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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16 | 1 【人是否有权“终结自己”？法国“安乐死”新法案的辩论】
Miller & Mary
今年3月17日，关于“生命末期”的新法案通过法国国会审议，法案没有准许“安乐死
”和“协助自杀”，但通过了病人可以获得“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的权利。此法案
由左右政党两名议员负责起草，一名是2005年法案的发起者人民运动联盟UMP议员 Jean
Léonetti，另一名是社会党议员Alain Claeys，政府试图在这项敏感的社会议题上超
越党派之争，获取最大的共识。这项法案属于奥朗德2012年总统竞选的第21条承诺，没
有直接提到“安乐死”的字眼，但表示充分尊重病人选择权，在严格规定下可以获得“
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
法国社会在临终关怀和晚期生活质量方面与中国相比要走在前面,在中国普通民众对“
缓和医疗”，“安乐死”及“协助自杀”等概念鲜少听说的时候，法国从70年代便开始
做“缓和医疗”的工作，到2002年已经提出了住家“缓和医疗”的方案，更好陪伴病人
晚期的生活。
最近几年在法国，随着多起医疗事件发生，“安乐死”成为媒体热议话题，进入大众视
野。其中“Vincent Lambert”事件最具代表性，从一个家庭的法律纠纷可以看出“安
乐死”法案的复杂性。 Vincent Lambert2008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只能靠人工维持生
命，2013年他的治疗医生集体做出决定，根据2005年Léonetti法案向他的家人提议停
止人工维持生命时，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此案一直诉讼到欧盟人权法庭，最终“安乐死
”未被执行。2014年法国Ifop民意调查显示，96%的法
国人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即将审议的法案实则为“安乐死”的合法化打下基础，他们一
月中下旬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各种集会和游行。支持者如“有尊严的死去”协会（ADMD）
则希望法国能够像邻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一样通过“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
的选择自由，他们认为这是对病人权利的尊重。
法国哲学家Rapha.l Enthoven说，这是一个关于“自由选择和生命的议题”，死亡在几
乎所有社会都是禁忌，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看死亡，是伦理也是哲学问题。
《欧洲时报》本期采访了支持“安乐死”的协会——“尊严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和反对一方——“解脱痛苦而非致死”协会
（Soulager mais pas tuer）的两名负责人，介绍面对“安乐死”。
【正方：安乐死是人道主义行为】
“尊严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协会已有
34年的历史，主要工作是促进每位公民根据对尊严和自由的不同理解，有权选择自己生
命末期的状态。因此协会希望法国政府能够制定法案允许“安乐死”，“医疗协助自杀
”和“人人享有缓和医疗”。协会副主席Jacqueline Jencquel在巴黎家中接受《欧洲
时报》的采访。
1. 提到“安乐死”，您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左派和右派或者是“激进派”或“保守派”
的话题么？
不完全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我们都会死亡，这个
话题关系到所有人。有人思考自己的死亡，这是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希望过多
经历病痛的折磨，选择“温柔”地离开人世。另一些人选择不去思考自己的死亡，认为
自己是永生的或相信来世，或者是相信上帝，认为没有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自由。所以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与我们政治立场无关。
2. 如何理解“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死去”？
活着和死去应该以尊严为前提，但“尊严死”不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问题，我
们希望得到有选择的自由。自由有边界，但这个边界开始于侵犯别人的自由，“安乐死
”的选择自由没有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在法国我们有选举自由、同性婚姻自由，但没有
选择死亡的自由，我们诉求的只是这个选择的自由，仅此而已。
生命的美好在于终有一日所有一切将会终止，因此我们知道每一刻都很美。19世纪诗人
Alphonse de Lamartine曾说过，“生命之书绝妙，我们无法随心所欲打开，关上。美
丽的文字不会读两遍，但最美的篇章会自动翻页，我们总希望回到挚爱的那一页，殊不
知我们离开的那一页正停留在手尖了。”
3. 选择权和生命权，很容易让人想到欧洲曾经的堕胎法案，您也支持过堕胎选择的自
由，如今的“安乐死”议题和堕胎自由议题有何可比性？
这是两种自由，一边是女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身体，“安乐死”则是每个公民支配自己
