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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U版 - 吴乃龙:玩无线电的大学生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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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ommunipig (共产猪),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吴乃龙:玩无线电的大学生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22 07:05:31 2011, 美东)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1041
在中学读书时,我是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1964年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
系。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把无线电零件和书籍都送人了,打算上大学后一心只读数理
书,洗手不干业余无线电了。但是没想到,在大学期间我还是玩起了无线电,而且比中
学时玩得更加轰轰烈烈。
一.大学期间
1.文化革命前
入学不久,我认识了刚从北大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的老乡余同学(学长)。余
同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他知道我会做收音机后,希望我能帮他做一部晶体
管收音机。于是,他出钱,我出力,做了一部4管中波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有4级:
变频,来复式中放,低频电压放大,甲类低频功率放大带2.5吋小喇叭。高频用3AG系列
三极管,低频用3AX系列三极管。大部分零件从西直门的处理品商店买,还去过德胜门
的处理品商店。总共花了四,五十块钱。老实说,收音机的质量不高,凑合能用,因为
主要零件都是处理品,我的技术也不高,那是我做的第一个晶体管收音机。
2.文化革命中―学校广播台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学业中断。1967年8月,北大正式分裂成两派:支持聂元梓
的“新北大公社”和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相应有“新北大广播台”和“井冈
山广播台”。那个年头,我派性十足,热情高涨,自告奋勇參加XXX广播台当机务,充
分发挥我的无线电特长。过了不久,还拉了一位同班同学參加广播台当机务,一起战斗
。广播台机务人员室内的任务有两部分:播音期间值班,配合播音员操作机器,监视各
路输出的工作状态,有无断路或短路,广播台的警戒线有没有被突破。不值班时修理机
器,包括扩音机,录音机,喇叭等等。无线电系的杨老师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我学到了
许多知识和雕虫小技。室外的任务也有两部分:对内是拉电线安喇叭;对外是破坏和偷
对方的电线和喇叭,总之是要使我方的喇叭声音越大越好,对方的喇叭声音越小越好。
在打内战中,学到了许多鸡鸣狗盗之术。以下略透露一二,40多年前的老技术了,请勿
见笑。更需要声明的是,这些都是文化革命内战中的邪门歪道;本人早已改邪归正,各
位千万不要效仿。
--偷录音。偷录对方的校园广播或在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集会的扩音,有两种
方法。(1)如果这时我方没有广播,则利用与对方最接近的一个喇叭,将输出线当作
输入线,取得信号。其原理是:喇叭作电声转换,任一方向均可。(2)如果这时我方
也在广播,则关掉某一路输出,转变成第一种情况。但这不一定有效,因为当作话筒用
的喇叭可能同时在双方的播声复盖范围内。这时,要把两根输出线并成一根当作输入线
,取得信号(另一根是地线)。其原理是电磁感应。这种方法太麻烦,而且效果不是很
好。后来,用了一根专用线来偷录对方的校园广播,就是专门拉一根不接喇叭的电线,
与对方的广播电线平行而且靠得很近,效果好得多。
--破坏电线。把对方的广播电线偷走或剪断,一般不可以干。这太明显,也容易遭到报
复。最巧妙的办法是:用两只手靠得很近捏着电线,反复折动电线的一个地方,直到里
面的金属芯线断裂而外面的塑料包皮仍然完好。这种断路故障位置极难确定,以致于不
得不逐段更换电线。但是,这种破坏很难实施,实际上只对单股铝芯电线(那个年代广
泛使用)有效,而且要爬到电线杆上待一会儿用双手操作才能完成,很容易引起注意。
另一种“断路”的方法是:把电线接头处的胶布打开,把金属芯线分开,重新包好,造
