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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1958年7月23日，我接到中央通知，定于8月13日在北戴河开会，各省、市、自治区
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要求8月12日报到。过了几天，8月l日，又接
通知，为了给各大协作区留出时间再开一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推迟三天举行，改在8月
16日开始，8月15日报到。
我给毛主席写第一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叱的计划对机械工业
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其时，毛正在“大跃进”的兴头
之上，根本听不进去，未予理睬。
去北戴河之前，中央的通知就附了17个要讨论的问题：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
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
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
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
形势问题；13。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
肥料问题；17。民兵问题。在这17个问题中，中心的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
公社（即第5个“合作化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之后，“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升级，高指标风和浮夸风弥漫全国
。各地区、各部门修改和提高指标成了一种“竞赛”，刚刚确定的指标很快就被更高的
指标突破。而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指标，成了这场指标“竞赛”的龙头。5月，八大二
次会议通过的计划提出，1958年产钢800万吨；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高到800一
850万吨；6月中旬，计委又涨到850一900万吨；同时毛泽东提出翻一番的设想，要把指
标提高到1100万吨，不到一个月，钢指标涨了3次。
与高指标相伴生的，是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粮食高产“卫星”的竞放，尤
其喧嚣一时北戴河会议前，早稻亩产放的最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麻澳河乡的所谓
“天下第一田”亩产36956斤；花生亩产的最大“卫星”，是福建南安县胜利乡，亩产1
万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祝贺“双星”高照。粮食“卫星”的腾空，竟使毛
泽东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还要人们“一天吃五顿”。8月12日，毛泽东视
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件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时在
他看来，粮食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了；不是要扩大耕地，
而是要少种一些地了。
但是钢铁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截止6月底，全国钢产量完成312万吨，仅为年计划的
27%。7月份，冶金部直属的大企业仅完成钢产量月计划的86%；11个省市没有完成月计
划，而到年底只有4个多月了。毛泽东为粮食问题兴奋不已，对钢铁问题则忧心忡忡。
钢翻一番是他的主张，话已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只有背水一战，拧紧钢铁
生产的“发条”，下死命令：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必须确保翻一番。
我是16日到北戴河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开预备会议，李富春谈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
。北戴河会议我的情绪不高，但记录还是做了的，有的还记得比较详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先讨论1959和“二五”计划的
指标，再作决议。会议分10个小组谈。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3点
半开到5点，记得有80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
，同志们还可出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
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发下一个参考数字，不太
公道，大家来进攻，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问题，也是工业问题，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1957年的
534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到年底只有4个月13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
是没有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保证完成。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生产安排问题，由谭震林负责准备一个文件。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发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第三至五个问
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
。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l000斤，明年每
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2500一3000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
。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2500
斤）。
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
，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
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请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
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
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
，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
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
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
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和毛笔写
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邓小平擂话：干部参加劳动
的决议，我和乔木负责）。
第九个问题，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570万人去边检问题。从明年起，搞570万人去边疆。
第十一个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发一个指示。
第二天开始讨论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主持，参加人比第一天多，
有100多人。李富春先谈了两个计划草案的起草经过：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
第一次欠协作区会议以后，计委、经委的同志经过五天搞出来的，提交政治局作了初步
讨论，然后又经过第二天的突击，第二次提交政治局作初步讨论，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
大协作区会议。
刚开始计论计划问题，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就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作了讲
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
点建设，枝叶扶持”。天津专区办了一个4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
统一计划下，小部分由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
管理，十分之八。1962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
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要发
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
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
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
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
为而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
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销到别处去。
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l00万吨钢，运到哪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
各省都可以搞一点。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国际形势要讲帝国主义可能要打大
仗。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
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
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
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
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
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
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
，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心
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
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
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采也不存在了。粮仓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
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部高兴，这对个性解放
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
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理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
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
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毛的讲话反复强调要抓工业、抓钢铁，强调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唯头头是问。反
映了他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他对上上下下忙于定指标、定计划，却疏于抓生产、
抓落实，以致于他最关心的铜铁产量的计划都完不成，心中十分不满，所以才要求“第
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对各省由于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紧张而自行调拨物资，甚至直接
以物易物，也很恼火，所以才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
起采”。
毛讲话的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刘少奇讲话强调统一计划。
李富春发言说，今天上午主席、下午少奇指示，对我们计划工业的同志启发很大。
根据主席、少奇指示，提出四点调整计划。对1958年的估计，农业大跃进带动工业大跃
进，粮食、棉花基本上过关了；工业是四五月份才开动跃进的，因此，工业还要努力，
钢1100万吨，一吨也不能少。全国收入700亿元，基建投资480亿元的方案，是积极的还
是保守的？从财政收入上是不保守的，如果加上预算外（投资）的100亿元，就是580亿
元，等于“一五”计划的全部投资。要布置大后方，西北西南的铁路干线。根据主席指
示，争取七年时间。1960年钢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到1亿吨，1954年1．6亿吨（
刘少奇插话：是否设想搞个十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
年计划某些方面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不可以设想，公社化了，粮食问题解决以后，
吃饭不要钱；棉花问题解决后，穿衣、鞋子不要钱；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衣食住行
都不要钱，就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李富春还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全
面规划，多快好省。主席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钢、粮、机械、铁路、电力
），1962保证8000万吨钢，扩大再生产能力就世界第一了。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主要谈钢铁和人民公社问题。
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5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
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19个星期，要抓19次。24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
