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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World版 - 再谈青蒿素(四篇非常高质量的科普文章)ZT
相关主题
鼓吹中医推出历史舞台的看看这个大家为啥反对中医???
Re: 大家快来打假吧,有人打压图老太的贡献 (转载)请问大家知道有治乙肝的新药吗?
有学医的同学能比较一下金鸡纳霜与青蒿素在治疗疟疾上的功效?中国上不了facebook和twitter,大家都认为是中国阻止了国内人上,但是。。。
热烈祝贺屠呦呦获得2011年诺贝尔医学奖,激动啊 (转载)中药使用了几千年,为啥没有耐药性。(写给那些天天做着药理实验的同学们)
客观问一句, 这个方舟子谁懂这个?哈哈 (转载)
判别从国内到美国执业的中国医生专业质素的间接方法请理性对待中医的存在
青蒿素和中药有多大关系ZT(很赞的科普文)屠呦呦获奖的研究就是西医和中医的结合啊
青蒿素,请给科学以真实——浸泡与渍绞之辨大航海贩奴时华奴价格只有黑奴的五分之一?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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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青蒿素话题: 疟疾话题: 抗疟话题: 疟原虫话题: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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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都是2011年的文章,同一作者,好文不厌百回读,真诚建议大家细读,真是获益良
多。
青蒿素:一项脆弱的抗疟成果
作者:张功耀
今年9月12日,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Albert and Mary Lasker
Foundation)宣布,将今年的临床医学奖授给中国药物学家屠呦呦女士,将基础
医学研究奖分别授给德国普朗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哈特尔(Franz-Ulrich Hartl)
和美国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霍维奇(Arthur Horwich)先生。前者因发明青蒿素,
后者因阐明细胞内的蛋白质折叠机理。消息传到国内以后,我想看看国内舆论将
作何反应,尤其是卫生部和屠呦呦怎么说。不出我的所料,国内舆论果然兴奋过
度。一些中医骗子更是试图借这个机会拉大旗作虎皮,以便于他们能够“借壳上
市”,再大捞一笔!
为纠正这种可能误导民众的舆论,我从9月15日开始就在起草一篇文章。这
篇文章的暂定题目叫《把科学研究成果的荣誉归功于科学》。已经写到第三部分
了,突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最近签发的一个文件:《全球青
蒿素耐药性限制计划》(Global Plan For Artemisinin Resistance
Containment)前言。在这个前言的第一个自然段,陈冯富珍女士这样写道:
“一步步控制疟疾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进步的成果。在过去10年里,疟疾病案数
在疟疾流行的国家下降了40%多,估计,单是在非洲国家就挽救了将近75万人的
生命。但是,这一进步是脆弱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威胁来自控制和清除由使用各
种青蒿素产生的疟原虫的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是如何发现青蒿素这项成果的脆弱性的呢?
其实,青蒿素在单独用药条件下的耐药性,早在2006年以前就发现了。临床
观察表明,单独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复发率相当高,超过了70%。后来,国际
医学界基本弄清了它的复发机制,那就是,青蒿素将疟原虫制服之后,由于疟原
虫的僵尸没有及时地从人体中清除掉,仿佛这些疟原虫僵尸又复活了。并且,这
些“复活的僵尸”不但能够继续为害原来受到侵害的人体,而且它们的致病能力
更强大。这意味着,青蒿素的作用仿佛只是将疟原虫“打晕了”,并没有真正地
置疟原虫于死地。
为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发明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
疗法。ACT疗法共有六种配药方案,它们都是以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为基本用药的,
其余则配以阿莫地奎、甲氟奎、磺胺多辛、氯喹、哌喹、二哌奎,等。ACT疗法
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青蒿素为主杀灭疟原虫;以其它配药为辅清除疟原虫僵尸。
遗憾的是,最近的观察表明,这个ACT疗法在柬泰边境地区再次表现出了疟原虫
的耐药性。除柬泰边境之外,被世界卫生组织深度怀疑和严格监视的地区,还有
大湄公河流域。
疟原虫对奎宁的耐药性最早出现在1952年。当时的医学界认为,这是疟原虫
进化或变异的结果。为此,医学界推出了奎宁与其它药物联用的治疗方法。起初
的效果很好。后来的效果就变得很不理想了。青蒿素发明出来以后,首先在临床
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于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做出严格规定,除非
青蒿素抗疟无效,不得使用其它药物抗疟。在2006年发现单独使用青蒿素也会导
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又出台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方法。
现在,这个联合用药方法又出现了疟原虫的耐药性。于是,青蒿素这一抗疟成果
就显得十分脆弱了。一个可能非常严重的后果是,对青蒿素产生耐药性的疟原虫
有可能繁殖起来,然后向其它地区扩散。为避免青蒿素抗疟的脆弱性产生不可控
制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的100多位专家联合起草了《全球青蒿素耐药性限制计
划》,以图限制疟原虫的青蒿素耐药性扩散到大湄公河流域以外的地区。目前,
这个计划已经公布。陈冯富珍女士还为它做了一篇前言。这对于维护全人类的生
命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对于刚刚获得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人民来
说,则无异于一瓢灌顶的凉水。
青蒿素的发明无疑是我国药物学界一项非常难得的研究成果。但是,如上所
述,这项成果非常脆弱。奎宁治疗疟疾出现疟原虫的耐药性,中间隔了近300年,
而疟原虫对青蒿素的耐药性,则几乎是一投入临床就表现出了疟原虫的耐药性。
这项成果的脆弱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只有充分理解这项成果的脆弱性,
才能使我们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才能继续地有所进步。如果我们在已有的成果
面前漠视这种脆弱性,蔑视科学进步,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这是值得我国药
物学家给予高度关注的。
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
(第一部分)
作者:张功耀
作者按:自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国内宣传机器再次表现出了它对科
学极端蔑视的一面。9月15日,我就开始起草这篇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能
断断续续地写。至今也未能完成。但是,国内舆情似乎容不得我继续拖延。一些
读者来信催促说,他们急切地希望阅读我的这篇文章。有鉴于此,我只好把第一
