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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发帖数: 6723 | 1 http://hx.cnd.org/?p=114628
戴开元
人的一生总有几个日子，令人终身难忘。对我来说，1965年的8月6日，就是这样的日子
。那一天，我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与科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我家住在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县城。在正街（Main Street）一家小
铺修收音机的邻居戴其宇，回家吃午饭时对我说：“开元，你可能考上大学了。上午邮
差送信时说，邮局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寄给吉人巷一家姓戴的。我们吉人巷一
共只有两家人姓戴，今年考大学的只有你一个。一定是你的通知书来了。”
午饭后，十来个同学闻讯来到我家。三点钟左右，大门外传来邮差的叫声：“戴某某，
有挂号信，拿私章来。”父亲慌忙找出私章，我陪着他来到大门外。父亲在邮差的登记
本上盖章时，我看见他两只手不住地发抖。
通知书装在一个深黄色的牛皮纸信封里，落款是“四川省高考招生委员会”几个红字。
同学李光林从父亲手上一把抓过通知书，嘴里连连说：“肯定是清华，肯定是清华。”
但他一撕开信封，就愣住了。我考上的是科大而不是清华。
同学们纷纷向父亲讨“喜糖”。父亲立刻到糖果店，买了两斤水果糖（0.6元一斤），
散给同学们和邻居吃。
考上科大，不仅李光林感到惊讶，其他同学和我本人也觉得意外。
当年，在江津一中（现叫江津中学）师生的心目中，科大是一所相当神秘的学校。该校
标榜“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精尖科研人才”，对考生的考分要求跟清华、北大等一流名校
差不多，但“政治条件”则比清华、北大更高（1965年科大新生的平均高考分数为81.9
，清华、北大为82和79；但科大的“政治条件”跟国防科委的院校相同，皆为“绝密”
、“机密”专业，而清华、北大只有少数专业属于“绝密”、“机密”级）。1958年科
大创办时，津一中曾保送过两名学生，以后虽然每年都推荐学生去报考，但皆名落孙山
，而该校几乎年年都有人考上清华、北大。
在中学阶段，我除了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在政治上却很不“红”。我出生于小商家庭，
不属“黑五类”，但也不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而且，我只会埋头念书，不懂得“
积极靠拢组织”，未参加共青团。班主任谢世淮给我作的毕业鉴定，里面有“只专不红
”的评语。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有点自知之明，一类学校的前三个志愿分别是清华、西
安交大和重庆大学。
但谢老师在审核志愿时，对我说：“津一中历年来没人考上科大，今年学校党支部研究
，决定让你去试一试。”那时学校党支部的决定，对我来说相当于圣旨，我不得不服从
，于是把三个志愿改为科大、清华和重大。但我又对谢老师说：“考科大，我没有把握
，但考清华，还多少有点把握，我把第二志愿改为清华，以便万一科大考不上，还可能
被清华录取。”
为了准备考大学，从1965年2月中旬起，每天晚上，我在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家以后，
再“开夜车”一小时，把高中三年数理化教科书上的习题重新作一遍。6月，学校的高
考复习正式开始时，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差不多了，在校图书馆借了十来本外国小说，天
天看小说，下午还去水塘或长江里游泳。
高考于7月初举行，三天共考六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英语）。
政治科一共有四道题，其中两道被津一中的老师事前猜中（俗称“打锭子”）。语文是
一篇作文，题目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这是5月份津一中毕业语文考试的题目，
因此高考时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默写自己的文章。数学只有加分选择题没有作。物理考
得也很轻松，化学提前半小时交卷。考完后，我估计，考上“重庆大学”大概没有问题。
当年四川高考，分为川西、川东两个考区，川东考区的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重庆市，
在重庆改高考试卷。津一中去了五名教师参加改卷，其中一位叫黄诗群，教过我高二的
英语。黄老师后来告诉我，川东考区我考了理工科第一名，六科550分，平均91.7分。
分数结果一出来，参加改卷的津一中老师高兴极了，说：今年我们津一中放了一颗高考
卫星！
数年来，科大每年在四川计划招生约30人，但可能由于报考人数不够，几乎从未完成招
生任务，唯有1965年顺利实现目标，于是给津一中寄了一张大红喜报。
四川高考招生委员会从8月5日开始，从成都发放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于次日抵达江
津，当天全县只有我一份。第二天来了两份通知书，其中之一是李光林同学的，他考上
的是上海交大。以后到达江津的通知书，一天比一天多。
通知书里附有一张申请路费补助的表格。当年从江津去北京，乘火车的半价学生票约为
15元，对于我们家庭，这是一个难以负担的重担（父亲月薪仅有24元）。我填好申请书
寄去，数天后接到的回复是“不予批准”。但家庭经济境况比我好的同学李光林和刘维
斌（考上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却得到了路费补助。闻此消息，我发了几句牢骚，被好
事者报告给津一中的某位领导，该领导后来把我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在全校大
会上批判。
为了筹措路费，我只有另想办法。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8月份书店向中小学发放教科
书，需要把教科书运到汽车站和码头，再用汽车或机动船运走。父亲借了一辆平板车，
我们父子二人天天运送教科书，得到一点工钱，加上在巫溪县工作的五姨寄来的钱，总
算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和父亲冒着炎炎烈日，汗流浃背地拉着平板车，经过大街小巷，遇到许多不相识的人
，他们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明白，他们在说，我就是那个全县第一个接到科大
录取通知书的人。我内心里颇为得意，以为自己即将去首都北京，走进我梦寐以求的科
学殿堂了。
我的科学梦发轫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1957年10月，苏联发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四年后，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上天，成为全球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这
些重大的太空探索成就，使我对苏联的科技进展和宇宙的奥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59
年夏季，我从四牌坊街小学毕业，一天晚上。教了我六年的茅燕雯老师邀请几个同学，
到县城东门外的公园里喝茶聊天，她询问我们未来的理想。有的同学说想当教师、医生
