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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四、 如何制造给官僚精英群体工作压力及传递机制
[淘股吧]
我们刚才讲了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实施管理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控制权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规则中间，精英们基本上没有与控制权相一致的剩余索取权，消费层次与平民阶层落差太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在这两个视野里去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分歧和争执，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的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既没有捞到他们满意的好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下精英们的管理工作还特别不好做。
关于管理和控制权问题，在这里我们讲两件事，一个是明代晚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搞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然后再用这个特务机构去控制各地的官吏。对于这样的选择，原来我完全不懂，就跟着咱们的教授们认为皇帝很腐败无能，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形式很落后，他们除了残酷专制之外，管理水平不行，最后落实到“坏人不办好事”的解释上。到1990年代看到朱鎔基搞财税改革之后，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央政府收入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地方政府拒绝给中央政府上缴收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和控制权不足，最后没有办法了，到93年94年的时候干脆进行税制改革，建立两套平行的税收机构，以大幅度膨胀收税机构、人员和收税成本为代价，把主要的税种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支出不足然后再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转移和补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地方政府，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朱鎔基的税收制度改革背景，与晚明时代背景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僚群体失去了正面的良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晚明的皇帝在失去了良性的影响力以后，他就使坏招，反正我没办法从正面影响你的话，你们这些个官僚还要不要命吧，我派的特务就在你边上，搞不好就搜集你的证据搞一个满门抄斩，用这个东西来吓唬你，控制你，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穷途末路，或者说是管理的破产，管理手段的破产，最后只能用这种流氓特务的方式来控制官员，这说明整个行政体系里的制度和程序控制方式完全失效。在深圳也流传了一个笑话，真假不清楚，就是说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用办公室和已经登记的手机跟朋友通话，而是跑到街上打公用电话才说点私房话，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
在政府失去对各级官僚精英群体的良性影响力方面，有一个农民编成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是说“村骗乡来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基层不兑现。”农民具有痛切感受的沉重负担问题，中央为此发了几十个减负文件，严厉要求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农民纯收入5%以内，但是多少年来从来不生效。
如果官僚精英群体变成了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行政权力，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非常可怕的，足以使一切行政管理和控制手段失效，跟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去追求自身利益那个利益份额相比，中央政府能够采用的制裁措施就很难管用了，良性管理手段失效了。如果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向经济人方向发展，贪污被抓的几率很低，贪污的风险很小，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建立瓜分经济利益的同盟进行相互勾结，以实现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过程，这个时候就是上上下下各种权力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进行突破就很困难了。韩非子里面有个预言故事“社鼠城狐”之患，说老鼠和狐狸跑到人们不便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地方躲起来，以逃避被抓的风险，用来官僚精英群体自己贪污，却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向国家政权转嫁成本和风险，以逃避受制裁的可能。辽宁的反腐败的力度一度比较大，结果形成一些政府官员根本拒绝办事的后果，最近国家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说，公布审计报告打击了国电职工的积极性，基本上还是先秦社鼠城狐的故智。
政治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国家目标，保证努力方向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运用权力去组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发展生产，势必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如果这个精英群体实现了整体化，显然他们“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模式就具备了条件，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控制手段去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良性的影响力呢？在这样的视野里，回顾毛泽东时代和后来的文革大民主运动就很有意思。
三面红旗是58年正式表述的，但实际上整体框架在56年就已经全面具备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我们国家工商业改造已经完成了，私人资本已经被赎买了，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里面了，新中国建设已经完全排斥了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在政治报告肯定了业已完成的既成事实并得到通过以后，三面红旗的实质性内容都已经具备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模式和农业依靠集体化来增产的路径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规划。
官僚精英群体的个人只要是没有真正实现"非经济人化”，就必然要有所抗拒。在这个视野立去回顾从56年到58年的高层分歧，显
然就有很不同的判断。虽然政策已经确定，但是要很好地落实还是需要做工作。毛泽东
在这个期间，做了许多探索，并试图引用党内的力量去促使党内工作作风的转变；在
1957年的“整顿三风”中间，毛泽东要求实现开门整风，要知识精英出来说话，试图让
他们的批评成为党内官僚精英群体工作的良性压力。结果反而引致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弹
，变成了一次反右运动，还大大地扩大化了，一些人包括当年的右派林西翎也认为毛泽
东后来承认是“阳谋”和“引蛇出洞”，实际上是从自己最初的立场上后退，因为毛泽
东当时还没有痛下决心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这个决心直到1966年才下。另外一个很重
大的事情，是毛泽东自己亲自给官僚精英群体做思想工作并辅之以政治压力，毛泽东不
仅拉着党内高层官员到处开会，毛泽东亲自出场做了超过100场讲演，还在毛泽东推动
之下形成一系列的决议，以形成决议的程序和制度去压他们；因为仅仅是正面推动还有
困难，毛泽东还动用非常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今天被“非毛化舆论”反复诉说的几件事
