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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 | 1 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 ——2007年的观察与思考之四
作者：钱理群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七十二年后，也即2007
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一，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
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党和
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到2007年，就正式进入
了中共十七大的报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一个核心概念与
目标，这是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新动向。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
20 世纪90年代初提出；所谓“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与向心力，所要强调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和作用，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在
讨论中，一些中国学者则提出，“‘软实力’并不仅仅是一个 国际关系的概念，它应
该也涵盖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等更为丰富的内涵”（参看席会东、郑金标：《近代中
国的‘软实力’的消长及当代建构》，《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5 期）。十七大报告
中特意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所讲的“民族凝集力”和 “综合国力竞争”，都是“
软实力”所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正是在经济发展以后共产党的统治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方面，单一的经济发展，
造成了社会两级分化和拜金主义的盛行，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
危机，这也就大大削弱了“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向心力”，这就意味
着民族国家内部凝聚力的削弱，进而造成严重的统治危机。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
不可避免地加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这必然是一个全面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甚至可
以说，中国经济竞争力越强，所受到的“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也就越大
，而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必然增强要用自身的“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去影响世
界的冲动，以便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这就是这些年方兴未艾的“大国崛起”论
的一个基本背景。
这样的“大国兴起”论，则显然具有制造“太平盛世”的假象，掩盖国内矛盾的动机和
作用。更重要的是，支撑“大国兴起”论的理念，是一种“政治强权” 论，即在国内
鼓吹“开明专制”，强调“所有国家的腾飞，在世界比较中走向领导地位的第一步，都
是或者以专制的方式，或者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领袖人物的历
史担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安全的需求，政治稳定的需求”是社会“至高无上
的道德和理性的目标”（《何谓大国？如何崛起？—— 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总策
划麦天枢访谈》，原载2006年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国际上，也是强调要“在
世界比较中走向领导地位”，这背后正是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中华中心主义”，它与毛
泽东的“中国应对世界有较大贡献，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雄心勃勃的理想其实是一脉
相承的。这些年有的知识分子一直在鼓吹“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现在，中国经
济的迅猛发展，就使许多人真的有了物质基础，可以结束邓小平的“韬晦”时代，作“
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了。
西方思想家的“软实力”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智囊团的知识分子和最高领导人
青徕和接受的，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国内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
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
“软实力”？
2007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一直是
“新时期新中国”（另一种形态的“大国崛起”论）的鼓吹者，现在，他又提出：中国
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
诒、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群情激愤，一片讨伐之声
。张教授大概也没有料到会惹出这样大的麻烦：他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但却触动
了一根敏感神经：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孔夫
子的“软实力”地位，岂是他人可以随便替代！
这倒也是一个朝野共识：孔夫子就是代表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软实力”。更重要
的是，孔夫子的某些理念是当今的中国执政者面临合法性危机，为保持其执政地位，而
更愿意接受的。比如，作为新政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和“科学发展观”并列的“和谐
”论，据说就来自孔夫子的“和而不同”论。何谓“和而不同”，现在有很多颇为“现
代”的解释，如说现在讲的“生态平衡”，孔夫子早已讲过，就是“和而不同”。这就
很难说是认真的论说了。科学的态度还是应该放到孔子思想体系里去理解，李零先生的
分析可能是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他所说的‘和’是和谐，‘同’是平等”，“君子讲和谐，小人讲平等，这是必然的”
，“孔子不讲平等，只讲和谐”，“所谓和谐，不是为和而和，让穷人和富人一起乐和
，而是靠礼来节制和维持不平等”，即富人要有所节制，不可过分压榨穷人，以免激化
矛盾，而穷人尤其不能作过激反抗，要在彼此节制中维持现有、已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
社会秩序。这就是说，“所谓和谐，是把事实上的不平等，纳入礼的秩序，防乱于未然
。比如阔佬和穷措大，怎么搁一块儿，相安无事”，“孔子的礼，讲究的是别”，“把
人分成三六九等，借等级，立秩序”，他讲“仁也是爱有差等，并不是平等、博爱”（
参看《丧家狗：我读〈论语〉》）。这确实是孔子思想的特质所在。如一位学者所说，
“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儒学正是探
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陈来：《孔子和当代中国》，《读书》
