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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人民日报1988年08月28日第3版
本报记者 章世鸿
记者：本报8月6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后，引起各地普遍的重视。据说，上钢
三厂干部反应强烈，争相推荐，厂团委还复印不少份，供大家研究、讨论。思想工作必
须改造，这看来没有多少争论，问题在于如何改造，改造到什么程度，标准和尺度大不
一样。蛇口之争就是这样发生的。今天，希望打开天窗说亮话，各抒所见，目的是把讨
论引向深入。
金志堃（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1月初，“蛇口风波”发生时，我也正
在深圳。我是研究青年问题的，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索。
我们原有的一套思想工作办法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当时也很有成效，但现在时代变了
，不完全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新形势。我以为，孤立地去形成一套思想工作体系，看来不
行。我们年年在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加强不了？甚至产生逆反心理，症结就在
这里。我到深圳大学调查过，那里确实比较彻底跳出了老圈子，树立学生的主体意识，
提高他们的自立精神，这给人很大的启发。
当一个社会处于停滞阶段，老思想可以代代相传，如孔孟之道，传了几千年。当一个社
会处于飞快进步时期，老的理论、思想决不可能代代相传，一定要变，而且要不断地变
。因而，认为自己一套是最标准的，你说的，别人一定要听，其效果可想而知。我以为
，做思想工作的，首先要在宏观上、根本上解决跟上形势的问题，随时进行自我反思。
周融江（上钢三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这场风波发生的时间、地点很
重要。时间是1988年，地点是深圳特区。有人说，内地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未必如此
，不过是迟早的事，如果改革深入下去的话。因而，这场讨论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问
题由蛇口地区先提出，这反映了那里改革的深度。
李燕杰同志还有曲啸、蔡朝东等同志的报告，确实牵动了千万人的心，感染力很强。记
得1983年，李燕杰同志来上海作报告，我去听了，全厂也放了录音。他的广博的知识，
火样的感情，富有诗意的语言，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这种“新式报告”打破
了老的政治报告模式，他们的贡献很大。我们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
但是，形势发展太快，人的思想变动太大。自“蛇口风波”发生后，我们陷入新的思索
之中。我们认为，如果他们的报告还同几年前一样，那就显得不够了。恕我坦率地说，
尽管他们进行了革新，但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老的传统路子，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
从内容上看，没有触及1988年初青年的追求和问题，对现实的问题缺少深入的分析，甚
至想避开一些敏感问题；二是方法上习惯于作大报告，不习惯于采用对话方式；三是观
念上比较喜爱舆论一律，而不习惯于不一律。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差距。
不同的经济体制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必然产生唯上、依赖、高
度集中的意识。我们20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老习惯不容易改。而平等意识、民主意
识、竞争意识是商品经济冲击下产生的，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我们就这个问
题曾经展开过全厂性大讨论，目的是使我们的思想不要落后于形势。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思想非常活跃，也有些混乱，这是很正常的。昨天的认识，今天就可能被认为有片面
性，这也不奇怪，是社会进步必经阶段。因而，舆论完全一律，或者努力使它一律是不
大可能的。作为思想工作者，对此应有思想准备，需要因势利导，而不是强求一律。过
去，我们厂长对职工作报告，职工不大感兴趣，你说你的，他干他的。现在厂长不再这
样，同职工平等对话，职工可以向厂长提出问题，厂长乐于答复，气氛就变了。这样，
职工欢迎同厂长对话，双方关系改善了。看来，科学化、民主化是思想工作的方向，也
是我们厂多年的经验总结。我们希望曲啸等同志能在作深层次探索后，在改造思想工作
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董雅华（复旦大学团委干部）：我认为，改造思想工作，要不断改造，改一下停了下来
，思想又会凝固化，又会出现差距。改造思想工作，首先是改造我们自己的头脑，要害
在于如何看待人。要承认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需求。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人的观念也不能没有误差。我们要尊重人、关心人，才能同人交流思想，否则就格格
不入。现在青年是不崇拜偶像的，你想树立一两个偶像，要大家向他看齐，这个办法不
大有效，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青年自己会选择学习对象，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
倒退。复旦大学有一个比较民主的环境，这是因为校长、书记思想比较开放，不大干预
学生。我们有一个“校长论坛”，一个月有一两次校长同学生对话，向学生汇报校内各
方面情况，透明度较大，学生参加的非常多。校长讲完后，学生涌上台去围住校长谈心
，台上台下没有一条界线。我以为，这是一种新气象。
毛恩（上海团市委研究室干部）：我们团市委经常作调查，应该说，现在的青年善于思
索，而且考虑的都是社会问题。我坦率地说，他们对改造思想工作的话题并不太有兴趣
。当前的热门话题，是社会公平、机会均等、出国深造等，这同他们的前途有关。有些
人老指责青年，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你想用一种抽象的道
理说服他们，这很难，因为现实问题确实存在，这并非他们有意同谁过不去。台上作一
个精彩报告，可以感动人，但也很可能是一阵子，因为当他无法摆脱现实的困惑时，事
后，老的思路又抬头了。个人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要求社会的进步。不少人想去深圳，想
去海南，无非是希望有一个个人更有发展前途的环境。靠修身齐家治天下这套老办法不
行了。思想工作需要有社会机制的变革作为前提，有赖于社会的深入改革并取得实绩。
这样，思想工作才比较有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这样从宏观上看问题。
记者：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对青年们提些要求呢？他们是否也需要进行一些自我反思呢？
金志堃：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现在，许多青年都有些失落感，原因之一是对经
济改革原来设想得太简单，对各种困难出现估计不足，有急躁情绪，接着产生失望情绪
。文化素质高的青年，他们确实在痛苦地思索，研究如何改变社会的机制，研究治国之
道，但也有消极情绪。一般青年则更多地考虑如何找到一条能使自己富起来的捷径。他
们比老年人想得多，也敢想，因为他们的生活刚开始，向往未来，这是很自然的。但确
实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容易有偏激情绪，对客观条件要求高，而对自己要求不严；对
生活上要求多，而事业心不强。面对这些情况，我想应该引导，使他们更现实更全面地
去探索问题，更多地了解我国国情，分析中国落后的历史原因，从而理解中国改革难度
之大及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真能抓住青年的思想脉搏，同他们交朋友，赤诚相见，我
以为还是可以做些工作，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无所作为，听其自然，也是不对的。
周融江：在社会开放以后，青年们的思路比较开阔，思索能力强，这些都是优点。但相
对说来，由于实际锻炼少，工作能力往往比较薄弱，思想与实践之间有差距，因而到了
工作岗位，不大能胜任工作。这需要从教育制度上加以改进。青年人也应该看到这个弱
点，并用奋发图强的精神，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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