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s******n
发帖数: 459 | 1 沈蓓姐姐：
你好，并问候你全家亲人，转致我的敬意和哀思。请允许我以“姐姐”来称呼你，
因为我和你遇难的小弟沈元从1956年开始就是老同学，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并接受了
他不少学识上、物质上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摆酒设桌来祭奠我的
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轻的音容笑貌、谈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话语，几十年来
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
1955年9月我们考入北大历史系（他是全国文科第一名），在新生座谈会上就认识
了他。第一年我们住在一栋二楼学生宿舍小通楼的一间大房内，以后换到斜对门。因为
我生在湘西石门县山区农村，家里一贫如洗，穿着补丁衣，盖着破被子，土里土气，不
敢和他这位大城市来的时髦同学来往，并没有很多接触，只是在图书馆见面点点头。他
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穿着整齐，谈吐不凡，而功课极好，身边老是有女同学围着他
。1956年春夏之交，一位埃及学术泰斗来北大讲学，在哲学楼大讲堂，为了能抢一个好
座位，我早早去了。进门一看，沈元早已到了，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开始闲谈。一位哲
学系教授汪子嵩也来坐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谈起来。我不敢说话，沈元却大方地和汪先
生大谈其魏晋玄学，快半个小时，中间我也插话（我对竹林七贤有认识），埃及教授进
门了，谈话才结束。汪先生最后对沈元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就读了这么多古代哲
学的书，才子，才子！”自此，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傍晚常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二
年级的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金屋藏娇”研究》，他读遍了图书馆有关汉武帝的书
，还向我背诵《上林赋》，许多句子我不懂，他就给我讲解。还有一次，碰上了大学者
向达（我国最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一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我的湘西老乡），我们
向他鞠躬，谈开了。他告诉我们做学问不要赶时髦，读古书要弄明白每一个字，每一句
文，还要学会考辨真伪。沈元论文的结论是：“汉武帝和阿娇后来和好了”，写了20多
万字，引得历史系教授们大为惊讶。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当时什么都学苏联，《史学译
丛》的文章和中国出版的外国史学著作几乎全是苏联人写的，而苏联人最没有学问，只
是马恩列斯教条的摘录。我们共同读了一本一位苏联学术名人有关西藏的著作，笑话他
连孟加拉邦和莫卧儿王朝都搞不清楚，说是在缅甸。我佩服他英、俄文都好，能看书，
还能半看半猜地读日文书。他介绍了他的家世：你们父亲是沈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
木工程系毕业，应翁文灝先生之邀从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江苏省会迁到镇江，你们
父亲任镇江县县长（我开玩笑说是江苏首县大人），抗战时因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患热
带病殉国。令堂在上海妇联工作，而你沈蓓大姐在上海歌舞团当演员，曾去欧洲瑞士等
国演出。我真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才艺双全的姐姐。你们的姑妈是美国学成的大生物学
家，人称“中国的居里夫人”，曾在马来亚中华大学当教授。另一位姑妈和姑父都是医
学教授，姑父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还经常给中央大领导看病，住在东城区史家胡同19
号。这也是沈元在北京的家。你们还有一位大姑妈，是我国早期著名翻译家。
但好景不长，1957年夏天，我们，还有孙机（他是55级101名学生中11名右派惟一
一名调干生），当时都是55级功课最好的学生，都当了“右派”。我是因为“散布”俄
国曾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的“言论”，被定为“反苏”；他是因为偷着翻译了赫鲁晓夫
的《秘密报告》。1958年初反右结束，运动进入“整改”，我们右派学生无权参加，就
集中起来给教师和研究生们抄大字报（他们本人写稿，我们抄成大字），记得一次沈元
是为本系研究生梁从诫（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曾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女婿）抄写。
1958年夏天我们受“劳动察看”处分，去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那里是抗战时期的
根据地，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家乡，也是北大下放人员的劳动基地。斋堂分东、西二部
，都是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我们在东斋堂，有历史系、中文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下
