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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沈沛东·
◇ 两种文本的生产和传播的比较
“九评”纸质文本与广播文本两种载体，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何不同影响？文
本是一种政治武器。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陆媒体“党媒”独大，没有竞争，上述两种文本
都是国家自上而下所进行的一种“感觉分配”。其中，纸质文本相对间接，受众需有一
定受教育程度，而且需要通过想象力，才能获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试图通过文本传递的
信息。同时，它比广播文本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承载着更多复杂的历史
和文化负累。对文革小说的研究表明，语言的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这种“不透明性”会
给革命叙事带来问题。在宁夏某劳改农场，文件政治中的国家大事，就像一连串象形文
字和符号，局外人无法从曲里拐弯的笔画中探析文字背后的意义。
而广播则是毛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家以声音形式深度介入民众的私人空
间，能够更为直接地宣传中共的意识形态，民众只要收听即可，教育程度和识字水平的
高低不会对传播力度和效度影响很大。尽管读报组、电影流动放映队、剧团下乡巡回演
出等文化活动，有益于党和国家在农村实施宣传和教育。但上述文化活动都要求社员在
同一时间，集合到一定的地点去阅读和观看。而农村的有线广播，却提供了比较方便的
条件，有些社员认为“别看喇叭小，国家大事由它来指导。一听喇叭叫，心明，眼亮，
劲头高。”与1970年代民众收听电影一样，广播不但“创造出一种更加广泛而平等的进
入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象征秩序的幻觉，”而且，以一种不容思考，不容置疑的占领性
，通过听觉系统形塑社会政治。
总之，毛泽东的媒体观强调政治功能和阶级属性，强调媒体是“团结自己，战胜敌
人”的武器，是联系、动员群众，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工具。
◇ 论战的激情：“红卫兵一代”对“九评”的记忆
以1957年“反右”为起点，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阶级斗争观点不断在党内和社
会上强化。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坚持“反修防修”战略
，指导中苏论战和在全国城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相互推动和作用，使
毛的思想进一步向“左”，为文革的发动做了思想舆论准备。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党
内走资派”的概念。鉴于中苏两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分
歧，“九评”要旨在于深度阐释国际“反修”，国内“防修”的必要性，从而防止美国
的和平革命策略。论战使毛泽东确信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中国也有可能出现修正主
义，从而使自己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因此，中国的反修防修斗争十分迫
切。这就使得教育中国的年青一代成为革命接班人，这里面包含泛指的年青一代对老一
代革命者的接班，另一个特指是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问题。
中共建政后前十七年学校教育形塑了“红卫兵一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党和毛主
席的教导是这代人行为和思考的唯一依据，并在未来的革命风暴面前跃跃欲试。学习“
九评”，接受“接班人教育”，进行“忆苦思甜”，参与“四清”等，不断的阶级斗争
和反修防修运动对这代人的思想，造成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学和大学，政治氛围日
益紧迫。北京101中学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寄宿制学校，1950–1960年代学生日常活动军
事化和革命化，革命气氛比其他学校更加浓厚：“先辈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靠我们
这一代来捍卫，来建设；先辈未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靠我们这一代去实现！”1963–
1967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安文江和武汉利电力学院的徐海亮都感到自1957年反右以后“
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
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净化的自得其乐的痛苦时期”。
在持续的灌输和教育下，“红卫兵一代”中革命情怀和接班人意识最强烈的高干子
弟，曾经慨叹没有生在大革命的时代，错失建功良机。当中苏论战爆发后，使命感和幸
福感交织，让他们几乎透不过气来。陈佩华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使中苏论
战时期的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政治教导，又以不同的方式向党表达忠心。同时，
自1950年韩战爆发以来，教科书开始出现文革时期随处可见的攻击性语言，大跃进后，
教材中的语言转变为对敌对阵营和叛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辱骂，学生长期浸淫并储
存了大量“煽情式谩骂和政治意味浓厚”的语言，被“灌足了火药”，随时可以用这些
暴力语言，宣泄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还有，反右运动中作为右派分子“污蔑苏
联”，“反对向苏联学习”和“挑拨中苏关系”等罪证，揭示1950年代以来社会上存在
