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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3185 | 1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8月11日10:36 新浪读书
提要：
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
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
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一个试图控
制社会一切的国家，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换取稳定的。它虽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的
威胁，却崩溃于社会固有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强悍的国民虽然会以拳头和意志带给国
家统治阶层很多课题，政治体制因此面临极大挑战，但却迫使统治阶层进化，利用人类
的一切文明成果，建立更高明的政治制度。须知：民强才能国强，只有社会多样化的健
康发展，才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真正福祉和根本利益。
从某种意义而言，社会不得已生出了专制政治这个孽子。当儿子反过来教训老子的时候
，天道就沦丧了。——题记
客：韩非子认为民众愚蠢、奸猾、贪婪、鄙俗，这岂不是以偏概全了，个人难免有缺点
，但把人民这个整体都视为“群氓”，是很恶毒的观点，听起来很不舒服。
主：韩非子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民众的看法，是触犯众怒的作法，而历代思想家对他
抨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韩非子的民众观。有人干脆用*发表在《德法年鉴》书信里的
一句话——“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试图用这一句话
概括韩非子全部的民众思想。
韩非子的理论有一个奠基石，即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任何个人都是如此，任何社会组织
也是如此。他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把民众概括为愚蠢、奸猾、贪婪和鄙俗四个特点，其
实是对趋利避害的人性在社会层面的表现进行的抽象概括。如果我们不停留在他的具体
用词，而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他的本意，其实韩非子说出了一个事实——正是因为人
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政府来管理。
每个人都有对社会的独立看法，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韩非子有这样的观点也
并非偶然，现代人当然不赞同他的观点。
客：韩非子为什么会对民众有这样的看法呢？
主：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到了秦国以后，仍然和最高权力人物打交道。他始终跻身上
层社会，对民众有一种远远的疏离感。贵族的身份使他能够零距离地接触王室权要，进
行“显微镜”般的分析。他发现，无论朝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都与趋利避害的人性
密切相关。那时候，权力、财富、知识都垄断在王室贵族手中，普通民众显得麻木不仁
，他们为了生计而整日奔波忙碌，在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还讲究什么礼让和仁爱呢？显
然，劳苦大众和那些谦谦君子们——锦衣玉食的虚伪的贵族们相比，这种趋利避害的人
性更突出地显露出来。懵懵懂懂的民众在政治上是不觉悟的，在经济上是锱铢必较的，
在思想上是流于世俗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民众特征，韩非子勇敢地说出来了。如果民众
不愚蠢，何必要教育？如果民众不奸猾，何必要法律？如果民众不贪婪，何必要奖励耕
战？如果民众不鄙俗，何必要服从国家强制力？
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抑恶扬善，如果人性都是善的，就没有设计政治制度的必要。
如果从人性最坏的角度设计政治制度，那么，连最坏的情况都有办法对付，通常占大多
数的不那么坏的情况也就应付自如了。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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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难道因为民众有这些缺点，就是实行君主专制政治的借口吗？
主：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有着一些人力不能抗拒的规律，就必须承认，君主专制
政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能超越它，甚至想跨越它都不可能。韩非子处在那样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使他开出了君主专制的药方。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今天，孽生
专制政治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时，我们再为君主专制政治找借口，就是不识时务、强词
夺理了。
客：我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尽管我们在道义上批判君主专制政体，但为什么这种政治能
延续数千年的时间？金观涛先生在他的《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说，中国社会存在“超稳
定”结构，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主：我赞成金观涛先生的这一提法，但对他的部分表述持保留态度。应当说，这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政体的好坏决定一个国家国祚长久、兴衰更替。但倘若
怀着某种预设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历代王朝制度的优劣，这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事
实上，政体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大与否的唯一标准，也不是衡量某种政权是否具有
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能解释雅典城邦的覆灭，奥匈帝国的崛起，铁木真蒙古
铁骑的横扫世界，也不能解释一切落后野蛮之民族如何能征服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更不
能解释在君主集权政体下，中国何以有盛唐雄汉的辉煌。任何政体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
，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客：长期以来，我们都沿用*的观点，批判一切的政治统治，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合理的
。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些不合理的事实呢？
主：*的观点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来临之前，一切的政治都是败坏的政治，这是以共
产主义社会为标准进行的比较，尤其注重国家主权由谁来行使。我们不能用这个观点对
中国悠久的历史生搬硬套，这样做不仅违反*的原意，也容易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陷入极度悲观的情绪之中。
客：那么，怎么看待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长期存在呢？
主：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政体类型作了划分，他认为人类历史曾经出现过六
种政体：良性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亚里士多德原文是“Politeia”，意为“最
好的”）和恶性的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即极端*制，也就是后来史家波利比奥斯
［Polybius］所说的“Ochlocracy”）。前三种，分别由一人、多人和多数人统治，但
治理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后三种，也分别是一人、多人和多数人统治，但都是为了统治
者私人或己群的利益。中国自秦到清的君主制，多数属于良性的君主制。
客：这即是说，我们对待历史上的政治不应关心是谁来统治，而是关心它怎么统治？
主：我认为必须坚持这样的一种历史态度，否则人类的历史就被我们全部否定、一笔抹
煞了。事实上，任何一个能维持数百年统治的政府，都有其政治合法性基础，如果没有
民众对它的合法性存在或多或少的认可，它很难维系自己长久的统治。
人*权理论的预设前提是，人民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觉悟与能力。如果我们坚信人*权理
论，就必须承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权形式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否则何以能存在
数百年而不被具有政治觉悟和能力的人民所推翻？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都是
不合法的，那么就必然否定人*权理论，因为民众能够屈服在一个不合法、不正义的政
权下数百年之久，怎么能说民众具备治理国家的政治觉悟和能力呢？这是自相矛盾的观
点。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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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您的这一说法很有说服力，我赞同。所以，韩非子在《五蠹》篇中的社会阶层分析
