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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
、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
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
”、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
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
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
。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
，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
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
。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
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
注意这些问题呢? 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
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
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
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
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
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
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
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
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
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
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
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
。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
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
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
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
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
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
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2]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
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
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
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
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
，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
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3]，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
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
，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
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
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
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
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
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
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
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
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
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
，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
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
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
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
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
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
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
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
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
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
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
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
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
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
，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
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
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
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
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
，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
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
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
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
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
，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
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 胜利后封功
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
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
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
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
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
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
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
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
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 [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
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
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
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
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
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
、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
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
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
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
。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
，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
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
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
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
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
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
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
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
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
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
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
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
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
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
，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
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
，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
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
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
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
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
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
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
，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
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
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
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
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
；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
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
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
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
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
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
，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
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
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
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
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
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
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
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
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
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
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
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
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
。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
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2]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
。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3]，有麻城的经验[4]，到了四月上海会议
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6]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
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
。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
。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
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
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
；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
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
，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
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
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
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
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
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
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
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
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
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
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
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
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
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
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
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
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
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
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
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给田家英[1]的信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2]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3]各一份，注上我请他
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
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
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
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
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
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
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刘、周、陈、邓、彭[1]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2]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3]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
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
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
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
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
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
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
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
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
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
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
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
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
。为什么南方三区[4]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
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5]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
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6]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
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
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
邓小平（一九○四—— 一九九七），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
真（一九○二——一九九七），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
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称北三区会议。
[3]陶铸（一九○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
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4]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召集这三个地区中共中央
局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称南三区会议。
[5]廖鲁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
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
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
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
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
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
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
，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
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
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
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
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
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
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
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
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
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
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
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
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
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
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
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
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
、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
、二类不去触动，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
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
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
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
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
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
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
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
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
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
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
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
。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4]，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5]
，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
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
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
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
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
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
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
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
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
始，用六十条[17]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
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
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
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8]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
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
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
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
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
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
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
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
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
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
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
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
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
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
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
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
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
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
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
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
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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