部分先拿出来,以便于让读者率先了解青蒿素与中医药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今年的9月12日,美国的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Albert and Mary
Lasker Foundation)宣布,将今年的临床医学奖授给中国药物学家屠呦呦女士,
将基础医学研究奖分别授给德国普朗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哈特尔(Franz-Ulrich
Hartl)和美国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霍维奇(Arthur Horwich)先生。前者因发
明青蒿素,后者因阐明细胞内的蛋白质折叠机理。
拉斯克奖具有崇高的科学奖励信誉。据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介绍,
自从1942年设立这个奖项以来,已经有80位率先获得拉斯克奖的人士,继后获得
了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在最近20年里,率先获得拉斯克奖获,继后获得诺贝
尔奖的人,有28位之多。中国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实在是了不起的。
这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成果。有人却将这种荣誉无端归功于“我国长
达5000年的优秀中医药传统文化”。此种说辞,在肆意拔高“中医药文化”的同
时,极大地矮化了这项成就的科学价值和拉斯克奖的奖励荣誉。其中不乏醉翁之
意不在酒的蕴意。善良的人们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为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这项成果的意义,本文谈三个问题。
一、青蒿素的发明与中医药之间的关系
屠呦呦是这项成就的主角。她在获得这项荣誉之后,将这项成就的荣誉归于
中医中药给她的启发。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们判断一个物理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不要看物理学家说
了些什么,而应该看他做了些什么。对于屠呦呦的这些说辞,我们要从我国长时
间的愚民教育、以霸道成就王道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习惯,以及当前我国的政治现
实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不要停留在“屠呦呦说了些什么”的表面,而要深入到
“屠呦呦只能说些什么”,以及“中医药究竟给屠呦呦提供了什么”的层面去分
析。
为帮助读者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下扼要地就中医药究竟能不能为屠呦呦提供
有价值的启示,做如下七个方面的阐述,而把屠呦呦为什么“必须讲假话”留待
读者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1、从天然植物、矿物、动物身体部分提取有效成分,用于人类医学目的,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能算是“用中药”。
“中药”这个概念原本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概念。捕风捉影地说,几乎所有人
类开发出来的产品都可以追溯到“中药”。比如说,生产计算机的原材料来自含
铁、硅、铜、铝之类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全都可以在“中药”当中找到。信手
拈来的例子有,中医用来治疗风湿痛和男子肾虚的玄石(磁石)含铁,治疗臃疮
肿毒的砭石(微晶灰岩)含硅,中医认为可以明目消翳,而实际上最容易残害人
们的眼睛的绿盐(赤铜矿)含铜,如此等等。如果有人依据在计算机制造中用了
这些“中药”,就武断地认为:“计算机都是中药做的”,我想,它一定会闹出
世界性的笑话来。
同样道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的基本原材料不是从自然界来的。缓解发烧症
状的阿司匹林,其基本原材料来自柳树皮;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源自法国丁
香;治疗癌肿的长春新碱,是从南美洲的长春花当中萃取出来的;在青蒿素发明
之前,并且现在仍在广泛用于疟疾治疗的奎宁,是从秘鲁的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
来的。有人把这些外国的传统草药叫做“洋中药”,它在构词上就显得十分滑稽,
更不用说它在思想境界上贪得无厌,每每摆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
蛮横与霸道的那一面了。
熟悉世界医学史的读者知道,这些“洋中药”的发明都具有充分的传统草药
背景。它们具有有据可查,步步深入、清晰可辨的历史依据。与之不同的是,青
蒿素治疗疟疾的“实践经验”却只留给现代人一些捕风捉影、胡思乱想的空泛之
谈。所以,我们不能凭借青蒿素是从黄花蒿当中萃取出来的,就捕风捉影地做出
判断说,青蒿素的发明得益于“中医药文化”。
2、中医没有屠呦呦所面对的“疟疾”概念。
在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疟疾”是一个类概念,不是一个种概念。《黄帝
内经·至真要大论》云:“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把所有具备头痛、发热、恶寒症状的疾病,都叫做“疟疾”。
显然,这个“疟疾”不能翻译成malaria。西方人所理解的malaria,我国民间俗
称“打摆子”,在儒医著作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疾病名称。
熟悉中国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记得,在西方的科学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一
直自诩为儒医。儒医生如同儒学门徒一样,喜欢故作儒雅。即使他们被差遣去当
一回奴才或者走狗,也要努力装出一副儒雅的酸像来。中国有一句歇后语专门讽
刺这样的儒雅:“孔夫子放屁,——文气冲天”。连放屁都要文气冲天,可见那
些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文绉绉、酸溜溜到了何等地步。是故,“打摆子”这种在
儒医们看来俗不可耐的疾病名称,是不配写入他们的医学著作之中的。所以,没
有任何一部儒医著作记载了“打摆子”。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疟疾”作为一个类概念,其内涵相当混乱。单是《黄
帝内经》就有“伤风”、“伤寒”、“伤热”、“寒热凝结”四种不同病因引起
的“疟疾”。先伤寒,后伤风,为“寒疟”;先伤热,后伤风,为“温疟”;手
足热,欲呕,但热不寒者,为“瘅疟”(也称“风疟”)。此外,还有痔疮也被
解释成了一种“疟”,即所谓:“太阳之胜,凝慄且至,为痔疟”。到了14世纪,
“金元四大家”更是各显神通,莫名其妙地增加了更多的“疟”,如“五脏疟”
和“六经疟”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自命不凡的中医著作家,虽然标榜出“五脏
疟”,实际却列出了六种不同的“疟”,即所谓“肝疟”“胃疟”“心疟”“脾
疟”“肺疟”和“肾疟”。值得顺便说明的是,这样的荒谬,是原始文献的错,
不是后人添的乱。对应“五脏疟”,刘完素别出心裁,再列出了“六经疟”。于
是又有“足太阴疟”“足少阳疟”“足阳明疟”“足太阴疟”“足少阴疟”“足
厥阴疟”。到了元朝,朱震亨著《格致余论》,去掉全部“足”字,别成六经疟。
到了明朝,“疟疾”再次多了起来。有所谓食疟、暑疟、暴疟、邪疟、间日疟、
三日疟、虚疟、痰疟、瘴疟、似疟非疟,等等等等,目不暇接,不一而足。值得
特别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疟疾”中,唯独没有屠呦呦所面临
的因蚊虫叮咬感染疟原虫而发生的“打摆子”,即,可以与malaria相对应的
“疟疾”。于是,捕风捉影的看,中国确有关于“疟疾”的论述,但透彻一点的
分析却不难发现,它们又都是与malaria完全不着边际的胡话。
3、因为中医典籍是从类概念的角度来使用“疟疾”的,所以,中国古代对
