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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作者：万润南
偏向绝处飞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刘涛谈恋爱？此事应对得稍有不当
，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
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
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
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
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
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
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
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
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
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
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
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
。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
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
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
点就会自己跳出来。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之间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
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
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
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
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
，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
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
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
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
》，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此词的总字数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而“冰”恰好比
“水”多两点，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
曾同巢，/双飞上九霄。/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谁言
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处处都充塞着诸如
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
面恰好是领袖像，此人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
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
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对那个疯狂年代
的无可奈何的嘲讽和调侃了。
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里，在荒诞的后面则是恐怖。我跟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
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曝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
“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
“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
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
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
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里一
位青年讲师刘老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
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
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
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
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
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助抄中山大学同学的家
，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
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笫间使点小花招，让夫
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
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克格勃）上司的述职报告，当
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
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
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
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
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
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
生在我身边，当时我的处境与此相似，随时可能被人陷害，所以我对此事格外记得清楚
。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魄，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成了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时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
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
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健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
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
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这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
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
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
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
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
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
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
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
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每天
早、中、晚的时间都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
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
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
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
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遗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
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哇国里
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人群。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
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
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
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
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
。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
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
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1975年，正处
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
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不属于政治领域，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
，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
，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
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
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
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
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
李**，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稻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
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
。”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
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
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
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
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1961年起在他们
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
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
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
治健忘症”，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
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
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
恶气。所以文革正式开场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
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会。《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
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实。他非常认真，并把这一小段扩充成
了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次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组长王光美无
限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的接待他。王
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
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人，甚至让另一个处于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这个土老帽，显
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竟把随便支使来一个什么女人当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
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
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在那个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
，就这样混成了蒯司令。他们两人间最得意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
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1966年
6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
蒯正唾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
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
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
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还要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还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这个人就是
段某，段某自称“老贼”，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
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
得太多了。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
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
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
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
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
，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
“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
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
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
！”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
“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
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近主席台，我不仅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
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
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
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
”会场上的红卫兵，对这突然嘣出来新绕口令，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无几。为了摆脱
眼前的尴尬局面，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
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刻站起来向外走，心里则在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
蛋，这是什么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
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
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
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
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
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
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
！”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
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
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
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
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
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
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
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
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
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
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
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
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
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
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
！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
”，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
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
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账。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
”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
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
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
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
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
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
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
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
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
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
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
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
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
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
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
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
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
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
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
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
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
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
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
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
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
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
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
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
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
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
。其中有一段话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
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
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
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
：‘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
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
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
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89年，我
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
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
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
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
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
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
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
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
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
恩来先后20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4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
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
日，中间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
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
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
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
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8月4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
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
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
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
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
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
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
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
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
，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
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
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
。董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巍巍的了
，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
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
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
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
。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
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
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
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
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
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
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
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
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
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
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
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
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
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
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
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
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8月22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
，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
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
。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
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
，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
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8月4日周的博闻强记，到8月18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
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往亊微痕”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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