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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版 - 王彬彬:谁是“反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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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谁是“反动教授”
在旧书店购得一册《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
月第一版。随便翻阅中,觉得隐约其辞、语焉不详之处颇多。例如,对“西安事变”爆
发后的校内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稿》有这样的叙述:“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示
威游行的同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蒋介石扣留,要求停
止内战,团结抗日。消息传来,人心大快。校内一部分反动教授和右派学生则垂头丧气
,如丧考妣,有的破口大骂,以至变态似地发狂,四处寻衅。”①(下引此书只注明页
码)这种表现的“右派学生”,当然已难一一确认姓甚名谁。但这种表现的“反动教授
”,要弄清楚却并不困难。不过,我们不忙着揭开谜底。还是先从“一二九”学生运动
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关系说起。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的学生运动是特别有声有色的。清华不但成为北平学生
运动的中心,甚至也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发源地。这当然与中共地下党在清华的苦心经
营分不开。《清华大学校史稿》说:“1934年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北平地下党
员不过十来人,清华就有党员四五位。” (第252页)后来的几年问,当然大大发展壮大
了。1949年后成为政界要人的蒋南翔、姚依林、胡乔木等,就是此一时期在清华当学生
时闹运动起家的。 “清华改制后有一连串的内外运动,从‘九一八’的救国运动,至
‘一二九’及其以后之抗日救国请愿运动。前者出于学生的爱国心,学生自动自发。‘
一二九’及其以后之运动,则深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②
对清华的学生运动,中共有关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说,刘少奇
于 1936年5月间到北平后,“对学生运动做了重要的指示”,彭真也于7月间“来到清
华园”(第273页)。《清华大学校史稿》十分自豪地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
共产党北方局所办的《民族战歌》、《实话报》、《华北烽火》等革命刊物也在进步学
生中秘密流传着,对清华学生影响很大。由于学生进步力量增长,《清华周刊》为党所
领导的进步学生所掌握。1935年初,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从第43卷开始
,周刊的内容和版面焕然一新。……它在清华学生中,为‘一二九’运动作了很好的思
想准备。”(第256—257页) 。
“一二九”及其以后的运动,曾使得清华的师生关系非常紧张。1939年2月19日发
生的“考试风潮”,则是师生关系紧张的典型表现。
关于这次风潮,《清华大学校史稿》是这样叙述的:“1936年2月……清华校方秉
承政府的意旨,不仅拒绝了学生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而且不考虑学生参加‘
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要求学生参加期终考试。2月19日,同学
们在教授开会之际,向教授会请愿,要求同意免考。教授会在一些人煽动下竟以‘总辞
职’相威胁,拒绝了学生的合理要求。一时造成了师生关系十分紧张的局面。”(第270
页)这段叙述既是过于简略的,同时又是隐晦曲折的,只是在强调学生的要求“合理”
时态度很明确。
1994年7月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依据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的《教授会会议
记录》,对此次“考试风潮”做了这样的叙述:2月19日下午四时,闻一多“出席清华
大学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教务长潘光旦报告学生救国会向学校要求延
期及免去本学年度第一学期考试经过,并报告系主任会议决定,请教授会做出讨论。张
子高提议考试如期举行,全体通过。这时,学生涌进会场,会议中断。学生离去后,冯
友兰提议,多人附议,提出‘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全体
通过。同时,推举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萧公权、萧蘧、潘光旦、张奚若七教授组
成辞职宣言委员会。清华大学除个别教授外,绝大部分教授均在辞职宣言上签名, (闻
一多)先生亦在签名之列”。④
《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编写者,在叙及此事时,当然不可能不参考清华大学档案馆
所藏《教授会会议记录》。但同样见过这“会议记录”,两书的叙述却有如此不同。
《闻一多年谱长编》在对此事做了以上叙述后,引录了1936年2月20日《北平晨报
》所载《清华大学教授昨晚提出总辞职》一文对事件的报道:“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
前曾请该校免除本届学期考试,该校曾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复课三星期后,于二月二十
四日起再行补考,并取消春假,缩短暑期,以顾全学生作业。兹因考期将届,救国会复
以全体学生名义,请求免考。本星期一该校复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将此问题提交教授会
。昨日下午四时教授会在该校科学馆三楼开会,有学生多人,在楼下呼喊口号,要求免
考,并推代表请见教务长潘光旦。潘氏即劝学生退去,学生不听。是时教授会正在讨论
,学生代表等屡次要求人会场,均经潘氏劝止。教授会旋即议决,本届学期考试,如期
举行,并请潘氏以此议案通知学生代表。学生等当即蜂拥上楼,旋有数人闯入会场,经
教授会临时主席张奚若氏,令其退出,但学生等仍时出时人。各教授见此情形,深愧德
望未孚,决定全体引咎辞职。”
如此说来,当时的教师和校方,是充分考虑到学生因闹运动而误课的情况的,他们
采取了种种办法,力求学生能把耽误的学业尽可能补上。“取消春假,缩短暑期”,做
出牺牲的首先是教师和校方。只是在期终考试必须举行这一点上,他们决,不让步。《
清华大学校史稿》说校方“不考虑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
”,显然是厚诬了当时的校方。
北京的三联书店2001.年8月出版了台湾学人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和《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两书。后者这样叙述此次“
考试风潮”: “清华原定于1936年2月1日春季开学当天,补行上学期因爱国运动未举
行的期考,目的希望学生利用寒假温习功课。但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学校改于
2月24日举行。学生‘救国会’请再延期,声言如校方不同意,则拒绝补考,并自动进
行非常时期教育。对‘救国会’的上述要挟,各系主任认为事态严重,宜提交‘教授会
