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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China版 - 1942年日寇觊觎陕西(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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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联成了一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
最大规模,促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为标 志而正式形
成,自此拉开了人类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殊死决战的序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自
此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有机联系起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集中兵力应付太平洋战场,急需早日结束中国战场对峙
状态,摆脱中国抗日武装军民牵制,对中国施加了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他们一 方面勾
结、利诱蒋介石统治集团,“招抚”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做“乘蒋军攻击共产党军之机
,促使国共相争激化”的文章,企图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寻求 “施展谋略之余
地”,一方面“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在华北,集中军队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所谓
“治安强化运动”和“肃正作战”(即“扫荡”、“蚕食”、 “清乡”),以图消灭
人民抗日力量;在华中,“贯彻行先发制人,进行急袭的开战指导方针”,第三次进攻
长沙,意欲压蒋介石集团屈服。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敌后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
和国民党军爱国将士的英勇抵抗,日寇在华北、华中的军事行动均以未达目的或失败而
告终,压制中国屈服以抽兵扩大太平洋战果的计 划渐渐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开
始构想进攻西安、延安并经宝鸡、汉中攻占四川、消灭重庆国民党政权,以结束中日战
争的计划。陕西,这片未曾遭受过外寇践 踏的皇天厚土,便成为日本侵略者1942年觊
觎的重心。
一、“西安作战”的最初设想
最先设想“西安作战”的是日寇驻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充分利用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广泛开展
敌后游击战,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采用各种方式打击、消灭敌人,致使日寇 占领区
特别是华北“治安”成为他们难于“治服”和“抉剔”的“顽疾”,而不得不把针对共
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彻底肃正华北治安”放在“对华作战纲 要”首位,在“
江南地区进行收缩性整顿”,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对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武装“采取可靠措施迅速予以剿灭”。但是,尽管日寇精 心策划,集中优势兵力
,于1941年在华北连续进行三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利用“扫荡”、“蚕食”、“
清乡”等手段,大规模开展“肃正作战”,最终却 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汪洋中愈
陷愈深,不得不悲观地承认“中共势力”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这种
“巧妙地把思想、经济、政治、军事的各项 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置于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之上”的组织,“有着惊人的实力”,而“扫荡作战”,“殆未取得歼灭的
