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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InJesus版 - 人大教授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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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
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
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受访者: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生,贵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
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
真学院特约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
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采访者:蒋保信,共识网编辑

基督教对中国有正面作用
蒋保信:我在秋风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大概从2003年起,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纷纷皈
依基督教。这种转向的原因,除了他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之外,还基于这样一种判
断: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其实,杨小凯就写过文章,论证
宪政与基督教之间的直接关系。您怎样看待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转向?中国要完成宪
政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吗?
何光沪:我没读过秋风这篇文章。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要有一个基
督教化的过程。如果光听您转述的这段话,好像秋风也觉得基督教是有这个作用?
蒋保信:在那篇文章里,秋风应该是没表述自己的态度。
何光沪:他现在是主张儒学。至于杨小凯的论证,我知道一些,他举了很多国家的
例子,还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说明多数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其实韦
伯的那部经典,已经在经济方面作了众所周知的论证,即基督新教的伦理,有助于实业
性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现代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
近来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样:程度最轻的,只是对基
督教有兴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说“转向”不合适,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层
面的政治经济主张,基督教是个人层面的内心信仰;任何人都有这两个层面,二者可以
并存。当然,无论是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最终皈依了它,也许又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
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
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
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
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
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朝
政府也保护鸦片贸易,为了收税获利。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
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
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在当时的
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
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支持下,虽然屡战屡败,仍然坚持不懈,奋
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
决定。
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
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
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一
年之中许多时间是靠土豆为生。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
几十个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
文字,翻译印刷圣经,使得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
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
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
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
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
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
伴张道惠夫妇(Harry and Anne 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传教士还兴办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
。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
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
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
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
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
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了!
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
、“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
忘恩负义(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吗?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
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
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都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是市场制度;
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
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
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
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对戊戌变法、对辛亥革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相信,
现在如果让它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蒋保信:说具体一点的话,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光沪:社会转型中复杂的、尖锐的众多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那当然会带来许
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
当然马克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
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
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
前面说到,我自己在乡下时,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从不绝望,更没想过自杀。
现在呢?有些人感到绝望,选择自杀,最糟的是还杀害无辜的人,比如,去年厦门、今
年贵阳的公共汽车爆炸,还有每天可以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可悲、可怕的无数惨剧…
…那正是社会矛盾尖锐的反映。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北京开始有了为农民工服务的教会
,你可以想象,一个因老板欠薪而愤愤不平的农民工,或者一个因婚恋纠纷而头脑发狂
的年轻人,进入教会、得到牧师的安慰以后,自然会减少在公共汽车上放炸弹的可能性
。难怪有了解基督教的警察说,假如人人都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失业了!一些研究基督
教的学者则发现,基督教是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少因矛盾而产生的摩擦。
总之,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让人抱有希望,让人忍受暂时不能解决的社会不
平,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不致爆炸。
蒋保信:至少可以收拾人心。
何光沪:对。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调查可以证明这点。
我太太是搞宗教社会学的,她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
和不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就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
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
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
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
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要维稳,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
好把会弄到旅游车或游船上去开了!
