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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iego版 - 再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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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
作者:夏春涛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 873 更新时间:2008年11月17日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词。(注:为了避讳,今之学者将起义
者被俘后的供词改称“自述”或“自传”。按照辞书通行的解释,“供”字作“受审者
的陈述”解,似乎本无贬义。李秀成则自称其亲笔供词为“书供”。本文采用“供词”
一词。)围绕其供词中的内容,学术界在1949年后就李秀成伪降还是变节的问题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甚至一度从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太
平天国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桩悬案。笔者几年前曾经就此问题写过一篇短文[1],但由于
受到篇幅的限制,未能展开论述。兹不揣浅陋,再度就此略陈管见。

李秀成是广西藤县大黎乡人,家境贫寒,儿时随舅父读过3年书,10岁开始种山帮工,
以烧炭为业。1851年9月,西王萧朝贵率部路过大黎,时年29岁的李秀成应征入伍,随
后参加了攻打永安的战斗,隶属石达开部。在此后的戎马生涯中,李秀成因战功显赫而
不断升迁,从士兵直至跻身统帅层,37岁时被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员威震四
方的名将,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
1861年9月,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后,安庆终告沦陷,陈玉成部主力折损殆尽,
都城天京(今南京)上游屏障尽失。次年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皖北团练头目苗沛霖诱
捕,6月在河南延津就义。从此,李秀成便成为太平军的首席大将。当时,太平天国所
面临的局势已经异常严峻:曾国荃部湘军主力顺流而下直逼天京,李鸿章部淮军会同英
法军队进攻上海外围,左宗棠部湘军从江西觊觎浙江,形成三路围攻之势,曾国藩则坐
镇安庆指挥全局。曾国荃一路3万余人尤为气势汹汹,到1862年5月底,其水师已进泊天
京护城河,陆师则进逼雨花台,兵临天京城下。同年10月中旬,李秀成从上海外围抽身
,会同其他主力共13王约10余万人,兵分三路前来解天京之围。太平军与湘军在天京城
南大战40余日,始终未能攻破敌雨花台营垒。
解围受挫后,洪秀全将李秀成严责革爵,令其“进北攻南”,即移兵皖北、鄂北,以调
动围攻天京的南岸湘军上援。鉴于苏福省局势不稳,李秀成先赶回苏州安顿后方,直到
1863年2月末才督师进军皖北。而此时湘军早已增兵设防,加上筹粮困难,李部征战不
利。同年6月13日,天京雨花台石城等要塞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结果在渡江时遭到
湘军水师的拦截,所部损失惨重。28日,由于李鸿章、左宗棠大举进犯,苏、浙吃紧,
李秀成又火速赶回苏州主持战局。
此时的李秀成几乎成了救火队长,哪里告急就赶到哪里,但因三面受敌,分身乏术,故
而疲于奔命。同年8月,忠王返京督战,组织反扑未果。9月,又驰返苏州指挥攻防。12
月1日,忠王撤离苏州。4日,纳王郜永宽等叛将刺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揖盗,将苏州拱
手献给了李鸿章。数日后,无锡也告失守。李秀成率余部败走丹阳。苏南腹地的沦陷使
天京失去了粮饷的主要供给地,加上京外残存据点的守军自顾不暇,天京解围的希望实
际上已成镜花水月。因此,李秀成返京后,力劝天王“让城别走”,但遭到天王训斥,
只得督兵死守。
1864年初春,湘军正式合围天京,封锁了所有粮道,并在城外开挖多处隧道,试图穴地
攻城。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以构筑月城和横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战况异常惨烈。6月1日,
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7月19日午后,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火速赶到天朝宫殿护驾
。他改骑一匹劣马,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
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在冲到城外后与
大队人马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忠王潜抵城郊方山一破庙中暂避,结果因随身所
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奸民缚送清营。
为了泄恨,曾国荃随即下令对李秀成施以酷刑,用刀锥割其臀股,一时血流如注。李秀
成“殊不动”,泰然自若。3天后,清军制成一个大木笼,将李秀成囚禁其中。8月7日
傍晚,李秀成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
有10句绝命诗,“叙其尽忠之意”。[2]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了
数万字的供词,虽然文理欠通,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始
末。与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
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引者按)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
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
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生屈错,未遇明良”。并将京城
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认为“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
,实中堂之谋,九帅(指曾国荃,引者按)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声称“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
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
,“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注: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219、377、385页。以下该书引文恕不一一注明。)
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之谜引起了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焦
点,围绕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根据其供词来评价李秀成,首先必然会牵涉到这份文献的真伪问题。当年曾国藩在处死
李秀成后,随即与幕僚赵烈文对忠王亲供反复审核、删改,并加以分段。不久,曾国藩
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
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披阅,计27818字,即世传“九如堂本”。至于李秀
成亲供手迹,曾国藩却讳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从而留下了许多悬念。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
勘,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大约2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从1931
年起开始注释李秀成供词,此时便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四帧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
罗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轰动一时。