放老师和右派。历史系和中文系在一个食堂吃饭，一起开会。沈元听说要到斋堂去，事
先查阅了各种有关的地方志书，知道明清时斋堂是京西重镇，曾设过“巡检司”。这是
他的习惯，即使是去“劳察”，也忘不了“收集资料”。
当时管我们的教师叫王立，老党员，历史系讲师，还有其他下放老师，对我们“右
派学生”态度都好，不叫我们“右派”，叫“后来的人”（他们是先到的），劳动、生
活一视同仁，从不责骂我们。大概老师们都欣赏沈元的才华，一来就指定他当右派组长
，每周星期一的生活检讨会也由他主持。老乡们对我们也好，客客气气，因为我们劳动
都好，农民们喜欢我们，说：“你们不过说了几句错话，一个个都心灵手巧，会干活。
”劳动很累，太阳出山上工，落山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先是修斋堂公路，抬
石头。我是乡下孩子，力气大，能坚持。抬石头时，我和沈元抬一个大筐，我在后面把
筐拉到我这一边，让他少出些力。秋天收谷子，妇女拔谷子杆，扎成捆后由我们背回去
，要爬山坡，很费力，我都和他一路，帮点忙。以后打核桃（那里是核桃产区），我来
自乡下会爬树，我在树上打，沈元他们在树下拾，一边打一边吃，这是最高兴的时候。
同是下放劳动，但教师们可以找各种理由回城、回校、回家、养病，一直坚持干活的都
是右派学生。“北大的人会干活”，这个美名是我们这些学生挣来的。入冬了，深翻土
地，一翻就是三五米深。这时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挑灯夜战，一天三餐窝窝头
，又累又饿。
还记得一件趣事，一天沈元悄悄拉我到一边，给我看一张照片，说：“给你看一下
资产阶级小姐”。照片上是位十分美丽的小姐，他说这是他的姨表妹，未婚妻，高中毕
业后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不久她还来斋堂看了他一次，你们的堂姐沈熙也来看过他。总
之，那时候就是干活累，吃的不好，见不到白米白面，顿顿苞谷粥，窝窝头。但农民不
歧视我们，教师也不迫害我们，有些公社干部还称我们为“同志”，政治上比学校宽松
。但对沈元，却是身体摧残很大，他体质弱，劳动时又不能作假偷懒，实在无法支持，
得了肝炎。59年初，他请假回城看病，就不回来了。带队的老师说：“沈元逃走了，学
校开除了他的学籍，他从我们这里除名了！”
不久，沈元来信叫我把他的衣物寄史家胡同19号。我和孙机用他的被单把他全部衣
物打了一个大包寄走了，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我留下穿了，因为我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
有。一个暗红色木箱没法寄，也留下了。后来见到沈元，他说这个木箱子送给我，它一
直伴着我，直到我逃离祖国。我走时，这箱子在新疆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四大队五小队一
位湖南老乡家里放着，如果还能找到，真是件文物了。
（以上是4月23日写的。我今已年近75，40年来几乎与祖国文化脱离，写至此，脑
力眼力双不支，搁笔了。晚10点，意外接到蓓姐于美国卡罗拉多州打来的越洋电话，说
是从韩三洲先生和萧默弟那里辗转知道我的电话的。我欢喜若狂，几乎全是我在叙述往
事，直到11点，因情绪激动，抓听筒过力而使话机坠地而中止，盼望今晚再接蓓姐电话
。其实蓓姐小我两岁，不过你既然是沈元兄弟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4月24日晨
记）
59年9月，因我会干活，劳动好，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返校学习，但降到56级。这
时毛已开始向彭德怀开火，历史系教员中批斗两大右倾分子，一是资深党内教授汪钱（
加竹字头），其所主编的中学历史课本，人人称道；二是团委书记吴唯能，为人正直，
在全系团员大会上还表扬过沈元。国庆假时，我去史家胡同看望沈元。第一次去他家，
只见胡同窄而长，两边都是朱漆大门，明显是贵人居住区，住着许多名人。沈元住在那
位著名医生的姑父家，是19号，对面就住着章士钊。按电铃，沈元出来接我，两人相拥
而泣。进大门后是院子，有大葡萄架，一位老太太拿着旧小说（我扫了一眼，是竖行印
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你们那位作为翻译家的大姑妈，当时也住在这里）坐在台阶
上读。元弟房间在最前面一进的左侧，堆满线装书，可见他在用功。这次我们大谈大跃
进的荒唐，庐山会议的可耻，深感毛泽东的暴虐与治国无能。下午吃饭，有果子酱，觉
得味道好极了。饭后我们去北海公园，沿湖漫步，他说表妹要和他解除婚约，痛不欲生
，想投湖。我听了心里流血，拉他坐在湖边，指着湖水说，三十多年前，你的浙江老乡
、学术大师王国维也投水自尽了。但他自寻解脱时，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为中国
学术留下了无尽功德。你比他还聪明，会外语，视野比那时候宽，而你什么也没留下。
你要步他的后尘，最好在你也著作等身以后。但那时候你会有圆满的家庭，可能就不会
这么想了。现在我们有生命，有友谊，要利用它。晚上，我们在他床上并头而卧，彻夜
长谈，长叹，但谈得最多的不是个人悲苦，而是为国家为民族担忧。
以后，我们还常寄信互致问候。1960年大灾难，全民饥饿，到处饿死人，北京市各
公园几日之内树木全秃，人们打下树叶做人造淀粉。沈元肝炎复发，我也浮肿。当局怕
知识分子反抗，一是把大学生大部分时间拉到人民公社劳动，一是又在学生中整肃思想
，称为“世界观大辩论”，专整尖子学生，但没带帽子，只是把人整下住。在学术界开
展“反三人”，即“反人道主义，反人性论，反人本主义”，历史学界整的重点是尚钺
，文学界是巴人，经济学界是孙冶方，哲学界是冯友兰。形势太恶劣，我没敢去看沈元
。1961年，相对宽松些了，春天我又去了史家胡同。沈元情绪很好，因为街道居委会开
大会，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他对《急就篇》的研究已经写成了初稿。晚饭后
，漫步北海岸，还联了句，是七言的。当时我虽仍在大学上课，他在家自学，但我的天
赋、学识、治学之功力远不及他。他安慰我说：“光汉，你的文章写得好，字里常带感
