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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U版 - 北大向何处去?——项子明 王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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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子明
我第一次见到项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们是去大讲堂听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报
告,介绍当年五一节四医大学生在陕西华山抢险救人的事迹。时任北大党委代理书记的
项子明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不大讲情面,作报告的人
即使职位再高、名气再大,如果讲不出有价值内容来,都能让人下不来台,而且越是所
谓“正面教育”的报告往往越不受欢迎。那次的报告人只是四医大的几名年轻学生,不
免都有些紧张。项子明首先讲话,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普通话
很好,而且还带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见到的老干部们都是讲方言的。项子明讲了没几
句,不知道为什么竟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全场两千多人都跟着笑起来。项子明这一笑,
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报告人也没那么紧张了。他们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
抢险救人过程的,确实比较具体、实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极好,令人印象深
刻。报告会始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是我多年来在北大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次“正面
教育”的报告。
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期间我曾在校学生会当过一段小干事,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会其实也很
有些官场特点,我们这些小干事都学着巴结学生会的部长们,或更高职位的学生干部,
以期弄个副部长、部长当当。不过当时学生会的能量还是不小的,能组织许多大型活动
,也能请到许多高官、名人。我在学生会呆了一段日子,觉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动离
开了。其间我不时在学生干部那里听到一些对项子明的议论,那时候北大上下之间关系
比较密切、融洽,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同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项子明任职前后,
有几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会主要干部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于是在校的学生干部们也
很受鼓舞。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项子明是支持、重视青年干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较
开明的,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选留到校党委办公室工作。其实以我在学生会的简短经历,应该
说明我是不善于在官场里混的,这次选择可能是一个错误。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当时对
自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项子明已于1984年3月不再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但还担任着
北大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记得我刚上班
没几天,恰逢项子明从陕西考察回京,办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机场接一下,于是我自告奋
勇地表示认识项子明,可以去接。在机场出站口,我果然从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
,他虽然是满头银发,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步履轻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项子明
十分热情,因我是陕西人,很自然地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在回来的路上不断同我
谈起陕西的风土人情。记得那次他还很随便地说起去陕西之前已诊断出患了鼻咽癌,在
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人都是谈癌色变的,不过项子明好像并不在意,感觉上他只是在说一
种平常的疾病。
因为项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疗,从陕西回来后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北大的日常工作了,
他在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项子明从朗润园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
燕南园63号的两间平房里。燕南园是燕园中的“园中之园”,环境幽雅,当时还健在的
王力、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等一些名望极高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63号平房前面有
一小块空地,刚搬进来时十分荒芜杂乱,项子明用心经营,遍植花木,还撒上了他女儿
从美国带回的草籽——那时国内还极少有这个草种,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黄了,但这种
草入冬之后还是绿的。项子明还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株白玉兰,我和党委研究室的金小
鹏去帮他在屋前种下,记得他当时满有信心地说:明年春天就可以开花了。项子明对北
大是非常有感情的,虽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庙还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时间都