1956年,年子敏、束世澄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
;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
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3]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
纲根据“书家八法”的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笔迹逐一拆开来比较,阐明了笔迹鉴
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这两件手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断言李秀成“自述”
确系真迹。1957年,根据吕集义当年拍摄的所有原稿照片,罗尔纲再次调整版本,由中
华书局推出《笺证》一书的增订本。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将秘藏的李秀成笔供
原稿交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手迹》的篇幅比当年的安
庆刻本多出9000余字,并且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
手迹》的公布进一步印证了罗尔纲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世传的20余种忠王供词版本从此
作废。罗尔纲便第三次调整底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
此时,仍有学者对李秀成供词手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推断台北影印出版的手稿并不是
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在删改忠王真迹后找人誊录的抄件。罗先生从其笔迹、内容
等方面详作考证,指出这份文献虽不完整,有被曾国藩撕毁、删改和伪饰的地方,但确
系出自李秀成手笔。这一结论最终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几乎在辨别李秀成供词之真伪的同时,学术界就忠王在文中所流露出的乞降求抚之意展
开了讨论。在1951年初版《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
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依然持
“伪降”说。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
,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4]。
1961年,苑书义也刊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
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
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
实”[5]。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学者们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李秀成评价问
题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很快就被引入歧途。1964年,戚本禹之流断言忠王不“忠”
,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
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于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
政治问题,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
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
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
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一时间,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
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
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
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了恶
劣影响。将李秀成简单地定性为“叛徒”不足为训。它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其实质
是搞影射史学,以便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
1981年,罗尔纲又以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新近提供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
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为依据,再作考证,力持李秀成“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劝曾国
藩反清做皇帝是假,试图借此恢复太平天国是真。[6]
苏双碧则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前后,经历了一个从愚忠到不忠的质变,它的起点是被俘
,终点则是写了“自述”,流露出“乞活偷生”之意。在“自述”中,李秀成奉承敌人
、贬斥自己,其行为是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背叛,属于“变节”,这是“白纸黑字,
非常明白的事”。郭毅生也对“伪降”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李秀成写完自述,即
被处死,他是否属于伪降,并无实践证明,只能就其生前表现而推考,难以作出定论。
从《自述》本身看,应属求降或投降,无论其为何种动机,都是错误或有害的。这种错
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过,苏、郭两位学者都主张就事论事
,认为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李秀成。苏氏指出,“把李秀成打成‘可耻的叛徒’,而否
认他的一生,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郭氏也不同意将李秀成定性为“叛徒”,强调不
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于前人,认为“历史的悲剧造成了李秀成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李
秀成的晚节不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悲剧”。(注:参见苏双碧《论李秀成》,载《
北方论坛》1979年第5期,郭毅生、任恒俊《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
,载《文史哲》1979年第4期。)
罗先生也承认李秀成学姜维用假投降计,有亏革命气节,不足为训,但他再三强调李秀
成是“伪降”。这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近20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日趋冷落,
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作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带头人,罗尔纲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世
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称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但就李秀成“伪降”
说而论,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罗先生列举了李秀成供词中的12处疑窦,诸如“假造
与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等,将其中的乞降求抚之语一概解释成“伪饰
的话”,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
革命感情”。这种推断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为尊者讳之嫌。