情，你应该转行写历史小说。”我受到启发，转而读各种南明著作，准备以少年抗清英
雄夏完淳为中心，为夏氏父子、张煌言、阎应元等抗清英雄作传。已经开篇了，可惜之
后远戍新疆，文革遭难，什么都没做成。
1961年9月，我毕业分到新疆，再去史家胡同向他告别，他告诉我，他可能要进入
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章会发表，我们大喜相拥。我们约定，任何时候不能失掉联系，
学术上有了成果，要首先通知对方。这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州霍城一中教书。
我离开他家时，他看我穿得太褴褛，送我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和一条毛哔叽裤子，还有10
元钱。1962年春天，我在霍城收到沈元的厚信封，是刊登他《“急救篇”研究》一文的
《历史研究》和长信。信上说，他被黎澍和刘大年看中，到近代史所工作了，所里给定
下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思想史，先搞“太平天国”，某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记
不清了，可能是胡绳）和他谈了话，鼓励他成为“成就超过黑格尔的思想家”。以后他
把他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文章也寄给了我。霍城很小，离中苏边界仅7公里，分来了再
无远处可发配的许多“问题学生”，包括北大、北师大、苏州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高
级步校的，都很有学识。我们相处融洽，大家都读沈元的文章，欣赏他的才华，视他为
知己。到了1963年，我的北大老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北大学生说，学雷锋有什么用，
不如学沈元！”当年我把我大学毕业论文《汉藏茶马贸易》和一篇长篇散文《给教授的
一封信》转给了沈元，他回信说：“论文我给民族学院程溯洛教授看了，说粗糙”。散
文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看后说：“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们要调查作者的表现，
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我和沈元经常书信来往，他还常给我寄书，霍城一中的师生大都
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天才朋友，高中学生还以他为榜样。1964年他写信给我说有人告他了
，主要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学部历史所、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这里要插一句，我们
的同学中有许多调干生，多数是党员，但年龄偏大，女同学更青睐的却是像沈元这样有
才华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沈元之引起“群妒”，也包括“爱情妒”的因素。以后他写
文章就不用本名了，起了个笔名叫“张玉楼”，是黎澍起的。沈元说黎澍在和他谈话时
，随手翻了手边一部诗集，开篇第一首诗有“玉楼”两个字，就用上了。1965年他从江
西丰城给我来信，说到那里搞社教。还说：“丰城县还真是你们雷姓的祖乡，姓雷的特
别多。（以前我们俩介绍家世时，我告诉他我们雷姓起自陕西冯翊，东晋时南迁江西丰
城，有雷焕之《剑出丰城狱底》诗，清初江西填湖广时又部分西迁湖南）。之后，他就
再没有音讯了。
1966年初，我教书的霍城一中开始“四清”，工作队的头目一名刘介涣，一名宋植
（伊宁市宣传部长）。5月，转入文化大革命，我因发表了《伊犁史话》一系列文章，
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帮，加上老右派，成为全县全州重点批斗对象。6月，工作组通知
我说：“极右分子沈元从北京给你来了封信，由我们保存，你给他写回信，交我们寄去
，叫他老老实实认罪”。他的信我没看到，我回信只写：“我认识自己的处境，我当接
受人民对我的处罚。”未及其他，交给了工作组，当时《人民日报》在批判北大校长陆
平时提到了北大出了“极右分子沈元”，还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于是全县城都知道了
“大右派”雷光汉在北京还有个“极右派”的朋友，学校和街上出现了“打到大右派雷
光汉、沈元”的大字报。我知道逃不过这关了，不过我祈祷他能逃过此劫。当年10月，
我被重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矿挖煤，以
后因戴近视镜无法下井干活，转到芦草公社修大东沟水渠。这时，我自己破罐子破摔，
无他想了，只是担心我的老父在家乡挨斗，打成瘫痪卧床，还有沈元弟的命运。
1967年秋，萧默弟（他是清华毕业的，分在伊宁市工作，以后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关
怀下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敦煌给我寄来了35元钱，不久我二弟又寄来100元。当时
到处夺权，没有人管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
年11月，我学红卫兵无票乘车的办法，到兰州经包兰线到内蒙，再到北京，住北大中文
系教员右派难友左言东宿舍。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从中午到深夜我们一直在谈
话，时间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当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住在19号，一进大门右边两间