对中苏关系的异议，这也是“九评”能够激发“红卫兵一代”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
恨修正主义的社会土壤。
“九评”对于形塑“红卫兵一代”的国际观影响深远。国家之间，非友即敌。1964
年，高干子弟周七月（1947–）在北京市外语学校上高一，开学半月下乡劳动，晚上一
起学习九评，念、读、谈感受。身处培养外交储备人才的学校，学生都自居为革命接班
人，天天发自肺腑地学习“九评”。讨论中，周七月提出劳动艰苦没关系，只要晚上能
够有条件洗澡和正常如厕，被批为修正主义。劳动结束后，当时的政治老师姚淑奇在全
校组织长达半个学期的讨论，题目是“是要做红色接班人还是做红色翻译？”周七月被
点名发言，他认为作为职业的翻译跟作为使命的革命接班人不矛盾。全年级发起“跟资
产阶级争夺周七月”新运动，正是通过学习“九评”运动，周七月形成了“面对帝国主
义和修正主义，我们要担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我们要眼观全球，去解放亚
非拉”的观念。学习“九评”运动，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由
西方转到东方，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才是国际共运的导师和“老大”中共
在学习“九评”运动中实施的这种阶级教育和接班人教育，实际上形塑了这代人的国际
观。
受“九评”影响最深的主要四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或一部分高中生中，其中高干子
弟革命情怀和接班人意识最强烈。1950年代出生的学生还太小，绝大部分到文革开始后
还读不大懂这类政论文章。
“红卫兵一代”中因年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对“九评”内容的记忆及其影
响相异。出身红色家庭的徐海亮（1944–）1967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他从叔父
家带回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研读“九评”系列文章，关注文艺与理论界的大批判
，“与同学相比，我是极为自觉自愿和全力投入，爬上批判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战车
。”他对第九评印象最深，认为九评激发了一代大学生政治热情，红卫兵文风模仿“九
评”；接班人五条，成为大学生追求和衡量自己的目标，不管出身好坏，有一个世界革
命的使命感；第九评中的专政十五条经验，成为他们看外面社会，政治，文革热身的条
例；“两位主播义正词严，字正腔圆，抓紧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心。我们在结束曲国际歌
的节奏中，含泪走向教室。”
北京高干子弟秦晓（1947–）记忆中1963年有两件大事，除了学雷锋，就是中苏关
系破裂和中苏论战。他意识到学习“九评”非常重要，自己受到极大的激励。他与全家
收听“九评”：“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
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
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陈子明（1952–2014）认为1963–1965年“反修”运动和
学雷锋的北京小学生，深受“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民族自豪感和“解放全人类”的
国际主义的鼓舞，向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报纸整
版的论战文章和夏青、葛兰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播音，令上海小学生尤泽勇（1950–）
记忆犹新。文革开始后他成为“逍遥派”，因《二评》《七评》引用了“刘少奇同志”
的话，存在“理论错误”而遭禁售，而他自己“闲得无聊”，由于“禁文的吸引力”，
便动手抄写这两篇超3万字的文章，并装订成册，还做上封面，“足见当年论战的气场
对我潜在的影响之大。”
小学生也被学校组织收听“九评”广播，读“九评”文章，甚至发明了与赫鲁晓夫
有关的游戏，进行教育。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上海小学生肖巍（1954–）认为“九评”
间接影响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我全文抄过中苏论战的九封公开信，‘九评’提出的概
念和文笔都非常好，那时看得非常入迷。它对我有间接影响，我对政治学、政治理论、
政治方法的兴趣，从大学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我现在也是政治课的教师。”西安小学
生曹永明（1951–）记得“学校还组织学生到革命公园玩“抓坏蛋”的游戏，我当时是
少先队的大队宣传委员，大队辅导员让我事先绘制了几张“坏蛋”的漫画像，藏匿在隐
密处供同学们搜寻，其中一张就是赫鲁晓夫。”学习中苏论战的连篇巨文和下乡参加“
四清”运动，对学生来说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次练兵和前奏。
“九评”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在文革时期有一个发酵的过程，革命高潮过后，
有些人通过阅读《新阶级》，《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主义》等开始反思文革。首
先，由于学习“九评”，文革之初“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有些人很快领会毛主席提出
的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开始琢磨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其次，革命
高潮过后，有些人通过阅读《新阶级》和《斯大林时代》等书开始反思文革。广西小学
生秦晖（1953–）对这些论战文章尚未深刻理解，但他懂得“特权阶层”这个说法。他
猜测当时许多人也大概懂得这个提法。文革伊始，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立即将“特权阶
层”与“走资派”对等起来，而《九评》中列举的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恶行，也立