理解基督教徒的人在逐渐增多
蒋保信:《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文章提到,您的基督教信仰是近几年才为公众所
知的,您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更公开地宣扬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因为
这些年来,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对宗教的偏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何光沪:这可能涉及一个远近亲疏的问题。跟我关系比较近的人,早就知道我信基
督教,1977年上大学之前,就有些朋友半开玩笑地叫我“清教徒”。我从未主动公开地
宣扬自己的信仰,因为我觉得这是私人问题。但是,当我觉得问题不宜回避或某些主题
要求时(例如你的这次采访),我也多次公开承认我的信仰。我知道耶稣要求不应隐瞒信
仰,但也记得他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不喜欢那种成天“主啊主啊”的习惯。
另外,我很注意学者身份的要求。学术是“天下公器”,是社会的、公众的事业,
同自己的私人信仰应该加以区别。不同学者学术研究的结论可以不同,但方法却都应该
一样——客观、中立、科学、理性,尽量排除信仰的预设立场。这很难完全做到,但是
要尽力做到;我认为学术最起码的规范是,摆事实、讲道理,允许对立意见发表。我刚
才讲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是正能量,那都是历史事实,只不过它被我们的历史
教科书忽略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实,被少数枝节的事实掩盖了,被更多无理的空论
抹杀了。
不过,我也确实有一点转变,现在对于公开谈论基督信仰,不像以前顾虑那么多。
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大致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氛围其实是有变化的
——理解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以学术界为例,三十多年来,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群体对
基督教的态度,大体是从敌对和批判的态度,逐步走向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再走向了理
解和同情的态度。以前,很多人还不知道宗教信仰与宗教学术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
,也不知道恰好是大量信仰基督的学者创立了科学的宗教学,开创和推进了研究宗教的
客观、科学的方法(正如不知道开创和推进经典物理学的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家都信仰
基督)。现在,知道这些的人多了一些,无论学者还是民众,对基督教也多了一些理解
和包容。
蒋保信:我上大学之前,有个同学来了一趟北京,然后就信基督教了,经常一个人
在那里做礼拜,我当时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现在到北京这么多年,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基
督徒,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何光沪:是啊。我们宗教学界有一个说法,叫“脱敏”,意思是不要对基督教如此
过敏。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
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
“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没有正式的官方数字
蒋保信:我看到过一个粗略的数字,据估计,中国目前基督徒的数量可能在七八千
万左右,基督徒已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
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何光沪:我太太也是研究基督教的,但她是从社会学角度做调查研究。她经常说,
既荒谬又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和公众,居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有多少人
。刚才你说到一个数字,只说“可能”是,官方不承认。但是,官方也没有公布一个权
威的统计数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因为对基督教缺少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冷静
的、宽容的态度——注意,这几条是连在一起的:要客观地看,历史地看,才能够比较
冷静地、宽容地对待基督教。否则就视之为洪水猛兽:“基督教化?不得了啊!”“多一
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想问: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冯玉祥是不是中国人?冰
心呢?老舍呢?林语堂呢?晏阳初呢?……他们都是基督徒,都不是中国人吗?这些基督徒
是中国人的精英。
因为对基督教缺少历史的、客观的了解,有些人就不能持平常心来看基督教。因为
敏感、紧张,所以害怕基督徒数量大。中国三自“两会”前些年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
,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因为它至少没有包含广大“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总之,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并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公众
也看不到。我只能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数字不对。你说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你的来源
,但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或者说,它介乎于最夸张的(1亿多)与最低估的(2千多万)之
间。
蒋保信:我是从一个台湾杂志的主笔那得知的,她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基督徒的文章。
何光沪:华东师范大学前些年的调查数字是四千多万,海外有些说法是一亿一千万
或一亿两千万。有些数字是明显缩小和明显夸张的,不可靠。你说的这个数字,在两者
之间,可能比较接近真实。我太太是研究这方面的,我们经常聊这个话题,她讲的数字