，在我看来，虽然不免于专制思维，但却是从国家的公共利益角度进行阐述的。
主：韩非子的社会观，其专制思维的表现在于：试图采用政治、经济、思想手段精密地
控制社会。所谓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被政治控制而导致
的。因为社会受到了政治的控制，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两千多年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换言之，“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之实现是以牺牲社会的发展为代价的。
客：那么，王权政治对社会实行精密的控制，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主：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点：（1）思想控制手段。中国王权社会一直奉行思想专制政策
。思想专制的主张是由法家首先提出，而被儒家实现的。（2）政治控制手段。中国王
权社会一直奉行中央集权制和君主集权制，强势政府造成了对社会的一切组织资源的垄
断。（3）经济控制手段。中国王权社会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分户析产制，
使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
客：请您逐一剖解。
一王权社会的思想控制手段
主：第一，思想控制。商鞅变法时就曾命令百姓“以吏为师”，韩非子提出“燔诗书而
明法令”（《韩非子·和氏》），“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朝建立后，李斯建议秦始皇“若欲有学法令，以
吏为师”（《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始皇帝下》），并焚毁非秦国的史书和民间
的《诗》、《书》、百家书籍。法家的这些主张是为了摧毁秦朝以前的政治思想，把人
们的认识统一在法上，这是极端的思想专制政策。但是秦王朝很快就灭亡了，没有来得
及实施。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际与法家的思想专制主
张异曲同工，只不过从法家的思想禁绝走向了儒家的思想引导，没有彻底毁灭除儒家之
外的学术而已，这一主张得到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奉行。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开设的
进士科将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主考内容，在社会结构较为单一、出路比较狭窄的中国古
代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将科举当官作为读书的唯一目的，将儒家经典作为读书的唯一
内容。在政治干预下，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思想控制路线图：
学习儒家经典科举考试入仕当官思想文化统一
客：科举制度为政府贡献了大量的人才，还让知识分子有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思想的
统一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有助于形成中国的“超稳定”社
会结构。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思想统一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呢？
主：儒家学说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包罗万象的先进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儒家主张“人性善”，既然“人性善”，就可以必然地推论出：国家的一切权力
应该放心地交给少数贤人来掌握，这是和法治精神根本对立的，其流弊甚为严重。例如
在上一章我们曾谈到，儒家思想导致了司法中的三个流弊：提倡“亲亲互隐”、法分等
级、心诛腹诽的非法之法。
第二，儒家提倡“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
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是和君主集权政治相适应的“保守主义”的伦理
道德。当人民，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于儒家时，事实上是以“三纲五常”为自己
的心灵“立法”，从思想上自觉确立了为臣之道。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覆
亡过程中，虽然有少数落魄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但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社会变革的主角，
哪怕君王昏庸、政府腐朽，知识分子也一定要辅佐这个政权，哪怕被君王杀戮也要愚忠
。历代王朝覆亡的主要力量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阶级。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以后，这些知识
分子又去忠心耿耿地辅佐新的政权，仍然是守节如一、忠肝义胆。他们谋求的是官爵，
探索的是官场术。当知识分子认为君臣尊卑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怎么还能想象出没
有君王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呢？怎么敢推翻昏庸的政权呢？他们的政治思想创新能力早就
被扼杀了。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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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儒家提倡“君子言义不言利”，压抑了人们正当的追求财富的欲望念头，“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甚嚣尘上，而读书的目的是“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这就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对直接投身经济事业的鄙薄和对从事政治事业的高度热情。
第四，伦理和科学混为一谈。儒家是一门伦理道德学问，缺少科学精神，过分注重类比
逻辑。自董仲舒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之后，但凡自然灾变、人间异象，皆被
一厢情愿地解释为“上天给君王降下的征兆”，而忽略了背后的科学道理。由于缺乏形
式逻辑和实验等科学思维，虽然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天象观察遥居世界领先地位，却没有
产生力学和天体运行规律科学。并且把这类科技研究一律视为“旁门左道”、“奇巧淫
技”，遭遇冷落和歧视。
第五，倒退的历史观。儒家认为的理想社会是周朝的礼制社会，主张“法先王”，这客
观上造成了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式。所以我们看历史，但凡变
法，大多是法家人物倡导，而儒家总是站在反对社会变革的一边。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
下，信奉儒学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一提变法就反对，似乎祖宗家法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使中国的历代改革和推行改革的人物，注定了悲剧的宿命。因此，我们看到两千多年
的王权社会非常缺乏自我纠错和调节的能力，社会矛盾非积攒到千疮百孔不可收拾的地
步，才轰轰烈烈地点起燎原的革命之火，把社会生产力破坏殆尽，把旧的经济和政治关
系完全打碎，才扭扭捏捏地造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朝。新朝——*——反动——革命
，循环往复、一乱一治、大起大落，令人心惊肉跳。
客：的确，中国文化中似乎有一种越古老越高深莫测的思想倾向。在各派思想学说中，
凡创始人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圣人，只能一代不如一代，而绝不会超过先师。我们后代
的所有努力、进步和成就，都是和古代的圣人看齐，而绝无可能超越他。
主：思想的一元化造成具有科学和*精神萌芽的墨家思想、具有法治精神萌芽的法家思
想的冷落，中国的文化一直处于儒家主导的“近亲结婚”的尴尬处境之中。虽然儒家吸
收了法家、阴阳家、道家、佛教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儒家始终是一种伦理哲学。科学、
*和法治思想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问，而科学、*和法治的匮乏，恰恰是我国政治制度在
近代落后于世界，遭受列强欺侮的根源！
客：这即是说，思想的多样化才能形成健康、完善的思想文化，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进
步；思想的统一则会导致中国思想文化畸形，使社会的发展偏离人类文明的轨道？
主：你说得非常正确。但要补充一点，思想的多样化仍然必须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
些核心价值观要具有普世意义、终极关怀。对于工具性的知识，需要完善其学科，鼓励
其研究，才能让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文明健全、健康地发展。
二王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手段
客：那么为什么要用政治手段控制社会呢？
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最显著的特征
是什么呢？
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一时难以回答。