即被人们拿来对照现实。历史学者卜伟华（1950–）1963年就读清华附中，印象最深刻
的是“九评”，一方面，播音员水平都很高，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真理在握；另一方
面，正是因为《三评》痛批南斯拉夫，《九评》大谈“特权阶层”，这些概念和困惑埋
在他心里，1967–1968年阅读《新阶级》和《斯大林时代》之后，他发现“新阶级”与
中国的“特权阶层”有相似之处，从斯大林时代大清洗联想到当时“打倒”一部分人，
怀疑党和毛主席是否一贯正确。文史学者丁东（1951–）1964年入读北京师大一附中，
67、68两年，担任学校革委会小报编辑，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成为熟练编辑，但知识
储备不行，“因为接触的全是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东西，写文章也是学戚本禹、姚文元
的口气”。文革开始后读到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本书
，书中讲述苏共的两次权力斗争，使他“第一次知道共产党上层是这样一种斗法，赫鲁
晓夫捧斯大林和林彪捧毛泽东很相似”。
1970年代公共生活中，民众“收听”电视和电影，政治信息透过声音媒体进入日常
生活中，逆听和倾听同时存在。出身旧式家庭，且有海外关系的熊景明（1943–）1964
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全校师生坐在大操场的水泥地上，闻着学校食堂厨房里水煮茄子和
卷心菜令人倒胃的气味，听央广播出“九评”：“那两个播音员装腔作势，虚伪又凶巴
巴的声音令我恶心死了。”她认为自己觉悟较早，广播员试图告诉听众他们是党和国家
的声音代表，但她听到的却是蛮不讲理和粗痞：“他们的声音有感染力，令人信服，绝
对不是事实。那只喇叭吹出来的调子让普通人恐惧，让‘阶级敌人’颤抖。”1963年进
入中文系就读的工程师子弟康正果（1944–）也发现：从学习“九评”尤其是第九评，
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被拖入一场局部整人的运动。班上每天大会小会，每个人必须向党
交心，进行思想检讨。目睹成分不好或表现较差的同学在讨论会上作践自己诋毁自己的
家庭，康正果感到这些交心表演恶心透顶，所以始终保持沉默。
“九评”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地域差异明显。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学习力度无疑较
强。1960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孙怒涛承认阶级斗争是大学生活的一门主课，每篇“九评”
文章发表，学校总要组织大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组织学习和讨论，
以激发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仇恨，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第九评发表以后，学校组
织了一次为期好几个月的学“九评”运动。
内地基层对“九评”的重视程度亦有差别。河南省禹县人民政府机关每周二和五下
午都组织学习“九评。学习方法是一人念，大家听，之后讨论，写心得体会。下次例会
互相学习，一起评议，共同提高，好的心得体会，会被登在机关《学习园地》。“九评
”给政府办公室文书留下的记忆是：毛主席的秀才们“舞文弄墨，数黑论黄，引经据典
，落笔万言，或直击要害，或旁敲侧击，嬉笑怒骂，洋洋洒洒，把苏修批驳得体无完肤
，”笔杆子与金嗓子珠联璧合，让人听得热血沸腾，真理在手。在山东省平度县的广播
电视志所记录的“大事记”中，1963和1964两年只提到县广播站“广泛深入地宣传雷锋
同志的模范事迹”和“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人民解放军活动”，突出宣传“党的好
干部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和王杰等先进典型，只字未提“九评”。对中国农村而言
，如果居民点房顶上的广播喇叭每天重复同一个调子，其作用就仅限于报时。
而同期，越南河内部分群众积极支持中共。他们非常关心论战，向驻越中国工作人
员索要中共的论战文章，“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似乎全世界都在倾听，播音员稳重，深
沉，雄辩，真理在握的声音，令人们的耳朵不能不倾听，神经不能不紧绷，灵魂不能不
颤动，”有越友认为“九评”等文章必将和马列经典著作一样，成为国际共运中的经典
著作。
文革预演：学习“九评”运动中清华学生孙怒涛的经历。1964年夏天，清华大学开
始在学生中开展学习“九评”运动。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讨论，提高对
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识与觉悟。班上的党员和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资产阶级挑起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不得不应战。孙认为阶级斗争源于阶级压迫和反抗。大家对他的说法进行了
争论。第二阶段学校短期停课，对照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集中清理自己在前几年，尤
其是大饥荒中时期的思想认识。当发现学生基本谈正面思想，自我检查皆鸡毛蒜皮时，
党团干部鼓励大家向党交心，称讲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甚至严肃中带些警告意味
地说这是对党和革命是否忠诚的一次严峻考验。
受此鼓励，孙试图在发言中有所新意，举两例说明大跃进钢铁生产指标的随意性和
大饥荒时期浙江农民经历的饥饿。二者皆为道听途说所得。党团组织对此发言高度重视
，干部轮番启发他说出所有曾经听到的、看到的、一闪念想过的，与党的政策不符合的
东西。几番下来，孙已百口莫辩：“谈着谈着，那些本来不是我的思想，我被兜来兜去
兜了进去，慢慢地似乎变成了我的思想。”最终，他成为学习“九评”中暴露出严重政
治问题的“反面教员。”他坦言“九评”学习中的这几句话，影响了他一生：“我从一
个受组织信任、培养到需要组织帮助；从优质生变为差质生；从春风得意到坎坷曲折，
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我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直接的影响。”笔者今年追问这种
