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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一段尘封的历史：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和土法炼钢】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Feb 9 19:51:17 2019, 美东)
一段尘封的历史：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和土法炼钢
►1958年河南的土高炉群。
来源：commons.wikimedia.com
【作者按：“土法炼钢”是个荒谬绝伦的主意，因为1950年代中国通行的平炉炼钢铁需
要焦炭和高品位的铁矿石，而普通的煤、木炭、木材燃烧均远远达不到所要求的高温，
低品位的矿石没有经济效益缺乏冶炼价值，且加倍产能所需的极大提升交通运输能力也
不是凭主观意志就能做到的。这些基础的现代科学知识，外行不知道情有可原，钢铁专
家是绝不应该不懂的。可是，在“土法炼钢”运动中，他们是什么表现呢？为什么会如
此？近六十年来，似乎还没有文章公开谈及过这方面的问题。本文是少有的例外，虽然
它所谈的相关内容很少，尚远不能与影响既巨大又深远的“大炼钢铁”运动所需要的研
究相称。】
为研究1950年前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那代学人, 2013年夏天，王作跃教授和我拜访了包
括傅君诏先生在内的多位历史当事人。当时傅先生已92岁高龄，但依然记忆清晰、声若
洪钟。在他无保留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在影响巨
大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傅先生所亲历、亲见过的一些惊人的历史场景。
这部分内容值得单独摘录出来，与大家分享。
受访人傅君诏，冶金学家。1921年生于云南曲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赴美
国留学，专业金属学，195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华北大学
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1953年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
学）工作，历任教务长、科研部主任等职，直至1992年离休。
受访人：傅君诏教授
访谈人：熊卫民、王作跃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3年7月1日
访谈地点：北京科技大学傅教授住宅
1 调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王作跃（以下简称王）：您是哪一年到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以下简称钢铁学院）？
傅君诏（以下简称傅）：1953年。钢铁学院1952年就调我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
大（学）任机械系主任……哈尔滨工大经常召开学习苏联的经验交流会，全国各地很多
教师都去参加，其中一些钢铁学院的老师我是认识的。有一位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
回去了？”我说：“回哪里去？”他说：“钢铁学院啊。”我说：“没有人跟我说这件
事啊。”他说：“早就来调你了。你是不是不想回啊？”后来我就问陈康白（时任哈尔
滨工业大学校长）［1］。他笑笑说：“是有这回事。你就安心在这工作吧。你抽个时
间把爱人调过来，不要想着回去了。”
他不放我回来，我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陈康白出事了。由于哈尔滨工大有苏联专家
，很多学校都派人去跟苏联专家学习，他就把一些学员扣下来不让回去。于是关内的学
校纷纷告他。刚好哈尔滨工大有一个冶金方面的苏联专家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厉害
，这也引起了麻烦。教育部副部长黄松林在当时召开的一个干部会议上，把陈康白骂得
一塌糊涂。后来陈康白被调到北京，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他一走，我马
上也就走了。我要是走慢了，恐怕又会走不了。后来，哈工大的人事处长告诉我：“因
为放走你，李昌［2］（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批评了我们一
顿。”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您回北京后，钢铁学院让您做什么职位？
傅：钢铁学院当时没有党委，只成立了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我算成员之一。我在核心小
组负责教学，后来正式宣布我的职位是副教务长，魏寿昆［3］任教务长。老先生现已
一百多岁了，他原来是天津大学的系主任。
2 教师要做科学研究
傅：我到钢铁学院后，主张专业按照苏联的范畴设立，同时提倡搞科研。我觉得光做设
计没有什么意思。钢铁学院请过一位苏联专家，我去听过他的课。他就讲如何设计车间
，任务有多大，该有几个什么炉子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主张教
师要做科学研究。学生毕业，可以选择做设计，也可以选择搞科研。