主：国家和社会是同时产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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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现代政治学认为：是先有社会再有国家。国家从更大的社会中脱离出来，上升成为
一个专门化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功能高度集中的特殊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产生了
非人格化的公共的国家权威，而且产生了个人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追求其各自利益（首先
是经济利益）的作为“私域”的社会。
主：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国家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呢？
客：最基本的一条，国家能够确立社会的秩序，以强制力保障业已形成的良性的社会关
系。
主：一个国家政权的兴衰更替是社会发展所决定的吗？
客：当社会关系发生改变的时候，国家政权仍然维系旧的社会关系，就会造成各种利益
分配的不平等，引发社会的动荡。如果国家不能通过调整统治政策安抚和保障新兴社会
力量的利益，这种社会力量会冲击国家的统治，甚至能够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
国家政权来保障新的社会秩序。
主：如果你是一个“家天下”的君王，你愿意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吗？
客：当然不愿意。因为社会关系的改变可能会冲击我的权力和地位，面对种种不确定的
因素，我不会冒险，更不容许让新兴社会力量的代理人从我手中夺取权力。
主：这就是说，安于社会现状是你的最好选择？
客：对我而言是最优的选择。
主：那么这时候你的最大心愿是什么？
客：我希望社会不要发生任何变化。
主：当社会关系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时候，人类社会还能继续向前发展吗？
客：不能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了。如果人类处在发展停滞的社会之中，恐怕
现在还是原始社会，现代一切的文明都无从谈起了。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社会。
主：那么我再问你一次，一个健康的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客：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健康的社会应当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社会关系的多元化符合人
类的根本利益。
主：如果你是一个维护人类根本利益的人，当国家政治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时，你会怎么
做？
客：我会劝说君王顺应社会的发展，调整国家治理措施。
主：如果君王发现，调整了国家统治政策之后，自己赖以维持统治的社会力量削弱甚至
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新兴的社会力量不承认他的政权，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自
己的王位可能不保，因此拒绝你的劝说。你会怎么办？
客：我不再支持他，转而支持顺应社会发展的力量。
主：这正是中国王权社会的君王所恐惧的。
客：所以他们要以政治的绝对专制来控制社会的发展？
主：是的。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君主专制国家不愿意让社会的发展冲击自己的
王权统治，因此尽可能地控制社会，甚至遏制社会的向前发展态势；只有当社会能够反
制国家权力，能够通过法定程序决定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政策时，政治权力和社
会的发展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客：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是为更大的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相反。那么王权社会采用哪些
政治手段控制社会呢？
主：主要的有两条。第一，建立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的君主集权下的强势政
府，即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通过自上而下、阶梯形的权力分配方式建立地方政府，
以官僚政治体系垂直垄断社会一切组织资源，打击一切和政治相关的社会组织和“异己
”力量，形成强势的政府、弱势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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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各种政策，使社会阶层构成简单化，摧毁民间认同。不给知识分子独立的经
济地位，只能通过耕读方式进入政府获取俸禄、服务政府。阻止社会的自由流动，通过
极为苛刻的古代户籍制度控制全国人口的流动，通过制定工商阶层不可入仕的政策阻碍
阶层之间的流动，警惕工商阶层掌握国家权力。
（一）中央政权弱化导致地方政府违法滥权
客：有学者认为，中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开始的。作为一
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治水不是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横跨数个省份，这就需要协调一致
，而不能奉行地方利益至上的政策。中央集权制度能够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显
而易见的。
主：中央集权制是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分散的经济形态客观上需要统一、
强大的政权来领导。否则，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易做到军阀割据，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人
民就会饱受战祸之苦了。但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其致命的弱点，由此导致政
治合法性基础的流失，孽生了各种社会弊端。
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有哪些致命的弱点呢？
主：第一，由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关系，导致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缺少对民众权利
的关注和敬畏。各级官员曲意逢迎上级，罔顾民生疾苦，严重背离人民的意愿，为了表
面好看的政绩不惜损害、践踏和出卖民众的利益。第二，官僚政治决定了上级官员的政
绩是下级官员的政绩之和，所以，上下级之间往往采取官官相护的原则处理官民之间的
矛盾，实质形成了包庇与被包庇的合谋关系。第三，中央政府虽然试图通过弱化地方政
府权力的方式，实现中央政府对民众的直接管理，但盘根错节的官僚政治形成的层级关
系，使中央政府制定的大致符合正义公平原则的政策，到了地方以后就在执行过程中大
打折扣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府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缺乏制约地方政府权力的机制下，皇帝颁布的法律政令经过层层的政府，其执行力度
已经呈现逐级衰减的态势，最提倡中央集权的政体反而最容易出现地方的分而治之。“
歪嘴和尚故意念错经”，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权宜地执行中央政策。
客：法律政令实际不能得到统一执行，而中央政府却无法对地方政府侵犯民众利益的滥
权行为进行约束。
主：正如你概括的。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毕秀姑，人称“小白菜”，其夫葛品连
被人杀害，却被贪污受贿的县令刘锡彤认定为毕秀姑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了葛品连，并且
施用酷刑逼供，使二人屈打成招。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与杨乃武之妻詹氏及一双儿女，
到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提出控诉，但都察院将他们押解回浙江，交给巡抚杨昌浚审理。杨
菊贞仍不死心，又第二次进京告状。在“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翰林院编修夏同善的大力
支持下，杨菊贞由夏同善引荐，叩拜浙江籍在京官员三十余人。夏同善得到大学士翁同
龢的支持，会同御史王昕上书朝廷，为杨乃武*。
于是，朝廷派礼部侍郎胡瑞澜为钦差，到浙江勘查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浚推荐宁波知府
边葆城、嘉兴知府罗子森会同审理。在复审时，边葆城用酷刑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
小白菜则十指拶（zǎn）脱，还用铜丝穿入*，刑讯逼供下将此案办成铁案。原审的湖
南籍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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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浙江籍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三十余人联名向都察院、刑部提出控告，揭露
县、府、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全都是严刑逼供、上下包庇、欺罔朝廷，要求提京
彻底审讯。于是，夏同善、张家骧取得刑部侍郎袁保恒、大学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向
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