成果,终归徒劳”。正是在上述情况 下,日寇华北方面军开始考虑“西安作战”,寄
希望于“尽全力于剿共作战,以期迅速恢复华北治安;……进而谋求消灭西安方面胡宗
南将军之重庆嫡系第8战区 军,在陇海铁路建立我后方联络线,使延安覆灭,以消除华
北治安的祸根中共军的根据地”。作战时间预定在黄河枯水期的6月或9月下旬。
由于这时所设想的“西安作战”主要目的是“覆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心脏——
延安,以期彻底解决华北“治安”问题,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汪洋中挣 脱,因此
它只属于华北“肃正作战”的一部分,列入1942年“肃正建设计划”。为争取计划得以
实施,1942年2月20日,日寇驻中国派遣军参谋中吉孚专 程到大本营陆军参谋本部探询
最高统帅部意向。自此,“西安作战”问题进入日寇最高统帅部研究范围。
二、“西安作战计划”的正式提出及初步研究
驻中国派遣军的设想引起陆军统帅部重视。中吉孚将“西安作战”意向提出第二天
,日陆军参谋本部就进行了研究。第一部长田中2月21日曾记载:“…… 二、西安作战
作战兵力六个师团,守备兵力两个师团,作战时机在6月或9月下旬,作战期间为两个
月,在此期间可以完成配备。设想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七分之一 为对抗兵力。”此后,
陆军统帅部出于侵略战争全局考虑,把“西安作战”计划逐步与“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
迈进,力图迅速予以解决”的“重庆施策”联系起来, 即不再把它视为华北“肃正建
设”的一部分,而把它纳入进攻重庆,使蒋介石集团屈服,以“结束中国战事”,抽调
主力扩大南太平洋“战果”的计划之中,进行了 较全面研讨。1942年4月6日,总参谋
长杉山在“视察”南方途经上海时将大本营“谋求迅速解决事变”,将在“可能时由其
他方面调用若干兵团,与在华北兵 团共同进行稍大规模之作战”,以“摧毁敌抗战力
量,消磨其抗战意志”的意图正式通知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所预想的作战时期
为“在切断滇缅公路之效果 渗透全中国,南方作战之战果对中国影响最严重之时期为
宜,并须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兵力有若干余裕,而且判断北方(指苏联,作者注)
情况最低限度截止明 春可以无虑之时期。因此,最早也应在今秋以后。”自此,西安作
战便在日陆军大本营和驻中国侵略军之间正式沟通,使西安作战乃至四川(重庆)作战
作为日陆军 方面在“战争第  二阶段的最大的战略,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杉山参谋总长将以上意图通知中国派遣军后,日陆军参谋本部和中国派遣军都开
始就西安作战问题进行积极研究。特别是日寇华北方面军,因不知参谋本部已 将西安
作战纳入“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局,仍把它视为扭转华北治安状况的“肃正讨伐”战,
故尤为迫切,于4月14日向参谋本部提出西安作战构想书面报告。同 时,中国派遣军参
谋宫野正年也在华北方面军报告书的基础上指出:“对共产党的处理,是重庆方面的症
结所在,日本军打共产党,重庆是高兴的,而这却是日本军 苦恼的”,从侧面表明了
中国派遣军主张把西安作战同重庆作战联系起来的意图。大本营陆军部在权衡上述两种
意见后,于4月16日通知中国派遣军:关于西安作 战,“特别在决定实施四川作战的前
提下,认为是有力的方案”。
此后一段时间,日寇在菲律宾和缅甸均取得一定优势,“增强”了统帅部所谓“武
力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5月12日,日寇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有末精 三在中央部
参谋长会议上强烈要求实施西安、延安作战,得到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次长田边支持。5
月16日,田边到中国“视察”由美军空袭日本本土后飞机降落中 国引起的浙江作战情
况,就西安作战问题向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通知道:“如全面形势许可时,即于今秋
进行西安及宝鸡方面之作战以摧毁敌之西北根据据,尽力 切断西北的通道,同时加强
向重庆压迫之态势……如重庆不肯屈服,当视情况,必要时于明春伺机实施积极作战,
结合政谋两略,促使重庆屈服或崩溃。”并要求中 国派遣军按照下列各点准备必要的
研究及搜集情报:
1、西安作战(简称50号作战)
甲、作战目的
歼灭西北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之要冲,并力求切断西北之通道,同时加