熊：您这个观点是哪一年提出来的？
傅：我一到钢铁学院就吹这个。我提议在教务处增设一个科学研究科。1956年，高
芸生到钢铁学院任院长兼书记。他非常依靠我，我提的建议他都接受。高芸生这个人学
历不高，只上过中学。
熊：他是延安来的老干部？
傅：是的，延安来的老干部。他以前在武钢。钢铁学院原来的头儿是魏景昌。这个
人本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二年级还没有念完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他和高芸生都在
钢铁公司里面，相互有些不太对头，那个时候有七个经理八条心的说法。高芸生来了之
后，魏景昌还没有走，改任副院长。我觉得魏景昌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太保守，看不到
旧大学的弊病。
王：旧大学是指国民党时期办的大学？
傅：是的。魏景昌对于教学改革不大积极，所以大家对他有意见，而对高芸生的到来很
欢迎。高芸生跟魏景昌有点隔阂，而我是个党员，对教师很熟，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对学校别的工作也熟。所以，高芸生对我非常信任。我谈的一些东西也挺对他的胃口
。那个时候抄苏联，教学计划中专业课占了很多学时，冶金专业尤其如此，而基础课安
排的时间则紧得很。我当副教务长主要管基础课的教学，大家纷纷向我反映这方面的问
题。对于基础课的重要性，我在念书时就早有认识。冶金这个行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
的学科，它建筑在基础课，尤其是化学、物理的基础之上。我不但主张基础课是科学底
子，还主张搞科学研究。于是，我就向高芸生提出一个建议。我说：“专业课中炼钢、
炼铁等操作部分，以及对设备，如热风炉等的介绍，不要在课堂上讲。学生不是有实习
嘛，届时到现场讲讲就可以了。应该把相应的课时挖出来补贴基础课。”这一点很对高
芸生的口味。他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不懂得什么冶金，在武钢的时候，苏联专
家领着我们到工厂里面去，一边看操作一边讲，我们很快就懂了。”所以他支持我的提
议。在他的支持下，钢铁学院于1957年成立科学研究部，我就去了那里，不再管教学了。
3 钢铁学院的冶金厂
熊：1958年就大炼钢铁了……
傅：钢铁学院的大炼钢铁是比较出名的，引起了康生和周总理的重视。根据原初的设计
，我们钢铁学院有一个与冶金专业相配合的冶金厂。冶金厂有一个试验性的电炉，原来
的容量是半吨，1958年不是要大炼钢铁嘛，就把它扩充成一吨。那个时候接受国家任务
，三班倒炼钢，所得产品列入1070万吨的国家计划。康生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吧？
熊：他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傅：康生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请了北京市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十几个人座谈
，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58年的早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知
道康生这个名字。他提出一个问题：“高等学校的设备能不能搞生产？”我告诉他：钢
铁学院已经搞生产了。那个时候我们还生产打火石，挺赚钱的，一生产出来就卖空了。
康生听了之后很高兴。看得出来，他对钢铁学院很重视。
熊：他那个时候要领导“教育革命”，主张学校办工厂。
傅：我们当时是三班倒炼钢。国家提出大炼钢铁，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后，具体
说是8月中旬，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来钢铁学院参观。那一天，周总理很满意，晚上就
通过高等教育部让我们写个书面材料送国务院。那个材料是我写的。高教部有一个副部
长叫刘恺风，他后来告诉我说写得不错，只因为文字较长而由他们略作了些修改。
我提倡搞科学研究，所以当时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还算站得住脚。
我们学校是由好几个学校的钢铁系并过来的。教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教授，当中相
当大一批人虽然也留过学，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他们学的东西早已过时，而新东西他
们教不了，所以有些老教授来钢铁学院后从来没有开过课。第二类是解放前后从美国、
英国留学回来的，总共有九个，其中四五个人是博士，学位最低的像我也是硕士。这批
人把现代的冶金科学带回来了。第三类是从各个学校分来的年轻教师。他们解放前就在
一些著名的大学念书，清华毕业的有六七个，北大的也有，还有四川大学的，底子很不
错。到钢铁学院之后，他们或者跟苏联专家学习，或者跟我们学习，提高得很快。在苏
联体制下，他们要带学生实习，需要到工厂里面去，所以这批年轻人对冶金工厂的生产
情况也很熟悉。当时咱们的冶金工厂技术水平通常较低，这批有很好理论基础的年轻助
教到工厂去之后，或者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带的学生，有很多的创新。
王：他们是苏联专家和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联合培养起来的？