情中间，就有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右倾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很明显是毛泽东那政治
压力当管理手段使用的结果。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这个建设思路归结
为“三面红旗”，并通过大量宣传让普通群众掌握，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群众中
间建立政治正确性的氛围，以期规制官僚精英群体。邓小平在1980年代搞“不争论”，
实际上还是部分受到毛泽东1958年“政治正确性”建设运动的压力，不敢轻易去正面抗
衡毛泽东时代舆论导向，只能是选择“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在八大之后竭力落实并规范高层官员的努力过程，不仅不像后来描
述的那样厉害，还受到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我后来访问到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叫刘
真，他在文革初期主持大学组学习文件，他为看到从57年开始毛一系列的文件和讲话，
包括这中间62年的一段争执，他说对毛泽东非常同情，毛主席讲了这么多了，苦口婆心
的劝说，这些人就是不听，连他的秘书田家英也不听，这些人太可恶了，所以他就认为
毛很值得同情。他对毛开展文革就很理解，支持文革运动开展和造反派起来造当权派的
反，他自己说这个选择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同情，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就缺乏一个有力的
推动力量，就是要群众起来发挥影响帮助毛主席。因为始终找不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管
理手段和推动官僚精英群体去积极工作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去看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
有50米，实际上是说你干不干，再不干给你带个政治帽子式，其实就是用给你带个政治
帽子的方式施加压力。虽然八大政治报告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中央委员和政治常委在
会上大家也都举手了，但是要在现实中间积极去落实和贯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报告说
农业怎么做，工业怎么做，大家都同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中间做和不做
，慢做和快做，积极的去做还是消极的去做，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里面就看到毛当时
的心态。
毛在使用右派这样的帽子之前，除了几十次几百次讲话以外，还积极主动
做些表率工作，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是一个理想家、战略家，只干大
事，但当时毛并非完全是这样，他在1958年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呢？亲自总结了《工作方
法六十条》，然后又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进行宣讲，你们不做、不爱做，不积
极地去做，毛泽东亲自告诉你们怎么做，就是一条一条总结该做什么怎么做，毛亲自总
结的，像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是秘书的工作范围，毛亲亲自给这些人当一回秘书，帮助
总结出来。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一通，讲了一通还是不太管用，接着又开成都会议，后来
才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决议建立的人民公社，从公社存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
作为一个联系县政府和村庄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政企合一的组织，既承担政府功能，同
时也是一个企业性质的机构，乡村技术服务和办工业的努力都是在人民公社层次进行的。
1980年代的宣传说，大跃进就是极左，三面红旗就是极左，更重要的联系
是说它就等于浮夸风，然后还把这个浮夸风说成是三年困难的原因，然后要毛泽东作为
三面红旗的决策者为饿死三千万人负责，这就是今天的主流叙述和多数人接受的信息。
浮夸风和三面红旗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只与官员的政绩和评价有关系，
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官员们就一定要用浮夸风来应付，也说不过去，所以需要分析政策和
路线与大量浮夸风之间的传递机制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建设是不是要少慢
差费，能不能实现多快好省，这个差距体现着私人资本主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动员强度和
能力的差别。政权主导能力的很好发挥，必然要与官员的工作努力状态相联系，如果能
够顺利推动官员向前努力，多快好省乃是必然的结果，毕竟政权的积累能力要大大高于
私人资本的作用。
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困难，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困难，如果谁能把这个困难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谁就是神仙，得个把诺贝尔奖根本不
值得一提，现在所有全世界的资本家在为这个问题操心，从90年代以后，研究委托人－
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相容和契约理论，就是要为资本家解决怎么监督经理层的问题，我股
东怎么让经理班子尽心尽力的往前冲，我董事长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激励总经理，
为此已经很大方地发出了好几个经济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不仅始终没有解决，至今连像
样的答案都没有。虽然资本家企业规模更小控制更容易，但是几十年来还没有找到好方
法，诺贝尔奖给的很多也给得很丰厚又很集中，就是希望重赏之下出勇夫，聪明人都来
帮助想办法，本质上是想要影响全世界高人的努力方向，要大家都要来想这个办法，为
资本家们共同操心的问题出谋划策，费点心费点力帮资本家们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所
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结构性的难题，越是毛泽东的那种需要权
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体制，这个结构问题越就突出，所以毛泽东费尽心思也没有
解决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用了所有手段还不管用，这个时候来个绝招――政治压力，毛泽东
只是在几十次思想工作不能生效的情况下，非常谨慎地选择对能够深涵周纳的周恩来总
理用了这招。
刘少奇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用戴政治帽子的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个方式最
是简便易行，基本上不需要费心费力，那我们也来照章办理，结果1958年刘邓主导了一
个规模很大、对官僚精英群体造成很大政治压力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这个运动
1980年代完全不宣传。这个拔白旗运动，还不仅仅是今天的“末位淘汰制”那么简单，
政绩的不行的人不仅要下台，还要被说成是政治上的敌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个人
叫何载，后来担任过中组部秘书长，他1958年就是“拔白旗”时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下
放到农村干了20年农活，可以想象一下当初“拔白旗”运动对官员的压力高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到毛泽东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
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交代，然后不得已才偶一为之，还特别选择使用对象，刘邓在大范
围内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这些前提和后果都不考虑。
这个“拔白旗”运动，给各级官员带来的强大思想压力，又缺乏适当的引
导，听任浮夸风蔓延和相互激励，结果带来官员即使出于自保也得跟上这股疯。毛泽东
决策的三面红旗本身与浮夸风没有关系，但是刘少奇为了简单地推动官员工作，盲目使
用政治压力，又缺乏及时的引导和调节，结果带来各部门各级政府，争相浮夸，盲目地
