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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38086
提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工农兵上大学”这个当时划时代的“新生事物”，上年纪的人大
概还会有些印象。由此“新生事物”衍生出不少啼笑皆非的奇事，如大学数学从分数和
小数的运算开始，特别是“白卷英雄”的事迹在坊间也流传多年，令人唏嘘不已。本人
有幸当年曾混迹其中，亲身经历了一些奇事，虽已过四十多年，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一
一九七一年十月，在经三年的农村插队务农后，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了，而且是我梦寐
以求的上大学，受上天如此的眷顾有这样的归宿，当时我的心情有多好是可想而知的了
。说来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的女朋友（现在的老伴）所在农场的全部知青
，已于一年前被一锅端地发送回兰州，就业于兰州。而我虽在兰州，而且所在地条件优
越，但毕竟还是农民。我们都已是二十四、五的大龄了，不能不考虑前途和婚姻大事，
而我如何尽快逃离农村，找到一份城里的工作就是前提，就是“唯此为大”的事了。
在国内要办成事，求人是捷径，有时也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使尽浑身解数上蹿下跳，到
处找人，找关系，就在精疲力竭、碰得头破血流时，突然得知一位老朋友的父亲在被“
挂”多年后刚被“解放”，调我所在的西固区任要职。他很同情我们，答应有机会会帮
我们的。我们的要求很低，只要能离开农村，无论什么工作均可。机会说来就来了，国
内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并直接由基层单位推荐。老朋友父亲的一句话，我就拿
到了兰州大学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全区只有两个名额，另一个是甘
肃师范大学英语系，由我先挑，毋庸置疑，就是傻子也会去选极富盛名的兰大化学系的
。所谓“由贫下中农推荐”不过是鬼话而已，别说“贫下中农”，就连公社、大队都不
知情，我就已“被推荐”了。这也可算奇事之一了。
之所以从公社到大队一路绿灯，没遇到任何掣肘和刁难，主要是朋友父亲官职的威力。
当然这也与读书人在文革中已被批得一文不值、臭不可闻，读书无用早成社会共识有关
。这又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对于其中的奥妙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他们以为是和以
往去五七干校培训、去学习班应差点卯的苦差事一样，并没有人感兴趣而去截留、去谋
划分一杯羹。据说第二年名额下达后，其含金量和精髓已尽人皆知，几个有限的名额狼
多肉少，没有哪个人再能像头年那样独断乾坤了，于是从书记、区长到各部门的头头脑
脑们争得白化炽热，连各公社的书记们也都只能远远地眼馋一下而已。
得知我要上大学，又要去读书，村里人甚不理解。好心人说，你读了十几年书最后还是
和我们一样在土里刨食，怎么还要读，放着每月五、六十元不挣，偏要那二十三块钱。
当时上大学的助学金是每月二十三元。我不置可否地笑笑，什么也不说，心想，别说还
给二十三元，就是要我交二十三元我也要去。同时从心底里竟冒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的名句，足见井底之蛙的我当时有多狂傲和无知。
于是在七一年九月底，我就这样满怀喜悦而又颤颤兢兢地进了已五年没有招生的兰州大
学的门。纵观一生，因着这一步，这关键的一步占了先机，在我的同学们七七年恢复高
考后，才和从六六年到七七年十二届的学生、千军万马一起搏斗在那通往大学的独木桥
上时，我已开始冲刺在研究生的跑道上，接着顺理成章地搭上了博士、博士后和出国深
造的头班车，在学业和事业上始终占了先手，这不能不感谢我那朋友的父亲。作为底层
的芸芸众生，我始终憎恨那些以权谋私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可我也只是个凡夫俗子，
只要有机会又会寻求和利用它为自己谋私利。人啊人，在一个极权、贪腐横行的社会里
，就只能在这样的矛盾中庸庸碌碌地求生着。
二
说“颤颤兢兢”并非虚言，因为根据招生程序，新生入校后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资格审查
。在那个年代，所谓“资格审查”就是政治审查的意思，即个人历史和家庭出身及社会