傅：对。他们在工厂里搞了很多技术改进甚至发明创造。
►1958年河南安阳的大炼钢铁运动：采矿路上
来源：commons.wikimedia.com
4 土法炼钢
熊：我比较关心大炼钢铁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土法炼钢部分。能不能请您谈谈相关
情况？
傅：高芸生这个人看来有点滑头，他不亲自抓大炼钢铁，而让其他人去抓。作为科研部
的负责人，我也管一些相关工作。刚开始是正规工厂生产，后来来不及了，就发动群众
，搞所谓的“炒钢”——这是群众发明的。分配到钢铁学院的是什么铁？锅铁！把锅砸
烂后得到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北京市委的人告诉我，是他们从山东调过来的。
“炒钢”怎么个炒法？拿一个大桶，里面弄一层耐火材料，再放入焦炭，通入氧气，最
后把铁和耐火材料炒成一团拿出来。就是这样干的。你问我什么态度？我心安理得。因
为“1070”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拼命完成
，如果完不成实在太有辱伟大领袖的形象。这是政治任务，实在太要紧了，所以即使把
好铁炼成了马粪渣，我们也心安理得。我不敢说马粪渣，我们以前的副院长也是共产党
员，他说了——“这哪是什么钢，是马粪渣”，结果被批得一塌糊涂，被说成是“反社
会主义”、“反毛主席”等。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苏联派了许多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过
来。高等教育部指定我陪同。他们先去东北转了转，然后参观我们钢铁学院。莫斯科钢
铁学院是我们钢铁学院学习的榜样，其院长不是老干部，是教授、专家。那天，我们学
校用土法炼出来一堆东西，还没有搬完。他向那边一走，我就紧张了，这家伙一定是…
…结果他拣了一块问我：“傅同志，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
王：您怎么回答的？
傅：我这个人反应不是很快，不过那天忽然聪明了一下。我说：“这个是群众运动的产
物嘛。”它确实是群众发明的。
王：不置可否？
傅：对。
熊：土高炉可不是一般群众能发明出来的。它是谁提出来的？
傅：土高炉是我们钢铁学院的教师发明的［4］，这个人叫杨永宜［5］，早就死了，很
可惜。我们的冶金厂只有一个正式的炼钢工人，叫金长学，另有两个他带的徒工。三班
倒炼钢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在大炼钢铁运动之前早就如此。土高炉是杨永宜教授设计的
，当时叫简易高炉，很简单，但有上料、鼓风这一套东西。这个高炉没有工人，就是杨
永宜教授带着一些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建起来的。
熊：他们能用这个简易高炉炼出钢来吗？
傅：他们炼出铁来了。那个高炉就设在我们学校的北边。我们是三班倒日夜炼。很多人
来参观，既有北京的，也有河北的。彭真、刘仁等北京市的领导也来了。我没参与接待
，他们俩是晚上来的。
熊：然后土高炉就推广到全国？
傅：是啊。周总理来的那天，我参与了陪同。他们参观了实验室、炼钢厂、小高炉
、还有轧钢车间这几个地方。我们的金相热处理实验室，当时被作为实验室生产的一个
例子，里面主要做两个事情，大一点的部门搞生产，生产轧草机的刀片，它们比较锋利
，使用寿命长。另一个小点的部门在做金属陶瓷的切削工具，是一个研究项目，就由一
个教授带着几个学生做。
王：您提倡研究，后来，比如在反右派、批白专道路的时候，有没有因此而挨批？
傅：没有。
王：院长比较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傅：他支持。“科研部”不是我提的，是他提的。原来教务处、总务处都叫处，他
说你们就叫科研部。从教务处出来后，我先做科研部的副主任，一年后升为主任。我管
三项工作：研究生、科学研究和校内生产。我没有因此而挨批。北京市的一些相关领导
都比较熟悉我。市科委主任白介夫经常来我们学校，和我最熟悉了。北京市大学科学工
作部最早由蒋南翔负责，后来是吴子牧。从蒋南翔开始，一直由宋硕做副主任。宋硕是
北大的地下党员，一个化学专业的老讲师。他经常找北大、清华和我们钢铁学院商量教
学改革的事。我们一起介绍情况，研究工作。然后，他再把我们的研究所得拿到市委的
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当时我们钢铁学院的科学研究并不比北大、清华的差，而且工厂
的生意也很好。
（此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傅君诏教授审阅）
背景资料：土高炉建设时间表
1.1957年1月，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械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
习得炼铁古法之后，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后来他们又建了第二个。
2.1958年3月-4月2日，全国地方冶金工业会议向各省提出：“要继续发动群众开展
一个10000座中小型高炉，200座小转炉，2000座小高炉的建设运动”。1958年4月1日，
此消息登载到专业期刊《钢铁》上。
3.1958年5月16日，苏州农业机械厂李定聪在《钢铁》上发表《介绍苏州农业机械厂
8m3,15.6m3小高炉并炉》
4.1958年5月31日，杨永宜等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师生在《钢铁》上发表《北京钢
铁学院土洋结合小高炉(1.56m3)的丰产经验》.