跟你说的差不多。无论如何,基督徒已经是中国人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法国人口
总数差不多了!
换言之,这么多的中国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已经成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当然也应该说,基督教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我们还要注意,基督徒的影响和重要性,常常同它的人数不成比例。以香港为例,
基督徒占人口总数不超过5%,但是香港近一半的中小学是教会办的,而且基督徒在养老
院、幼稚园、孤儿院、残疾人康复医院等等社会服务事业上做出的贡献,所占的比例极
大。当然,香港基督徒是上层居多,很多都是社会精英,企业家、律师、教师、公务员
等等。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也有朝社会上层发展的趋势,正能量超过人数比例,如果环
境好一些,他们会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
基督教的发展,不存在所谓“宗教生态”问题
何光沪: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新教基督徒有100万,天主教徒300多万,加起
来也就400多万。在50和60年代越来越“左”的形势下,后来的人数应该是迅速减少。
1966年建国17年,“文革”开始,官方当然没有统计数字了,若有,应该说是零,因为
那时谁也不敢说自己信任何宗教,因为全国先搞“无宗教县”,后来中国就成“无宗教
国”了(实际的、但却隐蔽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近三十年间,各种宗教都一样受到剧
烈的冲击,毫无例外。在这一点上,各种宗教是平等的。
改革开放之后,各行各业先是恢复正常,然后迅速发展,像是积蓄了很久的力量突
然迸发。各种宗教也不例外,全都从80年代初开始,经历了先恢复后发展的过程。在一
段时间之后,很自然地,发展速度会显出差异;尤其是人们最容易看见的佛教和基督教
,发展最为醒目;知识分子较少关注的民间宗教,发展也很迅速。
前几年有些学者提出,基督教发展太快,是中国宗教“生态不平衡”的结果或表现
,所以应该扶持民间宗教,以便限制基督教发展。但另一些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宗教
“生态不平衡”之说是不对的、误导的。因为,第一,从1949年到文革,当民间宗教受
到打击的时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五大宗教,也同样受到了打击,并没有
所谓前者为后者让了路的情况。第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民间宗教的发展其实也很快
。很多调查表明,它们的发展比基督教还快得多。只不过媒体不大容易注意到乡下的小
寺小庙和在特定时节才涌现的民间宗教信众。第三,在此作为比喻的“生态平衡”的本
意,不是说(例如就植被这方面而言)某一种植物超过另外的植物就不平衡,而是说植物
的分布应该适合于该地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并且适应该地区生物链等自然需求,
关键不在多少,而在是否符合自然规律。例如我国东北地区针叶林最多,是自然的,西
南地区阔叶林最多,也并非不平衡。
这方面的规律,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理论或学说在一个地方或社会实现和传播的程
度,取决于它适应那个地方或社会对它需要的程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
靠强势压制,只能因势而利导。
每一种世界大宗教都是一种理论或学说。唐太宗明白什么是基督教(请传教士“书
殿翻经”,自己也“禁闱问道”)之后,发布圣旨说,此教“济人利物,宜行天下”。
唐武宗用行政命令消灭佛教,顺带消灭基督教,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死了不久佛教就
复兴,现在中国信徒最多的正是佛教和基督教。罗马帝国用行政手段迫害基督教三百年
,那些皇帝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基督宗教随后就成了帝国国教,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发
展,现在遍布全世界,在全球有二十多亿信徒。
当然,最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的例证,是消灭宗教最彻底的苏联和文革时代的中
国——如今众所周知,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兴盛,远远胜过在它
们不受压制的地方,例如西欧。
所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得好: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要解决家庭教会的问题,必须明白什么叫新教
蒋保信:那么,现在的基督教在中国面临哪些问题?
何光沪:就新教而言,是所谓“家庭教会”的问题;就天主教而言,是所谓“地下
教会”的问题。人们会觉得,这是最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该如何“解决”呢?
“家庭教会”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候对外有“抗美援朝”运动,对内以
自上而下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标志,阶级斗争越搞越紧张。作为“全国一盘棋”
里的一个小棋子,基督新教也得经受“革命洗礼”和“脱胎换骨”的改造,赶走外国传
教士之后,在运动背景下成立了全国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如今抗美援朝过去了这么多年,经过了如此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个委员会依然存在,
只不过拿掉了“抗美援朝”四个字!
“三自”指的是教会“自治、自传、自养”,意思是教会在治理方面自我管理(不
由外国人主持),教义方面自己传教,经费方面自力更生。这些口号在上世纪初传教士
还主持中国教会的时候就提了出来,一直是中国教会努力的目标。但是,50年代初期的
“三自运动”有极强的政治性,以及极强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三自委员会”后来按
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层级设立,至今如此)。一些“三自”程度本来很高的教会(北京就有
不少,各地也有很多,而且多半是下层民众的教会)反对这种政治性,主张教会不参与
政治(在当时就是党所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实它们在国民党时期也不参与政治,
特别专注于灵性)。这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取缔。在一些教会领袖挨批斗甚至被逮捕
的情况下,这类教会的信众已经无法公开举行宗教活动,所以逐步退回自己家里去读经