后期,以血缘和利害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逐渐成
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在经历了天京事变这场噩梦之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
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辛酉十一年四五月间天王颁发的几道
诏旨中,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洪氏宗室成员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
之前,其亲疏厚薄一目了然。然而,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掌握兵权和地
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
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借重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
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执,
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这种用
人思路上的摇摆不定既引发了异姓大臣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同时又激化了异姓大臣
与洪氏宗亲之间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后期一味沉溺于宗教,无心亲理朝政,遂使这一
局面更加失控。忠王对洪氏宗亲很不服气。他在供词中直斥王长次兄是“佞臣”,列数
其鬻官纳贿、搜刮民财、玩弄权术等种种劣迹。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
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其驸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轮到
他李秀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洪氏宗室与异姓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闹
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有所耳闻。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就此
写道:“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侍(世)贤相
投合,余则彼此猜疑,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从前杨、韦两
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7](卷一四)李秀成在供词中检讨太平天国败亡
的原因时,反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不用贤才”、“立政无章”
,认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
,虽言语偏激,但也确系有感而发。总之,忠王与天王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斑斑可考,
并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论,李秀成也有自己的过失,诸如专注于经略苏杭,对天京上游的安危较为淡漠
,缺乏全局意识;在朝内党争中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对怀有贰心的部将和亲友过于宽恕
,甚至不惜牺牲大局来体现自己的所谓仁义,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毕竟是太平天
国后期的支柱之一,战功卓著。他体恤民情,减租薄赋,保护工商业,在苏南民间较有
声望。当大局糜烂之际,李秀成更是疲于奔命,所部几乎成了救火队。然而,他却不时
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为了获准回救苏杭,李秀成被迫将包括自己老母在
内的家眷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并且捐助饷银十万两,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显而易
见的。尽管如此,李秀成依旧对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负重,苦撑残局,乃至在京城沦陷
后舍身救护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
因此,在国破家亡、身陷囹圄之后,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鲠在喉,难免就会在供词中
倒苦水,发牢骚,其文字也难免会有些情绪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实心态
的一种流露。认为李秀成始终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即使是在兵败被俘之后,仍然使出
假投降的计谋与清方进行周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这种假设明显带有个人主观的美好
愿望在里面。认为忠王不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进而断言这份文献是曾国藩
伪造,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
“伪降”说惟一直接的依据是曾家流传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
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佐证,便成了孤证,其可信程度也就大打折扣
。现存的忠王供词原稿是一残本,结尾部分作“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
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
,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原文
衍一“知”字)也。如知”,就此戛然而止,卷末显然已被曾国藩撕毁。(注:据罗尔
纲先生考证,李秀成供词原稿的篇幅为5万余字,其部分手迹已被曾国藩撕毁。近有学
者认为,现存李秀成供词原稿实际上是完璧,并无被曾国藩撕毁的痕迹,仅有两处错简
。参见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收入《太平天国史新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著名学者陈寅恪当年曾经推测,曾国藩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
那么,被撕毁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这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
不过,至少在残存的忠王供词原稿中,丝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动曾国藩反清的痕迹,相反
,“大清”、“大清皇上”之类的称谓倒并不少见。反过来说,即使口碑属实,也只能
说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国藩,而不能据此断言李秀成这么做仅是一种手段,伺机恢复太
平天国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将干王洪仁玕被俘后的表现与忠王李秀成作一对比,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不无启发。在
先后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中,洪仁玕是惟一一位从满汉仇雠的角度为太平天国的败亡浩
叹不已的人。从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决意效法文天祥。在
狱中所写的绝命诗中,洪仁玕强调“春秋大义别华夷”,为“志在攮夷愿未酬”而抱恨
终天。相比之下,李秀成从被俘直至被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流露过华夷(汉满)有
别之类的思想,可见所谓忠王效仿姜维伪降、意在挑动曾国藩反清的说法值得重新认识
。此外,洪仁玕在就义前曾从江西巡抚沈葆桢处读到《李秀成供》,并就其相关章节签
附反驳意见,是太平天国内部惟一一位读过《李秀成供》并对其加以评述的人。他在签