影响究竟指什么，孙答复“九评“学习不仅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有直接影响，对清华文
革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他一心想在文革中好好表现，挽回在九评学习中给组织留下的
不良影响，争取文革后入党，并在毕业鉴定中有良好的评语；另外，尽管文革初期他是
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并最终与沈如槐等联合成立414，形成造反派分裂。对红卫
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化的社会化过程，”如学习“九评”运动以
及与之相辅的1960年代学校中的小组学习，阶级教育，模范教育等形塑了这代人的政治
行动主义。
事实上，1949–1978年间，“反动学生”一词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只是
在1963–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真正作为政治帽子和处分大学生的一个正式
案由。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广西
、四川、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市）。同样，在陕西，“九评”发表后，1964年7月16
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组织干部学习“九评”的通知》，西北农业大学党委根据这个通
知的精神，组织教授、干部和学生进行学习和讨论。在学习过程中，对一些具有“资产
阶级思想”的学生的生活作风与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上线，对其进行批判，迫使一些被
“重点帮助”的“问题学生”写书面检查。运动后期，对参加“九评”学习的学生写了
鉴定材料，有的学生还受到处分。
《九评》将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问题，提到“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
亡的及其重大的问题”的高度，在学校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1964年9月14日，中共中
央发出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认为在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政
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
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改进课程和教材，政治理论课“必须以毛泽
东思想为指针，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把毛主席著作最为最基本的教材
；”同时要求教师队伍必须革命化，同时加强学校中党的领导。学校的螺丝越拧越紧，
为文革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攻武斗的爆发，埋下伏笔。
◇ 视听暴力：“九评”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
毛时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植根于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法则。国内阶级斗争和
国外敌我斗争中使用暴力符号，包括长篇累牍的暴力语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早到
晚的关于革命形势和动态的广播和高音喇叭，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1949年以后中共依
靠暴力、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建构的合法性，一直维系到1971年林彪事件。
暴力并不仅限于身体，本文的视听暴力首先指一种符号暴力，指通过纸媒上的论战
文章，广播和高音喇叭等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向一定社会阶层和群体，
强加某种观点和价值。这种符号暴力不易察觉，民众下意识地被劝说接受之作为正统。
其次，视听暴力是阶层化的。出身军人，干部，工农阶层的人，更容易接受党媒的宣传
，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以及被打倒的阶层，同样的文字和声音，只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和威胁。
△ 视听暴力
相对于常规暴力，“九评”的视听暴力是一种“表演暴力。”首先，“九评”和各
类评论员文章，在“两报一刊”及各地党报系统全文转载，造成视觉暴力：这些大块头
的文章长期占据各种报纸的头版头条；单位组织的各类有关“九评”的集体学习，充斥
民众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视听空间。“九评”和各类评论员文章，由央广和各地广播电台
广播，导致听觉暴力。大字报、宣传画的视觉暴力都展示了国家无所不在的浸润和占领
。其次，这种国家意义上的视听霸权与想象中的“声音主权”相连，声音可以是承诺，
也可以是威胁，可以构建“声音共同体，”表明声音在民族认同和地方政治中具有特殊
的效用。
视听暴力的共同载体是语言暴力，语言暴力集中反映“九评体”语言及其特点。这
类暴力话语旨在表达一种蔑视，极端厌恶和仇视的敌对态度和情绪。对文革中红透半边
天的一些动词、形容词、副词这类惯用语的分析同样表明革命话语的“政治唯美主义审
美观。”与大字报和诸多社论一样，“九评体”及后来的“文革体”在暴力语言向暴力
行为转化过程中，在语言阵地上，打了头炮，其影响至今明显。1998年，中国举办中苏
论战问题讨论会，与会者认为“九评”：“文字漂亮，气垫磅礴，但是文风也有问题，
很多地方不严肃。不实事求事。那种搞‘言论对照’以及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和无限上
纲等做法，到了文革时期就风靡全国了。”