背景的审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四九年政权更替时尚在幼年，与旧政权无任何瓜葛，
个人历史自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审查。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当局用“黑五类”的血祭起了“阶级斗争”的大纛，公开地
将民众划分成三五九等。有什么好事，先看成分、分阶级，一切都是“红五类”优先，
“黑五类”连门都没有，而我们这些介于“红”、“黑”之间的人则完全碰运气。许多
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才俊，硬是被一纸“不宜录取”的政审挡在了大学和一些重要
工作岗位之外。为了掩饰这种赤裸裸的歧视，他们又扯出了“重在表现”的遮羞布。到
了疯狂的文革时期，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血统论横行，以至对“血统论”公然质疑
的遇罗克，为此被周恩来批示“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而被野蛮地处决了。
七一年正是“血统论”极盛的时期，拿着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尚方宝剑来上学的首届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大部分只有小学程度，可他们是百
里、千里挑一的天之骄子，不可一世，他们的家庭自然要八代红透的。据开学典礼上的
报告所称，兰大一千六百九十多名新学员中，“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高达百分九十八点
五，即一千六百六十五名，其他“劳动人民”家庭仅区区二十五名，而我就属这二十五
分之一。
听到这个数据，我惊出一身冷汗，此时岂止是“颤颤兢兢”，简直就要精神崩溃了，生
怕眼前的鸿运会得而复失。我的父亲虽然政治历史清白，可也是旧银行的职员，我的外
家是富农，在那些天之骄子面前本能地自惭形秽了，如果再要政审也许真会被灰溜溜地
赶出校门。我是文革前省属重点兰州一中正儿八经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论文化程度在普
遍只有小学水平的同学中，当是佼佼者。可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
的苗”的畸形变态政治环境里，没有人会在乎这些，出身、血统这才是看人的第一要素。
在入学的头一年里，我一直处于这种恐怖的阴影之中而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有一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一有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几次做噩梦，梦见被除名，醒来后
一身大汗。
侥幸的是可怕的事始终没有发生，也许是面对这个“根红苗正”的群体，就没有再认真
地政审，也许政审了却没有挑剔我的家庭出身。就这样，一年后方觉似不会有什么事了
，惊恐之心这才稍有平复。因有这样的卑微意识，所以在三年多的学习中，时时告诫自
己要刻苦再刻苦，低调再低调，不去冒犯任何人，不去招惹任何事。不出任何风头以招
人妒恨，也不出任何差错以授人把柄，只求不要糟蹋了来之不易的上天之厚爱。好在就
这样总算平安地熬到了七五年四、五月的毕业分配。
三
依照文革时风行的惯例，围绕毕业分配，校、系、班、组各级都办起了学习班，要每个
人表态服从分配。其实这都是多此一举的，在当时的极左氛围下，哪有敢不服从组织分
配的。按招生时早已有的章程“哪里来哪里去”，似乎每个人都要回原单位。可我们学
的是“石油化学”专业，除各市、地区来的学员（包括城市的一些行业，也有不少和我
一样来自农村的）外，有近一半人是来自甘肃石化部门。他们回原单位，顺理成章，可
我们从农村来的，应当另当别论。我笃信在大学停办数年后，国家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培
养出来的首批大学生，不会再将他们送回农村去修地球的。
石化单位的同学回原单位似已成定论，他们稳坐钓鱼台，并不在乎。主要是原单位与“
石油化学”不搭界的，尤其是我们来自农村的将被发遣到哪儿去却是揪心扯肺的，没有
一个人愿意再回到生产队，面对土地背朝天地去争工分讨生活。于是台面上人人表态坚
决、豪言壮志激动人心，私下里小道消息却漫天飞。有消息说要按“专业对口”的原则
分配，我们统统进石化系统，引得一片欢呼。又有消息说，回原市、地区再分配，也还
可以接受。可又传出“一竿子到底”回原单位，农村来的炸锅了，私下里纷纷咒骂起来