“疟疾”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也没有确定的病因解释。
自从法国医生冉瓦让在1882年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涂片检出疟原虫之后,显微
镜观察血涂片就成了诊断疟疾最强有力的方法。至于疟疾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
(发烧、头痛、畏寒,部分急性患者可能出现昏迷),则只能作为提示性诊断的
参考。
由于中医是在类概念意义上使用“疟疾”这个术语的。所以,中医对疟疾的
诊断相当盲目,根本不可能正确诊断出可以与malaria对应的“疟疾”。依据中
医“阴阳”“五行”之类装腔作势的胡诌传统,明朝李梃曾经在《医学入门》中
将“疟疾”的诊断原则归纳为“分阴阳”“辨寒热”“明六经”“感异气”。这
对于中医信徒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玉良言。但是,它通篇却没有一
句有用的实在话。比如说,疟疾到底是表现为“寒”还是表现为“热”?《素问》
有这样的解释:“夫疟气者,并于阳者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
热。”于是,表现为寒是疟,表现为热也是疟。由此可见,“辨寒热”可以辨出
两种相反的“疟”。再有,罹患疟疾的人到底是口渴还是不口渴?《素问》解释
说:“疟者阴阳更胜也,或胜或不胜,故或渴或不渴”。于是,渴也是疟,不渴
也是疟。你看,通过“分阴阳”又分出两种相反的“疟”。将这两种“疟”两两
组合,还可以得出四种“疟”。以这四种疟为基础,再依据“明六气”“感异气”
的法则去辨证论治,究竟能够再辨别出多少“疟”,就神仙也弄不清楚了。用
“恒河沙数”去形容也是并不夸张的。
对疟疾没有任何诊断标准的中医学,说它认识了“疟疾”,这样的自吹自擂,
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4、正统中医不用青蒿,更不用黄花蒿,治疗“疟疾”。
中医治疗“疟疾”用得最多的是柴胡、常山、半夏、瓜蒌、黄芩、黄柏、黄
连、橘红、麻黄、紫苏、桔梗、陈皮、羌活、白芷、芍药、生姜、木香、大黄、
栀子、金银花。如果“久疟不愈”,大胆的中医生会用一些毒药,如巴豆、砒霜、
轻粉、草乌、川乌、雄黄。此外,还有用动物粪便治疗“疟疾”的。《古今图书
集成》就收录了这样的偏方:用雄狐狸屎和蝙蝠屎各等分,为丸如芡实大,待瘴
疟发作的时候,令患者依照男左女右的法则,手持药丸久嗅之。此外,我国民间
还有人推荐用白狗屎烧灰,调冷水服,治疗久治不愈的劳疟和瘴疟。这个方剂曾
经被收录到了宋朝最权威的《圣惠方》。除以上载入中医重要典籍者外,我们还
可以读到一些治疗疟疾的民间偏方。比如,将鞋底泥,去两头,取中间,焙干为
末,兑酒喝;将活蜘蛛捣烂,同饭为丸服下;取蝙蝠屎五十粒,朱砂半两、麝香
一钱,煮糯饭,白开水送服。诸如此类的“治疟偏方”,在中医文献中,虽然谈
不上汗牛充栋,也实在不是短篇幅的文章可以罗列得齐全的。有趣的是,在正统
中医文献的治疟配方中,最难得一见的治疟药草,恰恰就是被某些现代媒体吹捧
为“中国神草”的青蒿。至于黄花蒿,我没有看到有谁记载了它可以用来治疗疟
疾。
5、此青蒿非彼青蒿。
中国地大物博,国民科学素质不高,各地对生物品种的命名莫衷一是。大致
说来,中国有50来个不同名称和品种的青蒿。在我的家乡湖南郴州,房前屋后和
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青蒿。每到暑季来临,家乡人常用它捣汁兑水喂鸡
鸭。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鸡鸭发瘟。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阅读中医药著
作,始从当时流行的《常用中草药手册》当中了解到,这些青蒿就是山道年
(Artemisia cina Millkomm),其萃取物可以用来驱蛔虫。起初,我以为屠呦
呦所说的青蒿就是这种山道年。最近,我查阅了与青蒿素相关的文献才知道,屠
呦呦所用的不是山道年,而是黄花蒿,按照双名法分类,它是Artemisia annua
L.。
我国古代使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总共可以查到四个文献。最早的文献
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牝痔之入窍中寸,状类牛虮,三××
然,后而溃出血,不后上向者方:取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鲋鱼如手者七,
冶桂六寸,干姜二颗,十沸,抒置翁中,埋席下,为窍,以熏痔,药寒而休。”
这明显不是治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疟疾,而是痔疮。其次是《肘后备急方》的记
载,它建议单用青蒿,水二升,捣汁服。另外两个的原始出处不详,但可以在
《古今图书集成》当中看到。其中之一是,端午节采取青蒿阴干,与桂心等分为
末,寒疟用热酒,热疟用冷酒,送服;另一是,遇温疟,用青蒿二两,浸童便七
日,然后取出焙干,与黄丹半两,共为末,白汤调下,每服两钱。其中,《肘后
备急方》的记载被李时珍列在了《本草纲目》的《青蒿》目下。其余两个方剂被
李时珍忽略了。值得重视的是,《本草纲目》还在《青蒿》之外另记了《黄花
蒿》。可见,至少在李时珍看来,《肘后备急方》里边的青蒿不是黄花蒿。然而,
屠呦呦萃取青蒿素的植物,恰恰就是这个被李时珍忽略了的黄花蒿。另据屠呦呦
的化学分析报告称,被李时珍记载并推崇用来治疗“疟疾”的青蒿,不含青蒿素。
可见,《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记载的青蒿治疗“疟疾”并不可靠。
由于我国民间对“青蒿”的理解各不相同,可能有一些未被儒医重视的山野
村夫不自觉地将黄花蒿用作青蒿,治疗过“打摆子”病,并取得了某些“疗效”。
但是,这些山野村夫的成功尝试,并不见于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医学文献之中。
6、我国没有征服过“打摆子”的病案记录。
我国古代讲的“打摆子”,在欧洲古代叫做“罗马热”或“坏气病”。英文
的malaria,其原始含义就是“坏气”的意思。因为这种疾病足以使一个民族衰
落,所以,古代欧洲人曾经对这种疾病心怀恐惧。1679年,一个叫塔尔博尔
(Talbor)的医生,用金鸡纳树皮粉末治愈了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儿子的疟疾。
为此,路易十四国王给了塔尔博尔3000个金币和每年发给退休金的奖赏。可见,
在17世纪的法国,治疗疟疾还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功勋。相反,在我国古代则没
有人成就过这样的勋业。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印证。
第一个例子:康熙皇帝打摆子,宫廷御医束手无策。
康熙皇帝有一个文学顾问叫查慎行,比康熙大两岁,他在《入海记》中记载
了康熙皇帝在清康熙32年(1693年)得过一次“打摆子”病。中国皇帝与法国王
子相比,自然是中国皇帝重要得多。然而,就在康熙皇帝得了疟疾之后,中国政
府豢养的所有宫廷御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法国传教士刘应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
熙皇帝的打摆子病。
第二个例子:民间没有流传出治疗打摆子的祖传秘方或偏方。
中国古代“打摆子”流行最严重的,首数我的家乡湖南郴州。“马到郴州死,
船到郴州止,人到郴州打摆子”的说法,一直流行到改革开放前夕。郴州原为湘
粤交界的蛮荒之地。这里道路崎岖,所以“马到郴州死”。这里河流狭窄,激流
险滩很多,无法行船,所以“船到郴州止”。这里交通不便,人民长期不开化,
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蚊蝇肆虐,所以“人到郴州打摆子”。在“打摆子”病如此
高发的地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从古到今都没有流传出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的
特效药。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以祖先崇拜为基本宗教特征的国家。炫耀祖宗,
努力托庇祖宗阴福,是中国人的基本国民性之一。如果有征服打摆子的特效药流
行,无论如何都会有人以“祖传秘方”或“民间偏方”的名义加以炫耀的。可是,
至今没有人做出这样的炫耀,因而也没有任何人托庇到了这样的“祖宗阴福”。