驳时反复数落李秀成“变更不一”、“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
提到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8](p496~498,p511
~514)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一种含蓄的谴责。
当然,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词中写下有辱其“忠王”封号的言辞,并非单纯出于对天王和
洪氏宗亲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诱骗,都在
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均是我们在研究时不应忽视的细节。
在被俘之后,李秀成最大的心理变化是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感到彻底绝望。在亲笔供词中
,包括在与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的对话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意识。在
被俘当晚与赵烈文进行的长谈中,李秀成将1861年错失解救安庆的良机解释为“天意”
,并根据天上的星象,预言洋人在十余年后必成大患。赵烈文询问星名度数,李秀成便
搬出民间的星宿八卦之说作了一通解释。[2]在亲笔供词中,类似的文字更是屡见不鲜
。例如,他将当初太平天国的兴起解释为“此是天机,升平日久,应出此人(指天王,
引者按),集传许多乱星下降”,将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为“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
,将太平天国最终的败亡解释为“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数尽国崩”。在谈到
幼天王的下落时,他推断后者出城后凶多吉少,“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
,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然被杀矣”(注:不能简单地将这段话理解为李秀
成刻意隐瞒幼天王的行踪。李秀成对幼天王的评判比较准确,后者确实十分稚嫩和软弱
,后来在逃亡途中因险相环生,曾经数次试图自杀。)。在再三批评天王“一味靠天”
、“言天说地”的同时,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却急剧膨胀,这一矛盾现象恰好说明,
此时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对太平天国彻底感到绝望,断无伺机复国的念头。(注:后
来的事实证明,李秀成对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逃到皖南广德以后,幼天王在十二三
万太平军的护卫下开赴江西,拟与侍王李世贤等部会合,以便重整旗蚊。但由于士气低
落,号令不一,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这支远征军最终全军覆没。幼天王、洪仁玕等被
俘后,相继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李秀成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他当然不会怕死,但在被俘之后,他却多少显得有些贪生
。这也不难理解,他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如今却束手就擒,生死仅在旦夕之间,
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在后来上报清廷的奏折中,曾
国藩谈了自己对李秀成的印象,认为他“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9](卷二
一)。曾国荃也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李秀成“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10](卷五)。当然,这种言语明显带有夸张和泄恨的成分。赵烈文则在日记中记述
了他在李秀成被俘当晚与后者进行长谈的内容。据载,当被问到“汝今计安出”时,忠
王答道:“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暝目无憾
。”既做好了死的准备,同时又主动提出招降旧部,隐约流露出求生的念头。赵烈文觉
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复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
。”忠王听后低头不语。[2]日记是个人心灵的独白,因为不公开,所以也就没有刻意
伪饰或夸张的必要。赵烈文在日记中便描述了湘军在攻陷天京后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
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因此,他认为李秀成“有乞活之意”的判断应是可信的
。李秀成亲笔供词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老辣的曾国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后产生的心理变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点,使事
态沿着自己设计的思路发展。
曾国藩将民人缚送李秀成吹嘘成湘军“生缚名王归夜半”,颇为洋洋自得。1864年7月
26日,他在安庆上奏清廷说:“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9](卷二○)28
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他并没
有像曾国荃那样对李秀成动刑,而是对李秀成施展了攻心战,但随即便萌生了将李秀成
就地处决的念头。在次日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相告:“伪忠王曾亲讯一次,
拟即在此杀之。”[11](卷下)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视,所以在同一天的日
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
笔的。他在供词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中丞(
指曾国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
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师爷”指奉命会鞫李秀成的曾国藩的随
从庞际云、李鸿裔等人。从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来判断,
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
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绝不可能
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生屈
错,未遇明良”,这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态。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
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会流露出一
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至于李秀成求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只有他本人清楚。更确切地说,或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
去的希望极为渺茫,同时,他并不知道曾国藩在看了他的供词后会作出何种反应。这种
命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未来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他之所以流露出求生的欲望
,更多的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带有浓厚的听天由命的色彩。
李秀成是在一种恍若隔世百感交集的状态下,被困在囚笼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冒着酷
暑,以大约每天7000字的速度撰写这份供词的。这与在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有着天壤之别