强对重庆压迫之态势以支持政策谋两略的推近。
乙、作战要领概要
以在黄河奇袭渡河开始作战,突破河岸敌第一线阵地,同时以主力在渭水北岸地区
,以一部在渭水南岸地区作战,歼灭西安平原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
丙、作战时间
大致于本年9月以后。
丁、作战使用兵力。
预定约五个师团……(作者略)
戊、作战结束后的态势
以约4个师团确保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对汉中及四川平原加强压迫态势,同时尽
可能切断西北通道。
根据情况,可能仅需确保西安附近以东地区。
……
同时提出四川作战(简称51号作战)基本框架,即“以主力自西安、宝鸡方面,以
一部自宜昌等方面实施作战,歼灭重庆军主力,攻占重庆、成都及四川省其他要地。”
由上述预谋可见,参谋本部在积极筹划西安作战同时,始终把它与四川作战联系到
一起,或者说始终把它作为对四川作战的“重庆战略”的重要前提和准备。但 是否要
真正进行四川作战,在大本营及派遣军内部认识不统一。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
产党坚决贯彻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国民党顽固派和 投降派进行了
针锋相对斗争,在斗争的基础上争取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通过对皖南事变的正确处理
,打破了蒋介石集团对外意欲媾和、对内积极反共的企图,并通 过反“扫荡”、反“
清乡”的艰苦奋战和卓越战果,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官兵坚持抗战共御
外侮的信心,加至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消除了 蒋介石的“后顾之忧”,终
于在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国总动员”“悉为国家效命”的口号,
并组织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派遣远 征军入缅,从而使日寇“试图利用大东亚
战争序战的成果,摧毁重庆继续战斗的意志,其结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重庆坚决抗战
的意志并未动摇。”第二、由于中国 共产党坚决执行全民抗战路线,义不容辞地肩负
起领导中华民族各爱国阶层共同抗战的重任,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政治地位和
声望大大提高,使日寇认识到 要“解决中国事变”,从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汪洋大海中
“挣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而不在于蒋介石集团。但是,对于能否“解决”“党
、政、军、民结成一 体”、“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巧妙地把思想、经济、政治、
军事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置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的“具有惊人的
实力”的共产 党,他们则毫无把握,因而极为惧怕“攻占重庆后的抗战的中国,有落
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认为“对此点如无十分把握,进攻重庆作战,则不过是极其冒险
的投机 行为”,因此,日寇大本营陆军部的真实意图仍重在占领陕西的“西安作战”
,只能在“今秋实施的西安、宝鸡、汉中作战,要一举越过秦岭山脉进入汉中”,并
“有必要看进攻延安的结果”,再“确立四川作战的基础态势”。
对于参谋本部的意图,驻中国派遣军却存在分歧。畑俊六接到参谋次长田边通知后
,于5月25日记载道:“一、……如不增加大兵力而实行上述作战时,军在 占领地区内
之治安或将不得不做出部分牺牲,希事先予以考虑。二、西安作战,如不以之作为四川
作战的前提,似无意义”。不过,他又从胡宗南第8战区军与其说 御日西进不如说是
为包围、封锁延安,以进攻共产党这一势态来看,认为“蒋军对共产党军之进攻,是为
了夺取陕西境内油田及确保西北通道,如从此一见地出发, 我军只要进入西安附近即
有意义”,即“乘蒋军攻击共产党军之机,促使国共相争激化,将有施展谋略之余地。
”因而,在考虑进行西安作战后,再通过政谋两略迫 使蒋介石屈服的前提下,基本接
受了西安作战的意图。于是,日寇陆军统帅部和驻中国派遣军在对重庆作战充满困惑的
前提下,初步取得了先进行西安作战的共识。
三、西安作战计划的扩展——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的“51号作战构想”的出笼