5.1958年6月15日，杨永宜等又在《钢铁》上发表《介绍一批国内的简易土法热风炉
》和《中小型高炉炉型设计》。同期的《钢铁》要求各省大建热风炉。
6.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
吨钢而奋斗》，“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
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7.1958年9月，杨永宜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发行量非常大的小册子《土高炉小高
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
8.从1958年8月至当年年底，全国小高炉的数量从几千座激增到上百万座。
►五六十年过去，昔日红红火火的土高炉绝大多数已经拆除或崩塌，福建省南靖
县书洋镇五更寮村的土高炉群（2013年10月4日 Zhangzhugang摄）是少有的例外，图片
来自commons.wikimedia.com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著：熊卫民
东方出版社2017年
一部有趣味的现代科学史
一本讲真话的时代备忘录
注释：
1、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 年赴哥
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 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
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
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1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2、李昌（1914-2010），湖南永顺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不久即积极投身于“一二
·九”等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党委书记。
3、魏寿昆（1907-2014），冶金学及冶金物理化学专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1929年毕
业于北洋大学，1935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学部委员)。
4、土高炉可分多种类型，傅先生指的可能是被推得很广的热风炉。1958年5-6月，北京
钢铁工业学院的杨永宜等在《钢铁》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了包括该院1号小高炉
在内的多种热风小高炉。如：北京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师生.北京钢铁学院土洋结合小高
炉(1.56M3)的丰产经验[J].1958（10）：9-14.又如：杨永宜,戚以新. 介绍一批国内的
简易土法热风炉[J]. 钢铁,1958,(11):36-39。再如杨永宜. 中小型高炉炉型设计[J].
钢铁,1958,(11):81-85。另据1958年时担任人民日报天津记者站工业记者的舒倜介绍，
第一个土高炉由苏州农业机器厂的两位工人朱红发、周宝玉在赴四川习得炼铁古法之后
，于1957年1月在苏州建成。“消息传开，包括鞍山钢铁公司在内的许多单位或地方都
派人前去参观学习。”据舒倜.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J]. 文史精华.1998（6）：49-
55.
5、杨永宜（1923-1987），钢铁冶金专家。1947年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并留校任
教。1950年至195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1953年转至东北工学院完成由苏联教授直接指
导的研究生学习，主修炼铁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
教授，从1958 年起任炼铁教研室主任。从1958年5月起，他带领炼铁教研室的师生发表
了多篇介绍土高炉炉型、设计方法、生产经验的文章。1958年9月，他又在冶金工业出
版社出版了发行量非常大的小册子《土高炉小高炉建设与生产的基本问题》。 从1958
年8月至当年年底，全国小高炉的数量从几千座增加到了上百万座。
作者简介：
熊卫民（197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
代科技史、教育史研究，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
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文章来源：知识分子 2017-3-4）
附录：作者对一些评论的回复: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6亿国民，9千万人上山（去找矿、运矿、伐木、建炉、烧炉、炼铁
、炒钢等），多大的征发比例！青壮年几乎尽出！然后，家里的铁质用具被搜刮一空，
作物少人收获，大量烂在地里，引发随后3年的大饥荒；除了东北和西南人迹罕至处，
森林砍伐殆尽，迄今不得恢复。付出如此代价，收获的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马粪渣”
、“牛粪渣”。如果这还不算荒谬，什么是荒谬？
欢迎批评，私下公开都行，重要的是，开始讨论这个重要话题。我相信，钢铁学院由教
授主持、由熟练工人操作的小高炉是能生产的。问题是，外行领导过来参观一下，看上
一眼，然后根据图纸或图片依葫芦画瓢造一土高炉，再发动大批啥现代科学知识也没有
的群众，烧着木头，炼未必真含多少铁的矿石，能炼出铁来么？用这种烧红过的疙瘩，
能炒出钢来？
记得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谈及，在中国钢铁企业中的那些苏联专家对于大炼钢铁运动
十分反感：既对运来的劣质原料不满，也对运动对严谨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不满，还对
他们的正确意见被忽视不满。
大恶，往往不是一个人就能做起来的，还需很多人配合，而专家，常常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
大恶往往非一人所能做出，其链条很长，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参
与做恶，都有其责任，只不过大小有别而已。如果阻止不了，作为明事理者，专家也至
少不要参与作恶，不要因为一点蝇头小利或者平庸，而把自己嵌入作恶的链条。
社会上有多种职业，教师、研究人员、演员、法官、记者、医生、企业家、工人、农民
、士兵，等等。每个职业都有其职责，而几乎没有哪个职业会把其职责定位为作恶，与
此相反，绝大部分职业都声称自己是从善的，且对于具体怎么做，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也即专业要求。所以，从业人员，面对上级指示时，可根据良知、良心，对指示的善恶
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可以根据专业要求来抵制作恶，来选择从善，只要他肯这么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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