慈禧太后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同时派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案情，又叫
刑部彻底根究。刑部验尸后认定葛品连并非中毒而死，将刘锡彤革职充军到黑龙江，巡
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革职，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革职，但不提行贿受贿之事
。最后一百多位官员全部革职，永不续用。
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这件案子很难最终平冤昭雪。而对于清朝
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给慈禧太后提供了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契机。
本案的*昭雪实际隐藏着深刻、尖锐的官场权力斗争。
（据《清史稿》卷二十三《本纪二十三·德宗本纪一》、《清稗类钞》、《申报》同治
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报道、《申报》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转载《京报》报道、《申
报》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报道等资料撰写）
客：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官僚政治条件下，各级司法不能约束地方政府，就造出了种
种不公平不正义的悲剧。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所说：“完全正义之人生活于完全不
义的社会，不久就会命丧不义者之手。”
主：中央集权制并没有实现中央和地方法律政令的实质统一。由于司法没有约束地方政
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即使违背中央政府的政令法律，也很难被察觉和纠正。如果遇到重
大问题，中央政府可以进行干涉，但假若地方政府的滥权和不作为成为一种常态，那么
，面对如此广大的国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央政府的干涉就会力不从心了。
客：中国王权社会不是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吗？
主：监察制度的作用依赖于监察官员主动地发现问题，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察权力，
作用是有限的。民众的利益遭到损害之后，如果诉诸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的司法机关，就
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监察权力，等于启动了一个审查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程序。
客：为什么中国王权社会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呢？有没有可能实现相对独立的司法
呢？
主：因为中国王权社会采用了中央集权制度，必然借助官僚政治维系中央集权，而地方
政府集司法和行政等权力于一身，自然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但是，假若设立一套
只对皇帝一人负责的中央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没有人事、财政、行政等方面的隶属关
系，也可以实现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毕竟绝大多数的侵犯民众利益的滥权现象是地方
政府造成的。
客：没有司法权制约的地方政府的确能够帮助皇帝钳制社会发展的生机，把一切不稳定
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使社会“纯净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侵犯民众利益的
滥权行为变得有恃无恐，民众有了冤屈而投诉无门，造成官民之间的积怨越积越深，中
央政府的正当性、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到了王朝的末期，这些积攒起来的社会矛盾就
会总爆发。
主：是这样的。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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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
客：您讲的政治控制社会的第二个表现是社会阶层构成简单化，摧毁民间认同。这是怎
么回事呢？
主：中国王权社会，阶层（阶级）构成简单，主要有士（泛指的知识分子）、农（地主
、农民）、工（手工业者）、商，以及王公贵族、政府官吏、僧道、军人等阶层（阶级
）。其中，支撑整个帝国大厦的阶层（阶级）基础，是士和农。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既不能在社会上依靠自己的学问获得知识分子的社会身
份，也不能依靠脑力劳动来养活自己，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过着耕读合一
的生活。知识分子主要来源于农阶级，农耕子弟通过读书和科举制成为服务政府的官员
，政府给了他们“士大夫”的社会身份，知识分子始终服务于官僚政治制度。这样，就
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政治链条：
农（地主、农民）士（知识分子）士人政府皇帝
客：那么，工、商阶级和农阶级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吗？
主：历代王朝的科举制都禁止商人科举入仕，甚至不许商人的后代做官，对其穿衣、建
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
客：为什么这样呢？
主：王权社会的立国之本是农耕经济，政权依赖的是农（地主、农民）阶级，工商阶层
力量过大会伤害农耕经济，损毁王权政治的基础。而统治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商
人是追求私利的，官员则是追求公利的，商人当官必然用公权捞取私利，伤害政治的公
正性，败坏政治风气。
客：儒家思想实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哲学，缺少经济、科学、法治等必备的治国学问，
而官员的来源是农阶级中派生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又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具有
严重的封闭性，从文化、社会、政治到经济，都具有明显的保守性。
主：是这样的。政治垄断了知识，知识沦为政治的附庸；政治笼络了农阶级，农阶级支
撑了政治；农阶级派生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掌权以后维护农阶级；工商阶层和非儒家
的思想异端全部边缘化，形成了王权社会阶层结构的简单化、坚固性和封闭性。
客：这就意味着，这样封闭性的社会很难出现较大的阶层地位变化，因此，不是社会结
构的变革导致政治危机，而是社会结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政治崩溃。
主：你的这一观点表达得很准确。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一下历代王朝在试图以政治控制社
会时，产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官僚机构膨胀。
客：不论任何时代，政府机构都不宜过大，其规模必须与国家财力和百姓承受能力相适
应。如果政府机构过大，必然导致官职泛滥、职权混乱、遇事推诿塞责、吏治败坏和人
民不堪忍受负担。
主：是这样的。
客：在中国王权社会，为何历代王朝都出现官僚机构膨胀的现象呢？
主：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知识必须服务政府的政策；第二，不受约束的权力滥封官
职；第三，官僚政治的帕金森定律。
客：第一点很难理解，知识必须服务政府的政策何以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呢？
主：我们考察唐朝的科举制度可以知道，在王朝初建时，政府缺乏人才，科举制度能够
比较公平地选拔、输送一批优秀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但是，当国家经济比较繁荣的时候
，读书人越来越多，科举制度就变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读书人的出路很窄，除
了做官之外，只有农、工、商三条途径，工商是令人瞧不起的行业，读书人又不愿回家
种地当农民，这就形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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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只鼓励知识分子做官，不鼓励知识分子从事工商，实际是统治者怀着惧怕私人资本
力量过大，造成冲击政治统治的后果。
主：是这样的。既然不愿知识分子为私人资本服务，也不希望他们革命，因此，唐朝政
府不得已扩大官员名额和政府组织，于是政府设员外官、“流外”官（九品以下官员）
等，使官僚机构不断膨胀。
客：要解决这一弊端，就必须改变知识分子集中在政治领域的局面，引导和鼓励知识分
子从事工商业。如果这样，恐怕中国很早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可这样做是王权社会
不允许的，把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尽量消化的做法，造成了官僚机构的膨胀。
主：不受约束的权力滥封官职十分常见。皇帝随意封赏官职、皇亲国戚干政和权臣专权
是官僚机构膨胀的重要原因。岑仲勉在《隋唐史》一书中说：“武后任事率性，好恶无
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武则天连封宰相都这样随便，更不要说提
拔宰相以下官员了。唐中宗时，七品以上宦官多至一千余人。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仗势