身体的自由。很多人认为堕胎是谋杀，但堕胎对于实施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倍受这个问题困扰，因为当时缺少避孕手段，所以怀孕的几率高，
但我们并不希望奉子成婚，只能被迫堕胎，因为你自己的境遇不希望孩子出生，如果不
能保证孩子良好的教育和生活，孩子不如不出生。所以女性应该自己选择堕胎与否，支
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男人或者国家来决定。
这两项社会运动有相同之处，是为了两种自由，但如今我们可以避免怀孕，但不能避免
死亡。每个思考的人都应该试想自己的死亡并为其作准备。
4. 当我们谈论自由时，讲的也是个体的意愿。但作为普通人，我们的意愿会随时间改
变，我们也会因为当初的某个决定后悔。这也是“安乐死”应该考虑的因素吧？
病人从开始到最后都需要做出决定。如果你做过“生前预遗”说如果你在某种情况下，
实行安乐死，但临死前你改变主意，希望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你，最后他们也会竭尽全
力救你。你做出预遗某种情况下不要求治疗，这里面当然有个风险，如果你没有做预遗
，可能被救活而不是死去，但这是你自己冒的风险，冒险多活一点，还是少活一点。
这不是生和死的选择，这是多活一点，还是少活一点的选择。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都
避不开死亡，“生前预遗”仿佛你做了个赌注，如果输了，可能是少活几个月，或几年
。做怎样的指示，都取决你的年龄大小，如果你比较年轻，你会做一种预遗。但像我，
年纪大了，孩子们都长大了，结婚了，如果我现在得了绝症，我不会选择治疗而是选择
死亡。但如果我是20岁，我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5. 瑞士、比利时等国关于“生命末期”的法案，对法国有何启示？
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都是合法的，在瑞士则只有“
医疗协助自杀”是允许的--病人自己可以吃一定剂量的致命药品，自己动手打开毒药开
关,病人要在摄像机镜头前，说这个决定是没有回头路的，如果你打开，你会死去。这
一点做不到，在瑞士“医疗协助自杀”是不可能的，瑞士不允许医生主动给你注射。
但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允许“安乐死”，但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必须符合很多条件，
首先你因为绝症备受折磨，或心理生理痛苦太大，或是年龄太大生理机能减弱疾病缠身
不能有尊严的活着，你得列出你受到一条条的折磨，他们才会帮助病人“安乐死”。
6. 你的一个朋友叫Nicole Boucheton到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也陪同她去了，作为
见证者，您能否讲一下这次旅程？
Nicole Boucheton的选择意在表示对“安乐死”支持，她是ADMD的副主席，本可以有能
力想到办法在家安静地离开人世。但她去瑞士，并留下一封信，解释为什么她要去瑞士
，因为在法国没有法律。首先法国法律没有自由，我们没有自由选择死去的时间和方式
；其次没有平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瑞士的，她有能力支付她自己和我们的旅费
；再次法国没有互助精神，当时医生只能切除内脏，体外排泄，她无法接受这一条，她
更希望死亡。
去年8月，我和她的丈夫和妹妹一起去的。她很平静，想到马上解脱，非常高兴。当然
她的丈夫和妹妹非常悲伤，尤其是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非常地艰难。但她离开的时
候脸上带着笑容，她闭上眼，和所有人告别，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分钟。所以说到平等，
所有人都应该有权选择。当然不是所有人我们都帮助其自杀，比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失恋，伤心欲绝，或有人丢了工作，都不会协助其自尽的。
7. 您曾说过“安乐死”是种人道主义行为，而非单纯的医疗行为。
我的意思是，安乐死并非是一些人说的“谋杀”，因为“谋杀”是违背别人意愿。当一
个人的生命里只剩下折磨痛苦，你帮助他从生过渡到死，作为一个桥梁，对，这就是人
道主义行为。
比如Vincent Lambert 案件很混谬，对于他的亲人来说也很荒谬，这非常不人道 如果
他做了“生前预遗”，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医生应该陪伴自己的病人一直到最后一刻，如果医生说我做这一行只是为了救助，
他应该选择另一种职业，我们不可能治好所有人，我们也不能减缓所有人的痛苦，这不
可能的。医生陪伴病人到最后，医生的职责包括：救助，解除痛苦，如果不能解除痛苦
，那便帮助死亡，如果他做不到，他应该从事其他职业。医生不是单纯的救护员，他得
有人道主义精神。
【反方：死亡不是个人的事】
“减轻痛苦而非致死”运动（Soulager mais pas tuer）联合了7个组织聚集了诸多医
疗从业人员和普通会员，反对一切形式的“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支持“缓和
医疗”，同时得到得到老牌支持“生命权的”Alliance Vita协会支持。1月21日，国会
进行了关于“生命末期”议题的不投票讨论，“减轻痛苦而非致死”运动在全国55个城
市游行反对政府提议的新法案。运动的总代表Tugdual Derville在他们的巴黎办公室接
受《欧洲时报》的采访。
1. 协会对于2005年Léonetti法案和2015年新提案持何立场？
我们支持2005年Léonetti法案，因为法案禁止“安乐死”和“持续无效治疗” ，支持
“缓和医疗”。对病人进行临终陪伴，医护人员和病人信任的基础便是不伤害。这个法