’处理。2月19日下午,‘教授会’正在科学馆楼上开会讨论此事。‘救国会’主席黄
诚(引按:黄诚其时为中共党员,后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顾祝同逮捕
并枪毙)竞率领学生500余人集合操场,先游行全校一周,再到科学馆楼下,由临时主席
刘毓珩(未毕业)宣示:一、为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二、否认学生反对
学校,高呼‘清华师生合作!’‘免除学期考试!’等口号。并派代表黄诚、刘毓珩二人
上楼晋见教务长潘光旦。潘劝学生散去,学生不听。‘教授会’以学生无理要挟,坚持
如期举行期考。学生不满,上楼大闹会场。‘教授会’主席张奚若劝阻无效,愤而发表
宣言,全体辞职。”④
若依据苏云峰叙述,则校方一再将期考延期,但学生却得寸进尺,终于把学校和“
教授会”逼到了死角。

清华教授会在黄诚带领学生大闹会场后,当场做出了“总辞职”的决定,并发表如
下宣言:
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开教授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
全体学生在外高喊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
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职权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之无力,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除向校长辞职外,谨此宣言。
此宣言在次日(2月20日)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刊》(第720号)上发表。据2月20日出
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出席教授会的教授共74人,在
辞职宣言上签名者68人,有六名教授没有签名。
冯友兰提议的教授总辞职,实在是黄诚们始料未及的。黄诚们想要不上课、不考试
,专搞运动,但却必须保留学生身份,更必须依托大学校园。而教授总辞职,则意味着
大学不再是大学,学生也不再是学生,“学生运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清华大学校史稿》这样说明学生的反应:“为了避免造成师生分
裂,警惕国民党的离间和镇压学运的阴谋,同学们后来决定参加期考。” (第270页)但
事情经过并不这么简单。由于教授的总辞职无异于对学生运动釜底抽薪,黄诚们当然不
免惶恐,但却并没有放弃“免考”的要求。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
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学生会”于当晚八时召开全体大会,做出决定:一、挽留
教授,由“救国会”向教授解释误会。二、加强纠察队组织,维持校内秩序。三、登报
声明此事真相,并表明态度。四、立即执行非常时期教育及免考办法。⑤可见,在教授
会宣布总辞职后,黄诚们并没有打算放弃“免考”的要求,他们一方面挽留教授,一方
面仍然要求“免考”。“免考”是此次“斗争”的目标,黄诚们轻易不会妥协让步——
如果那么容易妥协让步,也太不像“共产党人”了。
当黄诚们大闹教授会并导致教授们总辞职时,校长梅贻琦正在南京公干。教授会立
即发电报告了梅贻琦。梅贻琦心情之焦虑可想而知。2月23日下午,梅贻琦回到清华园
。翌日上午10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据1936年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
学风潮解决》一文说,学生大会上,梅贻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警告学
生遵守校规,不得再有越轨行为。同时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布:一、大考必须补行。二
“救国会”委员黄诚等各记大过两次。三、不接受“救国会”提出的所谓“非常时期教
育办法”。四、凡不愿接受清华之教育者,可以离去。24日当天,校长办公室贴出通告
:“改定于2月29日至3月6日举行上学期学期考试,自即日起至2月28日止,暂停上课,
俾资温习功课。”⑥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强烈要求“免考”的学生才不得不妥协让步,同意应考。而教
授们也答应打消辞意。
1929年2月29日,是清华学生开始补考的日子。令梅贻琦大伤脑筋的是,这天凌晨
,北平军警突然闯人清华园,依照“黑名单”搜捕学生。学生群起抵抗,竟然能与大批
军警长时间对峙。《清华大学校史稿》写道:“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同学们夺过军警
带来的馒头、肉馅饼作为武器,雨点般朝着军警投掷,还将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几辆汽
车捣毁,当反动军警企图乘车逃跑时,汽车已全部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
悻而去。”(第271页)持枪携刀的军警,竟然被手无寸铁的学生夺去了干粮,又被这夺
去的干粮打得狼狈逃窜,不知该佩服学生的勇猛,还是该感叹军警的无能。北平军警此
次突然行动,虽然抓走了二十来人,但并没有抓到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真正的共产
党员和学生领袖。姚依林、蒋南翔等人本来已被抓住,但却被学生们从军警手里像抢馒
头一样抢回来了。而他们得以最终逃脱,凭的则是教授们的保护。事件亲历者韦君宜在
《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回忆道:“1936年2月29日,冀察政委会派军警包围清华,
搜查了一夜。那天夜里,黄诚、姚依林两个同学躲在冯先生家客厅里,黄诚在那里做了
一首诗,后来黄诚那首诗传了出来。但是冯先生隐藏两个重要学生领袖的事,则并没有
怎样外传,很少有人知道。很长时间冯先生也没有告诉人。”至于韦君宜自己,则与其
他五个女同学一起躲在了朱自清家。对此,韦君宜在《“二?二九”那一天》中有这样
的描述: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
和别的同学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
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也不像书蛀虫
。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又有人按门铃,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
。记得清的还有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围着
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等一会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
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
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
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
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
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看,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
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
此外,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里。⑦几天前,这些学生们还大闹教
授会,与教授们对峙。几天后,当遇到危难时,他们却近乎本能地逃向这些教授家里寻
求保护。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逼”他们补考的教授们,在危难关
头也一定不会拒绝他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时的教授欣慰和自豪,也足以让今日的
教授惭愧和自卑。顺便说一句,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此次事件叙述甚
详,但对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保护学生领袖一事,却只字不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
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
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
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
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
内的人心所向。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
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 “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
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⑧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
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
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
、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
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
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
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
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
,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
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
,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
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
,召亡国
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
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
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
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
,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
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
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
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
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
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
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
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
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
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⑨韦君宜在《
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
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
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
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
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
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
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
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
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
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
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
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
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
。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
矣。”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
斥张学良 “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
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
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
9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⑩。
2006年10月29日
注释:
①《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第
278-一279页。
②④⑤⑥⑦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
月版。
③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⑧⑨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⑩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513页。
⑩濮清泉: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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