弄权卖官鬻爵，即使是屠户、奴婢，只要花钱三十万就可买得官位，通过这种途径任命
的各种名目的正额外官员，什么员外置之官、员外同正之官、试官、摄官、检校官等等
，总计凡数千人。太平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权倾人
主，趋附其门者如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九《唐纪二十五·中宗大和大圣大昭
孝皇帝下》)。唐玄宗时，将宦官增加至三千余人。安史之乱时，朝廷无法赏给钱财，
只好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时可随时填写官爵，以致出现大臣的奴仆“衣金紫，称大官
，而执贱役”（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的荒唐现象。
客：那么，官僚政治的帕金森定律又是什么呢？
主：我们可以看一篇相关的分析。
“帕金森定律”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诺思古德·帕金森在他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条
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规律，由于这一定律充分地暴露出管理机构的这一可怕
顽症，因而，这个术语广为人知。对于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他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
申请退职，将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他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
平低的助手。对于这位不称职的官员来说，第一条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很多
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
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如此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推诿、效
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其一、当官的人需要补充的是下属而不是
对手。其二、当官的人彼此之间是会制造出工作来做的。
显然，第一条产生出庸人管理，自上而下，一级比一级庸人多；第二条产生出机构臃肿
的庞大管理机构。由于对于一个团体而言，管理人员或多或少是注定要增长的。那么这
个帕金森定律，注定要起作用。帕金森研究出这个定律以后，提出了一个公式：
X＝［100(2KM+L)/YN］100%
K表示一个要求派助手从而达到个人目的的人。从这个人被任命一直到他退休，这期间
的年龄差别用L来表示。M是部门内部行文通气而耗费的劳动时数。N是被管理的单位。
用这个公式求出的X就是每年需要补充的新职工人数。数学家们当然懂得，要找出百分
比只要用X乘100,再除以去年的总数Y就可以了。不论工作量有无变化，用这个公式求出
来的数总是处在517%~65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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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解决，作者没有说。他给我们一个再三强调的说明：“植物学家的任务不是去
除杂草。他只要能够告诉我们，野草生长得有多么快就万事大吉。”
这就让我们的管理学研究者大费脑筋了。如果这是一个不治之症，社会岂不是一天天衰
败下去，一个企业岂不是一天天萧条下去？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不找到解决之道，最后
恐怕只能如此了。
要找解决之道，首要的前提在于吃透这个定律。所谓定律，无非是对事物发展运动的客
观规律的阐释，而规律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那么帕金森定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有
哪些呢？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必须有其内部运作的活动方式，其中管理占据一定
的位置。这样的团体很多，大的来讲，各种行政部门，帕金森曾在书中举出英国海军编
制的例子；小的来讲，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雇员的小公司，都存在着管理团体。
其次，寻找助手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本身不具有对权力的垄断性。这就意味着，权力对
他而言，可能会因为做错某件事情或者其他人事的原因而轻易丧失。这个条件是不可少
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要找两个不如自己的人做助手而不选择一个比自己强的人。
第三，这个人对他在团体中的角色不称职，如果称职就不必寻找助手，否则就不能解释
他何以要找几个助手来协助。
第四，这个团体一定是一个不断自我要求完善的团体，正因为如此，才能不断地吸收新
人来补充管理队伍，也才能符合帕金森关于人员编制增长的公式。
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项，就意味着帕金森定律会推翻之。
可见帕金森定律，必须在一个拥有管理职能，不断追求完善的团体中，担负着和自身能
力不相匹配的管理角色，且不具备权力垄断的人群中才起作用。那么反弹琵琶，一个没
有管理职能的团体，比如网络虚拟学术团体、兴趣小组之类，不存在帕金森定律阐释的
可怕顽症。一个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团体，没有必要引进新人，自然也不存在帕斯卡
定律的困扰。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不害怕别人攫取权力，也不会去找比他平庸的
人做助手。一个能够承担他的管理角色的人，没有必要找一个助手，也不存在帕金森定
律的情况。
那么帕金森定律的症结究竟在何处呢？通过上述条件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的
危机感，是滋生帕金森现象的根源。人作为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复合体，因利而为，是很
正常的行为。假设他的既有利益受到威胁，那么本能会告诉他，一定不能丧失这个既得
利益，这也正是帕金森定律起作用的内因。一个既得权力的拥有者，假如存在着权力危
机，不会轻易让渡自己的权力，也不会轻易地给自己树立一个对手。在不害人为标准的
良心监督下，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人作为助手。这种行为，无可谴责。
为了证明我们分析的帕金森定律的症结在于权力的危机感，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私
营企业主（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他公司的土地、产权全部属于企业主所有。随着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公司有些名气了），现在越来越感到在管理上力不从心了。
显然，此时需要有人来协助他。于是企业主向各种媒体发了征聘广告，应征而来的人络
绎不绝。其中有这样的人才：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读完了MBA课程，而且有长达十年
的管理经验（姑且不论他为何来这样企业的原因，假设就是自己愿意来这里效力），业
绩良好，显然是十分得力的人选。这个私营企业主会不会聘任他呢？这个老板可能会飞
快地想：公司的土地是我的，所有产权都是我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来我这里是“无产
阶级”，他纯粹是为我打工，干得好我可以继续留他，给他很高的待遇，干得不好我可
以辞退他，无论他如何出色和卖力地工作，他不能坐我的位置，老板永远是我。一番盘
算以后，这个高智商、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就被留下来，老板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完
全不受帕金森定律的影响。这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人的做法。接着，这个企业继续发展
，终于产生了企业经营的突破，业务范围扩大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高材生由于所学
已经过时，又没有找时间很好的“充电”，离退休只有五年了，现在感到力不从心，现
在需要助手协助他。于是他向各种媒体发出征聘广告，各种人才络绎不绝涌来。其中有
两个老板比较看重，一个是某名牌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写了很多的
文章，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却很匮乏；另一个颇有实干家的手腕和魄力，拥有先进
的管理观念和操作经验。老板拿不定主意，这时候就盘算开了，最后的结果是，选择了
那个刚出校门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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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得出一条结论：要想解决帕金森定律的症结，必须把管理单位的用*放在一
个公正、公开、平等、科学、合理的用人制度上，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最需要注意的
是，不将用*放在一个可能直接影响或触犯掌握用*的人的手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引自李剑宏著《管理权的归属是根本问题——帕金森定律的背后》一文）
客：我现在对官僚机构无限膨胀的原因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请继续为我剖解中国王权
社会以经济手段控制社会的问题。
三中国王权社会的经济控制手段
主：中国王权社会以户籍制度作为管理社会的根本方法，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诸