进行数字上的跃进，结果竟然导致毛泽东亲自压高指标，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毛泽
东为此进行过多次会议和调整，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前
期，各地诸侯竟然都拒绝买帐。拔白旗运动搞得官场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居白旗，就
是再这个非常庞大的政治压力下，各个地方争先恐后地制造出先进典型，湖北省的先进
典型是从王仁重亲自跑到襄樊地区搞的，在老河口伙牌公社去搞了个典型，说小麦亩产
3215斤。湖北是这样靠近西北方是小麦产区，靠武汉周边是水稻产区，王任重放完3215
斤得小麦卫星之后，还是心里没底，怕自己好要当白旗。他一个电话打到孝感地区，地
委书记不在家，魏秘书接的，王任重说历来低产的小麦已经达到了3215斤，向来高产的
水稻应该达到多少斤，你告诉家吉。孝感地委书记叫王家吉，王仁重亲自从襄樊跑到孝
感来蹲点，在孝感按照王仁重的部署准备搞一个亩产千斤县，王任重说千斤县里面必定
有亩产几千斤的公社，几千斤的公社里面必定有万斤田，亩产万斤的生成逻辑就是这样
的。这样搞了两个月，各种各样的高产典型都出来啦。我访问过一个人，就是当年孝感
地委秘书，当时接过王任重电话的，此人后来参加文革是造反派，所以没有升官留在民
间还可以访问到。在合作化时期当时地委书记出题，他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飞
上天》，这个文章受到毛的肯定，收入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在
1958年的时候，上级布置了很多任务，叫他天天下去采访哪个地方出现了万斤田，把他
分到应城去，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农民懒得很，懒得做那个假典型，把那个稻子割掉，留
一块很密集的谷蔸子给他，要他们按照每平方米谷蔸子有多少个稻穗，每个稻穗多少粒
，千里重是多少你就乘吧，结果七算八算，算出来有七千多斤，心里正着急找不着万斤
田，结果王任重亲自蹲点的那个县出了万斤田。后来又要他去武昌县豹獬公社去，那是
湖北省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延春的点，他也要出万斤田，这块田见报的时候说出了3万7千
斤，拔白旗运动下参与造假典型的干部级别都是很不低的。
当时很多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刚好武汉大学有20多个同学在那
里调查，那时候很多大学生很多来自农村，他们对农业生产很清楚，根本不相信万斤田
，怎么会有3万多斤呢？于是就去访问农民。贫下中农开了会，统一了口径，说真是这
样。地主富农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后来学生就问到富农，他们就告诉学生们典型从哪
几块田搬过来的。那学生去田里一看，是呀，这谷蔸子都哪儿去了？在验收的那一天，
有新华社记者和农业专家参加，王任重还亲自带队，中央电视台还派了人拍摄电影，预
备播放。那个时候人还是很天真，以为事关真假，完全不关心干部的个人得失，带队的
老师姓陆，陆老师冲上去说“王秘书长，王秘书长，你们赶紧回去，这个样板是假的！
”这样一来王任重就很紧张，不仅让他大大丢脸了，他自己回去了，把王梁留下来主持
开斗争会，可是那个陆老师很顽强，三天三夜不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最后没
办法就给他施加组织压力，把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何定华在“文革”时候被王任重
亲定为“三家村”）找来。何定华就赶紧道歉，说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把人都带走了
。从这个里面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拔白旗”运动给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了多大的压
力。
共产党这个官僚精英群体，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特点是组织纪律性好，
多数人是打仗出身。这一个方面是优势；第二，因为是一个新政权，不太腐化，心中还
是有诚意想把事情搞好，毕竟是文化水平极低，没有管理经验，做工作容易简单粗暴，
整齐划一，在这个拔白旗运动里面就暴露得很明显。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到处都有
反映。毛对这些问题都很清楚，还在4月29 日特别写过一封信，要求传达到小队长手里
，要求他们按照正常去安排工作，不要理会高指标。毛应该说是比我们的管理经验多得
多，对整个现实都把握得都很好，出现这些弊端表示理解，作为“交学费”，但是错误
不能总是继续，下面要改好。为什么说毛泽东59年说这个是个学费，这涉及到一个制度
和程序建设的成本支付问题，合格的干部和制度要建立起来并为人们接受，需要一个正
规化过程和时间，在正规化早期出现了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和各种失误，确实具有不可避
免性质。喻权域老先生参加过土改，他说一般要换三拨干部才能把合适的人选换上来，
先是勇敢分子当干部，接着是思想好的上台，最后才有德才兼备的干部出来。建国后整
个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没有走上正规化，没有建立起一套组织考核体系，现在通过1958
年的这个挫折过程，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毛泽东既严厉
批评，也抱有宽容和谅解态度；这与彭德怀觉得机会难得不同，彭德怀不仅仅是有话要
说那么简单，实际上是不依不饶要去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今天那种造政绩的方案很精致，很委婉，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发现的
结果就是不容易改正。我认为相比而言亩产万斤的造假更容易改正，如果非要造假不可
，那就亩产万斤好了。今天一些精英们说，那个时候人们都没有常识，发疯发颠，只有
他们树立的几个典型才有起码的智慧，这只能说明精英们自己理解能力的贫乏，这样的
问题是政治压力造成的，精英们又要袒护责任者，明明是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失误造成的
问题，结果被精英们局限在技术和认识层面，结果叙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弱智。弱智是
精英们的弱智，完全无法识别政治过程的特定场景。
毛自己指责周恩来，但他的条件是我给你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我从
1957年开始到1958年我给你说了几十次、上百堂讲座，根本不办之后他才选择了施加政
治压力。但是刘少奇和各级机关他就没有这些说服教育工作，也没有交给工作方法，他
就是简单施加很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搞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浮夸风”高潮，结果使得
国家管理失去了正确的信息。浮夸风达到什么程度？当年统计上来的1958年粮食年产量
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国历史上粮食最高产量是1998年达到 5.123
亿吨，还差300亿斤，这个数据是李先念还以为自己比较谨慎的一个数据，结果毛主席
说要打七折，最后见报是7500亿斤，到庐山会议前期再调整为5000亿斤。因为这个“拔
白旗”运动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王任重这些省委书记一整批人，全部都有责任
，倒是毛泽东没有什么责任，从主持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自己亲自给
六级干部写信要实事求是。1980年代的宣传目标是要突出毛泽东的对立面，把责任推卸
给毛泽东，以解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结果在宣传上就必然要省略这个至关重要的拔
白旗环节。结果在宣传上，前面有大跃进并命名为“极左”，后面有“浮夸风”，把它
命名为“瞎指挥”，中间缺少了在管理过程的传递机制和作用过程，极左决策究竟是怎
么传递下去并执行成为浮夸风的，使人感到非常费解，只好是把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和记
者作为弱智和疯癫去理解，就是因为政治责任问题很涉及到敏感人士，只好在历史叙述
中把“拔白旗”运动屏蔽掉的结果，这个运动因为与决议不一致，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回
忆录中提起过。1980年代的历史叙述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要重新评定毛和他的对立面
谁是谁非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需要把这个传递机制加进
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后来的困难期间，浮夸风确实是部分地区严重灾害的直接原因，最著名
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区是“浮夸风”典型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红旗插得最多