住在燕南园。
项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名项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
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书
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撤职、批判、监督劳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
先后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任职,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项子明对北大很有感情,喜欢大学的氛围,有要办好一所大学的理想。于是他在年
过花甲、临近离休之际回北大工作,先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他是很希望在
北大有一番作为的。本来项子明是应该干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据丁石孙《我在北大当
校长》访谈中的回忆:项子明1983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告诉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丁石孙
,让丁石孙回国当北大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不过后来项子明并没有当上
党委书记,据说主要是由于他在畅观楼事件中得罪过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对,所以他
仅以代理书记的职务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离任。
项子明离任后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他先
是在1985年发现患了鼻咽癌,经过积极治疗,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不想一波刚平、一
波又起,1987年间他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几乎危及生命,在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
术才逐渐恢复过来。当时我们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检
查中发现他又患了结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项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经过接连
两次的大手术和其它治疗,居然又奇迹般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我们还乐观
地认为他可以再次大难不死,但这些治疗手段都只不过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了一些时间。
在项子明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因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儿又在国外,我作为单位工作
人员经常要为他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如送他去医院,办理住院、出院、医药费报销等事
宜。这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也多次听过他的谈话。项子明一生阅历丰富,同许多重
要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彭德怀同志,认为彭德怀是共产党历史上最
正直、最敢讲真话的人,他对某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则时有微词。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
年风雨的老党员、老干部,项子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直非常关心。我每次去他家里,
一般都会和我谈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及当前时弊,常有一
针见血之论。项子明实际上是通过彭德怀等人不同的兴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运,并
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经历,对共产党的历史、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许多思考。
记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园项子明家里时,他还是同往常一样和我谈起当前的形势,
但不像平时那样谈兴甚浓,而是话语不多,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邓最近有个讲话,杀气腾腾”,此后再不发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辞离开。
春节后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作为秘书也负责将文件送党委领导们传阅
。我看到邓小平的讲话对“自由化”的泛滥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再退让了,并说了一句
“实在不行,我们还有300万军队”的话。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看后觉得这句
话讲的过于严重,商量后决定向中层干部传达时先不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讲了一般人也
不会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项子明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的
预感是比较准确的。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项子明虽然在进行治疗,但他对形势的变化一直非常关切,由于很
多时候局势不明朗,项子明很关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同我
交流信息、议论形势。项子明是希望事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他甚至还在北大学生送
来的某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政治风波之后王孝庭大骂有些老同志给我们党施加压力,我