。我们神经已趋于不正常状态，就像抽风病人一样，一阵热得发烧，一阵又冷得哆嗦。
就在这要命的时刻，已经近于瘫瞎的老毛不仅手不撒权，不知那根神经又突然搭错了地
方，其“与人奋斗”的癖好又亢奋起来。在五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提并高
度赞赏了张春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张春桥的
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精准地体现了他这个“左棍”的本色。本来“各尽所能，
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叫嚣要开倒车到“供给制”。一九五
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
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极左”思潮的产物。
毛的话在当年号称“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指示”，善于揣摩圣意以图恩宠的宵小
们接此圣旨，便在全国一窝蜂般地开始批起了“资产阶级法权”，并联系实际去揭批现
存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但
这并不影响不断掀起的批判高潮。不知教育部门的什么人物为了结合实际，就莫名其妙
地把我们面临的毕业分配归化到“资产阶级法权”上去了。
在距预定离校不久的五月中旬的一天，召开了全校大会，宣布暂停已在进行中的毕业分
配，由工宣队负责人传达上面的新精神，动员大家响应组织号召，积极报名、自愿到农
村去安家落户，以实际行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从农村来的，也包括所有
学员。听到这个爆炸性消息，刹那间会场里的空气就像凝固了，原来闹哄哄的台下顿时
鸦雀无声。此时我已成婚，可爱的女儿也快周岁了，如再回农村去，这日子将如何过，
我觉得从头到脚被浇了液氮。
会后又一轮的各级“学习班”办了起来，工宣队下到各班、组，亲自督战，要每个人表
态，希望能有人带头掀起高潮，以邀功请赏，至少能有一个也好交差。他们认定这批学
员根红苗正、觉悟高，稍一吆喝，再抛出几顶高帽子定会有人“入彀”。各种名目的学
习班，如什么“斗私批修学习班”、“狠批资产阶级法权学习班”、各种组合的学习班
，如什么“党员学习班”、“积极分子学习班”纷纷出笼。有人身兼几职，不得不游走
于几个学习班之间。岂知那时的人们经近十年文革大风大浪的“陶冶”，早已看破红尘
，个个都口是心非，成了“运动油子”，工农兵学员也不例外，这些小伎俩怎能得逞。
于是都在唱着高调，满口的“忠于”、“服从”，可没有一个傻的，尤其是关系到终身
的个人利益时更没有人愿意去当冤大头。既然是“自愿”，那就是说只要你不去当出头
的椽子，好像没人能强迫你。于是人人高谈阔论，空对空，大谈“服从分配”，接触到
报名去农村的实际，就是没有人来表态，一时陷入胶着状态。
校系各级工宣队和党政部门傻了眼，如热锅上的蚂蚁，失去了定力，于是他们又把主攻
对象放到来自农村者，为了加强火力，还专门从省教育局抽来一批能言善辩者，鼓三寸
不烂之舌，攻心为主。可“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这些农村来的本来也
不是省油的灯，经三年多的历练又皮实了许多，个个口若悬河、巧舌如簧。要么任你磨
烂嘴皮，干脆没人搭腔，要么唇枪舌剑以攻为守。记得有位女干部对我们大谈什么“你
们来自农村，比其他同学更有条件回去扎根，做出更大贡献”。我班的陶同学平日里就
常妙语连珠，他笑眯眯地说，“我们已在农村多年干革命，来自工矿企业的学员、尤其
是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到过农村的机关干部，更应当下到农村，这样社会就平等了，资产
阶级法权就被铲除了。你们先报名，肯定会有更多人响应，组织上也定会批准的”。其
他人七嘴八舌纷纷附和，女干部当即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噎在那儿了瞪起了白眼。
四
有一天正值上课之时，平日里只在课余播音的校广播室的大喇叭突然大作，报告了一个
“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化学系分析专业的胡顺德同学自愿报名奔赴农村，以实际
行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瞬间整个校园锣鼓声喧天，“向胡顺德同学学习”、“向胡顺
德同学致敬”的红、绿大标语铺天盖地。当天甘肃日报社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就