案还规定了有些特殊情况可以解除人工维持生命措施，病人死去，但解除人工维持生命
措施，目的不是让病人死而是减轻痛苦。
2015年法案，虽没有正面提出“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总统和总理至少现在在
言语中未使用“安乐死”这些词汇。但是我们的担忧在另一方面，法案提出可以注射“
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作为一项权利，这样的提法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安乐死”。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态度意图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法律制定和医疗方案实施
是为了生还是为了死，这是问题的关键。
2. 您如何看法案给予病人的权利？
病人有时也会提出自杀，“安乐死”等要求，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们都要去聆听。如果我
们不聆听，是对病人不尊重。我们要聆听，但不能一字一句都当真。病人和医生的对话
交流才是治疗的前提，只有医生才有医治和做决定的权利，医生的职责不是执行病人的
心愿而是照顾病人的健康。病人的“生前预遗”之前只是作为参看，如今对医生却有限
制作用。医患双方的关系过于形式化，有可能过于极端，因为日常的交流药物定夺才是
诊断病人的唯一途径。
再说下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没有约束和限制，但病人通常都会有折磨，如果知道
诊断结果是个坏消息，我们便生活在危机中，更而求死，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应对
这些困难，而不是因此求死。
3. 您是如何看待选择权和生命权的？
哲学层面，我讲一下自由，所有的法案都是关于“生”的法案，不可能有关于“死”的
法案，这是我在“临终照顾”中体会到的，我们和Alliance Vita发起了“生命末期SOS
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眼里这个人是百分百活着的：他们有些很小的诉求，比如约见
某人，收到鲜花，或只是品尝一下美食。
我们要看这个人，前提是预设他们是百分之百有生命的，眼里没有植物人或濒死的人这
一说词，他们眼前都是百分百有生命的人。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生命之赌，我们选择
生命一方。
或许你说最后允许安乐死的都是年纪大或生命末期的，但如果我们打破了一个禁忌，以
后如何定夺衡量价值的尺度？在生与死的辩论中，唯一的例外可以使整个规则变形。如
果我们说，这一个案例可以这么做，那对于其他人应该怎么做？这更是社会选择，比如
对这些病人来说，他们非常脆弱，正因此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我们要花费精力和金
钱去照顾这些人，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4. 您是巴黎高政毕业，又是高商ESSEC毕业，自己如何走上支持生命权的社团组织工作
的？
我的故事，和生命有关。我20岁的时候遇到一个重度残疾的孩子，他脑部神经有问题，
只能通过眼睛交流，和这个孩子的交流，改变了我的生命，给我带了欢喜，我被他的人
性感染，我和他待了一周的时间，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继续学业，后来在政府
的体育青少年部做过实习，做残疾青少年娱乐活动项目总监，我的第一份工作在穷小子
协会（petits frères de pauvres）。我同时组织了一个跨代交流的平台，10岁的孩
子同年纪大的人交流，看到这些孩子如此聪慧，愿意和这些老人们一起玩，我选择了这
个职业。
5. 最新的Ifop民意调查显示96%的法国人支持“安乐死”，你是怎么看这一结果的？
安乐死被介绍为“得了绝症受到很大的痛苦后无痛苦死去”，非常不幸，在法国“安乐
死”这个词在人们眼中有了褒义。死亡不是个人的事，死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生
活环境不尽如意，有人自尽，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受到影响，我为他的亲人致哀。
有人说痛苦有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正因如此，我们要去解脱痛苦，而不是杀害
。如今在法国有种对死亡恐慌，我们无法结束生命，但在止痛方面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有人认为痛苦和解脱是无法协调的，我是支持“缓和医疗”的。生活便是忍受，生
活中会遇到心痛，生活是一系列的分离和重建，如果痛苦了便认为要结束生命，而不是
选择迎面困难向前看，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支持“缓和治疗”，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缓和治疗”。Ifop不断发起这样的调查
，而如今法国仍未通过安乐死方案，因为公权力非常明白如果决定不慎重，公共医护系
统受到影响结果不堪设想。保证医院系统良好运营，这里面还有政治上觉悟。
有很多法国人说，我支持自由，支持选择的自由，是因为他么不知道这一自由带来了更
多的不自由。如果我们选择安乐死，我们如何做止痛的研究，如何更好的提高医学水品
，如何发展“缓和医疗”？政界和医生的意识更加敏锐，如果政府明白自己的责任，不
会因为一项调查便去将其付诸实践。 |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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