认为他主要指的应该就是项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项子明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虽仍有兴致
谈论一些问题,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减,但精力却是大不如前了。谈及当前形势,项子
明往往是低头叹息,继而默然无语。他对自己的病况实际上也很清楚,已经预感到将不
久于人世了,他有时候会拿一张纸,工工整整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经去世的
人。但项子明还总是对去看望的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自己的
身体,还是对当时的形势,他都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进入1990年以后,项子明的病情日趋恶化,住到了真武庙的家里,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
。但他还是心系北大,曾经在一个下雪天乘车回到北大,长时间坐在车里不走,经我们
劝说后才离开——他是要最后看一眼北大的校园。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项子明的定点
医疗单位是友谊医院。不料当我们到达医院后,预定好的病房却被陈希同住进去了。于
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项子明,于春寒料峭中在车内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待医院方面
另行安排病房。陈希同曾经是项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老部下,在项子明住院后也曾
多次看望并给予关照,我和项子明夫人颜纯教授当天还在医院大厅里碰见过陈希同,陈
希同对颜纯说他是“拉稀了”。陈希同可能并不知道他住进了项子明的病房,不过对医
院方面来说,当然还是大领导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视。
项子明住院后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还曾在他的病房中守护过一夜,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
了,但仍坚持自己起身洗脸、刷牙。次日我离开时,项子明几次向我说:谢谢你,麻烦
你了。此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项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为他或许有所嘱
托,当即出发赶往医院,但到病房时项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
经是形销骨立、一息奄奄,内心十分沉痛。项子明醒来后看见我,好像略有兴致,但仅
问过数语后又无力地合上双目,并无要紧的嘱托。此后我又和学校负责人去医院看过他
一次,再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医院告知他去世的电话,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后来
我听颜纯教授谈及项子明临终前一直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项子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上千人参加,我看到很多人泪流满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悲痛,比起生平介绍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词,或许更能体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
置。我对项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过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
老干部相比,项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备了比较宽容、开明的思想和作风。从一件小事上也
可以体现出他的开明:我曾偶然听到过一位学工干部对他表示不满,说项子明任代理书
记时,学工干部发现某对男女生同居,要进行处分。项子明却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这
个需要嘛,不赞成处分学生。须知当时有过“严打”的历史背景,大学里关于男女关系
的校规也十分严厉,但项子明对青年学生的此类行为却是不想过度追究的。
项子明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的他对
共产党、对毛主席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即使在畅观楼事件
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但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曾告诉我们说
对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项子明晚年对共产党的历
史和制度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为他总体上的思路是倾向于共产党应该走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的道路的。尽管项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时间非常短,他也已经去世许多年了,
但我和他的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王学珍
1981年9月我在大讲堂参加新生入学典礼,主持典礼的是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王学珍
。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时,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中我见到了王学珍的名字,
1984年3月他担任了北大党委书记。不过对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来说,学校主要领导和我
们的距离过于遥远,我没有印象还在其他场合中看见过王学珍。
1985年暑假后,我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开始担任书记秘书的工作。位于办公楼二
层南侧的201室是一个大套间,当时的格局是进第一道门后右手是一个会议室,党委常
委会议一般都在这里召开,左手一间20平米左右的房间是党委研究室;进第二道门后又
分外间和里间,我和办公室副主任李宝珍在外间,东西两侧共有3个各十多平方米的里