成“虚接”。以上说的是“断路破坏”。还有“短路破坏”。最简单方法的是将一根大
头针插入平行导线。另一种方法与“虚接”相反,在胶布打开后,把金属芯线重新连接
,造成短路。(具体说,一个线端为A1,A2,另一个线端为B1,B2。正常的连接为A1-
B1,A2-B2。改接为A1-A2,B1-B2。)这种方法要求电线接头处有一个结头。
--制造超级大喇叭。为了压倒对方,我们制造超级大喇叭。这个技术是杨老师从华北电
业局学来的。据说在野外作业时,工人们用这种超级大喇叭远距离通讯。(那时没有手
机之类。)这种喇叭从16欧25瓦号筒式高音喇叭演变而来,但其结构有两点不同。(1
)号筒只有一层(不是三层套在一起),用厚铁皮做成,大概两米长。这样,避免了声
波反射损失。(2)号筒的一端安装三个(或两个,不是一个)25瓦音头。这样,音头
发出的声波相干(同相)叠加,在所需的方向上,强度远大于三个单独的单音头喇叭(
非相干叠加)。在喇叭正对的方向,广播声震耳欲聋,绝对压倒对方。
这种喇叭只造了4个,分开放在一座楼楼顶4个专用支架上,朝着所需要的方向。每个喇
叭与警戒线相连,有人值班查看。喇叭安装音头的一端放进一个圆柱形黑色塑料袋,封
得严严实实。这种喇叭是广播系统的最高技术机密,我们担心被对方窃取。只要那安装
音头的一端被人看见,机密立刻就完了。怎么保密呢?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
文化革命中有一种斗争策略,叫做引导对方犯错误。何不把这个政治斗争策略,应用到
技术斗争上?大家商量结果,由我来实施。
我在一张好纸上,写下开头一行:“XXX广播台,绝密”。接着认认真真地写下超级大
喇叭的技术数据,简要的制造过程,还配有草图。然后折叠好放进一个公共汽车月票塑
料夹子里。一天晚上,我来到42楼一个物理系男生宿舍门前,把那个月票夹子放在地上
就走,就算完成任务。看到这里,你一定会问: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向你坦白,那些
数据等等看起来似乎合理,其实是编造的。那么为什么要到那个宿舍门前去呢?原来,
那是我的一位老乡Z同学的宿舍,我以前经常去,知道另一派YYY广播台的一位机务L同
学也住在那个宿舍。把月票夹子放在那个宿舍门前,是要增加那些资料落到YYY广播台
的机务人员手里的机会。
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北大,两派广播台合并,迁往一教西边的平房,和学校的电话
总机房在一起。原两派广播台机务组的同学合在一起,在校园里架设电线安装喇叭,大
家和平共处。有一天,几个人来到原YYY广播台取器材。我们看到一堆磁铁,线圈之类
的东西,就问原YYY广播台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说:你们不是也有这些东西吗?我们
是想按照你们的方法造那种大喇叭;那些磁铁,是用物理大楼实验室里全国最强的磁场
充的磁。听了之后,我晃然大悟。原来,他们真的上当了!
3.文化革命中―班级活动
1968年12月,校园广播网完工,广播台“裁员”,我回到班里的宿舍,參加班级的活动
。回来后才发现,本年级的许多同学都在做收音机玩,于是我又被卷入了这个潮流。
这些同学都是后起之秀,不懂电子管那些老东西,都在做晶体管收音机。我加上同班的
两位同学,则相反,只做电子管收音机,10个电子管,3个波段(中波,短一,短二)
,高低音两路输出,分别用一个5吋喇叭和一个8吋喇叭,安装在一个木制大音箱里。把
音量开得大大的,那才叫过瘾。相比之下,那些晶体管收音机简直就跟蚊子叫一般。10
个电子管是:七极变频管6A2变频,2个高频五极管6K4两级中放,双三极管6N2检波和电
压放大,双三极管6N1高低音两路前置放大,2个束射功率四极管6P1高低音两路甲类功
率放大,调谐指示管(“猫眼”)6E1调谐指示,2个双二极管6Z4整流。我们在海淀的
旧货商店买零件。电子管的价钱,便宜的不到1块钱,贵的大概2块钱。表头差的1块钱
,好的2,3块钱。我买了一个表头,做了一个简单的万用表,有交流电压,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电阻,共4档。旧电烙铁5毛或1块钱一把。我还买过1个5吋示波管3块钱,后
来自己没用送人了。我们还到建国门外的朗家园处理品商店买半成品的碳膜电阻,论斤
要,便宜极了,不过电阻没有上漆,没标阻值,必须自己测量。
文化革命前上课时学的普通物理电学,对玩无线电很有用。1968年10月,我开始自学大
学程度的无线电书籍,因而有了大学水平的无线电理论知识。我仍然动手制作业余的东
西,但理论知识已经不再是业余的了。
玩无线电的同学,零件有时互通有无,甚至顺手拿别人的一个小零件,也算不上什么大
事。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无线电爱好者窃零件也不算偷。但是一位同学玩得走火入魔,
为了买零件,竟然去偷另一位同学献血得来的营养补助费10块钱,由无线电爱好者变成
了孔方兄爱好者。这位同学很快就被追查出来,在年级大会上检讨,一把鼻涕一把泪,
痛斥自己是“吸血鬼”。
收音机玩多了,想换个新花样。于是我參考《无线电》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做了一个发