的地区。当时信阳地区是450 万人，饿死的人的比例相当高。我后来访问过一个人，叫
杨珏，他在吴芝圃1957年发动反“潘杨王”运动时被打下去，1962年他回去主持工作纠
正“浮夸风”，对信阳饿死的人数进行过核实，死亡数字最开始有两个，一个是120万
人，一个是80万人，最后他们核实了在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了100万人，差不多四分之一
的人口被饿死。这个事件极其严重，促使了毛泽东对整个官僚精英群体进行重新认识。
1960年的时候发了个中央文件，开始提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背景就是信
阳事件。
从鼓吹和执行过程看，应该说“拔白旗”和“浮夸风”运动的第一号责任
人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从来不检查自己。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说，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
大会上承担了责任，所以是刘少奇的威信很高。当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两次讲话
收入了刘选。他在讲话中反复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意思是说我没错，都是你们这
帮家伙在下面各搞各的，搞坏了，这引起很多人的反感。相反，毛泽东却承担了责任，
但实际上“拔白旗”运动跟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在七千人大会上
人们对毛泽东很是心折，毛为了安抚大家帮助刘少奇擦屁股，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说，我
们这次会议都不戴帽子，都不打棍子，刘少奇说的反对分散主义也算帽子，但只是说说
而已，并不真办，大家下去还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会上的真实场景就是大家对毛非常服
气，对刘极端反感，因为“拔白旗”就是你刘少奇干的，是你施加庞大的政治压力逼良
为娼，然后还说是别人乱搞搞坏的，底下要是不报亩产万斤就给你划为白旗，还动不动
就要上升为敌我矛盾处理，你自己反而不承担责任，就拔白旗运动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
刘少奇工作方式和个人胸怀之一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仍然是官僚
精英群体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继续进行站队，排斥各级那些批判刘邓的人以巩固中央
的权威，换言之，“反右倾”的错误是为了掩盖“拔白旗”运动的错误，结果是在错误
的轨道上巩固了刘邓的政治地位，在驯服工具论的基础上塑造官场风气，这是邓小平
1959年之后自信心极度增强、并6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政治基础。
今天的历史叙述中，196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批判“黑暗
风”、“翻案风”和“单干风”，后来被毛泽东称为1962年的右倾。当时批判“单干风
”具体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一个是邓子恢。毛批评田家英是说他思想动摇，一
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能坚持立场，新中国要搞人民公社、搞工业化都是由政治报告和党
的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作为政策制订者，对政策完全缺乏认识和信念，你怎么就随便一
退就退到要搞单干上头去了呢？毛对田家英就是这样批评的。而毛对邓子恢的批评就很
不一样，毛说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没有任何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到处乱讲跟党
的历次政治报告不同的东西。另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对毛泽东
讲，如果分田到户，四年可以恢复，如果不搞分田到户，八年还不能恢复。毛就问他，
你给我讲一个道理，为什么单干比合作恢复得快？你给我讲一个道理，工业化要不要搞
？究竟怎么搞？从此以后，陈云基本上就不在毛泽东面前出现了。大概从此以后，刘少
奇也不重视陈云，陈云后来埋怨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反
正从1964年开始，少奇同志就不通知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毛和他的对立面争论的
问题，还是八大报告中间肯定的那个老问题，就是新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
。一个政治报告确实解决不了重大思想分歧，今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都出了选集，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被1980年代“非毛化舆论”中间被肯定为八大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
，在自己的著作中间，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领会了政治报告实质精神的！
毛泽东个人相对而言比较具有前瞻视野，对政治报告和决议常常加以引导
，只要会上通过了就成为毛泽东加以援引的资源，要求对立面认真执行，毛泽东作为党
内的少数，常常把决议和政治报告作为做压力施加给对立面，要他们能够按照已经决定
的方向去推动工作。
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错误，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说
毛泽东违犯了八大的集体领导，把毛泽东的对立面打扮成为八大报告的捍卫者，这个宣
传的发明权要归功于小平同志，他首先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违犯了八大关于政治报
告的决议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固
然是依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而关于主要矛盾表述也不反映刘邓当时
的看法或者集体认识，而是秀才们胡乔木和陈伯达灵机一动作出来的，事先只有毛泽东
看过，经过毛泽东临时同意（而刘邓并未过目）然后在会议上被代表们表决通过的，更
不反映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分歧。邓小平是迟至 1980年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
的，然后主流知识精英和舆论宣传才大力紧跟的。
三年困难时期暴露了官僚精英群体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毛重新评价党
内上层和下层，毛对上层采取缓和方式，自己亲自出马作思想工作，借助1963年开始中
苏论战的契机，重新给政治局常委们和其他高级官员讲一遍理论课；对基层干部采取稍
微严厉一些的方式，就是以清理经济问题入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1963年开
始的“四清”。
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中间的回忆，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召集中
央高层开会，包括扩大到吴冷西、王家祥、张闻天这些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实际上就
是毛主席给中央高层上课，我们应该在政治上怎么做，工作的压力传递机制怎么样，怎
么样正面影响官僚精英群体，核心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为百分之
九十五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五的人服务，我们的立场站在哪一边。仍然是试图在思想
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面的良性的柔性的引导机制，避免像“拔白旗”这样的消极
影响。这也是毛泽东吸取教训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讲课的效果在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大
家一致同意说共产党当然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当然是要反对“三和两全”，当然是要
和赫鲁晓夫相区别，这个一致的结论，最后就写成《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
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这个《九评》里面已经全面表述了毛泽东
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