7、青蒿素的用法可以反证中国古代用青蒿治疟无效。
时下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成年剂量是10到20毫克/公斤/日,即每日一克左
右。黄花蒿干叶萃取青蒿素的萃取率一般在0.5%到0.7%之间。换句话说,萃取
一个成年一天剂量的青蒿素,需要晒干的黄花蒿叶0.14公斤。由此可以推论,一
握新鲜的黄花蒿被捣汁以后,大约只能提供这个剂量的二十分之一。这样小剂量
的青蒿素不大可能杀灭疟原虫。此外,单纯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疟疾,容易
使疟原虫产生耐药性。这一点,自青蒿素用于临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有鉴于此,
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中国古代明显没
有这样的疗法。由上可见,葛洪的青蒿方不可能真正地对疟疾患者产生疗效。
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第二部分:导致青蒿素成功的原因分析)
作者:张功耀
二、导致青蒿素成功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医并没有为人类征服疟疾提供任何
有价值的参考。我曾经建议,让中医中药重新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到民间,
在政府指导和严格监督下使用,不再由政府直接使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是,可以让那些闲来无事的中国文人去“粪堆里头啄珍珠”。正如检垃
圾的偶尔也可以捡回一件金元宝一样,致力于“粪堆里边啄珍珠”的中医药研究
者,说不定也可以从这个粪堆里边捧出个金娃娃来。
但是,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抗疟这个领域,无论是古代中医还是现代中医,
都没有为中医药研究者创造出“粪堆里边啄珍珠”的基本条件,有的仅仅是一些
可供人们捕风捉影、水中捞月的概念术语和荒诞不经、险象环生的偏方、秘方之
类。
那么,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药物学家们,又是凭借什么取得了这样一项伟
大成就的呢?
一、机遇
机遇之一:“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
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中国共产党在“万里长征走完了第
一步”之后,立刻给自己增加了“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
义义务”。援助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打击受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权,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支援世界革命”的实际行动之一。
越南战争是紧接着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4年爆发的。当时,我们
在国际政治领域已经十分孤立,国民经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但是,为了
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还是一再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
过日子”,毅然决然地为胡志明政权提供了粮食、交通工具、战争器材和人员方
面的无私援助。1967年,原本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一年。就在那种极端混乱的
年月,当我们知道越南丛林战争遭遇疟疾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依然上马了《5·
23抗疟研究计划》。这就为我国在44年后的今天,摘取拉斯克奖准备了难得的政
治条件、经济条件和科研条件。
这个项目的“重大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知道,在
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提升到“崇高的政治任务”的高度,一切都要为
之让路。这种现象叫做“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这样一种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国家体制,单从我国实际状况考虑问题,抗击“痨病”
(肺结核)、营养不良、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脑膜炎、以及差一点提前要
了毛泽东的命的支气管炎,等等,都不应当排在疟疾之后。就落实1965年6月26
日,毛泽东发表的《6·26指示》而言,抗疟也不是最重要的。读者可能还记得
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发行过两部“反映医疗卫生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火
热生活”的电影。一部是《红雨》,另一部是《春苗》。这两部电影均不约而同
地将农民的“腰腿病”作为当务之急来写,只字未提“疟疾”。可见,如果不是
越南战争,而是按照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承诺,“5
·23抗疟研究计划”也是不大可能出笼的。
机遇之二:中央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指导思想为抗疟研究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科研条件。
中国共产党主政大陆以后,国际环境已经进入冷战时期,兵戎相见的局面得
到了极大缓和。经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垄断了全部国
家的或私人的资源,建立了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分别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资源和私
人资源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管理模式。没有这样一个管理
模式,《5·23抗疟计划》绝不可能得不到这样连续40多年的财政支持。毫无疑
问,没有这样的财政支持,要完成这个旷日持久的研究计划,是完全不可能的。
机遇之三:奎宁及奎诺酮类抗疟药普遍出现了耐药性。
1933年,毛泽东曾经在福建得过一次“打摆子”病。起病之初,毛泽东的卫
生员钟福昌给毛泽东用阿司匹林和氨基比林缓解发烧症状。因为“久疟不愈”,
遂有曾经留学海外的何长工,为毛泽东弄了些奎宁,救了毛泽东的命。这个历史
事实表明,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国人征服疟疾依靠的是“吃洋药”。到了40
年代,也依然如此。京剧《沙家浜》写到了新四军伤病员曾经罹患“打摆子”。
这个京剧故事编者明确暗示,当时为新四军治疗“打摆子”的主要用药,也是奎
宁,不是任何别的药。
奎宁用于治疗打摆子是从古代秘鲁流传下来的。17世纪的时候,这种疗法通
过耶稣会士传入了欧洲。
从古代欧洲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征服疟疾的奎宁是天然奎宁。其中大部
分时间是直接采用金鸡纳树皮粉末。1944年,美国化学家伍德瓦德(Robert
Burns Woodward)成功地实现了人工合成奎宁。奎宁的供应才有所改善。1947年,
一度被忽略了的氯喹被重新发现,并开始用作预防和治疗疟疾。从那以后,征服
疟疾的“武库”开始有了第二件武器。以后,药物学家陆陆续续再增加了10来件
抗击疟疾的“新式武器”。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在泰国首次发现了疟原虫
对抗疟药的耐药性。此后,诸如此类的耐药性报道越来越多。这种耐药性是如此
的严重,以至于加大至原标准剂量的三倍都表现出了治疗无效。于是,寻求新的