就在日寇陆军统帅部和驻中国派遣军就西安作战取得初步共识,双方都开始积极研
究战略战术细节时,中途岛海战失败奏响了掩埋日本军国主义的序曲。中途岛 攻击战
是由日陆海军共同进行的,它的惨败遏制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可一世的势头,成为国
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扭转太平洋战局的先声,引起了日军内部特别是统 帅部内一片惊
恐。惨败噩耗于6月6日传入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黯然神伤”地惊叹“太平洋
两年不成问题的保证,已经破产!必须改变主意,另想办 法”!第一部长田中不得不
承认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大失败,太平洋的霸业已成泡影”。同时也意识到“重庆地
区不久将成为对日空袭的大基地”,“空中包围节 节进展,日本在大东亚的现状正面
临敌包围圈形成”,而“中国战场是形成对日空中包围圈的重要一环”。因此,迅速解
决中国战场问题,结束与中国的战争胶着状 态,以腾出被中国军民钳制住的陆军主力
应付南太平洋战场,已显得极为重要和突出。为对西安作战下进一步决心,6月17日,
参谋本部召集总军(中国派遣军, 下同)与华北方面军幕僚举行了报告会,力主进行
西安作战的华北方面军专题做了“西安作战计划报告”,其要点为:“作战兵力,以6
个师团为基干”,“作战时 期,10月中旬开始”,在计划说明中指出:“1、胡宗南的
第34集团军,大体为担任河防的11个师,对共产军警备的13个师、西安警备2~3个师,
共计 26~27个师,加上预料增援的部队,估计当面之敌共40个师36万人,内蒋嫡系军
15个师左右。2、自8月至9月中旬为雨季,车辆不能通行。作战时期应 在10月。黄河9
、10月为枯水期,在潼关以北渡河作战应在枯水期。3、集中需3个月……4、现占据地
区的治安,无需忧虑。”对于华北方面军的计划,总军 表示同意,“也同意向汉中、
广元出兵的意见”。但又对“以现有兵力进行此项计划感到不安。”认为“本计划如被
批准,希于适当时机增加兵力。”在反复考虑华 北方面军报告和总军意见后,19日,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发出“进一步对作战进行研究”
的讯号,不过又同时转达杉山总长关于 “中央如说停止,华北军即应停止”的意图。
参谋本部此时的犹豫难决,主要来自内部意见不统一:杉山总长、田边次长、田中第一
部长及作战课课长服部,都强调 先进行西安作战,再审时度势。但仍有一些人认为“
仅仅实施西安作战效果不大,结果不能扩大到四川,如此则必须从国力的大局进行考虑
”。尽管主要统帅们都主 张西安作战,但反对者的意见恰恰触及了他们“对进行战争
的前途已失去信心”、对“本作战(即西安作战)对处理中国事变究竟能取得如何成果
,不无疑问”的心 病。鉴此,6月26日田中第一部长指示作战课,重新研究西安作战(
明年2—3月)和四川作战(明年4—6月)问题,并预定西安作战延期至1943年春。紧
接着又得到德意军队在北非“如果不以更为有力的舰队给予积极协力,估计只有败退放
弃”的消息,这更加剧了陆军统帅部对战争前途失望的情绪,致使急于摆脱中 国人民
抗击的愿望更为迫切。因而,6月底,参谋本部作战课决定了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两作
战的方案。其方针为:“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一部从武汉 方面进攻,歼
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此次南北共进的作战统称为“51号作战
”。7月9日,参谋本部作战课内就是否实施51号作战进行 讨论,尽管多数人不同意,
但在服部课长的坚持和田中第一部长的支持下,仍作出起草作战准备纲要的决定,同日
,在陆海军部局长例会上,由于海军“因中途岛战 败对太平洋正面的积极的希望已经
破灭”,对“51号作战”以击灭重庆表明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就在大本营陆军部对51号作战欲下最后决心时,墨索里尼强烈要求日本海军进入印
度洋阻止美英盟军对埃及的增援。几乎同时,德国又要求日寇协攻苏联。德 意的请求
充分暴露了法西斯轴心国在苏联和北非战场的颓势,使日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决策者们也
隐隐意识到了前景不妙。田中第一部长在接到德意请求日本协力的消 息后,于7月20日
记载道:“现在的态势,大体上虽可认为不败态势,但考虑到1944年后的局势,决不能
称为不败态势,相反却是失败态势。”因此“要采取 一切手段导致在1942、1943年内
结束战争”。针对上述形势,陆军参谋本部更为积极推动“51号作战计划”的实现,于
21日争取到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 “如能同时实施重庆作战与印度洋作战,最好”的意
