泱的两位公子极其聪明，我的同班同学孙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孙宁
，与我同年纪而不同班，一身艺术家气质，老是在那里忧郁地拉着小提琴。他们兄弟俩
总给人一种心理负荷极为沉重的感觉，这也难怪，他们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
被腰斩于上海；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他们的姑姑孙维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伤痕
，而且头部还插进一根钉子。每每回忆起孙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们的那位祖父孙炳
文，若九泉有知，这位中共烈士看见遗下的一对子女死得如此悲惨，会做何感想？
语文系的讲师李尚公自杀的方式恐怕空前绝后，这是我父亲和周围长辈们经常说起
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李尚公将一根通火
炉用的通条烧红，然后刺入胸部，其自尽之法可谓惨绝人寰。在那根通条刺进时，他要
忍受多大的痛楚，实在难以名状，如果没有天大的悲愤，谁敢选择这样的死法？
◇ 一门悲剧的尚钺
我家的另一位邻居，也是我后来读大学时的系主任尚钺，尽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后才
去世，但终其一生都与非正常死亡相联系，真是满门悲剧，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传来尚钺夫人在洗澡间悬梁自尽的消息，她只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
燕京大学毕业，为什么会自尽，众人议论纷纷。我记得她平时温和平淡，不料却有如此
剧烈的举动。不久，又有长辈来说，尚钺的二儿子在长春被刑讯逼供致死，也有人说是
自杀。这个儿子当时在吉林工业大学任教，从小就随父亲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以
后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再考入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当过一个地方的团委书
记，最后落脚于吉林工业大学。文革中他和妻子双双被指为特务，说他们用无线电给敌
人发报。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举着沉重的牌子受批斗，台下有人用大棒猛击他的脚踝
，晚间还要继续被工宣队、军宣队严刑审讯，断气以后又说是自杀。文革结束，他被平
反，说是冤案，可是怎么死的，凶手是谁，如何处置，却没了下文。
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钺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苏区基层组
织的负责人，一个是妇联主任，一个是区委书记，肃反时都死在苏区政治保卫局的枪口
之下，也有说是屠刀的。同时被屠戮的，仅河南罗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党员
。尚钺和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二儿子，就是吉林工业大学的
那位，死于非命，第三个，不知所终。等我读大学时才知道，尚先生出身于河南罗山的
名门望族，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是个文学青年，早年的小说《斧背》、《病》很
有名，颇受鲁迅的青睐；以后又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1949年之后因为历史观点不合时
宜，一直饱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发动过农民暴动，当过中共满州省委的秘书长
，在宁夏发展了当地第一批中共党员，不断因革命被捕，又不断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党
籍。我想，那样的出身和素养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一生与悲剧结为因果，恐为注定。
尚先生常年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桃李天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对尚
先生念念不忘，生前多次来中国想一见恩师，却不能遂愿，因而生发出无限感慨。师生
二人至死不能重逢，而两国两党还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此事耐人寻味。
尚钺先生一门惨剧，其悲哀在于，牺牲的亲人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死前连一丝
挽救的余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尽管也曾被敌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顺利保释，一次次
化险为夷。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还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杀，也让我不能忘怀。记得我随着人群冲进那一家的洗澡间后
，看见她正躺在浴缸内。她是在洗澡间屋顶的水管上吊的，绳子断后，尸身落在浴缸里
。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人们拿下布袋，发现里面存放有户口簿、粮票、粮本、布
票、粮本、工业券和购货本。我听大人们猜测，可能是老太太因为儿子和儿媳妇都被关
押，而她又接到红卫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孙子无人照看，只得以死换回儿子的释放
。她临自尽前害怕死后家里混乱时丢失了那些票证，儿孙丧失了生活供给，所以就想出
了这么一个法子。这个故事后来又被传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孙子拿到那些票证，
她才阖上了双眼。
我生长的那个大院，最早叫铁一号，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后来改为张自忠路三号
、工农兵东大街三号、地安门东大街三号，最后又回到张自忠路三号。这个大院那时非
正常死亡不断，尤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盖起的三座红楼，洗澡间和厕所上端都有粗粗的