子平均析产制控制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并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客：中国王权社会的户籍制度有什么特点呢？
主：中国王权社会的户籍制度通过登记户口，用以征收赋税、调派徭役（国家无偿让人
民从事包括力役、杂役、军役等的劳动）、落实行政管理和实行人身控制。中国古代户
籍制度是比较苛刻的，比如，秦国商鞅变法时，户籍制度和军事编组相结合，五家为伍
，十家为什，行“什伍连坐法”，对户籍管理附加了经济、法律、军事等统治内容。政
府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人口流动，甚至把擅自离开户籍所在地视为犯
罪行为，人身控制导致了社会信息的封闭，也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封闭。
客：那么重农抑商政策有什么特点呢？
主：重农抑商政策即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财政经济政策。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一定
程度上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失业或破产，以此稳固农业经济基础；强化户籍
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和自由的商贸往来；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利用税收制度
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比如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专卖”政策，盐铁的产
、运、销均为政府经营，成为国家独利的一种直接专卖形式，结束了自战国时期以来中
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商品经济高峰。
客：我无法理解王权社会的统治者为什么要采用重农抑商政策，难道商业不能给国家增
长财富吗？
（一）重农抑商的产生与流弊
主：应当说，重农抑商政策的出台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在生产力尚不
发达的古代，封闭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天然地决定了国家必然以农业为根本的、主
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靠土地吃饭的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成为人
民的传统习惯。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帝王多以重视农业作为标榜自己是圣
贤君王的理由。从春秋时代开始，儒家、道家、法家各学派在重农抑商的观念上也并无
根本性的分歧。比如，老子主张“绝巧弃利”（《道德经·第十九章》）、“不贵难得
之货”（《道德经·第三章》），实际要求执政者抑制手工业和商业；孟子劝说梁惠王
“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但却斥商人是“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
》）；李悝辅佐魏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和“禁
技巧”（《说苑·反质》），即发展农业，抑制手工业；管仲认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
”（《管子·权修》）；商鞅认为“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
《商君书·外丙》），因此他的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而贫者，则
沦为奴隶；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韩非子把工商之民视为社
会“五蠹”之一。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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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就农业优先其他产业发展的必然性作过深刻
的论述：“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
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
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
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篇第一章）
中国从宗法社会向王权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变革，即是井田制的土地
公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大大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种社会变革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集中体现，是农业经济的发展。
客：以上只能说明农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不能解释历代统治者为何在发展农业的同
时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啊？
主：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已经打破，实际上各诸侯国已
经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在相互的战争和交往中，各国之间贸易往来密切，催生
了中国早期的较为兴旺的工商业。商业的利润当然是高于农业生产利润的，这种利润的
引导会导致人民放弃农业生产，而在当时，农业基础还相当薄弱，战争造成的农村劳动
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当然要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经济基
础。
王权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国家财富实力的积累，必须建立在实物经济基础之上，没有实
物经济，只有货币经济，就像一个人拥有金银珠宝，却没有粮食一样。只有实物经济发
展好了，货币经济才有意义。比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曾经下诏说：“黄金、珠玉
，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意思是：黄金珠宝玉器，饥饿时不
能吃，寒冷时不能保暖，只能让这些当作货币流通，而不能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自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孝景皇帝下》。
客：在王权社会形成的早期，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历代王朝都忠实奉行重农抑
商的政策呢？
主：在农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商人不创造却能获利，首先是不道德的。受这种“君
子言义不言利”思想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有着对商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
其次，就王权社会的统治者而言，害怕社会关系发生变革，总是试图让社会结构静止不
动，而他们聪明地知道：唯一能使僵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革的就是商业，只
要商业蓬勃发展起来，社会的变革马上开始。“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说由
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资本论》第三卷）
第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十分害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发生。商业的快速发
展会使商人积累财富，在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商人会将资本投入到土地而不是工
厂。“农村先于都市的事态，在大多数国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国家，又有人
类天性促其实现。只要人为制度不压抑人类天性，则在境内土地尚未完全开垦改良以前
，都市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润相等
或几乎相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篇第一章）一旦商人将货币资本投
入到土地上来，就会加剧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条件下不可克服的土地兼并问题，
土地兼并将使农民阶级沦为“无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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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固有的社会结构使统治者认识到：在“士、农、工、商”顺序排列的社会结构中
，尽管王权社会缺乏对地方政府比较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做官的知识分子地
位最高，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下有一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如果把
当官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社会地位颠倒过来，那么清贫的官员就抵挡不住财富的诱惑，
社会既有的秩序就会打乱，道德堕落现象就会屡见不鲜了——这是讲究伦理道德的王权