见。但海军却受意大利请求影响,极力鼓吹印度洋破坏交通战,改变了对51号作战的支
持态度。8月7日,美 军发动对所罗门群岛的进攻,揭开了太平洋战场战略反攻的帷幕
,这更致使海军力主加强对美战略态势,将彻底破坏印度洋上交通作为重点,要求将对
中国和苏联的 战备置于次要地位。在陆海两军关于战争指导方针难于统一的情况下,8
月15日经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裁决,决定在1943年2月前后发动51号作战,“为此 着手
进行准备。”并于9月3日将按此精神起草的“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上奏天皇
。不过,此时的51号作战已更改为“5号作战。”
四、“5号作战计划”形成及要领
陆海军间战略指导方针的矛盾已牵涉到国家施政纲略,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虽作出
1943年春发动西安乃至四川作战的裁定,但仍需由天皇最终决断。为此, 陆军参谋本
部对51号作战又一次作了认真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杉山总参谋长特别指示不要使用“
51号作战”代号,要以“新作战”为代号。此后,8月30日 又将代号改为“5号作战”
。这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改。也就是说,5号作战已不再是西安作战(50号作战)的扩展
和继续,也不是西安、四川两战连续实施的 “51号作战”,而是由华北、华中两个方
面进攻四川的作战。其作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主力,占领四川要域,摧毁敌抗战
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 溃”。作战方针仍是“中国派遣军以主力由西安方
面,以一部由武汉方面进攻”,同时制订了详尽的“进攻作战指导要领”。主要内容是
:第一期作战先由“第5方 面军向山西南部方面、第11军向武汉方面集中”,同时“第
5方面军以一部占领潼关附近。第11军应尽可能打通岳州至宜昌间长江航道”,然后“
第5方面军随 同所需兵力之集中”,“于1943年春发动攻势,消灭西安方面之敌,一举
攻占西安、宝鸡;以第7军确保西安附近平原;继以第1军占领汉中平川,并进入广元
准备以后作战”,“亦可命第28军由郑州方面经老河口沿汉水向汉中作战”,“攻势开
始后两个月进入广元”;第11军则“消灭第6战区之敌,如有可能,并消 灭第6战区之
敌”,然后沿长江进入四川万县、秀山一线,同时,第3飞行师团主力“直接配合地面
作战”,此后,由第5方面军“寻歼敌中央军主力”,“以第1 军攻占成都,以第11军
攻占重庆”,“消灭敌军事力量,并扫荡其抗战基地。”而第5方面军作战的具体要领
则是:
1、……向山西南部和新乡方面集中……以一部占领潼关附近,确保黄河渡河点……
2、……由第7、第1两军并列渡过黄河,首先寻歼敌河防部队。
3、……寻歼西安附近之敌,并攻占西安。为此,以第1军主力大致沿渭河地区,以
第7军主力靠近第1军北侧,分别突进,并以两军之各一部自白水、同官(笔者注:今铜
川市)方面及蓝田方面迂回,以利主力作战。
4、在西安附近会战期间,以一个机械化兵团远向西方挺进,占领宝鸡附近……
5、(略)
6、迅速将宝鸡以东地区交与第7军,第1军继续向前推进……
7、第1军占领宝鸡后,情况允许即应迅速前进,以主力沿宝鸡——凤县——汉中大
道或靠近大道迂回,另以一部……由扶风——眉县——江口——小河口——汉中大道,
击溃当地之敌,继续翻越秦岭,占领汉中……
8、第1军占领和确保汉中的同时,尽快由汉中——广无大道……突破巴山天险,占
领广元……
在进行上述作战时间内,华北方面军由第12军向郑州进行欺骗和牵制人和战,第28军经
老河口沿汉水向汉中附近作战。
自日寇上述作战计划可见:若5号作战得以实施,陕西的关中和陕南的8个地市,均
将沦于日寇铁蹄之下。9月3日,上述作战方针上奏天皇后,4日,大本营 即向中国派遣
军发出实施作战准备的第575号“大陆命”和第1252号“大陆指”及5号作战准备纲要,
发动了“部分作战准备”。
五、作战准备情况
最先开始作战准备的,是西安作战计划始作俑者——日寇华北方面军。首先,他们
为争取在西安作战实施之后避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箝制,于3月 30日至7
月20日,发动所谓“第四次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在冀中、晋冀豫边区连续进行四次作
战,对我敌后抗日军民进行了极为惨烈、残酷、灭绝人性的大 “扫荡”、大屠杀,仅
对冀中区的大“扫荡”就杀害和抓走群众5万余人,在冀中定县北疃村,将我800多抗日
军民毒死在坑道里,妄图以此扼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中坚力量。
5月25日田边参谋次长要求华北方面军拟订50号作战计划后,他们便积极行动起来