进驻兰大做了专题报道，一时不仅兰大校园，整个兰州、甘肃都被这个消息轰动了。
虽不能立马鸣金收兵，终究是校系工宣队和党政领导们成就的大功一件，他们自然可以
弹冠相庆了。而这个“爆炸性”消息，对全校所有学员来说也是喜事一件，总算有“替
死鬼”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更是将悬着的心稍稍下移了些。其实
，从上到下都心知肚明，上面并没有把毕业生都发送到农村的计划，只是为了表示思想
上和“红太阳”高度一致，为了落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最高指示而已，只要整出
一两个成果,也就是找到“替死鬼”就可交差了。紧接着校、系都通知要召开向胡同学
学习的大会，由他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介绍狠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可在
预定的时间，大会都被推迟了，官方的说法是胡同学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而且这一推
迟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直到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兰大，也没有听到他的“讲用”和“经
验介绍”报告。我们都以为是胡同学不堪承受如此显赫的荣誉而在谦逊，抑或性格腼腆
的他有些怯场而已。
分析专业和我们专业的教室两隔壁，宿舍也是门挨门，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自
然很是熟络。经班间私下互动，才得知了事实真相。原来老实、甚至有些木讷的胡同学
并没有表态，只是遭了暗算被人指鹿为马。有人说，胡同学在学习班上只是说了“我不
是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紧接着的“而是”刚出口，还没有来得及接上下文，就被在场
的领导们迫不及待地以“欢迎胡同学自愿回乡务农”和“向胡同学学习”的震天口号而
打断。没有人再去听他申辩和解释什么了，紧接着“特大喜讯”就被报到系上和校部了
。也有人说，胡同学根本就没有说任何话，更没有表态，就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要求
回乡务农”的桂冠而被“欢迎”、被“学习”了。据说，看到几经威逼诱骗还是没人表
态，于是就有人设计了这个阴损的招数。之所以选中胡同学，因其家和妻儿都在陕西农
村，没有任何有分量的靠山和背景，本人憨厚、拙于言辞，平日里谨小慎微，又是班党
小组长，无疑是好捏的软柿子，只要生米做成熟饭不怕他不就范。
五
对上世纪的中国农民来说，跳出“农门”成了挣工资、吃官粮的城里人，这是多少人做
梦都不易做到的好事。胡同学好不容易跳出农门，进了酒泉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型国营企
业，又能被推荐来上大学，可见其在单位定有过人的功力和人脉。镀了几年的金，再回
到原单位，无疑其前程锦绣、不可限量。即便不提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说实际的，每
月四、五十元的工资虽不多却也旱涝保收，寄回家去对一个工分值不到一毛钱的农家来
说无疑是一笔救命的巨款，胡同学是家里的希望和骄傲。可现在这一切将突然都没有了
，他又要回到好不容易才跳出去的贫瘠乡土，他和他的家人情何以堪。
面对如此突然的变故，胡同学懵了，他急忙找系、校领导和工宣队说他就没有表过态，
更没有要求回乡。可已被煮熟的饭不能再变回生米，已成骑虎之势的领导们就是压着葫
芦也要锯出瓢来。他们对胡同学软硬兼施，威逼加利诱，用党员和干部的身份来说事，
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不忠来说事。胡同学没了主意，赶快和家中通气商量。那时通
讯不便，没有现今的手机和网络，唯一的联系就是信件，一封寄往偏僻乡村的家书一个
来回十多天就过去了。可才五、六天后，即收到其妻一封七字电报:“坚决不同意回乡
”，一个星期后又收到一封泪痕斑斑、按有血手印的复信，信中重申了电报中的意见，
并声称若他执意为之，他进家门之日就是她上吊之时。一边是工宣队、党政组织以党纪
威逼，一边是糟糠之妻以死相搏，夹在其中的胡同学平日里就是遇事犹豫不决的主儿，
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更是一筹莫展，只好将这浸满血泪、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家书呈上。