抗疟药就为医学界续写抗疟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二、科学
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曾经说过:“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
依我看,巴斯德的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所谓“有准备的头脑”,是可以蕴含不
同的目的的。有些“有准备的头脑”就曾经自始至终致力于不失时机地玩弄欺诈。
中医骗子都是些“有准备头脑的人”。他们很会捕捉一切可能的医疗机遇玩
弄欺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政以后,如何解决五亿中国人的营养不良问题,这
个医学机遇被中医骗子抓住了,他们很快就推出了“鸡血疗法”。60年代末70年
代初,脑膜炎成为威胁中国人生命安全的主要流行病。中医又一次抓住了机遇。
它通过卫生部这样一个官方口径,动员全国人民用贯众、枫树球、川芎烧火熏烟,
再加上平常用鼻子嗅闻川芎,来预防脑膜炎。尽管这样预防脑膜炎完全无效,但
它着实让中医骗子狠狠地发了一笔政治横财。2003年年初,SARS肆虐中国,并迅
速蔓延全世界,中医又一次抓住了机遇,全体中国公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得接
受一种莫名其妙的草药汤,据说,喝了那种草药汤就可以预防SARS。这又使中医
药发了一笔相当不菲的经济横财。就在2009年甲型流感肆虐的时候,北京市中医
药管理局又一次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机遇,组织一干人等,向北京市政府争取到了
1000万元的经费支持,编造了一个荒谬绝伦的“金花清感胶囊”欺世惑众。在人
民群众一浪高过一浪愤怒讨伐中医中药的声讨中,这个项目没有让那些中医骗子
再发政治横财,但是,他们所获得的经济横财实在不小。
中医骗子用他们“有准备的头脑”,抓住一切可能的医学和营养学机遇,不
失时机地“大露一手”“狠赚一笔”。可惜,他们太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
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这使得他们利用这些机遇所取得的“成果”,全都成为了
“狗肉上不得正席”,“丑媳妇出不得家门”的东西。这些自欺欺人的“中医药
成果”,只能用来欺哄那些不学无术,滥用职权阻碍国家进步的肉食者,并通过
这些昏庸的肉食者,诈骗国家的财政资源。日益觉醒的中国老百姓,则已经不再
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愚不可及了!
中医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研究中医必须恪守最起码的科学精神,是就是,
非就非,不能为了一己一时的经济效益而草菅人命。我多次说过,医学是人命关
天的科学,决不能有任何敷衍塞责、马马虎虎、欺世盗名的动机存在。遗憾的是,
这样的医学科学精神已经在我国变得黯淡无光了。
但是,必须客观地指出,我国医疗卫生科技界的这个蜕变过程,并不是一次
性地把裤子全部脱光的。
为了重新弘扬科学精神,我曾经在课堂上放过一部电影,让同学们欣赏。这
部电影就是1965年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制片厂摄制的《保护青蛙》。为了引导学生
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去欣赏这部电影,我将这部电影与美国人拍的《动物世界》进
行比较,提示同学们注意观察其中某些镜头的拍摄难度。
读者不妨回过头去重温这部电影。
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镜头是非常难得的。我提示同学们说,青
蛙是一种容易受惊吓的动物,电影里边那些青蛙夜间捕虫,和看见树冠上的虫子
而表现得无可奈何的特写镜头,是非常难以拍摄到的,其拍摄难度决不亚于美国
人拍的《动物世界》。在60年代中期,我国的电影科普工作者能够捕捉到这些高
难度的电影镜头,说明当时我国的电影科普作家,尽管遭遇了建国初期“重新做
人”的思想改造,50年代中期“人人自危”的反右斗争,和以“清政治”为主要
内容的“四清运动”,依然还有不少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并未彻底泯灭自己的科学
精神,他们依然在那里坚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如
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我相信,屠呦呦就是这样一些虽然历经了这些政治熏陶,
却依然保守着自身的科学精神不动摇的少数科学家之一。我敢说,正是尚未泯灭
的科学精神成就了屠呦呦。
纵观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不难看到,它的全部研究过程完全符合药物学研究
的基本要求,其中没有任何虚誉做作、夸夸其谈、敷衍塞责,而又不可一世。
概括起来,青蒿素的发明进行了这样一些研究过程:
第一步、文献搜集与整理。
“5·23计划”立项以后,屠呦呦首先组织了抗疟的文献研究。这个研究过
程,显然是为了寻求抗疟药建立可被实验检验的文献基础。为此,屠呦呦搜集整
理了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供捕风捉影和水中捞月的“抗疟方剂”达2000多个,
由此集成了《抗疟单验访集》一书,其中所包含的药草达640种。
这项文献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屠呦呦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存在不
少缺点。其中,最突出的缺点是,对古代抗疟文献缺乏起码的哲学和科学的批判。
就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氛围,恐怕也容不得屠呦呦做这样的分析和批判。如前述,
我国遗留下来的抗疟文献,绝大部分并不包含屠呦呦所要面对的那个“疟疾”,
即malaria。但是,屠呦呦却良莠不分地将它们全部搜集在了一起。这样的文献
研究是错误的。对于缺乏批判头脑的读者来说,这本《抗疟单验访集》是十分有
害的。
第二步、生物体外的抗疟实验研究。
有资料显示,在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之前,我国其它药物学家曾经率先分离出
了4万多种药物成分,在生物体外的抗疟实验研究中失败了。1971年10月4日,屠
呦呦宣布,她用乙醚在摄氏60度的温度下萃取了一种青蒿结晶,并在实验室中观
察到了这种结晶对疟原虫100%的抑制率。这一成果,迈出了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
一步。
第三步、人体实验
疟疾是一种人类疾病,在其它动物中没有传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报道过
其它动物得过疟疾。因此,青蒿素的生物体外抗疟能力,能不能在生物体内有效,
必须直接进行人体实验。这个实验带有某种赌博性质。但是,由于有“青蒿一握”
的记载做基础,这个人体实验的安全剂量,相对来说是清楚的。令人惊喜的是,
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效果在我国云南省进行的人体实验研究中,居然轻而易举
地得到了严格而科学的证实。
第四步、写出青蒿素的分子式和结构式
据有关文献报道,写出青蒿素的分子式和结构式的,不是屠呦呦,而是周维
善。周维善不仅写出了青蒿素的结构式和分子式,而且还成功地人工合成了与天
然青蒿素具有相同抗疟效果的青蒿素。它反证了周维善写出的青蒿素的分子式和
结构式的正确性。迄今为止,我国中医界那些“狗肉上不得正席”的“重大成果”
和“世界性的突破”,都不曾做到了这一步。
第五步、接受全世界的科学检验
中医评价自己的“医学成就”是依据他们自己杜撰出来的“自我感觉良好就
是好”的评价原则进行的。这个医学评价原则,完全否定科学,从根本上蔑视人
类智慧。它以自以为是作为“真理的标准”,以胡说八道从事“理论创新”,以
玩弄愚民“培养群众基础”,以投其所好拉拢政治官僚,获得政治优势。其所作
所为,蕴含了许多损人利己的罪恶勾当!一切负责任的医学家和医学哲学家都应
当起来,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好”医学哲学群起而攻之,坚决、彻底、干
净地消灭这种欺世盗名、伤天害理的医学哲学!