、祈祷等等。这就是“家庭教会”的由来。现在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还有
很多基督徒在家里悄悄敬拜、读经、祈祷,那时全中国的“三自”(同“佛协”、“伊
协”一样)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所谓家庭教会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个时代变了还保持老思想才存在的问题。
今天,几十年沧海桑田之后,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为主了;国
际上,追求和平发展成为主要目标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自由政策也“拨乱反正”了;所
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一些官员之所以还视之为“问题”(把所
谓“家庭教会”或“三自”以外的教会称为“非法聚会”),我认为,是因为缺乏一些
重要的历史常识,缺乏对基督新教最基本的了解。
历史常识会让我们了解:多方面影响了世界进程的宗教改革,也引起了基督新教“
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春风吹又生”一般的传播;而基督新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
宗教上只承认上帝和圣经的权威,教会没有、而且反对自上而下的、统一的行政领导—
—倘非如此,当年的宗教改革家们就不用改革了,因为改革的目标,恰恰是已经存在的
宗教上的人间权威、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教会行政领导,即罗马教廷。后来遍布全世界的
新教教会,基本上相互之间都是伙伴关系(fellowship,即所谓“团契”),没有上下级
关系,即使是世界性的组织,也是“联谊会”性质,其决定没有强制性。正因为这样,
新教教会最为平等,最为多元,最为丰富多彩,甚至花样百出——因为耶稣说,只要有
几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他就在他们当中。
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在于:要求家庭教会(新教教会)服从“三自”的行政领导
,即服从人间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宗教权威,这是违背新教的基本信仰的。允许公
民信仰某一宗教,当然就不能要求他违背其基本信仰。允许公民有宗教自由,同时又要
求公民违背其宗教信仰,这种政策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政府官员也会说,我们并不是做你宗教上的领导,而是要你服从“三自”(
特别是在牧师任命问题上)。但是,“三自”也并不是教会(教会应该是自我管理的、列
宁所说的“志同道合”的公民社团),实际上是宗教局下的某种行政部门,这是众所周
知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吕大吉按列宁的论述,批判“官办宗教”的做法,其中的道
理是很清楚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三自(机构)”其实最不“三自”——根本不能
自立、自传、自养;中国的“家庭(教会)”其实最不“家庭”——成员不限家庭、地点
不在家宅,活动属于公益。
所以,我认为,所谓“解决”之说也不准确,因为基督教会没有造成什么社会性的
“问题”或难题需要解决。所需做的仅仅是:承认所有教会的合法性,允许其所有不违
法的活动;而对其任何成员的违法行为,应用的是适用于一切公民的法律。这应该是现
代文明社会的常识和常态,就如同对待纷繁多样的其他公民社团及其活动(例如雨后春
笋一般兴盛的老年合唱团、广场舞蹈队等等)一样。
天主教“地下教会”问题的症结
何光沪:天主教的问题,主要是所谓“地下教会”的问题。我曾在共识网发过一篇
文章,专门讲它的解决途径。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同新教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关
键在于思想认识或思想解放——破除成见,实事求是,让认识符合实际,就能“解决问
题”!
“地下教会”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国同罗马教廷的关系,即所谓“中梵关系”。众
所周知,梵蒂冈早已同意与台湾断交,换言之,建交的两大障碍只剩下了一个,即中国
主教的任命问题。
要解决它,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历史常识:天主教同基督新教,区别何在?区别
在于,在宗教上,天主教会要听罗马教廷的,而新教不听——这是两千年欧洲历史的产
物以及震动全欧的“宗教改革”和“对立宗教改革”的结局(当然,在这里,“在宗教
上”这四个字特别重要)。无论在什么地方,天主教会在宗教上不听教廷的,就不是天
主教,就变成“新教”了!
中国天主教的“地下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又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革命
行动”——赶走外国教士、中国主教“自选自圣”,即不要教廷批准。然而,千千万万
的中国天主教徒知道,主教不经罗马教廷批准祝圣,是不符合教会法的,因此他们不能
完全放心其所施行圣事的有效性,而那些圣事正是他们信仰的主要内容。他们放心的圣
事,必须由教廷批准祝圣的主教施行,而那些主教在未得政府认可情况下的活动,在中
国被称为“地下教会”活动。这一点,在现今局势同50年代大大不同之后,却依然如故。
假定你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个人生活中犯了错误,你觉得自己罪过很大,会下地狱
,要去找神父忏悔,求得赦免,才能安心。但是,如果那个神父不是由罗马教廷批准祝
圣的主教祝圣任命的,所以你担心他说的赦免没有效果,你把隐私说出去了,却可能没
有得到赦免,还得下地狱,那你会怎么想?这在天主教徒的信仰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假如另有一位神父,是由教廷批准的主教祝圣的,那么你可能就去找他了,于是你
就算去了“地下教会”!另外,事实上,在这种大形势下,有许许多多仅仅得到中国政
府批准的神职人员,为了得到信徒的信任,也暗地里去找罗马教廷,求得批准或认可。
结果,天主教会“地上”、“地下”的对立,实际上不像新教教会“三自”、“家庭”
的对立那么严重,因为上述明里暗里的现象,颇有大家“心知肚明”、“此地无银三百
两”的味道。总之,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允许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同时又要求他们
违背他们的信仰。这必然造成这样的荒谬结果。
既然问题出在这儿,要解决,就要顺藤摸瓜,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国的宗教政策,
要尊重宗教的基本信仰。天主教的基本信条或教会法,包括主教任职要教廷认可,全世
界都一样。那么,中国现在为什么还坚持60多年前“疾风暴雨”似的革命时期的做法?