政治绝对不能容忍的。有钱的不能有权，有权的不能有钱，这是王权社会的统治者力求
实现的社会规则。
客：看来，任何一项制度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每一种制度的背后，都有某种思想观
念和精神的灌注。
主：你说得不错。但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是一个
王朝灭亡的主要经济根源，土地兼并造成的阶级对立是王朝灭亡的主要社会根源。
客：重农抑商政策不是有预防土地兼并的用意吗？怎么反而导致了土地兼并呢？
主：尽管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防范了商人，但没有限制和防范地主。在一个王
朝的中晚期，经济总会呈现繁荣的景象。这时候，地主通过收取高额地租和雇佣佃农，
经济力量会比较强大，不断地购买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大量自耕农由于天灾人祸、
政府横征暴敛等原因逐渐离开自己的土地，变成流民，这些自耕农的土地或被兼并，或
被抛弃而遭致荒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壮大、
农民破产流亡、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造成农民起义
不断爆发，促使一些王朝，如两汉、唐、宋、元等走向灭亡。
客：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失去了附着于土地的一系列权益。一个以
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当自耕农阶层基本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多数人都失去经济保障的
时候，这个政权的正当性、正义性资源也就流失殆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主：确实如此。中国王权社会历史有一个极富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自耕农产生和消失
的周期与广义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大致吻合。
客：为什么中央政府不作为呢？难道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出台吗？
主：必须明白：土地私有制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是中国王权社会产生土地兼并的经济根
源，这是王权社会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历代王朝在抑制土地兼并问题时，
必须以不触动土地私有制为前提条件，只能力求延缓土地兼并的形势，而不能在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如果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放任商业的发展，在那样的农业经
济社会，商人参与到土地兼并中，大约三十到五十年就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实
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之后，土地兼并速度大为减缓，所以一个王朝可以延续数百年的生命。
客：除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延缓了土地兼并，还有其他更为有效的办法吗？
（二）分户析产的产生与流弊
主：诸子平均析产制也可以延缓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这个制度是商鞅变法时开始实施
的，分为多次性析产和一次性析产方式。多次性析产规定，父母在世时，家庭中的每个
儿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必须平均分配土地和财产另组家庭。从商鞅变法到秦朝建立，主
要实行多次性析产方式，这种方式破除了宗族制大家庭，建立了个体小家庭生活方式。
汉朝以后，不再强调家有两个儿子就要分家，逐渐演变为儿子结婚后暂不分家，又演变
为父母在世时儿子不分家，加之儒家“孝悌”观念的影响，多次性析产方式渐渐消失，
产生了一次性析产方式。父母去世后，家庭中的每个儿子都必须平均分配土地和财产，
这实际是财产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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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真令我吃惊，我只听说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从未听说中国还有诸子平均析产制。
主：在宗法社会，由于分封制度，天子和贵族的身份（或者说政治权力）和财产不可分
割，因此采取了嫡长子继承制，庶民的财产继承方式，历史语焉不详。在王权社会，不
再有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只保留了君王身份（权力）和财产的嫡长子继承制，大臣和庶
民由于没有身份（权力）继承，只有财产继承，采取了诸子平均析产制。但是，也有例
外，比如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形成了诸侯势力，严重威胁
王权，于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
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样就消除了
诸侯势力对皇帝的威胁。
客：我明白了，诸子平均析产制使一个家庭的土地和财产不断被细分，这就延缓了整个
社会的土地兼并现象。同时，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以宗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就消除了宗族对王权可能造成的威胁。
主：你说得很对，能试着分析一下多次性析产和一次性析产方式的不同吗？
客：这是奇妙的财产分配方式！多次性析产会导致土地需求的激增和激发人们的勤劳—
—任何一个家庭，都必须在自己的儿子成年之前努力置办田产。否则，析产之后的田地
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儿子两个家庭——首先会考虑到自己的生存。他若打算多生儿子，就
必须继续努力置办田产，直至所有儿子分家以后才能喘一口气，此时他已经老了，没有
余力、余财再投资购买土地，客观上形成了更多的自耕农阶级而不是地主阶级，也就更
加难以发生土地兼并了。多次性析产也会客观导致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增长成正比关系
，当一个国家内的国土被激增的人口开发殆尽，膨胀的人口必然要求国家拥有更多的土
地，这势必挑起国家间争夺领土的战争。商鞅实际制造了一个农业经济驱动下的外向的
侵略型国家形态，难怪秦国能够统一中国啊！
而一次性析产方式，使家庭不会有强烈的置办田产的愿望——总之死后分我土地和财产
，我生前只要一份地就足可养活家庭了，哪管死后儿子们分到的田地不足以他们生活，
他们自己努力吧！这样就会出现人口增长和耕地增长不对应的关系，使人们安于现状。
多置田地成为人们自愿的行为，勤劳者多置田，而懒惰者少置田，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
。勤劳者多置办土地，在有生之年就可以积累较多的钱财，购买非常多的土地，客观上
形成了更多的地主而不是自耕农；懒惰者少置地，死后儿子们均分田产之后，难以维系
自己的温饱，由于起步根基薄弱，越来越贫穷，甚至沦为佃农或流民。这客观上容易出
现贫富差距分化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主：你的这个分析是发前人之所未发，非常深刻！但多次性析产和一次性析产方式都不
可能促进商业的发展，仍然使社会结构无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始终处于农业经济
和农业社会结构之中。
客：为什么不会促进商业呢？
主：我们可以将中西方的财产继承制进行对比。在中世纪时的西方社会，身份（权力）
和不动产均由嫡长子继承，并且不可分割，而动产则是析分给诸子，并且这种分割常常
是均分。非嫡长子要想发展，只有到家庭以外寻找机会，由于动产分割继承又使非嫡长
子虽没有不动产，却拥有可动资产，如金、银等，具有一定的“资本”，因此就有了在
外面发展的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这种促使非嫡长子在社会和各地流动的财产继
承制，促成了西方社会的商业繁荣。而中国的诸子平均析产制，不动产也分给诸子，使
所有人都被土地牢牢地捆住，此外，财富的均分限制了资本积累，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
投资，也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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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西方之所以迅速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
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
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么，中国之所以始终形不成工业社会，未始不
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梁漱溟全集》第二卷《乡村建设理论》)
客：土地兼并让中国王权社会陷入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中，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在农业经
济中产生，使我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遭到列强的欺侮，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导致这些
的，却是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种种手段，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啊！
四兴亡周期律和国弱民强局面之形成
主：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