面对此情，校系工宣队和领导也犯难了，他们没想到按他们的谋略一路走得顺当的案情
，会突然“山穷水尽疑无路”了，竟会坏在一介农妇手中。他们不甘心，不想让煮熟的
鸭子再飞走，可也不想逼出一条人命来。虽然这样的贱命在他们的眼里不如蝼蚁，想死
就死没人在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妄图用死来阻挡革命的潮流，简直是痴心妄想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海去了，一贯革命、紧跟党的老舍“举身赴清池”、兰大的老校长
、四级高干江隆基“自挂东南枝”，也都只落了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罪
名，又有谁去过问和怜惜，就像死了一条狗一样。他们也不怕像现今被曝光触怒民怨、
舆论，因为那时除了党报、党刊就再也没有为贱民发声的渠道了，只需公社、甚至大队
一级出面，不消几日功夫就可将一条人命抹得无影无踪。
不知是他们中有人良心发现，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次他们没有冷酷无情，而是漏夜
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派工宣队驻化学系头目和化学系总支书记杜老太太亲自出马，
陪同胡同学回家做说服、安抚工作。当然少不了答应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听说给了几百
元安家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还增拖拉机一台给所在队。当年老毛皇恩浩荡，
大笔一挥给“反潮流”、敢于直书上达天听的福建莆田李庆霖也不过三百元“聊补无米
之炊”。可以料想，在当地社队、甚至公社、县的配合下，面对如此庞大、高规格的攻
坚团，胡妻一介村妇岂能翻了天。
可原本一件轰轰烈烈、喜庆叫好的“反潮流、反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行动”，却变了味
，走了样，只能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钱、物来了结，一件以高大全喜剧开场的大戏
竟这样丢人现眼，以丑闻式悲剧结局凄凉地落幕了。据说主谋此事者不仅没有从中谋到
好处，反而受到严厉申饬，校、系有关领导也被通报、严令检讨，真是“赔了夫人又折
兵”。当然最倒霉的还是胡同学，自己的大好前程被毁，连带毁了家中老小的小康日子
。直到七月初，我们分配离校，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胡同学进一步的消息，也没有人再有
兴趣去关心胡同学的行踪。
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回到乡梓的胡同学因以实际行动“反资产阶级法权”名
气大振。或许会被当地重用、提拔入乡、进县，再经数十年修炼、吸尽天地精华，广积
人脉资源，进而成了称霸一方的小土皇帝，花天酒地、N奶成群，也未可知。或者后来
伺机咸鱼翻身，又回到酒钢去了就更是不得而知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化学系和
兰大当年毕业时的一件奇事，岂知还有更奇的事在后。
六
无独有偶，就在胡同学进退维谷，校、系领导苦于如何收场之时，又是我们化学系“高
分子化学专业”的郝瑞林同学自己贴出大字报，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
革命。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可以想象的是当听到这个“喜报”
时，工宣队和校系领导们的心情多么复杂，他们一定会抱怨他为何不早一点、第一个表
态，以致害的他们陷于胡同学的泥潭里而骑虎难下，早知如此，他们绝不会心急火燎地
去走那步险棋，既害了胡同学又害了自己。
根据“第一通吃”的原则，胡同学虽不自愿，也已抢得先机而独占鳌头，出尽风头，郝
同学虽也要表彰、宣传，却已不可能有如胡同学那样的水平和规模。最主要的是有胡同
学的“一朝被蛇咬”在前，心有余悸的领导们早已“十年怕井绳”了，前车之鉴不可不
查，他们再也不敢轻信，更不敢冒失地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张扬。
面对郝同学的举止，不仅我们这些同窗瞠目结舌，就是那些平日里无所不能的领导们也
不得要领，令人费解，确实费解。郝同学出身高干家庭，其父曾为省粮食厅厅长（或副
厅长），其时早已作为“革命领导干部”被“解放”而“结合”入厅核心领导，权势耀
人，炙手可热。郝同学来自兰州市一家企业，按说分回兰州市后，在其父荫蔽下谋一可