，我却说我想当一名宇航员。茅老师当时的愕然表情，至今犹留在我的脑海中。
进中学后，科普书籍、科学杂志和科幻作品，是我最喜爱的课外读物之一。《十万个为
什么》、《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儒勒、凡尔纳
的科幻小说，让我爱不释手，耳熟能详。《大众科学》、《科学画报》和《苏联画报》
，期期必读。六十年代初，通过这些杂志，我获悉了超导现象和电子计算机。上海科技
出版社出版，田志伟翻译的《物理学的未知世界》，让我接触到宇宙大爆炸、基本粒子
、统一场论、万有引力理论等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和概念。天文和物理是我最热衷的
两个学科。高中时，我订了一份《天文爱好者》杂志。我暗暗立下志向，未来一定要成
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现在，我考上了科大，实现自己的科学梦，似乎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
8月下旬， 我和同年考上北京铁道医学院的同班女生邓新玉，还有原津一中毕业、从北
京回家探亲的北师大历史系63级学生谭大容，一起乘火车去北京。哪知道一到成都，就
遇到宝成铁路塌方，我们只好原路返回江津。五天以后，宝成铁路恢复通车，我们三人
才再度启程。我们只能坐慢车，在成都、西安和郑州转车，一共用了五天，才来到北京
。我进入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园，学校已经开学三天。
从江津到北京的旅途遇到的波折，似乎是某种预兆，预示着未来我在科大的岁月，不会
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果然，在科大念书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发动了的轰轰烈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也被卷了进去。学校从1966年6月2日开始停课，一直到1970年我毕业离校，没有恢
复过一天上课。文革中，学生们造“走资派”的反，批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批判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国大串联，校内搞武斗，工军宣传队进驻校园。1969年底科
大从北京搬迁到安徽的合肥，我们系师生则到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一边劳动一
边参加“一打三反”运动，工军宣传队在学生中大抓“反革命”。我班同学谢吉麟被打
成“现行反革命”，遭到大会小会批斗。其他师生也被整得心惊胆颤，人人自危。次年
8月，我拖着简陋的行李，像一条丧家狗，灰溜溜地逃离了马鞍山，我的科学梦则被扔
到爪哇国去了。
在四川合江县当了七年船工之后，1978年，我考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生，毕业
后留在该所工作，似乎与科学又搭上了关系，其实却相距甚远。我原来向往的科学是指
物理、天文之类纯自然科学，科学史却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历史学，研究对
象和方法与纯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再后来，我去美国留学，下海经商，在报社当编
译，与科学的距离更加遥远。
毫无疑问，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也使我的科学梦化为南柯一梦
。但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对于科学梦的破灭，我却似乎并不感到多少遗
憾。WHY？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还有句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曲折的人生经历，我失去了科学梦，却获得了其它东西，而且我认为，这是比科学梦
更重要的东西。
中学、大学时期，我虽然不“红”，却完全接受政治教科书上的教条。刚进科大，我就
托父亲在江津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竖排本《毛选（四卷）》（那时北京《毛选》缺货），
寄来科大，一有空就认真研读。文革风暴席卷校园，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我和其他四名
同学，被系里内定为重点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但我也积极写大字报，批判“走资
派”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甚至写信给江津一中，批判原先最器重我的语文教
师傅道文“散布封资修黑货”。大串联期间，我回到四川和江津，参加当地的“造反”
活动。直到1970年，自己被工军宣队整得心惊肉跳，对张春桥等为毛炮制的“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依然信而不疑。
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如果不发生文革，我按部就班地念完科大，可能会在某个研究所，
一辈子从事科研工作，甚至做出点成果。但这样的我，对社会一无所知，对政治没有独
立思考能力，只是一件被权力利用的工具，甚至成为政治野心家的帮凶。这种偏狭、可
怜的人生，并不值得我向往和追求。
现实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文革后期基层干部的普遍腐败，农民生活的贫苦悲惨，干部
和民众自发的“走资”活动，官方宣传与社会实际的脱节，使我明白了文革的荒诞，经
济体制的弊病，并对政治教科书上的那些“马列教条”产生深深的怀疑。研究科学史和
出国留学，又使我看到科学技术的另一面，而且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并非全
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没有“等待我们去解放”。
近年来，为文革翻案之风盛行，文革余孽纷纷出笼，甚至有人号召再来一次文革。一些
当年的知青大谈“青春无悔”，高唱《岁月甘泉》，留恋上山下乡的那个“美好”岁月
。我却不为所动。生活的经历告诉我，老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无论对国家还是对
个人。
肖伯纳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马克思有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
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
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日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革，我看只会成为一场笑剧，即闹剧（farce）或滑稽戏。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做做科学梦，很正常。但人总不能一辈子做梦，永远生活在幻梦之中
。Bye Bye，我的科学梦！
（2015年8月6日初稿，8月26日修改于美国）
来源：作者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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