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而是要继续努力，为多数人服务，就是
坚持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实际上，这是在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把中国革命
的过程和目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说了一遍。这是毛泽东选择的对高层干部的
做法。
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就是在农村开展四清，针对广大农民不满基层干部作风
粗暴，在困难时期多吃多占的问题都清理一遍，四清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要临时赋予农
民评价和监督干部的权力。原来的四清在农村的内容，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前十条”
中间给予全面列举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管理”，实际上都是跟经济有关，
跟干部的工作有关系，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就把这个四清的内容变
成了单一的“清经济”。原来毛泽东的规划中间，虽然面上是经济问题，骨子里还是要
解决权力的归属和服务方向问题，要农民自己起来说话，去臧否干部。经过刘少奇和王
光美的大力发展之后，四清就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变成了四
分之一，把四清的任务扩大了四分之三，这个无限扩大了的运动目标，显得漫无边际，
难以操作，据说学习文件就花了几十天，被毛泽东批评为繁琐哲学。工作队下去之后又
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连什么的，好像见不得阳光似的，一个应该公开进行的政治教育
运动，变成了抓特务式的秘密侦察，必然就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和极大地偏离原来的
目标。
刘少奇在湖北省四清干部动员大会上有个讲话，其认识论和哲学基础就是
“四个交叉”，四清和四不清交叉，敌我矛盾交叉；在打击矛头指向谁这个最关键的执
行方针问题上，他提的执行方针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这样，四清工作队下
到农村后就划新富农。本来运动是要解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上级派了工作队下
去以后，就变成了打击干部以外的群众。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以后，又升级成为把所
有干部看作一团漆黑，要对他们进行秘密侦察和调查，或者要全部干部下水洗澡、放包
袱下楼，实际上意味着干部组织考核体系全部推倒重来，把1958年以来付出巨大学费建
设的组织考评体系都作废，原来的考核标准都不算数了。桃园经验就是先假定你们全部
都是阶级敌人，所有的干部都上楼或者下水洗澡，由于涉及人数太多，没有办法一一调
查核实，于是工作队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就大量提倡自己交代，不再花时间去调查
核实。鼓励你主动交代，或者积极揭发同事，甚至大搞逼供信，这样工作队就先解放你
，定为一类干部、二类干部，作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如果你不跟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配合
，不就把你放一边，不管你以前干得怎么样，个人品德、工作业绩都作废。用工作队的
操作困难核定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用这样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只能是制造问题，李尔重回忆说，他们当年向毛泽东汇报四清工作方法的时候，毛泽
东非常不满意，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毛泽东选择了文革。毛泽东后来说这样的工
作方式在表面上很左，其实是形左实右。在文革期间批判这是搞独立王国，要把上下级
关系变成庸俗的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通过四清运动变相地推广 “驯服工具论”那一
套东西，把党员和干部变成驯服工具，目的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学生造反派更加不客气
一些，北京南下的学生说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张体学争辩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
帮”。
事情发展这一步以后，毛刘分裂就非常公开，刘原来在毛讲课的时候，表
示都同意保证要站在多数人一边，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建立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上。
一到具体主持工作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样，自己的“小九九”都出来了，迎合各省各地
的干部巴不得把下属都换成听话的人这个意愿，而基层的“五风干部”又巴不得把运动
的打击矛头指向群众，干部群体的两个意愿刘少奇都愿意主动地去代表，就是没有群众
的意愿，就是没有要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决心。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两个东西出来以后，
毛主席一看，问题还真不在基层干部那里，上层问题特别是中央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你
们当面同意了，背后又另搞一套。这样23条就出来了，23条一个核心就是说运动的的重
点是“要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就是毛刘分裂的真实过程
，在新版的《毛泽东传》里面，有一部分选录了四清时期的一个内部讲话，毛刘两个人
在讲话中间相互不接腔，你说你一套，我说我一套，各自的讲话都是一篇完整的意思。
毛下决心要搞文革，就是因为党内有组织的调整机制，党内的正面推动力量已经没有了
，所有程序方法都已经用完了，那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我们
的阴暗面，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来给官僚群体施加压力，施加良性的工作影响力。文革运
动的决策，本身是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四清转移打击方向之后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文革初期，运动的重点和矛头又有一次改变，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白
色恐怖”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喜欢写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得
清清楚楚（日记后来被造反派得到了），当时根据少奇的布置，刘少奇给王仁重打电话
说，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30-40万右派。王仁重一算，全国要打30-40万右派，
我们湖北要在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里面打5%的右派。本来经过四清的争论，文革运动方向
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后来有人检讨的时候说是“老革命遇到
新问题”，不知道文革怎么革，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真实有什么犹疑或者不确定，
经过了四清的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文革的目标和对象是相当清楚的
，就是要解决干部队伍内部的问题，绝对不存在被误解为第二次反右运动的可能。文革
初期运动方向的改变，代表的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水平和阶级意志的初步觉醒，他们不
愿整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接受有组织的程序监督，所以运动对象和打击矛头一再被
转移。1980年代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大大发展，毛泽东
施加的压力很大的，没有人敢跟他正面碰，所以大家都无法纠正极左错误，如果事情真
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当然就要为很多大事情负责了。这个说法虽然为主流知识精英广为
宣传，但是显然无法解释四清到文革初期的运动方向转移问题，倒是毛泽东说邓小平他
们一贯自行其是6年不汇报工作的说法，更接近于当时的政治现实。
刘邓他们为什么敢于转移斗争方向，反复不断地去整群众呢？这个目前缺
乏文献支持，需要进行推断，师东兵写过一本书《中国第一冤案》，这本书主体是写刘
