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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641 | 1 语言与思想
·肖舜旦·
在“新雨丝”网站上（2011年5月30日 ）读到一篇署名黄章晋的文章《没有
母语的人民》，里面提到的关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问题实在发人深省，甚至颇为
震撼。文章介绍了一位在解放后饱受几十年政治风波的老人的自传《换骨记》，
作者指出在这种沉痛叙述当年辛酸苦楚的回忆性文章中，其中的语言风格甚至思
想却依然自觉不自觉地留有当年意识形态的强烈印记，除了在用古诗形式表达情
感时还能回到一种本真的思维状态外，现代汉语的表达几乎都有一种概念化的官
方色彩，并且对这种官方色彩竟然有着一种高度认同的印记，以致“求生本能必
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甚至有一种甘心情愿被同化的服帖与渴望。
如老先生对自己当年写的一些快板书的记忆就颇堪玩味：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这也可说是当年被迫在劳改农场艰苦劳动生活的一种精神状态的体现，这是
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可以说是极其真实的，那时的劳动者们内心确
实有这样一种甘愿劳动、努力改造、积极向党靠拢的动力，这种精神状态完全与
官方的意识形态一致；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的那种痛楚却似乎只能在一种潜意识
的状态下存活，一种由于恐惧带来的噤口却几乎异化成了一种本能，真实的心灵
表达几乎成为“盲点”。但是，当老人在运用古诗形态的表达方式中，这种潜在
的真实心灵世界才露出一些本真的细腻、温情和沉痛，才背离了官方的渠道，回
复了真正的自我。
如在一首感叹庾死同伴的古体诗中，老先生这样写道：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这样的诗，今天读起来，简直会让人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震撼感！它与前面
的快板诗在思想境界上的差异有如天壤之别。只有在这样的表达中，诗人心内的
情感才得以缓缓而真实地流淌。所以，作者是这样评论的：“同伴瘐死牢中，狱
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这样
的评述确实耐人寻味。
这里的“精神上的脚镣”可以视为一种语言文化表达意义的象征。当一个人
在精神上完全被他者所控制的时候，他的语言符号也完全被改变，也就是说，在
某种意义上，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母语”。他在运用控制者语言表达思想的同
时，他的思想也是完全被控制的。而当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母语”时，他的思想
也自然而然的得到了解放。这就是快板书和古体诗思想情感上存在巨大反差的一
个重要原因。
作者因此感叹：“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
群岛》的作品。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
《日瓦格医生》等苏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
为‘解冻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
之异显著，高下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
抒情、情感浓烈、爱憎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
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
‘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里对苏联“解冻文学”和中国“伤痕文学”的区别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所谓“反向自然延伸”指的
就是伤痕文学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是在文革语言的基础上延伸过来的，仅仅在内容
上相反而已。以前是歌颂文革，现在则是反对文革，如此而已。但是语言上的承
袭其实也就意味着思想上的禁锢，文革的语言也就意味着文革的思想禁锢枷锁依
然，所以，中国“伤痕文学”才会缺乏“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
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所以，“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
《古拉格群岛》”。
这种现象不仅让人思考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我们常说，一国的民族语言是这
个民族立足的根本，比之于领土的丧失，语言的丧失，更具有毁灭的意义，这才
是民族真正的悲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于文革时代的语言特色作出了一
番深刻的反思：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
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
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
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现在来看文革时代的语言思想系统运作方式，确实是一种骇人听闻的禁锢思