,于6月中旬拟就以10月中旬发动攻势的作战要领草案,由安达参谋长 亲自到东京汇报
。6月19日接到田中第一部长对作战进行研究的指示后,他们一方面派便衣特务开始黄
河渡河作战实地侦察,一面又由安达参谋长亲自出马,于7 月12~16日对汉中、广元作
战和河南方面配合作战所必经的秦岭、巴山、老河口、霸王城等地进行了空中侦察。同
时开始着手整修铁路,修筑公路,进行运兵车 辆改轨作业,修建机场和部队供水设施
等。
9月3日,以5号作战为核心的对中国“施略”问题经上奏天皇被裁定后,大本营便
即刻向中国派遣军发出按5号作战准备纲要进行四川作战准备的指示。中国 派遣军历来
对西安和四川作战不甚积极,只主张在武汉一带寻机歼灭重庆方面主力,接到大本营指
示后,畑俊六对发动此次作战仍充满疑虑,认为“为确保我在南方 作战的胜利成果…
…必须破坏海上交通,期与德意会师西亚”,“决心通过进攻四川作战打开局面,完全
是孤注一掷的行为”,“是否下决心进攻重庆,尚需10月 下旬视德苏的国际形势而定
”,因而,他只命令“按准备阵的态势立即着手进行准备”。9月7日命令以后勤为主的
部队自南方调往中国,9月9日又召集华北方面 军、第11、13、23军及飞行第3师团参谋
长会议,重点讨论5号作战问题,会上,畑俊六疾然叫嚣“号召全军进行殊死的战斗”
,以掩饰自己的忧疑,激励不 断疲弱的士气。在中国派遣军积极投入准备的同时,力
主此次作战的大本营发出大陆命第680、681号命令。军内由南方抽调汽车部队和渡河材
料部队等30个 队编入担负此战主攻任务的华北方面军和第11军序列,14日,又发出第
1269号指示,要求两个月内必须将5号作战军需品运交中国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由 此
,5号作战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就在大本营发出第1269号指示第二天,瓜达耳卡纳耳岛上惨败的噩耗传入东京。瓜
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发起战略总反攻的第一役,自8月7日 投入战斗以来
,先于8月25日取得几乎全歼横须贺镇守府第5特别陆战队和一木支队、摧毁日航空母舰
和驱逐舰各一艘的重大战果,9月14日又重创妄图夺回瓜 岛机场的川口支队。连续两次
惨败,使日寇意识到太平洋战场的危急已出现。为确保太平洋战场“优势”,大本营不
得不全力以赴调兵遣将,先是由南方军中抽调第 2、第38两师团,调用驻中国和伪满的
直辖部队火速增援。9月16日,杉山参谋总长在确证进攻瓜岛失败后,遂命令研究5号作
战准备控制问题,参谋本部不得 不在9月22日发出暂停执行交付5号作战军需品指示的
第1285号指示,并通知中国派遣军:延期执行5号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却没因此停止
准备,特别是担 任主攻作战的华北方面军和第11军,仍按准备纲要极为认真地准备着
:进行作战路线空中侦察,增强兵站及仓库,加强交通运输能力,组织大规模兵棋学习
,进行 临战教育和训练。
六、5号作战的中止
尽管因瓜岛惨败大本营作出控制5号作战准备的决定,并于10月2日抽调本已编入第
11军供5号作战使用的独立辎重兵第2联队、近卫师团第7陆上运输兵 部队、第8师团第9
陆上运输兵部队,水上勤务第35中队,增派给攻击瓜岛的第17军。10月中旬又华南第51
师团4个大队增援南太平洋战场,这样,兵力上 已无发动5号作战的可能。但陆军统帅
部仍怀等待时机实施作战的企图,自发出控制作战指示后,长时间态度暧昧,致使中国
派遣军左右为难,不得不在已预料5号 作战难实施的情况下继续做战争准备,为此,畑
俊六曾喟然慨叹:“中央之言虽不无道理,但难免轻举妄动之讥。我等现地人员实在为
难,需要设法加以弥补”。直 到10月24日,增援瓜岛的第17军第2师团又遭惨败,陆军
参谋本部才下定决心放弃5号作战,于11月4日与中国派遣军进行了探讨,提出中止5号
作战问 题。但得到中止作战信息的中国派遣军这时却针对美国空军进入中国而应制止
其反攻的情况,在提出打通粤汉作战、打通平汉作战后,第一次对过去毫不热心的50
号作战(西安作战)表现出积极态度,“希望实施50号作战……以期彻底进行治安肃正
作战”,即使在“不知何时抽走”其兵力的情况下,也可“临时打击一下西 安平川,
然后返转沿陇海线东行……返回郑州附近”。针对中国派遣军的申请,参谋本部于11月
7日传出中止5号作战准备的内部指示后,又开始研究西安作战问 题,并于11月末提出
如下方案“1、当前大体以4月左右开始作战为目标,促进各项准备。2、……在中国派
遣军的可能范围内聚集军需品及进行其他必要准 备。”作战分两期,第一期为黄河渡
河作战,其作战的意义是“歼灭重庆军骨干兵力的第1战区军主力(笔者注:黄河南岸
地区)。在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确定随 时可进攻西安的态势。”但进入12月后东南
方面战局愈益严重,不仅夺回瓜岛企图破灭,在布纳方面也遭惨败,驻中国派遣军成了
唯一战略预备队、抽调兵力左敷 又衍的源泉,要进行5号作战的可能性全然丧失。于是
,杉山参谋总长于12月10日上奏天皇后,正式发出中止5号作战的“大陆指第1367号”