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
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
客：这就造成了国家社会的自封闭性和自组织性，一个王朝的崩溃总是因为它无法克服
这个社会结构发展到最后的惯性和矛盾。
主：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汉武帝时就有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据《资
治通鉴》卷第十八《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记载，徐乐上书给汉武帝说：“天下之患，
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关于“土崩”二字，徐乐是以秦末的陈涉农民起义
为例来阐述的，在他看来，“土崩”之“土”，是民众而非统治集团；关于“瓦解”二
字，徐乐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他认为，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
初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
这就是说：在王权社会中，一个王朝的覆亡，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无法保障社会的良性秩
序，造成支撑这个政权的主要阶级力量反对它。引起“土崩”的直接原因是：“民困而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分别对应土地兼并引起的绝大多数民众生
活赤贫、权贵官员滥权和争利行为引起的官民矛盾、中央政权失去节制权贵和有效管理
地方政府的力量。出现了这些问题，却没有有效的政治预警系统提醒统治集团，没有动
力让统治集团对民众的权利和意愿予以重视和敬畏，没有有效有力的正确决策系统和权
力制约系统对问题予以纠正。
客：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
主：是的。儒家治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治理、重农抑商和诸子平均析产
，使社会结构始终处于静止僵化的状态。当社会结构中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已经无法调
和的时候，国家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引起了主要阶级力量的反对，这个政权就崩溃了
，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新的政权又必须按照既有的社会结构确立统治秩序，不得不重
复走上一个政权的老路。
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历代王朝到了末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央集权制度弱化、官僚结
构膨胀、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问题，面对这些无法避免、不可阻挡的矛盾，统治者束手
无策。“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或调和，高级将领的富
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
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黄仁宇《万历
十五年》）
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16）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8月11日10:36 新浪读书
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起义，通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使大量的贵族地主放弃土地，农民再
次夺得土地，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新的自耕农。新王朝为了巩固统治，恢复发展生产，增
加政府收入，于是承认农民占地的合法性，并采取减轻民众负担的经济措施促进农业生
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中央集权制度弱化、官僚结构膨胀、
土地兼并现象又再次出现。统治集团又开始横征暴敛，地主、官僚、贵族又大肆兼并土
地，又使大批自耕农逐步沦为流民。农民再次起义，被兼并的土地再次被夺回，再次造
就出大量新的自耕农……
客：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就陷入了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怪圈。
主：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革的情况下，要打破这种历史循环，打破“国家—社会双向
锁死”，首先要改变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措施、经济政策，才能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
的改变。
客：当官僚机构膨胀、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的时候，国家可以扶持工商业资本，将失地农
民和冗余知识分子分流到工商业，再以相对独立的中央法院系统制约地方政府的滥权和
权贵的不法，统治危机似可纾解。
主：这就意味着要来一场新的变法了。可是，中国变法人物大多来自法家，自商鞅变法
之后，历代王朝的变法多以失败告终。八股取士已经让知识分子从骨子里透着腐朽之气
，那锐意变法不顾个人安危的“商鞅”在哪里呢？那一心富国强兵洗刷国耻的“秦孝公
”又在哪里呢？索诸中国，为华夏英杰者安在？
客：在这个封闭的坚固的统一的国家社会里，政治变革的动力已经没有了。虽然明末黄
宗羲的“工农皆本论”和清末郑观应的“以商立国”论都是针砭这个社会的良药，但他
们的思想被视为异端，不被政府重视，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让我想起孟子的一句
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国内没有坚持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
忧患，国家常常灭亡。然后我们就知道忧患可以兴国，而安乐足以亡国的道理了。出自
《孟子·告子下》。）
主：韩非子也说：“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
者，可亡也。”（看到国家大的利益却不追求，知道祸患将近而不戒备，浅薄地一心坚
持因循守旧而反对变法，坚持以仁义道德治国来掩饰自己治国无能，这样的国家会灭亡
。出自《韩非子·亡征》。）
客：这真是对儒家治国路线最有力的抨击啊！
主：所以当清王朝覆亡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指向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
客：从宗法社会到王权社会，从王权社会到民权社会，每次社会变革——商鞅变法和辛
亥革命之时，儒家思想都是变革的思想阻力，这值得我们深思。
主：依靠“仁义”治国，试图用利益和欺骗收买一个阶级的作法无异于扬汤止沸。关键
在于从政治的根源上寻找问题症结，然后通过变法予以根本改变。
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试图以政治控制社会，因此政府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
源与财富，摧毁了社会独有的民间认同，摧毁了知识分子对治乱的思想表达，摧毁了民
众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应有之各项利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造成了国强
民弱之局面。
主：是的。纵观中国王权社会的历代王朝，它们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
么被强大的外来民族所征服，根本原因在于国强民弱。所以梁启超先生面对“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在《少年中国说》中高呼：“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客：国强民弱的最终结果是民弱则国必弱，社会的发展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发展，一个试
图控制社会一切的国家，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换取稳定的。它虽免于社会变革对政
治的威胁，却崩溃于社会固有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以一己政权之私，遏制民族进化之
脚步，罪莫大焉。
主：由于政治对社会的严密控制，造成了中国在*、法治、科学、经济领域的落后，这
直接导致了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炸开吾国“沉醉不知归路”的天朝迷梦。国家的耻辱震
醒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强悍的国民虽然会以拳头和意志带给国家统治阶层很多课题，政
治体制因此面临极大挑战，但却迫使统治阶层进化，利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立更
高明的政治制度。须知：民强才能国强，只有社会多样化的健康发展，才能给国家民族
带来真正福祉和根本利益。
客：通过这七章的讨论，我受益匪浅。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在思想交流中才能引起电光
石火的灵感，才能对任何问题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主：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矣。”（《礼记·学记》）让我们共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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