主要是因为,我们把主教任命同国家主权连在一起了,这样就会误认为教廷任命主教是
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天主教研究专家任延黎问得很有道理:全世界那么多
国家与梵蒂冈建交(当然主教也都经教廷批准),它们都不要主权吗?它们都愿意被教廷
干涉内政吗?它们都不怕,只有我们怕吗?与教廷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中,既有大而强的美
、英、法、德、俄等等,又有小而弱的各大洲无数小国,既有非共产党领导的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又有共产党领导的前苏联和古巴等等,难道前者不怕,后者也不怕?
这是因为,各国都在按一个现代世界的常识办事:在“政教分离”(state-church
separation的误译,不是指宗教与政治分离,而是指国家机构与教会分离)的现代政治
结构中,天主教会不干预政治治理,它涉及的纯粹是宗教领域或信仰问题;罗马教廷的
权威,只对虔诚信仰天主教的人、而且只对其私人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有效;这种信仰权
威,对不信的人当然无效,而且不涉及信仰者的政治身份和责任义务,例如守法、教育
、纳税、兵役,等等。我开玩笑说,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不信天主教的人
来说,一个主教的权威还不如街头一个“协管”!同“主权”、“内政”的距离,何止
十万八千里?
的确,在历史上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是同罗马教廷有过冲突和斗争,但那是因为
在那个时代,在欧洲的社会政治制度中,主教在政治、经济甚至民事、军事等各方面都
有很大的权力。那时候的欧洲处于封建时代,各国同教皇国不但在地理距离上很近,在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密切关联。主教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贵族,属于政治精英,
大主教有土有民,可以直接统治他属下的老百姓。有些大主教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还
可以参选皇帝!那些封建君主没法不为主教任命权操心。回头来看,我们中国自古至今
,何尝有这等事情?世界上的现代国家,也早已经告别中世纪。所以,在中国,在现代
,若还抱持如此思路,在时间、空间、文化、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全都大大地错位了!
一个出名的小例子是:1960年代,天主教青年学者孔汉思抨击“教宗无误”教义,
罗马教廷宣布禁止他当天主教教义教授。但是五十年过去了,孔汉思不但一直在德国著
名大学当教授,退休了还当研究所所长,而且成了世界级著名大教授,而他的大学就在
天主教占上风的德国南部!因为德国作为现代国家,政教早已分离,政府不会听罗马教
廷的,而罗马教廷不能也不会管德国的行政事务,尽管德国的主教要教廷批准。中国在
这方面的认识,应该符合现代世界的实情!