邓陶如何被打倒的过程，还得过中宣部的奖项，他在书中提供一种解释，他说刘邓当时
判断，在党内多数人都不愿整自己的情况下，他们有多数票，就算是毛泽东不愿意了，
要公开跟他们翻脸，他们也不怕，所以敢于改变运动方向跟毛泽东叫板，把打击矛头对
准党外人士和群众。刘邓之所以这么干不是误解，是他们判断自己有力量那么干，毛泽
东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师东兵在书中也写到，毛泽东在66年7月16日从武汉游泳游到北
京以后，就着手扭转这个运动方向，主持撤销工作组，薄一波、何长工这些人很慌张，
因为许多人在会上都争着向毛泽东检讨，背弃了原来原来的立场，结果多数票集团瓦解
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候，反而是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十六条。如果刘少奇真是师东兵
所说那样，事实表明刘少奇对大局判断严重失误，在毛泽东跟前他永远得不到多数票，
即便是文革这样违背官员意愿直接针对官员的大民主运动，刘少奇也无法得到和维持多
数支持，毛泽东相对刘少奇的权威是很大的，十六条能够在中央表决通过就雄辩地证明
了这一点，所以那些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从刘少奇手上夺权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文革
初期毛泽东还能够争取到违背官员自身意愿的“多数票”这个重大政治事实。
十六条通过的时候，在公开性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被看作是文革起点
的五·一六通知，都是秘密发行到党内发到某一级别，不向公众公开的，而十六条一通
过，第二天（8月9号）就在全国各大报刊第一版刊登出来，政策就这样第一次直接交给
群众了。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政策的公开性，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政策和
意图，就无法体现出来，许多研究文革的精英们老是穷于挖掘宫廷内幕，完全不考虑没
有公开性的政策，就无法为广大群众对掌握和接受的基本事实。
国家都需要管理，而中国的国家权力通过国家官僚精英群体的组织调配，
去组织领导新中国工业农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权力行使或者管理中间，对管理者
如何施加良性影响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组织程序有悖官僚精英群体意志无法运用
的情况下，毛泽东最后是选择是动用群众的力量，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和激励。通过群
众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方式，来促使官僚精英群体实现真正的服务方向转变，
文革的全部是是非非，我认为都要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里去认识。对于大民主是用于“
对敌斗争”的性质，毛泽东认识非常清楚，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面明确表述过；对于群
众运动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毛泽东也十分清楚，他本人就是革命家的出身，但是在失
去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对管理者的行为限制和监督，毛泽东认为需要而且只有要群众出
来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适当的威慑作用，让官僚精英群体
看到群众的力量意志，知道有所戒惧，不能走极端。在这个层面去评价文革，那么文革
就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更不是空想和判断失误，文革的成功和失败就要以对官僚精
英群体的压力是否形成，以及是否起过作用。
当然一次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对管理者永远起作用，一次运动的经验
与教训，尚不足以催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实现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变换。所以毛泽东
说不要认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革就能解决问题，群众压力在国家管理体系内部的传递
是经常需要的。以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方式向官僚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成本和代价是很
高，无法程序化和制度化，使用的前提是有组织的程序都已经失效了。 | w****2
发帖数: 12072 | 2 在新一轮“否定文革”运动的高潮中回顾文革的认识论价值
一、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研究文革这个热潮不是我们要兴起的，是反毛反文革那一派人士，把这个热潮
推到一个新的高潮。我研究文革是被动跟进性质，因为我感到很惊奇，我99年上网参加
左右派论战，就感觉到这样一股加强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气氛，论战的一个长期不变的
话题就是毛泽东和文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的原因，因为不掌握事实就没有发
言权，就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确实不了解，不是亲历者，论战到最后
我们说话也没有底气，逼迫我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我住在武汉，这是一个研究文革的有利条件，武汉当年的文革在国内是比较有
代表性的，群众组织和运动的规模是非常浩大的，因为武汉群众组织分化不是特别厉害
，这是后来诱发武汉720事件的原因，这个时间是全国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算是一
个标志性事件。
武汉当年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叫“钢二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
钢二司的宣传部长，在得到他的帮助后，陆陆续续的结识了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在主流的文革叙述之外，了解到文革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层面――群众性
的文革史，去追寻造反派青年学生和个人为什么参与文革运动，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
他们后来经历的政治斗争过程如何，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就积累了一些这个方面的材
料。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是长期不受重视的，不仅是国内受到政治的限制如此，包括海外
的研究也如此，那些所谓的权威也完全不重视文革政治博弈另一方的资料。
在调查文革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一个人，把他的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听，也许有
助于我们大家了解，文革为什么需要研究。这个人姓张，他家在解放前是个大地主，他
祖父曾经在北京上大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后来北洋政府任
命他当江苏泰昌县县长；他的父亲是北阀时期国民党的师参谋，大概是在30年代改变了
自己的信仰，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父亲后来的遭遇不好，结果促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的
官僚精英群体是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认为这个群体是有问题需要改进，所以他很积极
主动的认同了毛，就是党内有坏人，有走资派，毛一说这话，他就认为说到他心坎上去
了。这样他就积极主动地参加了文革运动，因为参加造反运动，所以他的遭遇就非常惨
，但到后来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不后悔，自己虽然是妻离子散，69年的时候又
被判3年徒刑，释放候又把他下放到鄂西北山区农村，回武汉之后也一直没有稳定工作
，眼睛也瞎了一只，现在要靠儿女抚养，但他不后悔。他说人生本来就应该这样，有很
多波澜，酸甜苦辣咸都应该尝一下。他自己说从祖父参加火烧赵家楼开始，到他父亲的
思想转变，到他自己参加文革，他说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中华民族
要到哪儿去，中华民族有什么路可以走？始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说80年代开始的时
候，就是他们造反派政治上最不得意的时候，但他还觉得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机会的