旅居澳洲的“红卫兵一代”陈向阳（1954–），2016年当地的华文报纸文革专栏撰
文讨论语言暴力对这代人的影响，他们使用过革命语言，至少在每个人都必须表态的政
治学习中模仿过。这种语言就是对敌人的战斗语言，气势汹汹，不讲道理，不顾逻辑，
不容质疑。有些人曾满嘴脏话，张口就来，说者、听者都习以为常。”目前大陆的一些
网络辩论，实际上仍旧复制和沿袭着“九评”和文革的辩论模式。
△ 思想暴力
思想暴力体现在人的异化、文化的异化及其精神遗毒。这两种异化包含很多层面，
这里只讨论由这种思想暴力滋生的文字狱和检讨体。1949年以来的文字狱，从1950年批
电影《武训传》到1960年代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等，因思想犯罪的人不胜枚举
。根据聂绀弩刑事档案，在给聂定下写诗犯下“恶攻罪”前，有关领导指示让举报人提
供诗稿，并详细注释聂诗反动之处，以重新阐释诗句的方式，检举聂的罪行。从举报人
解诗可以看出，罗织罪名的方法与封建时代并无二致。“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
他妈”，不止映照当时粗鄙的政治话语，更折射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和这位鲁迅高足的
异化。
制度化的检讨体文风盛行，将普通民众置于自贱自辱的无耻中。降低自我认同，减
损社会认同，是个体灵魂的“巴士底狱”。“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
查，请不完的罪，”反映出毛时代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人，都必须面对检讨
。毛泽东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自我批评正式浸入公共空间，由党内走向党外；
从反右到文革，形成一整套检讨书的结构模式。自我检讨，内部检讨，公开检讨等一系
列检讨技术使检讨成为一门生存学问。作为公共空间里的一种私人忏悔，检讨是列宁政
党维护秩序，控制思想的一种文化手段。“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开忏悔是“摧残个人尊严的文字酷刑，是培训无耻人格的造句练习，
是迫使检讨者把自己的小辫子任人乱揪的精神折磨，是指令一个人按照上级的批示去骂
自己的话语暴政，是拿起笔杆子打自己嘴巴子的粪便作文。”
人的异化也体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身份的流动性。文革开始后
，在西北农业大学学习“九评”运动中受到迫害的“问题学生”提取出清理“九评”学
习鉴定材料，于1967年1月10日，强行烧毁“九评”学习档案材料，并在烧毁过程中，
强迫学校党委领导下跪请罪。1960年代“三家村”杂文《“伟大的空话”》与毛泽东的
《反对党八股》遥相呼应，甚至吴南星对爱讲空话的人的建议都模仿毛泽东；以明史专
家身份，1949年11月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奉旨”创作《海瑞罢官》，1959年6–9月
发表《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等文章，1961年《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1961–
1964参与“三家村札记”写作。以姚文元为首的党内干部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
话》的批判。文革后为《海瑞罢官》的平反文章以同样的“文革体”宣称：“冤狱就是
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
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
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由此可见，任何政党
，如果不能形成制度化的通道，以制度化的方式，公开处理党内所谓“路线斗争”，党
同伐异，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就不会被打破，政治斗争永远是一场没有妥协和协商的零
和游戏，结局永远是双输。一句话，“没有民主宪政，岂能告别政治生活的恶梦。”
“九评体”作为精神遗毒至今犹存。自1930年代延安时期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
，透过文字和声音的力量，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不透明性，”阴谋论在全党全国
和普通民众中盛行并蔓延，“真相焦虑症”被建构出来。从1961–1964年北京市委机关
报《前线》和《北京日报》连续刊登《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到1963–1964年
中苏论战“九评”的出台，再到1965年底，以姚文元为首，随后全民批判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所有这些对外论战和对内挞伐的共同点是：对人不对事，事
实并不一定最重要；都宣称按照马恩列斯的教导，遵照毛泽东思想和精神；都承诺并告
诫读者和听众：存在一个骗局，民众被骗，民众读到或听到的内容将帮助其揭开迷雾，
撕下画皮，最终还历史以真相。同时，鼓励读者或听众，根据作者引导，对作者所批评
的人和事，进行新的解读和联想，由此在社会上产生一种普遍的群众性解读，这种“深
度解读/解毒”都指向一种坏的，有毒的，恶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隐藏着，尚未被大众
觉察。在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最新革命精神指引下，全民族都在追寻一种意义，再加上
历次群众运动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股“全民侦探风”。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顺势而为，从而将一种文学批评，政治论战或政论文章，演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先
声。1976年以后所有的相关平反文章，仍旧沿用了“九评”以来的一贯的文风，至今这
种文体、修辞和逻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历史暴力
“九评”实际上是对中苏交恶这段历史的一种暴力。“九评体”属于八股文章这个