心的位置不在话下。依照“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的组织原则，其仕途更是不可限
量。他突然报名要去农村，这种不按常理的出牌，究竟有什么韬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这些常人岂可破解，只能拭目以待，以期云散雾去后其庐山真面目显现。
作为兄弟班的同学，我们常厮混在一起，对他多少还是了解的。身为那个时代的“工农
兵学员”，人人都是革命高调不离口，个个一副极左嘴脸，这是时代的烙印，也是生存
的需要。他们“高分子化学”班，在一帮咋咋呼呼左棍们的统领下更是左得出奇，无论
大事小事，一经他们班操弄，最后总会比其他班左出几个档次来。他们自己也以“二十
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居。该班有二十九名学员，一位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个王姓男生
，被戏谑为“半个人”，于是就有了“二十八个半”的说法。虽在这样的环境里，郝同
学却表现得十分朴实、低调，没有高干子弟常有的张狂和傲慢，待人也诚恳，因而我们
都愿意认为他自愿下乡务农的表态也许是真挚的。
但直到我们离校，也没有见到有关他的事迹的宣传，也没听见他下到哪个农村了。一年
后偶回兰大化学系，惊见他在系办公室帮忙，还和办公室马老师的女儿谈上了恋爱，身
份却成了“待分配”，因他是带工资上学的，于是仍拿着原单位的工资。到七八年底我
考回兰大化学系读硕士，他已没了踪迹，来年才听说他去了我工作过的市科技局。市科
技局是市属单位里较好的，依他的家庭背景当初他想去简直易如反掌，为何要这样曲线
运作、拖上几年，真是奇事，也是个没有答案的谜。
可以设想，郝同学表态自愿下乡务农后，校、系领导尽管已不敢再立马冒冒失失地处置
，可按文革中的习俗，在他们确证郝的意图后，没有人敢延误、更不敢隐瞒这种“反潮
流”的“革命行动”不上报。既然如此那就更耐人寻味了，对比胡同学自己根本不是自
愿，只因被他人使坏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舆论，官方就可以不顾后果、不计成本地逼迫
他回乡去。而郝同学自愿表态要求下乡，却被阻挠、延缓数年后经金蝉脱壳，最终还是
留在了兰州市。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联系到郝同学那位显赫的父亲，个中的缘由
就是用脚来思考也是毋庸置疑的，其背后的博弈和交易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无法知道郝同学表态时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年轻无知的一时冲动，还是想出
风头以捞政治资本。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表态前并没有和其父通气，更没有
得到支持，待造成了既成的事实，又不能面对而反悔时，也只有其父利用权势来运作了
。他可以让事态暂缓下来，却无法一笔勾销已成的舆论，尽管我们同级的同学很快就离
校了，不会有人在乎和过问郝同学的去向，可还有比我们低的三个年级的数千在校生和
教职员工还在兰大，他们不可能马上忘记这件“反潮流”的壮举，于是“拖”就成了最
好的选项，待时过境迁、淡出人们的视线和关注后再慢慢计较，一切就尽在掌握之中了
。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些不谙权势运作的愚民们的假设而已，这件“更奇的奇事”背后
的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成了谜，至今仍是谜！
从胡同学被指鹿为马到郝同学的金蝉脱壳，我们体会了权力的威力。现今的毛粉和不谙
中国自四九年以来政治生态的年轻人们，常有一个政治盲点，以为在毛时代、在文革时
期中国的政治是清明的，官员们是廉洁的。实际上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一个人就能主
宰国家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有清廉，只是因为那时没有私营经济，所有人的生活不是
靠工资就是工分，才没有像如今动辄贪腐数亿，家中赃物成车的现象，但上层的腐败也
还是触目惊心的。其实即使在极端困难的延安时期也是如此，这才有了王实味的悲剧。
幸亏我们还有由三代“红太阳”统治的朝鲜极权世袭王朝这个活化石在近在身旁，看看
这块化石，那些企盼回到毛时代的人应该有所醒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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