水管从明面经过，特别适合悬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心理留下很重的
阴影。近20多年来，铁一号的那些长辈去世，无论曾经多么熟识，我从不参加遗体告别
仪式或追悼会。我不愿意再从那些已经安详的音容去回想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那个自
杀的时代、非正常死亡的时代。
如今数起来，我所知道的自杀之法，大概有10几种之多，有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
，为了踏上不归路，居然能够想出无比惨绝的方式。那时的自杀，都是逼不得已，只要
还有一线生机，还剩一丝尊严，谁也不会如此决绝。江青是文革无数自杀的根源之一，
但她最后也选取了这样的方式，算是为文革自杀画上了句号。
◇ 从自杀看中国
在我成年以后，周围的自杀就不同了，起码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属于迫不得已，
但照样前仆后继，幼时的伙伴、读书时的同窗、插队时的熟人，纷纷一死了之。自尽的
原因被认为是患有抑郁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邻居，谁曾想，她长大成人后，考大学没考上，直接
进了机关，老是认为领导不重视她的意见，最后以自杀博得了领导的另眼相看。还有一
位我在人民公社劳动时的熟人，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真心真意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后总怀疑四周变“修”了，结果郁郁寡欢，拒绝一切象样的物
质生活，最终不得不选择死亡为他眷恋的那个时代殉节。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伙伴和邻
居，不知为什么，在他眼中，周围的人越来越像小丑，整个社会活像是个荒诞的舞台，
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着头自言自语，终于以真实的死亡摆脱了荒诞的存在，离开了
丑陋的现实。
不过，他们的自尽都已经回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几类方式：坠楼跳崖、自缢投水
、服毒割腕。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自杀连环事件，虽然我不认识死者，可是他们选取的
死法，我再熟悉不过了。
抑郁症，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过去有没有抑郁症，我未曾调查，
不便发言。即使有人内心深处患有此症，恐怕也没有机会发作，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
不是批判别人就是被别人批判，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抑郁？或许有人真正的原因确
实死于抑郁，但那个时代这样的死因本身就是罪过，所以，结论无不归于畏罪自杀，自
绝于党和人民。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此走向终止，经过那么多的急风暴雨，全国人民都
应该接受心理治疗，无论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
少都有毛病。可惜，当大家还没有意识这一点时，匆匆忙忙就走进了新时代。其实，即
便大家认识到这种心理疾病，也无可奈何，哪来那么多的心理医生啊。不像如今，每一
场自然灾害，都会有心理医生奔赴灾区。那时不要说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们也只
知道“地大震，人大干”，想都没想过自己还能落下什么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
疾病是如何影响文革后的，似乎无人在乎，他们的心理疾病是否又传给了下一代、再下
一代，也好像无人关心。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有
那么多的精神病人，还有无数心灵扭曲的人，与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自尽，有人以为他们轻生，我倒认为他们重生，正因为他们将生看得很重，所以选
择了放弃。选择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在古今中外才华出众的文艺家之中比较通行，尤
其是诗人，似乎自杀才是才华的归宿，或许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敏感，更重视生命的标准
，所以敢于主动面对死亡，坦然而去。
中国的自杀，百年来经过了几大阶段，上个世纪初以陈天华为代表的那批热血青年
，愤然一死，为的是唤醒国人；以后的王国维，则是对一种文化的殉情；而阮玲玉，在
于她面临的是30年代那种生活矛盾所带来的种种无奈。这样的自杀，应该说，属于人类
所共有。但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自杀，就带有浓重的中国时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
环境不断威逼，很多人实在难以苟活，可谓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后，抑郁症又弥漫全
国，造成各色人等于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最近数年，宜黄钟家血案那类的自
杀原因不时被暴露出来，显示出普遍的深层问题。在这些自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自杀，作为人类生活的归宿之一，古今中外皆然。屈原的自杀，我们奉为节日，延
续至今，人人景仰，但对其他的自杀，人们的看法常常不同甚至对立。其实，作为自杀
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本身是一样的，每个人的结果也都相同。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自杀，
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需要勇气，我们还是应该怀有敬意的，起
码不要侮辱死者，说他们是畏罪，或者自绝于什么的。
研究百年自杀史，可以说，就是在研究百年中国的历史！
□ 原载《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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