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好”的医学哲学不同,青蒿素的发明人坚守基本
的科学规范,以全世界通行的科学方法下结论,并公开接受全世界的科学检验。
青蒿素的分子式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符合这个分子式的化学物质可以抑制
疟原虫,这个结论也向全世界公布了。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
人对这些研究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发表质疑。青蒿素研究小组的所有成员,至
今也没有任何人发表过任何有关“不容置疑”的辩解。2006年,青蒿素的可致疟
原虫耐药性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为了抵消疟原虫的青蒿素耐药性,世界卫
生组织提出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方法。对此,青蒿素研究小组当中的所有成
员,都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
我想,正是这样一种敢于面对世界,敢于接受一切可能的科学检验和科学质
疑的精神,使得青蒿素的发明彰显出了科学的光辉。
三、运气
并不是所有科学问题都能通过纯粹理性取得。即使像数学那样逻辑严谨的科
学,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恐怕就是直觉主义数学学派得以兴起的原因所在。这
就是说,即使在数学这样需要严格理性的科学领域,运气也可能是取得成功的原
因之一。
前面我已经论述了,中医对于人类征服疟疾来说,并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
参考。在中医典籍中,不仅疟疾的概念非常混乱,针对这些疟疾的用药方法更是
五花八门。这种混乱,特别造就了中医生自以为是的狂妄。几乎所有的中医生,
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指责别人是“外行”,自己是“里手”,至于他究竟“里手”
到了何种程度,中医生自己始终缺乏判断能力,也一直拒绝别人对他做出判断。
屠呦呦搜集整理的中国古代“抗疟”方有2000多个,涉及用药640多味。这
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伤寒论》才113个方剂。《本草纲目》收入的方剂是
11000多个。2000个方剂相当于《本草纲目》所收录方剂的六分之一强。此外,
《本草纲目》收入药物1896种。640种“抗疟”药,相对于《本草纲目》所记载
的药物数量的三分之一强。笔者学习中医读的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是明朝龚廷贤编
定的《药性歌括四百味》。这400味药被认为是从古到今最常用的中草药。用卫
生部的概念说,它相当于中医药的“基本药物”。640味药,显然已经超过了中
医生常用药50%。屠呦呦要从这2000多个方剂和640味药里边,找出真正具有抗
疟效果的用药来,把它形容成大海捞针,丝毫也不涉嫌肆意夸大。
屠呦呦说,她的实验依据出自《肘后备急方》卷三之《治寒热诸疟方第十
六》。据查,《肘后备急方》总共收录“抗疟”方有43个。其中,青蒿治疟方并
不是葛洪认为最有效的。据葛洪的记载,最有效的治疟方是“抱雄鸡方”。其记
曰:“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
我不知道屠呦呦是否对这个“抱雄鸡方”进行过检验。如果用纯粹理性或完
全理性的方法,从中医典籍中寻求经得起全世界检验的抗疟方,这个“抱雄鸡方”
应该被排在实验研究的最前列。但是,我想,只要不是对中医典籍痴迷到走火入
魔的地步,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都不会去傻乎乎地拿这样一个荒诞不经
的“经验方”去做实验。这样一来,在汗牛充栋的抗疟方当中,究竟选择什么方
剂和药物做实验?先做那些实验?后做那些实验?就得依据屠呦呦的直觉判断能
力去碰运气了。
《肘后备急方》记载的第一个治疟方是鼠妇方:“鼠妇,豆豉二七枚,合捣
令相和,未发时服二丸,欲发时服一丸。”
鼠妇,俗称地虱婆。用它与豆豉共捣,然后做成丸子,能不能抗疟?屠呦呦
是否做过鼠妇抗疟实验?如果屠呦呦不用这个方剂做实验,她的舍弃理由又是什
么?对此,我们至今无法知晓。
摆在第一的方剂,屠呦呦不进行实验检验。葛洪记载为“无不瘥”的方剂,
屠呦呦也不进行实验检验。偏偏拿一个既没有排在最前面,也没有记载最有效的
“青蒿方”做实验,而且一举成功。这恐怕只有用“个人运气”才能进行合理的
解释了。
运气并不意味着宿命。没有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基
本素质的人,断不可能在科学领域取得任何成就。但是,科学进步过程当中的非
理性因素毕竟存在,因此,在同等条件下,运气终究还是能够成就一些人的。据
此,结论已经十分明显:在机遇和科学诸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屠呦呦凭借着自己
的直觉判断能力,舍去了许许多多完全不必要的研究工作,从对黄花蒿有效成分
的萃取中获得了最难得的运气,终于使她成为了中国药物学界唯一一位享誉全球
的佼佼者。
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第三部分:正确估价青蒿素发明的历史地位)

作者:张功耀
“5·23计划”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抗疟研究计划。我国最早的抗疟研究是1940
年由陈果夫先生领导的。
当时,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药物的主要集散地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事当局贯彻
“北边观望苏联,实施南进作战”的战略方针之后,这些地方先后被日本人占领。此前
,日本人还占领了我国全部沿海港口城市。我国唯一可以与国际交往的通道,只有通过
印度的港口城市加尔各答,经由中缅边境,进入云南,再由云南运往内地各大城市。为
了孤立中国,截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日本人还曾一度占领了缅甸。为了确保中国政府
的对外联系,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军派出远征军赴滇缅边境,与盟军肩并肩地开
展了抗击日本人占领的滇缅作战。由于环境恶劣,参加滇缅战争的中国军队和英美盟军
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同时,还必须与蚊子作战。东南亚丛林,蚊子猖獗,由蚊子传
播的疟疾经常造成我军和盟军的非战斗减员。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
民族的生存,陈果夫先生在重庆发起并领导了寻求“抗疟特效药”的研究。他依据当时
重庆出版的街头小报的一则报道,捕风捉影地拿常山做实验,取得了中医界自认为“继
麻黄素之后,中国人对西药的又一个重大贡献”。遗憾的是,陈果夫先生主持的研究并
没有成功。当时我国的西医界人士通过分析陈果夫先生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的实验报
告之后指出,这项“常山抗疟研究”,连所执行的技术路线都是“顺序颠倒”的。
最近,坊间发表了一些肆意拔高青蒿素发明的医学意义的文章。他们为了拔高中国人这
项难能可贵的医学成就,刻意抹杀国际医学界在抗疟斗争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有的干
脆不顾起码的文献支撑,捏造事实进行渲染。仿佛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真能做”(鲁迅
对阿Q的讽刺性描写),而世界上其它的药物学家,一夜之间都成了大草包。其中一则
文献这样写道,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了20多万个药物,没有找到