令,并要求 50号作战亦延期至对南方战局作出推断后。12月17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畑俊六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13、23军司令官、飞行团长会议,正式向各军下 达中止5
号作战准备。自此,由华北方面提出的“西安作战”发展而来的、“在陆军统帅部非常
积极和中国派遣军断然决心下推进的对重庆攻略作战准备,终于宣告 中止。”此后,
尽管最热心此次作战的华北方面军仍贼心不死,截止1943年夏季还努力搜集秦岭、巴山
情报,第1军还派人走遍险峻山地,研究如何推进兵站, 进行兵棋演习,但由于华北方
面军最热心此战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的调任和第1军骨干第36师团转用于澳北应付南太
平洋危局,其余兵力全部用于应付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日益强盛的敌后抗日武装尚捉襟
见肘、处处挨打、狼狈不堪,自然无力再进行大规模进攻,因而针对西安的50号作战也
不得不最终放弃。
七、结语
1942年初,日寇目光觊觎陕西并随之渐渐举起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屠刀,1942年末
,日寇高举于陕西乃至四川人民头顶的屠刀不得不恋恋不舍、无可奈 何地放下。陕西
,这片滋育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皇天厚土终于避免了一场大践踏大劫难。透过日
寇为“肃正治安”而提出西安作战,进而发展为彻底“解决中 国问题”的经陕西进攻
四川的“战争第二个阶段”的重大战略决策,然后却不得不放弃企图的全过程,我们不
难得出以下结论:
一、日寇最先提出并始终积极推动西安乃至后来5号作战的,是侵略中国主力之主
力——华北方面军。他们之所以极其热心此战,目的是妄图“摧毁延安的中共 根据地
”。剿灭“巧妙地把思想、经济、政治、军事的和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置于
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的“有惊人的实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抗日武装,
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对其占领区此起彼伏、日益严峻的攻击、“骚扰
”,以求使华北数十万大军摆脱陷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 汪洋大海的艰难处境
,彻底“肃正”、“巩固”后方。而日陆军统帅部在将西安作战扩展为“解决”整个中
国问题的“重大施略”过程中,首先忧虑的则是攻占重庆 乃至迫使蒋介石集团屈服后
,中国的前途将会落入更难对付的共产党手中的危险。即使最热心此战的高级决策者参
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也不无忧虑地写道:“攻 占重庆后的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
共手中的危险,对此点如无十分把握,进攻重庆作战,则不过是极其冒险的投机行动。
”透过这些来自敌方的资料,我们完全可以 看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
真正畏惧的不是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正规军,不是阵地与阵地的对垒决战,而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敌后抗日 武装,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路线指导下,
紧密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周围的全国各抗日阶层、党派、团体、民众
武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动 员起来的广大敌占区民众,是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
的浴血奋战,真正使日寇占领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是侵略军左冲右突、疲于奔命、
难于自拔。这从侧面充 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领导才是中国人民取得抗
日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二、日陆军统帅部之所以积极策划、推进西安乃至四川作战,并使之成为侵略战争
第二阶段的重大策略,险恶用心在于“孤注一掷”地寻求与中国最后决战,企 图“速