想的洗脑方式，全国人民几乎都在这种系统运作下浑浑噩噩、晕晕乎乎的活着，
几乎完全丧失了本真的理性判断。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普通的愚民百姓，就是许
多大知识分子也都在这种状态下变得庸庸碌碌，唯唯喏喏。这种思想辖制现在看
起来确实是一种“母语”的丧失，其祸害堪与“亡国”匹比。
母语的丧失意味着与民族传统的背离，实际也就意味着与生存之根的背离，
这简直就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民族“自残”方式。幸好，这种“自残”方式只持续
了十年，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华大国而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生机不是那
么容易就会给扼杀尽净的；但是，十年的“自残”，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之深，三
十年过去，其“余威”依然令人战栗。
作者甚至进一步指出了这种语言在今天的“遗患”：
“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
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
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
‘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话或许有些偏激，但认真思考起来却不无道理。文革语言思想的“流风
余韵”在今天的文化生活领域中依然“阴魂不散”，依然有意无意地被人们所津
津乐道的现象，实际比比皆是。
有一部影响不算小的电视连续剧《高地》堪称范例，这部电视剧的风格颇有
些怪异，迥异于一般的军事题材剧。而一般观众或许很容易被剧中的诙谐“争斗”
风格所吸引，却全然没有品味出其中透出的一种其实是极其有害的文革“遗毒”，
甚至把这种“遗毒”完全当作“有趣”来欣赏。这种“遗毒”的表现方式就是文
革时代的“语言风格”以及在这种风格影响下的思维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中表现出
来的文革阴魂。
剧中两位团长（先是营长，后来好像又提升了？）是生死之交，老战友；然
而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却很独特奇怪：他们的战斗友谊一直都是在互争互斗的过
程中展开的，而这种“争斗”的性质甚至到了“明争暗斗”并施以“阴谋诡计”
的程度，甚至延伸到家庭关系中，也是以这种“讨论”、“开会”“分派别”
“设计谋”方式表现出家庭的“矛盾争斗”的存在状态。我相信，一般的观众也
许会觉得这很搞笑，很有幽默感，很有戏剧性，却从没有想到，这种语言系统、
思维方式、存在状态，活脱脱是文革遗风的体现，是文革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下的
一种生存方式。当时的十亿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政治空气、这种语言系统、这种生
存状态下生活的。开会，斗争，声讨罪行，你死我活，阶级斗争，这种话语和活
动方式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这套语言系统和生存方式一定深恶
痛绝并记忆犹新的。但是没想到，三十年过后，人们却竟然会对这种语言系统和
生存方式一往深情，并以之为乐甚至为荣。与之相类似的文化社会现象还有，甚
至还有人怀念甚至向往文革时期的生活方式。君不见，不是有一盘“红太阳歌曲”
磁带在社会上极其流行吗？其中都是一些文革中极其热门的政治抒情歌曲。不是
还有许多人对文革时的样板戏也产生强烈的怀旧情感，唱起来声情并茂手舞足蹈
的吗？这确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怀旧情感。记得文革后的巴金对这些样板戏的
“复出”就曾经表示过难以接受的情感，巴金说一听到这些样板戏，就让他想到
文革时的批斗场面，就有一种作恶梦的感觉，这让他受不了。巴金对文革留有梦
魇般的记忆；但是，对于许多的普通群众（实际也是深受其害者）来说，文革的
记忆，竟然也会淡化成一种纯粹而美好的怀旧记忆，其中所包含的那些恐怖政治
色彩，那些荒诞而粗暴的政治口号、政治集会、政治迫害等等，竟然也会在时间
长河的冲洗下，变得清淡甚至纯洁了。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健忘症”。所以，
从群体文化思想层面而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文革的“遗毒”其实依然扎
根在国人的潜意识深层，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洗脑”文化的巨大力量。当人
们潜意识中对这种语言文化竟然还念念不忘并引以为乐时，就说明文革时期国人
形成的盲从和愚昧的奴性依然在制约着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只要这种奴性还存在，
思想的禁锢枷锁就依然没有揭开，中国的“伤痕文学”就永远达不到苏联“解冻
文学”的深度和高度。
语言和思想，两者之间就是这样复杂地相互影响制约着。以《换骨记》的作
者而言，当他以官方版的语言写快板诗表达思想时，他的思想奴役的痕迹就无可
遮掩地展现出来；而当他用古体诗的方式表达情感时，他的思想方式就以另一种
真实自然的方式“解放”出来。在这里，语言的表达居然制约着思想。虽说本应
该是思想决定语言才合情理；但是，在特定形势下，语言的形式居然就决定了思
想的导向。这也就是人们常常倡言要保卫民族语言的根本原因。以电视剧《高地》
所代表的“后文革”语言文化现象而言，人们在思想大解放了这么多年之后，居
然在潜意识里还那么牢固的保存着“文革”语言的印记，可见“文革”的遗毒还
有着那么一种根深蒂固的地位，由此可知，国人思想枷锁的真正解除的任务还依
然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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