还有一个不小的例子:香港主权早已回归中国了,但香港的主教是由罗马教廷任命
的,难道中国因此而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吗?如果因此就以为,中国有一部分的主权被
人家拿走了,这不是很可笑吗?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对现代天主教会和主教职务的性质,对主教任命与国家主权的
关系,对罗马教廷与现代各国的关系,有一个摆脱成见的、符合实情的认识,源于误会
的心结就会迎刃而解,似乎是老大难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具体说来,如果在中梵建交谈判中,我国要求梵蒂冈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而在主教
任命问题上,基于新的认识也作某种妥协(具体建议可以参见我在给中央统战部的研究
报告,后来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中的关于天主教的三条),即所谓“相向而行”各走
半步,那么,中梵关系当然就可以实现正常化。与此同时会有一内一外两大收获:对内
,中国的“地下教会”问题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因为没有了存在的基础或理由,中国的
天主教会也可以同全世界的一样正常化;对外,中国可以同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如拉
美各国)更加亲近,尤其在民间交往方面。
起码,一个国家的宗教政策,必须尊重各宗教的传统;对宗教信仰者的法律承诺,
不能包含必然引起混乱的自相矛盾。
在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区,基督教不一定是边缘性的
蒋保信:我看过赵林一篇文章,他说在中东、印度、日本等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
区,基督教只能具有一种边缘性的意义。而中国的情况也类似,近几十年来,基督教的
发展就比不上儒释道和各种民间宗教的复兴趋势。您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何光沪:什么叫边缘性意义?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主流文明
,比如中东有伊斯兰教,印度有印度教,日本有神道教,所以基督教只占有边缘地位。
事实确实如此,基督教在这几个地方的确处于边缘,影响较小。
在中国,上次我们说过,传统宗法性宗教已经随满清灭亡,儒学不是宗教,古代曾
经占主流地位,现在有诸多复兴的努力。信教者中,佛教徒人数可能最多。但由于佛教
徒较难定义,因此其人数也较难准确——烧一次香算佛教徒呢,还是烧五次才算呢?“
临时抱佛脚”的算不算?只在旅游时才烧香的算不算?这需要社会学家定出一个科学的统
计标准。道教作为宗教,明清以来一直在衰落。现在看来,佛教徒似乎最多,基督徒的
数量是第二。
所以,中国的情况和中东、印度、日本相比,很不一样。那些地方的主流宗教没有
经过传统断裂,也没有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或无神论占主流地位。中国的基督徒占人口
比例较小(但不像在中东、印度和日本那么少),然而绝对数字却很大。这是肯定的,而
且情况还在变化。
历史是很难用逻辑去推理或预测的,“只能”最好说“可能”,“可能”又得让位
于事实。一个很好的例证是韩国。韩国的主流文明,从来都是儒学和佛教。他们多半把
儒学称为儒教,赋予其更多的宗教性。但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佛教和儒
教,人数据说占人口的40%以上。我以前在首尔参观一个教堂,发现它比斜对面的国会
大厦还要大很多倍;前年参加一个教会的祈祷,清早五点钟进去,竟然有上万人济济一
堂,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穿着长裙,又是提琴又是钢琴,场面真是壮观。从教堂出来,
他们指着旁边看似体育馆的一座在建大楼说:那是我们正在建的新教堂,可以容纳好几
万人!
蒋保信:但更多的例子是支持赵林那个说法的。比如在台湾,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但台湾的基督徒很少。
何光沪:的确,台湾的情况,这方面跟香港类似——基督教都有自由空间,但都始
终不占主流。
台湾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实行威权统治,对各宗教都有所控制,对长老会尤其注意
,因其有台独倾向,还有民主倾向,这两方面都是蒋介石要反对的。但是整体而言,各
宗教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在蒋经国“解严”以后,党禁、报禁解除了,宗教也完全
自由了。
但是为什么台湾很少人信基督教,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
,他们还专门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台湾佛教、民间宗教,从来没有遭受像中国
大陆这么严重的破坏。中华文化在台湾是真正占据上风的,占主导地位的。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曾被英国殖民,但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我第一次到香港时,
才知道应该怎么过中秋节。香港人是全家都到外面山坡的草地上,点上蜡烛,吃饭,赏
月。那时候大陆的中秋节还不放假,但香港的中秋节是放假的,港英政府规定全民放假。
在台湾和香港,由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保存得比较好,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接近于赵林
的说法。
但是也不能说,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边缘的。韩国
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破坏,但基督教却一点也不边缘。看看韩剧就知道,韩国是很儒家
的,但是基督教在韩国发展得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在韩国现代史上起过
很大的积极作用,韩国人民没有忘记——比如说,二战时日本政府在日本和韩国,对各
宗教压制得最严重的就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在各宗教中,基督教会最公开最一贯
地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韩国则是反对侵略、抵抗侵略。在韩国的专制独裁时期
,基督教会又支持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民主运动。所以,韩国人民认可基督教,这至少是
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在基督教盛行的韩国,受中国影响形成
的传统文化,反而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学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农村里,基督徒比起其
他人来,更多地实行了儒家推崇的孝道等等价值观;同样的对比,甚至发生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的华人中!
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大家思考吗?
作者:何光沪、蒋保信/采 2014-10-17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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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在的SB教授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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