，还是挺高兴的，到现在，他认为，20多年来，这条路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路越走越窄
，从这个意义上，从他祖父那么积极的参加五四运动开始，到他现在积极参加文革运动
，改革开放又有20多年，这么长时间的跨距里面，在三代人的时间里面，他认为中国所
面临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当然，张先生是个人出身，没有很高的理论的修养，他的看法却很坚实，来自
中国的现实，是很朴素的，从现实出发，从现在社会的紧张关系看，他就觉得这个是很
大问题迫切需要答案。其实就算把这个层次再抬高，抬到全球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仍
然是有两派在争论，一派人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就只能是这样，只能是全球资本
主义的一统天下，或者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大部分社会剩余，然后再去控制或者动员多数
人；另一派人仍然是理想不死，就象我们这个乌有之乡的名字所象征的那样，还是要去
追寻一下另一条更好的道路，主张另一个世界是不是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在全球视野
里也是始终没有解决，还是在争论之中，无非是有的时候这一派人比较得势，有的时候
是那一派人得势，二战之后的早期，哈耶克在西方知识界声明狼藉，到1974年却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风水轮流转，问题还是没有尘埃落定。
二、 否定文革背后的意函变换
[淘股吧]
文革过去几十年过去了，在1980年代被政治决议否定了。最近20年来，在表面
上否定文革的话语没有变的情况下，其内涵却有着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海内外的网络
兴起以后，我们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网络上面关于文革的争论不受控制，一直都很热
门，但是慢慢的在这些否定话语背后的味道已经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否定文革
的研究就很有意思。
否定文革的话语内涵，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一届六中全
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关于文革的叙述，基本上不是一种研究，而是要在政治上要判定共
产党内相互争执的两派的是非，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在几十年内关于新中国建设的争论
到底是谁对谁错，决议就是要在政治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社会舆论上，响应决议并
对舆论和普通人的意识形态世界起作用的主要是借助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来实现的，伤
痕文学很真实的实质部分就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在文革、在毛泽东时代30年里，利
益受损，自己的最大利益没有实现，自己要的社会秩序和分配方案没有实施，所以感到
不满，或者在文革十年中间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质疑和冲击，或者按流行的说法叫
受到迫害，这个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伤痕文学就是一部分人要出来倒倒苦水。
在六中全会的决议之后，是政治决议解决党内是非的重新评说，由伤痕文学表
述部分精英们的黑暗感受，这个相互配合的内外搭配我认为很真实，决议反应的是党内
需要，文学去争取社会舆论同情。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时代党内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缓和，毛泽东要
走的道路，自始至终一直都有人在反对，这个反对方面的理论在1980年代我们还看不清
楚，那个时候舆论还是说毛泽东错在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原理，很多方面运用错了，
他毛泽东批判的许多东西正是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说是要从毛泽东时代不太好的社会主
义，进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好的社会主义。那么再结合今天的现实看，用好和不好
的马克思主义，来定位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之间的分歧是不合适的。从发展趋势看，毛
泽东定性的自己和对立面的分歧性质，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已经由社会发展的事实检验
过，毛泽东当初的判断不能说是极左，也不是什么扩大化。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反对的这条路行不行，走不走得下去，这是在
理论上需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不能在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得时候，老是停留
在“倒苦水”的层面上，老是去描述阴暗面，而是要超越文学叙述层次和争取同情的范
畴，要在真正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里面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早期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政
治和经济学方面是坚持“不争论”的方针，那是符合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但是今天继
续这样的“不争论”就刚刚好反过来，不符合现实政治需要了，我们知道中央前些时发
布了关于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意见，其实高层恐怕就是有道路选择方面的困惑。
我们看到，今天主流知识精英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叙述，他是要起这样一种作
用，防止人们去思考和比较毛泽东时代的得失，服从建立话语霸权的需要，直接告诉你
什么另外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制止人们去思考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道路
到底是不是可能。早先的文革叙述，是解决党内政治是非问题，表述部分人的独特感受
；那么现在的文革叙述已经脱离这样的轨道，服从建设话语霸权和文化专制的需要，这
是一个质变，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同样的形式，进行非人道控诉，炒几碗冷饭；但是叙
述的实质和服务方向已经发生了质变了，早期是满足政治需要，现在是满足文化和思想
专制需要，利用早期否定文革建立的叙述资源，利用建设道义立场的方式去排斥理智和
逻辑，利用复述早期文革叙述的结论去和最强大的官僚精英群体保持一致。这些东西我
们也是参加网上论战以后，再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以后，才慢慢感悟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再检讨今天主流学界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叙述，会发现，
他们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妨碍我们去检讨另外一个时代，妨碍我们去思考另外一条道路，
妨碍我们去寻找新的理论空间和思考中国出路。因为早期争论文革的两派绝大多数都不
在政治舞台上了，都不在了，这个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了，剩下来的就是说我们要到哪
儿去的时候，去规范人们怎么说，谁来说，什么话不准说，是建立这样一种规矩。主流
知识精英建立这样的规矩，利用两个资源，在学术上面援引早期非毛化时期的现成叙述
，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会心理上与人们已经有的印象和知识接轨；在政治上保
持与官僚精英群体的一致性，和最强大的群体保持一致，本身是一种力量整合方式和统
一战线策略。
针对今天主流学界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叙述是服从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的需要
，就这样的重大转变理应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疏理文革和毛
泽东时代的问题，然后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思考。因此研究文革不是要搞平反委员会，不
是要为谁说话，没有这个必要，当年中央高层参与文革竞争的两部分人，大多都不在世