会议，看有没有把握。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
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纪律处分有六种：一警告，二二
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1100万吨
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
了，我要作检讨。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这个话：我就是抓钢铁，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几次
讲话，他首先讲的、反复讲的就是钢铁问题。为了实现1958年钢翻一番的目标，他到北
戴河以后就找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谈钢铁问题。毛在协作区主任会议
作第二次讲话的当天，陈云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关于钢铁问题的意见。
8月24日，毛泽东对各协作区主任作第三次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同今年差不多梦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
还是要大干一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粮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
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
体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体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
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去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
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陶铸插话：大面
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
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
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
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8月26、27日，会议再次讨论1959年二五计划问题，主要是为了最后通过关于计划
和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
8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也来旁听，所以人特别多，约
有二百几十人。刘少奇主持大会。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会议作的最后总结，不过内容在前几次讲话中反反复复多已讲
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后，工业书记会议又开了一天才结束。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如果说这以前的一系列
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首先是会议正式确定了年中才修改提高的钢铁计划指标，使钢铁生产由会议前的行
业行为骤然升级成会后的全民运动。从50年代前期开始，毛泽东就有一种“钢铁情结”
，把钢作为国家强与否的标志。这同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思想不无关系，马克思
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毛把生
产资料又简约为钢铁和机械，并以钢铁为龙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为纲”，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纲举目张”，即纲一举目必张，是一种从属关系，
一抓起钢来万事都好办了。这也是毛的哲学思想：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自迎刃而
解，因此就要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我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中写过，毛对
国务院的工作久有不满：“那么多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
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
“纲”同“目”正符合这样的哲学思维：“目”受“纲”支配，“纲”对“目”起决定
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决不是如此简单的决定
作用或主次关系，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建设中更难运用此种思维。何况，人们在
工作中，还难搞“单打一”，只抓纲不抓目；可是，当时有六条纪律在，谁都怕戴“不
抓纲”的帽子。后来九千万人上山，影响到许多地方收粮食，丰产未能丰收。
当然，毛历来重视粮食（消费资料之首），把它作为同钢铁、机械并列的“元帅”
之一。历史如此作弄人，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讲“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
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反过来，钢铁生产成为心病，因而宣布六条纪律，要以“马
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搞出1070万吨钢来。关于生产一吨钢尤其是一吨好钢，需要哪
些条件，即相应的先炼成铁的各种原材料，以及运力，电力，设备等等，在如此紧迫的
时间（19个星期）内，能否办到办到？直到1958年，毛才认真抓起工业来，所有这些前
提条件，应当说，他远不及专业部门的感性理解，否则，他怎么可能轻易下这样一个雄
心壮志？他似乎也看到此事的难处，于是在会上说到：“钢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
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这是多少有点坦露心声的话，生产不了1070万吨，板子最后
要打到自己身上。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交织在一起，构成动员“全
党办钢铁”、“全民大炼钢”的动力源泉。
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与炼钢发
生冲突者均“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挖掘”各大中钢厂
的“潜力”，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以及遍布全国的小炼铁炉）、土（
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
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炼钢。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的社论
，称北戴河会议公报公布14天里，各省、市、自治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已达2000万人
以上；9月上旬全国平均每天的钢产量较8月上旬提高了33%；到9月10日，全国建起小土
、小高炉35万多个，比1至8月份的总数剧增11万多个。说是卷起狂潮，一点不过分。
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在农
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如前而所说，人民公社同毛泽东1955年设想办的大社，同成都
会议决议提出的小社并大社，都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
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
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木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
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
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
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
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
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竟以为在
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从“立”的方面找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那么
，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从“破”的方面，为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打
开了道路。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的是柯庆施的笔杆子张春桥，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思想》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6期上。文章赞成实行供给制，
而把薪金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产物，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
载时，前面有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
。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春桥因此文
而得宠，以后柯庆施参加中央的会议，就必带上这个“笔杆子”了。在两三个月之内，
全国报刊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百篇文章，《人民日报》即达四、五十篇。上海市社
科联为此组织了6次座谈会，并将发言后的讲话辑成专集，计有七，八十篇文章。由此
可见当时这个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上有错误，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当时从毛泽东起
，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恐怕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也不甚确当。这
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
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使用这个概念并不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和剥削
者的权利。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要取消的对象
，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
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
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土义生产
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
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
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
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
破除的弊病。至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争名夺利、搞特殊化、等级制度以至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这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附
加。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无疑应该防止和消除，但它们主要是
作风问题和体制弊端，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在
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后果，到“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是达
到顶点。
1958年春夏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采
取某些组织和协作的方式，拔高为“军事化”的经验；还有的农村因农忙而建立的食堂
、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室等，被视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这股
热浪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
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计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
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
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我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
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实录》等论著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人民公社顿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
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会后仅一个月，全国农村就
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历史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种事物当它上升到顶峰时，也就开始了
向低谷下滑的过程。北戴河会议就具有这种性质，它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最高潮时，
隐伏在这场运动中的危机也即开始一天天显露出来，并且日甚一日。
李锐，《广东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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