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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98 | 1 永春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
纬度最北的猕猴群。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
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
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
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
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
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
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
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
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
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
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
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
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
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
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
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
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
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
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
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
，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
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
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
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
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
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
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
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
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
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
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
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
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
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
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2]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
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
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
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
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
”[3]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
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
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4]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
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
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
，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
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
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
。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
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
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
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
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
。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
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关于母系社会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高于
男性，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掌握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觉得这一
观点有待商榷。在五龙口猕猴群中我们发现，猕猴的社会属性很强，每个群体由一百多
只猴子组成，并有一个猴王。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担任猴王的无一例外都是
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拥有至上权威。这从猴王的产生办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
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
据匡书明老人介绍，从来未发现雌猴参与猴王争夺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猴群要维持
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占有一定的地盘和资源，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的带领下与其
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野蛮时代，是靠惨
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厮杀
中获胜，更无法承担起保护族群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族群的领袖，甚至不可能参
与竞争猴王的拼杀。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发
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前提。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在搏击厮杀的强力时代，是根本
谈不上妇女解放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妇女解放。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认识母系社会问题。我认为，母系
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
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
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而在家庭中，由于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
认识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地位会比男子高，出
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
，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状态，则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实际
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使用过“母系社会”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则扩展
到整个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认为，在原始社会早期，由
于实行群婚制，曾经出现过母系家庭形式。他说：“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
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只承认女系。”[6]母系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家庭成员
之间的血缘关系，二是确定财产继承关系。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
下，没有剩余的财产可以继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上，超出这
个范围来使用母系就“不大恰当”了。他批评巴霍芬[7]说：“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
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
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
的权利。”[8]可见，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内，认为只是一种“家庭形
式”，并未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发现，即便
在母权制时代，担任部落首领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说：“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
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
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9]因而，在“母权制”
时代，妇女并未承担部落的管理责任。所以，认为母系社会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
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
过去，在传统生物学课程中学到的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思维能力，而
动物则没有，动物只是靠条件反射来作出反应，即巴甫洛夫[10]提出的第一条件反射和
第二条件反射理论。也有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区别于其他
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11]等。通过对猕猴群的观察，人和动物在有
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比如，四年一
次的猴王换届，过去人们以为公猴争夺王位与争夺交配权是一回儿事。但实际上，争夺
交配权是在猴群发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为，而争夺猴王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属
于“政治行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生理需求，体现出公猴的思维
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在换届时，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
表示向王权挑战，每次报名的有三四只强悍的公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
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败，将被
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胜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
是在宣示权威，这也是一种高级的行为。可见，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
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确立之后，拥有无上的权威，猴群成员都要听从猴王的指挥。以
上事例说明，猕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思维能力，只是我们人类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
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是思维能力大小、思维层次高低的差别，而不是有无的差别。很多
高级哺乳动物，已经发展出比较高的思维能力，甚至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一些活动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
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12]人与动物的根
本差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而人则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界来为
自己服务，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
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
谐相处。
以上是我茶余饭后的一点思考。如果能给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一些启发，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正本清源，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认识，
则吾愿足矣。
注释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
16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54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4]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
[5]《史记·管晏列传》。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人类学家、历史学家，
进化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在其主要著作《母权论》一书中，论证群婚制和母权制的存
在，以及从群婚制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
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
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0]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
1849—1936年)，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
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出
人有第一和第二两个信号系统，认为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产生
直接反映之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和符
号反映功能。
[1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18岁进入柏拉图
学园求学。公元前343年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
系统总结了古希腊哲学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代表了古希腊哲学思
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历
史学、修辞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方向。
[12]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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