间,分别是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王孝庭、顾问项子明的办公室。另一位副书记郝斌
的办公室则在办公楼礼堂门口边的一个房间里。那时候办公室的人员比较少,三位书记
加一位顾问只有我一个秘书,不像现在的书记、校长们都有专门的秘书,有的领导还不
止一位秘书。
在1980年代,北大校领导的作风是比较朴实的。我开始时不知道怎么称呼领导们,记得
我最初和王学珍说话时称他为“王书记”,王学珍听过几次后特意让李宝珍告诉我不要
称职务。那时候在办公楼里好像没有称领导们官衔的,于是我也跟着别人称王学珍为“
学珍”,称王孝庭为“孝庭”,郝斌为“老郝”,称校长丁石孙为“老丁”,副校长张
学书为“学书”。遇到比较正式的场合,则会在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如称王学珍
为“学珍同志”。这几位领导里除了郝斌年轻一些之外,其他人当时也都60岁左右了,
只有20岁出头又身份最低的我直呼他们的姓名,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合适。王学珍平时喜
欢穿涤卡中山服,我也挺喜欢这种服装,但是北京没有卖的,只有上海才能买到。有一
次王学珍去上海出差,说他要买中山服,我就请他帮我代买了一件,秘书托领导买衣服
,同样也没有人认为不合适。
我没有到王学珍身边工作之前,多次在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过他的照片,总是满面笑容
,看起来很温和。到了办公楼之后,才知道王学珍经常也会发脾气。党委常委会一般都
在201的会议室召开,在担任党委秘书的十多年里,我只有极少几次顶替党办负责人做
过会议记录,对会议的召开情况了解甚少。不过虽然和会议室隔着门,我偶尔还是能听
到里面的声音,但听不清他们说的话。王学珍嗓音比较高,嗓门比较大,听起来似乎经
常和人吵架。时间一长,知道他也不是吵架,而是在意见分歧时和别人争论。不过即使
和别人争论得很厉害,他真生气的时候也不多,其他常委也没有因为王学珍声音大就不
说话了。至少说明当时的常委们经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生正常的争论。
虽然在王学珍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我所做的无非是一些接听电话、通知开会、安排用
车等事务性的工作。虽然有时也看到王学珍处理工作,但往往也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加
之年代已久,记忆不是太深刻了。我在王学珍身边经历最多、印象最深的事情,还是他
对学潮问题的处理。我上班后没多久就遇到了1985年的“918”学潮,此后又经历了
1986年底至1987年初从南方蔓延到北京的学潮,1988年夏天因柴庆丰事件引起的学潮,
直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从1985年的“918”学潮开始,处理学潮问题似乎一直是王学
珍的一条工作主线。虽然学潮的具体过程往往只是一段时间,但事先事后的各种动态需
要掌握,各级领导的指令需要贯彻落实,对学校的广大师生,特别是对学潮的参与者更
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我印象中处理这些问题占据了王学珍的大部分时间。
王学珍毕竟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在处理学潮的问题上,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执行上级
领导的指令。对于北大的许多教师、干部,甚至学校的某些领导人来说,对学潮的认识
是逐渐有一些变化的。在这几年中王学珍的认识或许也有一些变化,但他在处理时基本
上都是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的。在我的印象中,王学珍既没有对上级指令有明显的抵制
,也没有像王孝庭那样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色彩,对学潮痛心疾首、极为反感,必欲坚
决制止而后快。他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了他职责中应该做的事情,一直到1989年的政治风
波开始,王学珍的态度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1980年代学潮的发生发展和知识界的思想动态密切相关,而北大师生的思想动态一直是
从中央高层到各个上级部门都非常重视的,报送北大师生的思想动态是校党委的一项日
常工作。当时有稳定工作“全国看北京,北京看高校,高校看北大”的说法,北大的稳
定关系全局,北大师生的思想动态可能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我参加工作后的那几
年里,这些动态信息一般都是由党委研究室的赵存生、赵亨利两人撰写,我也曾经写过
一些相关简报,经党委领导审阅后上报。上面比较看重的动态信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对中央出台的重大决定、政策的反映,二是师生假期回乡后看到、听到的各地情况。
虽然上面要求北大如实报送,但实际上领导们又很不愿意听到不好的反映,我曾听王学
珍说过,意见反映上去了,领导们往往会训斥说:现在形势这么好,怎么就是你们北大
的意见多。慢慢地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写法:不管什么情况下,尤其是中央新出台的决策
,首先表明北大师生都是普遍拥护的,然后再婉转地反映一些不同意见;如果假期后收
集到的负面反映比较多,则先将其激烈程度降低一大半,以领导上能够接受的尺度和语
气报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春节之后,可能是当时的社会情绪确实到了要出问题
的地步,开学后师生们从各地带回的基本上都是负面反映,如实上报上面肯定不高兴。
我们只好反复从中寻找正面的事例,找了半天,发现天津的师生反映说李瑞环坚持彩电
不涨价,于是如获至宝,赶紧将其放在醒目的位置上报了上去。
1989年的政治风波产生、发展的过程比较长,情况非常复杂。《人民日报》4•26
社论发表后,将学潮定性为“动乱”,北大师生普遍不能接受,情绪非常激烈。按照惯
例要立即报送北大师生对社论的反映,那次的动态信息是赵亨利起草的,他还是按照往
常的口径,首先说大部分师生对社论是拥护的。这样写当然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如果
是其他的表态也就罢了,而这次的反映实在是关系重大。王学珍没有马上签发,后来我
看见他亲笔修改了稿子,将大部分师生拥护改成了大部分师生反对,如实地向上面反映
了北大的情况。政治风波期间,不仅是广大师生,许多党员干部对上面的决策也想不通
。当时北大女性任系党总支书记的只有3位,有一天这3位女总支书记一起来找王学珍,
反映她们的思想问题。我不知道王学珍是怎么和她们谈话的,但从他事后谈及此事的态
度看,王学珍没有简单地进行斥责和压制,而是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其实就是王学珍
本人和学校整个领导班子,在当时中央出现了不同声音,情况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很多
时候也无所适从。我曾经接到过一位党员教师打来的电话,询问北大党委的态度,我请
示当班的党委领导该怎么答复,他也没办法表态,我只好告诉这位教师请他自己去分析
判断。