射机,只用两个电子管。一个双三极管6N2,其中一个三极管高频振荡,另一个电压放
大,一个小喇叭加输出变压器当话筒(原电路用一个电键,做发报用)。两个三极管共
用一个阴极电阻,藕合而实现振幅调制。一个双三极管6N1,接成二极管整流供给屏极
电压。这个发射机并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公安局没有找上门来。我当时想,既然《无线
电》杂志刊登这篇文章,那做一个这样的发射机玩玩,当然可以。(文化革命前和文化
革命中,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要通过“政治审查”的。)
这是一个中波发射机,天线是2,3米长的电线,随便挂在墙上。由于功率很小,复盖距
离只有几米,至多可以隔一个宿舍用普通收音机收听。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它的妙用。
我们年级的同学住在同一层楼。有的同学调试收音机到很晚,电台播音和各种噪音传到
楼道和我们的宿舍。前去交涉,至多当时有效,过一会儿播音噪音照旧。这时,我把电
源的50周交流作为信号引进发射机的话筒输入端,企图发射电波进行干扰。但发射信号
太弱,对晶体管收音机没有效果。于是,我进而把发射机的输出通过一个电容器接入墙
上的电源插座。结果,输出信号沿着供电网到达每个宿舍,继而发射出去,非常有效。
实施干扰时,要听着传过来的播音噪音,调节发射机的可变电容器,听到最强的“嗡嗡
”交流声时,便是对准了晶体管收音机的接收频率。这时,还可以从发射机再加入各种
噪音甚至骂上两句。由于收音机无法正常工作,那些同学只好停止调试。但是,过了几
天,秘密被发现,遭到上门抗议。如果我们把宿舍门插上,不予理睬,那些同学就拉闸
断电,发射机立即停止工作,干扰消失。但是,同时各个宿舍,洗脸间一团漆黑,谁也
干不成事,引起众怒。最后,大家只好妥协,晚上十点多以后,不再调试收音机,或至
少要保证,声音不泄漏出来。当然,发射机也不必用了。
那个时期,我懂理论,又能动手,经常帮助那些后起之秀。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之下,一
些原来的无线电盲,也开始看无线电书籍,或动手做收音机,有的后来还成了无线电发
烧友甚至专家。我还帮助一位女同学,在菜市口信托商店买了一部交流5灯收音机,20
块钱。后来,这位女同学成了我的老婆。(没花一分钱,那20块钱不是我的。)
4.文化革命中―在农村
1969年10月的一天,工宣队突然宣布,搞战备,下乡去。于是全校学生和教师,立即奔
赴北京郊区。我们年级的同学,编成一个连队,到大兴县魏善庄公社王各庄大队劳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生产大队修好了一部两用机(收音,扩音)和一个闹钟。于是,
大队干部拿了好多收音机和闹钟(肯定都是干部和社员的)给我修理。我趁机叫一位同
班同学一起修理,不用下地干活。结果,工宣队出来干涉,说只能给公家修理东西而不
能给私人修理东西。我们则振振有词地反驳说:你们看看公费医疗,哪有医生不是给私
人治病而是给公家治病的?为了感谢我们,在我们离开王各庄回城时,大队干部赠送给
我们两人每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首页上写有感谢的话,盖有鲜红的大队公章。
有一天,工宣队的师傅找我,说连队需要一个扩音机,能不能回学校去做一个。于是,
我和原来在学校时一起玩收音机的3位同班同学,加上一位手巧的同班同学,回到学校
。每天在物理大楼实验室忙碌,用了一个星期完工。根据《怎样设计放大器》书上的电
路,做些改动。有话筒和拾音(唱机)输入。没有收音部分。自制机箱,自己绕输出变
压器。电源变压器则用现成的。用2个汞弧整流管866。用4个功率管807乙类推挽放大,
设计定阻输出150瓦,实际只有100瓦,因为受电源变压器限制,高压不够高。虽然我发
挥了一技之长为公家服务,但最终还是被工宣队认定为“白专分子”,毕业分配到最差
的地方。这些工宣队的工人师傅,还不如王各庄大队的农民伯伯讲义气。
二.大学毕业后―再遇危险
1970年3月,我和未婚妻一起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当年12月,我在试马水库劳动
,在工地上管理一个柴油机发电站。有一天,我办事经过试马公社革委会大院门口,被
公社干部叫住,随着他进了公社大院,两位专案组的人在等着我。我被叫进一间小屋,
要我交待问题,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无从谈起。过了一会儿,县公安局的本地干部刘
维秀走了出去。留在屋里的是从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下放到商南县的干部付广义,北京人
,他和我互相认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向我透露相当详细的“案情”。他告诉我,
是我的一位在华南农学院读书的中学同学叶XX,在大学毕业前夕揭发我“恶毒攻击”和