2007年11期）。但这位学者却少说了一句：孔子提出的“长治久安”的方略，主要是替
统治者着想，为维护既定秩序的。因此，在野时拒绝孔子，在位者必尊孔，这几乎成了
一个规律，也是孔夫子的宿命。当下的中国执政者要借助于孔夫子的“和而不同”，几
乎是必然的，既用以约束那些没有“全局观念”，无节制地压制百姓的“腐败分子”，
又防止激烈反抗造成的“暴民之乱”，建立“各安其位”的等级秩序，以从根本上维护
一党专政体制的“长治永安”。而这也是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真正含义和用意所在。
“和谐”论之外，还有“爱国主义”，这也是十七大报告所规定的“核心价值”，是意
识形态凝聚力削弱以后，几乎唯一能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
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
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
：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这
些年不断有人（而且包括年轻人）宣布鲁迅是“汉奸”，理由之一就是鲁迅“反孔”。
这倒又使人不得不反问，所要提倡的，究竟是怎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
不免联想起五四时期鲁迅批评过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将其高论概括为五条：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佳
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
，某子所说云云’”；“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
，——臭虫’”；“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随感录。三十八》）。人们惊
讶地发现，这样的高论，这些年似乎又复活了，诸如“中国精神文明更好”论，“中国
都已有过” 论，都是流行于一时的，而且作为立论的根据的，往往都是孔夫子。这正
是一个警示：宣扬爱国主义，宣传孔子思想，这本身都没有问题；但必须和这样的“合
群的爱国的自大”划清界线。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沉渣再起，自然与前文所说的“大国崛起”，是直接相关的。
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
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
‘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据说“‘儒家文化圈’或者叫‘汉字文化圈’
‘中华文化圈’，是指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以汉字为主要
文化载体，以中国制度为主要政治形态的国家和社会，而‘儒家文化圈’的范围起码可
以涵盖中国、朝鲜（包括今天的韩国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和社会”，而据说“
朝贡体制”“在明清时代的稳定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虽然是象征性的‘宗主国’，但更多是这一体系和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并不轻易
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而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都因为在这一体系中获益或获利而主动融入
这一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之中的”，是所谓“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席会东、郑金标：《近代中国“软实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这里讲的自然并
不只是历史，而是重新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
象。其雄心不仅在这里提到的东亚、东南亚、中亚，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一些
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夸大西方社会所遇到的经济、文化困境，似乎真的中国成了世界经济
、政治、思想的新源泉，新希望，要去拯救世界了。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
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
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
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那些曾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东、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困境；看来今天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似乎又
要重蹈前人的覆辙。问题更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
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而要做
“中国梦”，中国文化中足以成为所谓世界新源泉、新希望的思想，自然非孔夫子莫属
。于是，这些年在最高领导直接关心下，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把孔子思想推
向全球，就是顺理成章，其目标自然不仅是文化交流，而显然是一种“软实力”的扩张
，是服务于“大国崛起”战略的。
而由此引发的是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
雄文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
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
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
“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入新的价值和理
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
’”，“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
载《中国财富》2007年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
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
“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二，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孔夫子
2007年《读书》6期以首篇的位置，发表了《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重申
作者的一个观点：“中国改革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
传统，邓小平的传统”，并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应该是
2007年孔子热中的一个新创造。
文章作者兴致勃勃地告诉读者：所谓“邓小平传统”，就是包括“自由和权利”等概念
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传统；“毛泽东传统”则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革命）传
统”；而儒家传统，“简单地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中国文化传统。——
从作者描述的字面上看，既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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