绝食事件后形势进一步复杂,其间王学珍曾经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学生,并参加了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我印象中他是看过学生后去的记者会现场,我们在办公室看了电
视直播,王学珍在谈话中表达了希望进行对话协商,使绝食行动得到妥善解决的态度。
不过随后讲话的李鹏态度仍然非常强硬。王学珍回到办公室后我感觉到他的情绪有些复
杂,心情比较沉重,他首先嘱咐党办副主任李宝珍,让她安排人买一些卫生巾送到广场
——有的女生来了例假,还坚持守在广场。王学珍的这个做法无疑是人性化的,对学生
是爱护的。那天的记者会在场的校领导都看了电视直播,但王学珍回来后没有一个人说
话。我那时候对学生是比较同情的,就主动说他今天的谈话非常必要,使北大校方赢得
了主动。王学珍似乎有点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不好明确表态,只说了其他人(对他的谈
话)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从第二天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连续收到了许多从全国各地寄给
王学珍的来信,头一天大概有几十封,后来的几天每天都有一二百封或者更多。我拆开
看了不少,都是对王学珍的谈话表示支持的。此后的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形势极为严
峻,王学珍当然也不可能再表现出什么个人的倾向来。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王学珍仍旧担任校党委书记一职,他当然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按
照上面的指令进行工作。从1989年开始上面决定对北大、复旦的一年级新生进行为期一
年的军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决定是不可能改变的。前几年我听他说过此事,他说他
是不赞成这样搞军训的,但既然是上面的决策,作为北大的党委书记,他当然不能公开
反对。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应该也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到了1991年1月,王学珍不再担
任校党委书记的职务。
王学珍任北大党委书记一职将近7年,还当选过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他也
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从上学到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北大的校党委书记。早在1951年王学
珍就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一职(当时学校还不是党委领导体制),此后一直在北大做行
政工作,担任过党委组织部长、教务处长、社科处长、教务长、副校长等多种职务,对
北大的情况非常了解。虽然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他处理的大都是学潮方面的问题
,不过也曾经随他到一些系进行过调研工作,我记得去过中文、历史、哲学等系。他对
北大这些基础学科在全国高校中的位置比较关心,详细了解过其他高校相关院系的情况
。此项调研本来还要进行下去,只是由于学潮的影响而无法继续。
在王学珍任内,虽然他也和其他人有不同意见,经常发生争论,但没有见过哪位持不同
意见的同志受到过不公正对待。1986年召开了北大第八次党代会,会上许多人对学校领
导班子提出一些尖锐意见,如提出学校班子在如何办学上思路不够、办法不多,这些意
见都能得到正常表达。党代会上发言比较尖锐的无线电系主任王楚,讲话比较直爽的后
勤党总支书记赵桂莲等人,都以较高票数当选为校党委委员。在王学珍任党委书记期间
,北大的政治生活是比较正常的,各种不同意见是能够得到表达的。政治风波期间,我
还多次看到王学珍布置召开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等各方面人士的会议,随时向他们通报
情况、听取意见。虽然王学珍有时会发一些脾气,后来我也明白往往是由于学潮的问题
,他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指责,事后会显得烦躁、易怒一些,而这些批评指责往
往是以势压人、毫无道理的。到了政治风波平息之后,王学珍似乎也很少再有大嗓门、
发脾气的时候了,他不过是按部就班地说一些该说的话,做一些该做的事。
我个人倒有个不见得准确的看法,我认为王学珍主政期间对干部的使用显得保守了一些
,在他的任内,北大中层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在干部退休的问题上也不够严格。到了
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党政班子成员中年纪最轻的朱善璐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校
党委委员,倒不见得是朱善璐有多高威望,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对北大干部普遍老化的
不满。虽然王学珍时期的干部队伍状况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有历次学潮的冲击和影响
,但他在干部的使用上思想不够解放,步子不够大。这样就没有能够选拔培养出一批思
想作风比较正派,对北大的传统比较坚持的年轻干部群体,为以后任彦申等人改变北大
的风格,安排使用符合自己意愿的干部留下了空间。
离职后的王学珍一直还在工作,我知道的是他在搜集整理北大的史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由他主编并亲自撰写了很多内容的《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全书200
多万字,为北大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多次查阅过这部《记
事》。在目前在世的北大的老人中,王学珍对于北大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了解
的最全面的,堪称是北大的“活字典”。我在写陆平的生平,写北大统战史略的过程中
,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王学珍了解情况,主要的内容都是他提供的。在我离开党委办公室
之后,他对我个人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也多次询问,表示了真诚的关心。王学珍是
1926年出生的,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不过他的身体状况不错,还经常到办公楼工作,搜
集、整理北大大量的历史资料。王学珍卸任后的所做的这些工作,对北大、对北大的历
史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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