判断，出自1963年6月“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对陈伯达组织的《红旗》杂志和中宣部等
人马完成的《中共中央对苏中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初稿的评价，此文后来定稿时
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该小组认为“这样的八股文章，老祖宗
讲什么，赫鲁晓夫讲什么，相比对照，不一致或有差异，就是修正主义，完全没有联系
实际，”阎明复看到陈伯达小组逐段摘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等，《
红旗》杂志社大会议室桌子上，窗台，茶几和地板上到处堆满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聂绀弩当时就认为“九评”只是摘抄列宁在《国家与革
命》中的一些词句，世易时移，列宁的观点无助于解决当下的新问题。
以下举两例分析“九评”对历史的暴力。《三评》围绕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
家展开。文章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论证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三评》的写法是“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已经变质”这个结论在先，之后再搜集资料进行
论证。通过错误地勾画“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使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来来有关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进一步向“左”发展。亲历者吴江认为中共在
这个问题上犯了根本性错误。斯大林提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
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中共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六评》聚焦社会主义国
家是否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提出战争不可避免。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强调，和平共处靠斗争得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列宁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被压迫阶
级/民族同压迫阶级/民族不能和平共处，因此，苏共借口“和平共处，”鼓吹社会主义
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这是“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
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事实上，以暴力夺权为主，议会
斗争为辅，不符合北美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因此也遭到欧美共产党的抗拒
。1969年珍宝岛冲突爆发，中苏处敌对状态，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到1979年中美正式
建交。
邓小平承认中苏论战中，双方都不完全尊重事实。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
，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就此展开激烈论争。作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邓认
为自己“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
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其实，“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很
多都是当年中共所批判的‘修正主义’，而且比那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走得还远。”
这一时期央广的政治宣传给一些越南干部和知识分子留下不好的印象。60年代时中苏都
在越南做宣传。越南人听得懂苏联人的宣传，却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宣传。因为苏联的宣
传中谈到战争与和平，建设等等还有人性和理性。与中国一样，当时越南也到处是高音
喇叭，每天固定播放中国北京电台的广播。越南干部中有一个特别的表达，当说到某个
人说话高亢武断时，就说“他像北京电台一样”。
事实上，中苏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存在矛盾
，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无法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实行领导与被领导的
组织原则，出现利益诉求，缺乏妥协机制，因此，中苏同盟破裂无法避免。
事实上，靠诉诸于人们被夸大的恐慌、真实的愤懑情绪以及出于本能的偏见在政治
论战和纷争中获得好处的做法，并非中苏论战或文革所特有。以往带有冷战宣传意味的
历史学和政治学叙述强调，美国革命与血淋淋的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同，前者是一场
“好的、有秩序的、有节制且成功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激烈的，诸多保皇党人
与爱国者，白人与黑人和印第安人等多个面向的内部革命和争斗；种族主义、暴力、分
裂以及用污言秽语辱骂，恐吓对手这些从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注释（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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