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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23 | 1 2012年6月21日 | 分類: 回眸歷史,最新文章綜覽 | 作者: 社會民主連線 , 陶君行 （
原載於：https://www.facebook.com/notes/to-kwan-hang-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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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君行與李蘭菊合照於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當年23歲，我剛接任學聯秘書長。原本學聯每逢2月下旬上任，但我3月31日才完成嶺南
學生會任期。我在嶺南唸了三年書，參選學生會不過機緣巧合。「上莊」沒有甚麼大使
命，只是想為同學做點事，以嘗試和學習的心態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學運已轉低
潮，很少人願意參與學生會工作，遑論學聯；於是其他的學聯幹事也等待我才上任。
四月我正式上任。那時我們稱成員院校為「九大大專院校」，包括港大、中大、理工、
浸會、嶺南及四間師範學院。樹仁當時還未加入，科大更尚未成立。4月15日，胡耀邦
逝世。不久，我們已決定直接前赴北京，這也是首個香港人上北京的聲援團隊。就讀於
浸會傳理系的李蘭菊小姐，當年也是學聯代表，我們一起北上。其後學聯陸續發起了很
多支援民運團，全球都在關注這場學生民主運動。
那是我唸大學的最後一年，我沒有參加期末考試。兩年後，稍為收拾心情，我才把餘下
幾個試考完，完成課程。當時我想，與我年齡相近的人，有人被收押，有人被殺，那麼
這張證書還有甚麼意義？六四當天我不在天安門現場，但任何一個經驗過那個時代的人
，都絕難忘記。
都死了，可以怎麼辦
三年前，六四二十週年紀念，不少朋友邀請我去分享。但其實我總是說不好，因為不曉
得從何說起，總是一片混亂。剛好李蘭菊從美國回來，我便對邀她代我講，始終屠城當
夜她就在天安門現場。她每次講，基本上都是那些內容，由幾個故事串成：坦克進城、
別人對她說了甚麼，等等。當中她說過這麼一個故事：
天安門廣場裏有對兄弟，哥哥被殺，弟弟就手持木棒想衝向前面的解放軍。李蘭菊抱著
他，勸他不要衝動。最後，弟弟眼見救傷車，便向那方向衝去。李蘭菊告訴觀眾：「我
期間昏倒，不知道弟弟最後找到哥哥沒有！」
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當年我們一起共事的學聯朋友，已屆中年，在一間酒樓相聚。席
間李蘭菊提及這對兄弟的故事，陳清華對李蘭菊說：「你提及的那個弟弟，最後都死了
。」陳清華憶述，李蘭菊是眼見著弟弟血肉模糊走回來後才昏倒的。其後，李蘭菊為此
與臨床心理學家傾談，心理學家認為她拒絕接受此一現實，所以在昏倒後，便在腦海中
刪除此記憶。李蘭菊凌晨搖電話給我，跟我說她曾向大家提及這小孩六、七次，但原來
他已經死了，那怎麼辦？我不懂回答，可以怎麼辦？那是李蘭菊人生比較重要的經歴，
當時她大約廿四、五歲，青春少艾，一路把這份痛楚的感覺帶到現在。
波瀾壯闊的歷史時刻
4月22日，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北京。我一下機，就打計程車直奔天安門廣場。
當天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剛巧映於我們眼前的，是周勇軍三人在人民大會堂下跪要求接
信的情景。「趙紫陽出來！李鵬對話！」，呼聲此起彼落。廣場上的學生人山人海，正
是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頁。這畫面於我而言，是如此深刻。一場舉世矚目的民主運動蓄
勢待發。
我們不停走訪北京各大學的學生會，向他們了解中國情況，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的地方
。我們也嘗試討論，為甚麼中國會因為一個人死去，而引發這些市民跑出來，要求處理
貪腐與官倒問題、要求言論自由、討論如何改革等等。
最後離開北京當天，所有北京高校自治學生組織的學生都跟我們會面，在北京師範校園
的某個會議室裏。那時候《人民日報》已發表了四二六社論，定論為「動亂」，大家緊
張會否被抓，有種白色恐怖的氣氛。但我們從來沒想過，最後會發生六四天安門屠城。
今天可能大家認為這只是一段「歷史」。但對於曾參與的人而言，重回現場是痛苦的經
歷。這是中國民主發展最重要的一頁，也是以後歷史如何評價中國興衰的關鍵。
我們還承諾回港後，將發動示威和籌款，支援北京學生運動。學聯認為這場運動不單是
北京學生的事，而是全中國人民的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自然要投入運動巨輪之
中。
馬不停蹄 動員抗爭
回到香港，繼續聲援學運的工作。當時香港人的六四參與，在支聯會成立之前，有梁國
雄、劉健芝等朋友的四五行動／革馬盟，有主流民主派的「民主政制促進會」，也有不
少是大學生參與。誰說要去中聯辦——當時叫新華社——的士就會魚貫排著，載學生去
抗議。我有幸乘坐過很多次免費的士，因為的士大哥認得我是學聯秘書長時，常常不願
收費。
5月17日北京宣佈戒嚴。原定在維園遊行到新華社。那天早晨，因為之前晚晚通宵，我
就回彩虹邨洗澡，然後搭地鐵去維園。那天八號風球。由彩虹到銅鑼灣，全車堆滿人，
都是穿著黑衣、往維園遊行的巿民。那遊行隊伍完全看不見前頭。始終是八號風球，撐
傘子也沒有用。大家就穿著雨衣，到新華社去。當日宣佈戒嚴，大家知道，坦克快要入
城了。