小房内，满壁是书，中间一个大火炉，煤火旺，很暖和。他们夫妻身体都好。我们一直
在叙说文革中的遭遇，他说他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斗，还带高帽子游街，每次挨完斗回
家，他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进近代史所
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此时又指示，‘要狠狠斗他’！
”（这里还要插一句，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一位外办负责人、大约四五十岁的大
官与我长谈了两天，我谈到了沈元的死。他说康生是个最大的两面派，说枪毙沈元就是
康生最后决定的。）我们在谈话中都觉得毛泽东的暴政走到末路了，这是他的最后挣扎
。他还说：“你是爱国的，1962年伊犁边民大批外逃苏联，你却没逃。我也是爱国的，
我有很多海外亲戚，我也没想到要去投奔他们。”我们都流着泪，相互安慰和鼓励：“
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我们爱这个国家，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个新中国。”说话时他
还不时翻开《柳亚子诗集》，把里面铮铮铁骨的诗句念给我听。听说。常常半夜有小汽
车接他姑父去看病，给谁看？他姑父从来不说。她妻子做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饭
，上海菜——陶饭锅里蒸的肉末，里面打了几个鸡蛋，十分鲜美，我生平只吃过这一次
。我们谈话时，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机打字，不时插话，都很有见地。她说：
“圣经里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对付犹太人
的手段，不是毛泽东的发明，电影《玛门教授》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深夜与他道别
，他送我很远，还送我20元路费。想不到，此一别就阴阳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惨遭
杀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陨落。
20年后，1988年我回国探亲，在历史博物馆和55级、56级部分北大历史系留京同学
相聚，当时谈论的的话题之一就是建国后唯一出现的史学天才被杀害，叫我们欲哭无泪
。1998年我收到了郭罗基从美国来的信，随信还寄给我100美元。郭罗基曾是我们班的
党支部书记，调干生，但他与别的极左党员不同，很有正义感，保护过沈元。郭在信中
说：公安局的人曾经找过他和55级同学，说雷光汉已在苏联当了KGB，如果他回国，你
们协助我们把他抓住。其实我虽然逃到苏联，却拒绝与KGB的反华企图合作，因而再逃
伊朗，被他们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几年，大概中国当局这几年在阿拉木图见不到我
的踪迹，便以为我当KGB去了。后来知道，这几年，他们在我老家后山还夜夜放哨呢！
1981年，感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过他们严格审查，我早已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给我发了护照。这些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过年过节
常来慰问，让我享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郭罗基也保护过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学出校劳动，回校时李铁城同学拉了一
个板车，有些同学坐了上去，我一时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说：“我还拉了一个右
派呢！”我一听吓坏了，马上下车，跑着去向郭做检讨，害怕开我的斗争会。郭安慰我
说：“没关系，你走吧！”他的宿舍与我对门，我听见他劝李说：“小事情，不要闹大
。”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还找到我，笑容满面地鼓励我。他也是党员，也是
有人性的。
与沈元最后相见以后，我流浪两广、云贵各地，寻找外逃的机会，没找到。1969年
返回霍城。1970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4月24日，我从一个渠道在第一时间得知沈
元已在6天前被杀害了，紧跟着，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也开始杀人，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
了。为了活命，当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泅过冰冷的霍尔果斯河，逃往苏联哈萨克
斯坦。以后，又历经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来。妻子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原是画
家，叫李巧云，有一子一女，子住俄国，女在身边，有五个孙子和外孙。工人养老金可
供温饱，有自己的住宅，现在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但我长久与祖国隔离，又不会
电脑，心境还是十分失落的。
蓓姐，这就是我与沈元的一些情况。听你说这几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暂时写到这一
些，言不成文，悲伤不已。
雷光汉
2010年4月24日（出逃苏联40周年日）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