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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1 | 1 光明日报：三代学者跨越半世纪的接力——《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背后故事
本报记者 陈建强 通讯员 陈鑫 陆阳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书影
杨翼骧先生与乔治忠合影。 资料图片
乔治忠与朱洪斌合影。 资料图片
12年前，时年83岁的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先生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拙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出版三册，至元、明为止，本拟续出第四册(清朝)，
但因眼力不济，难以完成，现已托我的学生乔治忠及古籍所的另一同志代为编写，完成
后署他们的名字，就与我无关了。”2003年，杨先生辞世，续编的重任彻底落在了乔治
忠肩上。
如今，乔治忠已年逾花甲，他带着学生朱洪斌，终于完成了老师的遗志。近日，由
这三代学者跨越半世纪合著的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标志着上起先秦下至清末、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正式建立起来，绘制出了从武王
伐纣至清帝逊位约3000年间的中国史学发展蓝图。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认为，这部著述用一手资料勾勒出的中国史学面相，更为真
实、更有历史感。“研究者可以从丰富的资料中获得中国史学发展的细节与面貌，进而
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地发掘史料背后的历史真实，从而使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为深入
和全面。”学界对于乔治忠与朱洪斌接力编纂的“清代卷”，亦不乏赞誉，安徽大学徐
国利教授称其为“清代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拓荒之作”，且“考订精审，编纂独到，深具
史识”。
开山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展、各时期史学活动状况，以及史学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
系的学科。它承担着梳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
乔治忠认为，中国的理性思维首先从历史思考上发端：周人灭商后，对夏商周三代
历史变革进行了总结，从蒙昧的天命迷信中打开了一道缺口。此后，中国史学逐渐兴盛
，历史记载连续不断，与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杨翼骧先生以毕生精力搜罗资料、考核编纂而成的名作
，被学界誉为“治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之书”，在上世纪末陆续出版了三卷。全书主要
按照年代顺序，将经过甄择、校订的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予以编纂。收录的
资料包括从秦汉到元明的史家史学活动、历史著作、官方的史学活动、史学发展社会机
制等方面的重要史实。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推出后，历史学家白寿彝在看到此书“宋代卷”后深表赞
赏，专门写信询问其他卷的出版安排。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曾表示：“这是我
常置案头用来参考的书。”仓修良、瞿林东等史学史专家也都著文盛赞，称这是一部“
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追溯杨翼骧先生最初编纂资料的时间，记者发现，早在1957年，杨翼骧先生就发表
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可见当时他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实质性
工作。不过囿于各种困难，进展难说顺利，同时杨先生对学术著作精益求精，加之晚年
视力衰退，只完成了前3卷的编纂。编纂清代卷的计划搁浅，事非得已，不得不将其托
付给自己的门生。
接力
编纂工作看起来像是在抄书，但实际上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积累。对于史学史研
究而言，资料的整理至关重要，正因为此，杨翼骧先生才将整理中国史学史资料作为自
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内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基本资料整理工作渐渐不被人重视，
再加上大型的资料汇编一个人难以独立完成，这就造成很多学者对这项工作望洋兴叹。
“一定要把清代卷编出来！”这是乔治忠师徒对先生遗志的担当，更是肩负起历史
学者的一份神圣责任。
“最后那册资料编年什么时候能做成？”大约在此前10年时间里，国内史学界专家
见到乔治忠教授时，总要这样问上一句。“但是后来大家都不再问了，大概他们认为这
件事我们没有做，或者做也做不成吧。”乔治忠心里其实一直在回答：“请放心，我会
完成老师的遗愿。”
今天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4部书的扉页上，印有3位编纂者的照片，其中
有两张令人慨叹：一张是乔治忠身着博士服同导师杨翼骧先生的合影，另一张是乔治忠
与身着博士服的朱洪斌的合影。
清朝虽去今不远，但存世史料浩如烟海，且许多材料分散各地，并不易见。要想高
质量完成这项工程，其难度并不亚于前3卷的编写。自从接过杨先生的重托，乔治忠十
几年来心无旁骛，一直从事此书的编纂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物色了一位帮手——他的
博士研究生朱洪斌。朱洪斌2007年博士毕业后，乔治忠把合作编纂的任务交给他。从那
时到这部书最后出版，师徒一干又是6年。
屈指算来，这一套著作，三代学者用了半个多世纪来打磨。
增订
杨翼骧先生编纂这部书的时代，研究条件远不及当今，难免遗珠之憾。为此，乔治
忠和朱洪斌在编撰清代卷的同时，还对前3卷进行了增补和订讹。
“考订每一条资料都像爬一座山。有的山爬得人多，有的山没有人爬过。编纂史料
编年不仅需要把每一座山都攀登一遍，为了全面汲取前人的成果，相当于还要沿着前人
的登山路再走一遍。”朱洪斌说，“一般的研究课题都是下功夫专门研究一种现象、一
个人物，而编纂这套书却需要对整个历史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查阅、收录、校对，每一
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工作十分庞杂，更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它最终要接受各路学者的
检验。”
比如编撰“元明卷”时，许多史籍被图书馆列为“善本”，杨先生编纂之时也不易
查阅。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难以寻觅的史书，就都
可以查到了。但也造成了另一种困难：资料的取舍特别费工夫，给研究工作增加了大量
的工作量。《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出版时，仅这一卷就比原先增加了约10万字。
编年该从什么时代起始？这是整套书不能回避的问题。最初杨翼骧先生从公元前
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编，因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始于此，这样编写，合理、严
谨，没有争议。但是，中国史学史需要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同样非常重要
。为此，乔治忠根据多年研究，决定从武王伐纣开始编纂，他认为，西周之初总结了殷
商亡国的教训(即“殷鉴”)，这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杨先生所著的第一册书中，唐文宗“太和”年号出现10多次，但是编辑发现在通
用的几种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唐文宗的年号都是“大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乔治忠
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发现是流传甚广的《资治通鉴》出了问题：它的各种版本都将唐
文宗这个年号写作“太和”。此后史籍中多沿袭此误，《四库全书》甚至将新旧《唐书
》中正确的年号依照《资治通鉴》误改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史学编纂工作随处都
可能出现问题，不可不慎！”乔治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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