“偷听敌台”。在“偷听敌台”方面,按照叶同学的说法,文化革命中我和他在一起时
对他说,我在学校时做了一架收音机,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不但自己听,而且把声音
放得很大,整个宿舍楼道都能听得见。付广义提醒我说,写材料时不能写自己没有说过
什么什么,没有做过什么什么。最后,他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他对我说了什么,要不
然别人会说他给我通风报信,同流合污。
我当时回忆,我见到叶同学是在工宣队1968年进校之前。文化革命中从1966到1968年工
宣队进校的这段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收音机。但是我想起来了,是有人在调试收
音机时声音开得很大,我曾经在宿舍楼道听到过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评论文化革命
,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是革命,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请你评论
,究竟说得对不对?)
和中学时不能承认听过台湾电台一样,不能承认听过莫斯科电台,一承认就完了,任何
解释都是没用的。为了生存,保护自己,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哀哉!在“交待材料”
中,我压根就没有提“偷听敌台”这件事。我在公社大院内待了三天两夜,不准离开。
白天在小屋里写材料,晚上睡在冰冷的公社客房。我没有脸盆毛巾牙刷,在大雪天里,
只能在露天的水龙头下用双手捧着冰冷的水洗脸。
问题交待完了回到水库电站,几位电工问我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公
安局要我交待问题的事,在水库工地当时只有两位干部知道。一位是试马公社革委会副
主任兼水库工地指挥刘荣春(人称刘主任)。从此以后,刘主任对我抱有成见。有一次
,我在电站调收音机,播放的是交响乐红色娘子军。刘主任不知道这些丁零当啷伊里哇
啦的声音是什么,厉声问我,怎么听这台?我说这是革命交响音乐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他才不作声了。就是这位刘主任,1976年四个伟大驾崩后,在公社设的灵堂守灵。夜里
几个人闲得无聊,竟然不知深浅,在灵堂里猜拳行令,喝得酩酊大醉。此事被人揭发,
刘主任受到党内记大过处分。从此以后,一见到酒,刘主任就会条件反射,两眼泪汪汪
说道:我当初就是因为喝酒犯了个大错误。这是后话。
在水库工地当时知道公安局追查我的另一位干部是工地后勤总管贺运安(人称贺老总)
。与刘主任相反,贺老总则私下对我说:你放心,我管后勤,不会搞迫害。1971年10月
,水库工地召开干部和民工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9.13林彪事件的57号文件。刘主任
通知我不要去参加大会,与五类分子同等待遇。而实际上,贺老总在此之前,早就私下
向我透露消息说:林彪叛国投敌,坐飞机逃往苏联,摔死了。我听到这消息,松了一口
气,因为根据叶同学的揭发材料,我有“恶毒攻击”林彪的言论。
这些“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的揭发材料,使我一直有“政治问题”,差点使我在
1978年不能报考研究生。后来,陕西省商南县委组织部把这些材料在我赴京参加中国科
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生复试时转回北大党委办公室。1979年,我到北大查询,被告知,
这些材料将被销毁。
三.后记
初中二年级时,我成了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经历,对我日后
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业余无线电爱好使我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凭着这一
技之长,1972年2月,在农村劳动后分配到商南县广播站工作,当技术员,玩无线电成
为职业。动手能力加上自学的无线电理论,使我在1978年顺利地考取中科院北京天文台
射电天文方法与技术专业研究生,1980年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学习
和研究射电望远镜。后来几经转变,由硬件到算法和软件,由射电天文到光学天文到雷
达成像到医学图像处理,满足了我的兴趣,发挥了我的特长,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对无
线电的爱好,伴随着我的一生,至今不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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