香港市民當時不斷聲援，我們亦一再發動遊行。5月4日在遮打花園的集會有三千人；五
一七大遊行，更有七、八千位同學響應。當時各所大學加起來才三萬人左右，單是遊行
人數已佔了當時大學生的三分一，而且那時候還是考試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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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澳大遊行
到支聯會百萬人大遊行、高呼「打倒李鵬」的時候，我們每日都在動員中。那時我每天
就在旺角學聯的會址睡覺，醒來就開會，然後造橫額、或做動員的工作。一直沒怎麼停
過。五月尾，我們決議，民主運動的中心不應只集中在北京。當時我們就此撰寫了建議
書。所以我們去了廣州的省港澳大遊行——以1921年的省港澳大罷工為榜樣。大家希望
在北京以外建立到另一個運動中心。但5月尾我們才意識到問題，時間不夠了。
結果我們選定在5月24日從深圳乘坐大巴到廣州。下車一幕我到現在還記得，因為我抽
煙，巴士一開門就先抽一口。我看見矮樓上的屋頂有公安，還以為他們那麼快就來監視
我們。原來他們向我們揮手，表示支持香港學生上廣州的行動。上到火車，車未停定，
就有宣佈：「香港學聯同學，請你們留步」。我們以為他們抓人，卻是領導歡迎我們去
抗議。一下車，就立刻遊行。人生路不熟，但全廣州都在等香港人、澳門人去遊行，因
為他們聽到我們在電台宣傳這行動。
當時不止北京，其實全國很多地方都有人支援民運。當天遊行，根本不知道甚麼時候結
束，因為他們的路線是環巿的。路旁還有些矮樓，樓上的人對我們揮手，我們也就繼續
走。由上午在紅磡集合，到廣州後，黃昏起步，晚上十一時我們才走完。即使回酒店之
際，記憶中遊行還在進行中。事後才知道，這場省港澳大遊行，至少有四十萬人參與，
並肩上路。
是不是香港人的錯？
中文大學的林耀強是我們學聯其中一個代表。他在中大唸書，帶了十幾萬港幣，支援當
地學生組織自治。當天安門場進行絕食，一片混亂之際，學聯就參加這支援團。參與的
香港市民，包括學生，就帶一個帳幕。大家從當時影像或照片，看見廣場上一大片色彩
斑斕的帳幕，就是香港人帶上去的物資。
運動以屠城告終。後來出現了兩個對香港參與的指控，第一個是香港的參與有否導致中
國政府對事情的取態改變。在這場運動裡，訴求應該是甚麼呢？是否應該要求政府下台
？即使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求政府改革，反對者都會與政府有空間互動、有路可走。民運
開始時，已有朋友提出這類擔心。學聯和支聯會帶上去的金錢，其實影響了整場運動的
發展，亦是對我們這代人而言，一個永不能磨滅的記憶。
記得我首次到天安門的時候，曾在內部討論中向學生提出︰其實你們可以考慮絕食。對
我們而言，絕食是簡單的事，廿四小時、五十小時。例如地鐵加價5.4巴仙，那就絕食
五十四小時；香港沒有一國兩制，就絕食五十小時。我們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絕食對
我們而言，只是做秀的一種方式。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聽到建議後，就打算無限期
絕食，甚至絕水。
第二個關鍵是帳幕。有人認為當時學生已快要撤離廣場，因為那裡晚上很冷，白天熱，
也會刮風沙。要非我們當時支援團隊百多人帶去的帳幕，其實學生是不會繼續堅守在廣
場的。如果他們不會繼續堅守，中央就不會以硬闖的方法清場，重奪這混亂中心、戰略
陣地的控制。
關於這兩點，至今我仍反覆思量，撫心自問，我作為學聯秘書長的決定有錯嗎？相比當
權者，我們到底要承擔多少責任？我不時掙扎，甚至悔疚。可是死者已矣。運動過去，
整個運動邏輯或方向，不會因我們個人的意志轉移。然而，我跟這些犧牲的北京學生，
二十多年來，命運已緊緊連繫在一起，未敢忘記。
中國的良心是香港
這場和平的學生運動，曾經令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有一絲希望、一線曙光。但六四事件
發生後，我們無法再信任這政權。有人為政權辯護︰「如果不是六四天安門的責任，中
國政府不會那麼有決心進行改革，不會帶來今天的繁榮成果。」但我們不禁要問：中國
人的溫飽是否要透過屠殺而得？這是否意味如果中國政府當天去對話，不去屠城，就沒
有今天的經濟發展？何況今天看似蓬勃發展的後面，仍舊是極端的貧富懸殊。今天在中
國的維權運動、民間抗爭，不知凡幾，我們未必知道，只是因為內地沒有全面的媒體自
由。
鎮壓的那夜，同學們在學聯會址收看電視轉播，我們都哭成淚人。我們無法想像，更無
法接受這個殘酷事實。當你身處天安門，聽見群眾呼喊口號的迴響，你就知道群眾運動
的力量。這是一場愛國教育，不少香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和熱情都源於八九民運。過去我
不曉得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身份危機無法釋懷，直至到訪北京，直接參與其中，
我才確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而要是沒有這場運動，我更不會從政，在議會民主的路上
跌跌碰碰、奮力抗爭。
即使過了二十三年，我還記得後來邀請過程翔講六四講座，他講得很清楚。他說︰「中
國的良心是香港！」因為我們有自由、有空間去講，我們有自由將二十三年前的一段血
的歴史、血的運動，重現在大家眼前。年復一年，生者與死者，所有關心中國民主的朋
友，在維園的燭光裡團聚。這是中國的良心，更是我們的責任。
陶君行分享︰重回六四現場（香港科技大學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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