。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
笔,同时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李秀成尽管
心存侥幸,但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忠
王在供词中有“我今临终之候”一语;在写出“收齐章程”之后,又自云“昨夜深惠厚
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抱定必死的信念,但同时却又对曾国藩表示感戴,从而
真切地折射出忠王当时反常、复杂的心态。尽管他对昔日不共戴天之敌的谀颂之词多少
有些言不由衷,所提的“招齐章程”多少带有保全旧部性命和避免生灵涂炭的意图,但
就具体事实而论,这的确是李秀成晚节的一个污点。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垂询赵烈文的意见,表示打算
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
,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
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
意”,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
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
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2]
清廷吩咐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是8月1日发出的。而曾国藩却先斩后奏,捏称部将萧
孚泗“生擒”李秀成后,乡民为了替他报仇,竟将亲兵王三清捉杀,投尸水中;又说李
秀成被关进囚笼后,松王陈德凤被押到营中,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曾国藩据此解释
说;“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他还辩解说,
上谕被驿站误投到安庆,等转到南京时,李秀成已被处死。[9](卷二一)
曾国藩之所以擅杀李秀成,与他内心的担忧有很大关系。他早就认为李秀成“狡诈百端
”,对他在供词中奉承自己的话并不当真。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
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诸如李秀成被俘和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统统
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
于是,尽管早就动了杀气,但曾国藩仍然不露声色,抓住李秀成在绝望中的复杂心理,
如愿以偿地骗取了李秀成的供状。事后,他又玩起文字游戏,凡是吹捧自己的话一字不
删,对自己不利的段落则加以删改甚至撕毁。在曾国藩看来,能让李秀成这样的敌手如
此心悦诚服地归顺自己,这是足以夸耀于世的资本。曾国藩既欺骗了李秀成,又欺骗了
清廷,更折腾苦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手段极其卑劣,但却将自己
粉饰成正人君子。不过,他也许没有料到,事情的真相在百年后依旧会大白于天下。这
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就在一手将李秀成送上黄泉路的时候,曾国藩仍然惺惺作态。他下令将李秀成斩首,其
首级传示各省,尸身则用棺材装殓掩埋。但在次日写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却说已将李秀
成就地“凌迟处死”。
同在8月8日,定下心来的曾国荃从城外大营入城,择定房屋,饮酒作乐。次日下午,清
廷赏赐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11日,谕旨正式颁到: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世
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
曾国藩顿时乐不可支。赵烈文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曰:“
君勿称猴子可矣。”[2]自从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曾国藩曾经屡遭惨败,先后在靖港投
水自尽,在九江险被生擒,在祁门预写遗嘱以防不测。但他还是笑到了最后。

从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一片愚忠,发展到被俘后在绝望心理的驱策下,对洪秀全和太
平天国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尽头表现的起伏十分令人感喟。忠王不“忠”的现象从
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后期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气数已尽,纵然有再多天才的将领
和忠勇的士卒,也无法使太平天国摆脱败亡的厄运。
在后期兵败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首领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视死如归是一种模式
,翼王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是另一种模式,但他们都死得十分壮烈,属于太平天国没有
瑕疵的英雄。而忠王李秀成的模式显然有悖于传统的“忠心不贰”、“气节”观念和今
人心中的英雄情结。正因为学者们围绕李秀成“变节”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既是一种政治
评判,同时又掺杂着一种道德评判,这就使这场争论大有永无了期之势,使原本扑朔迷
离的史实变得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将李秀成设想成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寡廉鲜耻的叛徒
都不免过于简单化。李秀成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本来不难理解,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值得同情。这就是有血有肉、真实的李秀成,而不是我们刻意美化或
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在供词中能够认真检讨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对自己的一生进行
回顾、反思,这何尝不需要几分勇气、冷静和思想呢?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所作
的分析,诸如“我主无谋”、“自惹而亡”、湘军“将相用命”等等,虽然字面有些刺
眼,但总体上仍比较中肯和深刻。至于认为中国日后“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为
先”,确乎是过人之见。尽管他写了一些有辱气节的话,给他的晚节留下了污点,但他
并没有一味地向曾国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终慷慨赴死。就此而论,李秀成仍然不失为一
个有污点的英雄。
当然,我们讨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是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来评判的。时下全盘
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或许有人会质疑道:难道李秀成只有对洪秀
全和太平天国愚忠到底才算是没有污点吗?这就牵涉到如何评价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问
题,已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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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先谦.(同治朝)东华续录[M].
[8]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
[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M].
[1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M].
[11]曾文正公全集·家训[M].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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