理想的药物”。
这种渲染从动机到事实都是错误的。
自从1880年法国生理学家查尔斯·冉瓦让(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1845-
1922)阐明疟疾的疟原虫致病机理,19世纪90年代英国医生诺斯(Ronald Ross,1857
-1932)在印度阐明蚊子叮咬人体而传播疟原虫的致病渠道之后,人类抗疟斗争就一直
在朝三个方向努力。
第一个方向:消灭蚊子,剪断疟原虫对人类的传播途径。为此,美国从1947年启动了“
全国灭蚊计划”(Nation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NMEP)。其中还包括后来
受到广泛批评的使用DDT灭蚊。由于实行灭蚊计划,蚊子的虫口密度逐年降低,它有效
地抑制了疟疾发病率。2002年,美国全国只报道疟疾病例1059例,死亡8例。在这些被
报道的疟疾病例中,许多是“进口的”,不是在美国本土滋生出来的。
但是,类似的灭蚊计划在非洲却遭遇了失败。在非洲,因为没有足够的DDT,灭蚊的主
要方法是沿袭古老的熏烟,或在水域浸泡一些含植物毒素的草药,或在蚊子产卵的季节
,在水面上洒一层轻油,以图杀死蚊虫的幼虫。但是,非洲人不讲卫生的陋习根深蒂固
,环境状况十分恶劣,这些低效率的灭蚊措施,根本不足以抵销蚊子的滋生与繁衍速度
。所以,非洲的灭蚊措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来。由于灭蚊措施失效,非洲就成了
全世界疟疾的重灾区。
第二个方向是增强人体免疫。这项工作开始于1967年。至今收效甚微。到2009年5月,
具有抗疟候选意义的疫苗还只有4个方向,2个品种。目前,尚未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抗疟
疫苗。尽管如此,医学界相信,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第三个方向是开发抗疟新药。20世纪以前,除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奎宁是重要的抗疟药之
外,在欧洲实际上还流行过奎尼丁和Quinimax(尚未有标准汉译),也是主要的抗疟药
物。在德国,19世纪还流行过由法堡(Charles Warburg)医生配制的法堡酊(Warburg
's Tincture)。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抗疟药。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发明氯喹以后,抗疟
武库的武备陆续有所增加。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有氯胍,越南战争期间
发明的有甲氟喹(比屠呦呦萃取到青蒿素早8年)。到目前为止,包括青蒿素在内,抗
疟武库的武备已经增加到了13件。所谓“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了20多万个药物,没
有找到理想的药物”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发明青蒿素只是人类抗疟史的续写成果之一。因为中
国人发明了青蒿素,而沾沾自喜、傲视人类在抗疟斗争中做出的种种努力,和业已取得
的全部成果,是完全错误的。固守这个错误,将阻碍我们在药物学领域继续前进。
制药工业原本是一个晚期的工业。虽然早在公元754年在巴格达就已经出现了专门化的
药店和职业化的药剂师,但是,工业化制药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即使如此,起步阶段
的制药工业所生产的药,全是初始原材料物理性的精加工,无非生产一些植物粉末、汁
液、动物脂肪,当然还有一些丹药、酊剂、膏药之类,完全没有符合现代化学药物或生
物药物标准的药物。20世纪30年代,用工业化方法生产青霉素和胰岛素,现代意义上的
制药工业才真正地开始起来了。
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起步阶段的医药工业并不落后。1117年,在河南开封出现
的熟药所,就是我国最早以原材料物理加工为业,集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制药厂。20世
纪初,这种以物理加工为特征的制药工业,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仍然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
。像万金油、十滴水、风油精、仁丹,其物理加工水平,还是很不错的。洋务运动当中
,一些洋人投资在我国创办了几家制药厂,如英国人办的老德记和屈臣氏,德国人办的
科发药房,美国人办的兜安药房,都是很有名的,其加工能力也是与国际水平基本持平
的。
此后不久,中国人发现,西洋的药品生产与中国古代的中成药生产没有太大的不同,加
上那个时候全球都还没有药品专利意识,于是,一些中国人也纷纷模仿洋药厂,开办了
一批中资制药厂。粱培基药厂(1902)、唐拾义药厂(1902)、和平制药公司(1917)就
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遗憾的是,这些制药厂从建立伊始就表现出了一种先天性的不足。
他们既没有像现在的某些制药厂那样,照搬照抄《圣惠方》《本草纲目》去生产所谓的
“中成药”,也没有能力去研发自己的新药,于是就拿着西洋进口的特效药,改头换面
去生产“中国特色的西药”,如,将进口的奎宁制成“发冷丸”;用西方药商萃取的山
道年制成“疳积饼”或“疳积散”;用阿斯匹林加上非那西汀合在一起制成“止痛散”
;等等。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制药习惯,沿袭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大改变。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制药习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也是如此。但是,
自从发明青霉素和胰岛素之后,以批量化生产化工产品或生物产品的制药工业蓬蓬勃勃
地兴起来之后,国际上的制药工业就面貌一新了。即使如此,“药片”这个概念在30年
代,也还没有形成。当时的工业化药剂,主要是粉剂和水剂,没有片剂。
遗憾的是,正当西方制药工业在30年代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候,中国却遭遇了日本人的
侵略。从那以后,中国的制药工业便不再能够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了。
1949年全国大定以后,我国的制药工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长达30年的大倒退。
中药厂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西药厂则一落千丈,日暮途穷。就连仁丹、十滴水、万金
油这样的老产品生产都大不如以前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就连县团级领导干部要打青霉
素,也都没有办法保证。农村合作医疗看上去很便宜。可是,在农村合作医疗看病,连
紫药水、红汞、酒精都经常断货。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只好推行“一把草药,一根银针
”治病。一个酒精棉球用好几次,用盐水代替酒精消毒,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以说是见
怪不怪,司空见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百乱待理,但在对“四人帮”的清算中
,并没有将“四人帮”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破坏揭批彻底,除恢复了“处方权”,废
除了自1954年以来的“白纸处方”之外,“四人帮”在医疗卫生领域几乎所有错误的东