战速决”,摆脱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与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胶着状况,摆脱深陷入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被不断消耗、难于自拔的持久态 势。这恰恰证
明了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无比英明正确。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抗日战争是
一场持久战,战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敌强我弱前提下的敌之 战略进攻、我之被动防御
的第一阶段,而在于战争进入相持状态的第二阶段,“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
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 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
久战”,“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使“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
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 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
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
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 量”,然后转入战略反攻,取得最终胜利。毛泽
东的光辉论断准确地切中了日寇要害,把握了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以我之所长
的持久战把侵略者拖入极为惧 怕的战争的持久性之中,使敌人在全民抗战的战争泥潭
中消耗、疲惫。透过敌人积极寻求决战、急欲以西安乃至重庆作战“迅速解决”中国问
题的企图,充分证明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提
倡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锐利思想武器。
三、日寇积极策划、推进西安乃至四川作战,急于摆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
汪洋大海之时,正是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取得一些暂时性优势的关键时刻,最 终目的
是为迅速使侵略军主力摆脱被中国牵制、拖拽、消耗、疲惫的局面,既使“屈服”的中
国作为它日渐枯竭的战争资源“宝库”,以疯狂掠夺中国人民财富,达 到“以战养战
”目的,同时更能抽兵“南进”,巩固、扩大太平洋战场“战果”,以最终实现与德军
会师东亚、与意军共同扼守印度洋,然后三分天下,主宰、奴役 人类的企图。但由于
“中国问题”难于迅速解决,中国战场长久陷入欲进难进、欲退难退的僵持之中,致使
陆军总兵力的2/3(130万)如同一头陷入泥沼的暴 兽,不仅不得不拒绝德军要其自远
东进攻苏联、形成东西合歼之势的强烈意愿和意大利要其破坏印度洋运输线配合北非战
场的企图,而且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利的状 况下,也难抽出主力应付,而不得不采取
“剜肉补疮”的办法,调整侵华日军建制,先后将第3、13、116师团改编为三单位建制
师团;将骑兵第4旅团编入第 12军;将第1独立步兵队的3个独立步兵大队及独立步兵第
125、126、127大队合编为独立混成第22旅团,并归第23军序列;新编第3飞行师团,将
原第1飞行团编入第3飞行师团。在经上述调整后,才将第6、第41、第51师团勉强抽出
中国战场,投入太平洋战场。由此可见,没有中国战场对日陆军主力的 牵制,就不可
能有盟军在太平战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太平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有
力支持和保证。如果说日寇不存在解决“中国问题”,没有中国 战场对其的牵制和消
耗,不仅太平洋战场,即使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也毋庸致疑必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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