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直到1981年,邓小平发现这样下去不行,才提出了“基本
药物要有所保障”,重启中国的医药工业的战略设想。客观地说,由于我国精细化工工
业的长期落后,这个重启我国医药工业的战略构想,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由于在许多
中国人看来,中药也能治病,且不需要精细化工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支撑,于是中药厂在
重启我国医药工业的进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终至现在大有泛滥成灾的味道。但
是,不管怎样,由于邓小平的倡导,我国制药工业终于走出了倒退的低谷,出现了一些
转机。
然而,由于我国没有跟上30年代制药工业大转折的步伐,加上1949年以后我国制药工业
长达30年的大倒退,使得我国现在的制药工业相当落后。据我本人判断,按照当前状况
,与美国、瑞士、德国、英国这样一些制药的龙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制药工业至
少落后70年。我说“落后70年”,不是基于过去,而是基于未来做出的判断。其含义是
,即使我国从现在开始,按照当前状况再追赶70年,也未必能够达到人家现在的水平。
在生物制药领域,我估计再花一百年,我国也未必能赶上人家现在的水平。更加令人担
忧的是,现在我国制药工业的观念还很落后。“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和“雷公炮制”
之类,在我国制药行业依然在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生物制药”的观念甚至与国际社
会背道而驰。国际社会理解的生物药是指以蛋白质(含抗体)、核酸、活体微生命(包
括病毒和细菌)、生血因子、血栓溶解剂、激素、干扰素、白介素、疫苗、单克隆抗体
、癌细胞坏死因子,而我们国家最新建立的“生物药厂”居然在那里培植冬虫夏草、饲
养癞蛤蟆和蝎子、种人参,生产虎骨酒和狗皮膏药之类。
到2009年,全球生物药剂专利药已经达到34527个,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明的。目
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药品目录的罕用药已经接近20000个,常用药更是不计其
数,其中,中国人做出的贡献只有两个,一个是三氧化二砷,一个就是青蒿素。1995年
到2004年,全世界注册新药941个,其中属于全新分子实体的药物311个,其余为“仿制
药”(即“Me-too”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研发出来的。美国的辉瑞、瑞士的诺
华、德国的拜尔、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年药品生产产值都在430亿美元以上。其中,美
国的辉瑞公司2006年的总产值就达到了678亿美元,净收入193.37亿美元。2009年,我
国4000多家制药企业,总共完成工业总产值是10048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2.2个辉瑞公
司。瑞士全国只有970万人口,一家诺华公司的年药品生产总值就是533.24亿美元。即
使这样,最近还有报道说,中国制药企业生产的药,“三分之一是假药”。一万亿产值
中,“三分之一是假药”,这是什么概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在“真药”里边,
很大一部分是国际社会根本不承认的中成药。中国的制药工业究竟是什么状况,岂不是
触目惊心的么?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平均每年推出全新分子实体药是22.9个。拥有
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光辉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花了将近40年时间才
推出一个青蒿素,这又有什么可值得大吹大擂、沾沾自喜的呢?
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已经明确指出过,中国的《5·23抗疟计划》是在奎宁和喹诺酮类
抗疟药面临耐药性的背景下出笼的。值得重视的是,青蒿素发明出来以后,青蒿素抗疟
导致的疟原虫耐药性依然存在。临床观察显示,单独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复发率超过
了70%。而且,复发后的疟疾比原发性的疟疾更难治愈。通过国际医学界的共同努力,
基本弄清了它的复发机制。它仿佛是青蒿素将疟原虫制服之后,由于疟原虫的“僵尸”
没有及时地从人体中清除掉,这些疟原虫“僵尸”又复活了。并且,这些“复活的僵尸
”不但能够继续为害原来受到侵害的人体,而且它们的致病能力更强大。
依据这个原理,要确保青蒿素的疗效得到巩固,必须清除疟原虫“僵尸”。为解决这个
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发明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ACT疗法共有六种
配药方案。它们都是以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为基本用药的,其余则配以阿莫地奎、甲氟奎
、磺胺多辛、氯喹、哌喹、二哌奎,等。遗憾的是,这个ACT疗法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
。最近的观察表明,这个ACT疗法在柬泰边境地区再次表现出了疟原虫的耐药性。除柬
泰边境之外,被世界卫生组织深度怀疑和严密监视的地区,还有大湄公河流域。这样一
来,青蒿素抗疟成果就变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了。
针对青蒿素而至疟原虫的耐药性,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100多位专家联合起草了《
全球青蒿素耐药性限制计划》,以图限制疟原虫的青蒿素耐药性扩散到大湄公河流域以
外的地区。这个计划已经公布。陈冯富珍女士还为它做了一篇《前言》。这对于科学地
使用青蒿素,以维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但对于刚刚获得一项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人民来说,则无异于一瓢灌顶的凉水。
但愿这一瓢凉水能够让大多数中国人清醒起来。否则,一个热昏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对
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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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安医也曾经闪耀过,原创了金鸡纳树皮治疟疾判别从国内到美国执业的中国医生专业质素的间接方法
柴静拍的那个关于雾霾的纪录片怎么样?青蒿素和中药有多大关系ZT(很赞的科普文)
上千个药方里面找到青蒿素,恰好说明中医99.9%垃圾 (转载)青蒿素,请给科学以真实——浸泡与渍绞之辨
鼓吹中医推出历史舞台的看看这个大家为啥反对中医???
Re: 大家快来打假吧,有人打压图老太的贡献 (转载)请问大家知道有治乙肝的新药吗?
有学医的同学能比较一下金鸡纳霜与青蒿素在治疗疟疾上的功效?中国上不了facebook和twitter,大家都认为是中国阻止了国内人上,但是。。。
热烈祝贺屠呦呦获得2011年诺贝尔医学奖,激动啊 (转载)中药使用了几千年,为啥没有耐药性。(写给那些天天做着药理实验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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