界上了，今天的领导人跟文革的主流，正反两方面关系都不大，在高层里面，无论是哪
一边，都丢掉文革这个包袱了。
简单地说，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学界主要是主流经济学家和所谓的自由派组
成的）已经丢弃了早期否定文革的政治内涵，把否定文革作为一根棍子使用，去敲打别
人。从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到秦晖这样的自由派大腕，人人都喜欢使用。从战术
上讲，文革这么一根棍子可以用来方便地打击对手，把自己和政治上比较强大的官僚精
英群体对文革感受捆绑在一起，这个统一战线的实际存在，是这么一根棍子还能够打着
人的原因；从战略上讲，或者从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上看，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也许希望通
过发掘本土资源，去为论证“历史终结论”做一点微薄的贡献，通过否定文革和妖魔化
毛泽东去论证“另一个世界”绝无可能存在。
[第18楼]
三、 毛泽东选择的中国式道路
[淘股吧]
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今天确实不存在了，那今天再来看文革就是一个认识论问
题，就是一个认识空间问题。所谓为了简化叙述，我提供这样一种理解供大家参考，中
国的毛泽东时代是迄今为止在人类能够设想的另外一条路上走得最远的时代，这个时代
有很多方面确实很不完善，但是确确实实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一条路，跟西方现在是完
全不同的一条路。作为这一道路的本身固有特点之外，还具有中国特殊的时代特点，这
条路在毛泽东时代还处在资源分配关系很紧张的时代，结果资源分配关系紧张带来了当
时党内的紧张关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包括我们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在文革中都
有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精英主义者的看法，文革的发生具有中国式道路的结
构性因素作用，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故意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两条腿就是：三面红旗和技术革命。三面红旗是解决
新中国如何建设的问题，继续革命是针对建设过程中间暴露出来的的重大政治和国家管
理问题的。文革之所以会发生，我个人认为不仅与毛泽东选择的新中国建设道路有关，
也有着那个时代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全面紧张的制约，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和周
期性清算，不是人为的、或者可以随意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赞同精英主义者
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以及文革这样的事件，反映那一条道路的内生性问题，我反
对的是精英主义者过分偷懒和随意的叙述。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内含着以政治权力替代资本去整合人力物力资源
，快速发展经济的道路选择；大跃进就是要快速的完成工业化进程，以钢铁和主要的工
业品产量在15年内赶上英国为努力目标；人民公社就是在农村广泛的实现有组织的劳动
，去替代原来个体农户的家庭劳动。
人民公社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的 1956年，接近90％的
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的集体里面，高级社的规模就相当于后来生产队；人民公社实际上
没有改变集体的性质，而是在县和生产队之间强化了中间层级的基层政权，全国建立起
9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就在县以下组织进行广泛的农田水利建设
，土地平整，后来的农村小工业基本上也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一级来办的。今天回顾人民
公社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一级联系到广大乡村的一层强有力的政权
组织。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政权都是不下县的，县里面有县令是由皇帝派
，然后再下就是乡村自治，或者是乡村恶霸，或者有影响的精英人物，来负责乡里的秩
序。人民公社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在毛泽东
时代30多年的历史，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就是组织大家修水利，修水库，组织大家修道
路，基本上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动员的一个组织，是这样一个功能。人民公社后来也办乡
镇工业，在1970年代才开始的。
三面红旗虽然是在1958 年才正式提出，但是基本思路是在1956年就确定下来的
，通过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加以确认的。根据当事人胡乔木和邓力群的
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就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在这两个文件中间，
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确定了农业增产要在没有大量化肥农药投入的现实条件
下实现，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三面红旗其实也是一个
舆论策略，有把重大政策宣传给人民知道的意思在内，毛泽东自己亲自设定的三面红旗
确实用心很深，红旗就意味着今天的“政治正确性”，通过简单的口号式宣传广为人知
，本身有让人们拥护的重大政策，在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再反向作用于官僚精英群体、向
上传递管理压力。这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一个范例，他利用这样形成的群众舆论压力
，去引领和规范官僚精英群体的努力方向。
三面红旗直接划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模式，最后在中国落实下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农村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通过大量密集投入劳动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农业
生产条件，实现农业增产，以满足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对农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也
要满足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和在高死亡率业已下降的条件下人口巨额增长的需要。这样
一个设想，可以用后来的事实进行检验，从1952年为起点到1978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
3.2%，就是大家在那个时代吃的不好，但基本上满足了庞大的农村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
市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这个增长是在没有大量农药和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
实现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完全依靠需要投入劳动力很多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水库渠
道设施建设。
大致上我们国家粮食增长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
完全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利条件来支持粮食增长。70年代中期
以后到今天的粮食增长基本上是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产生的。这就是三面红旗在农村
是依靠集体劳动，依靠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水利
建设。
在工业上，就是以高积累的方式，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个过程不是靠西方
那种私人资本主导，而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原始积累过程，来推进我们国家
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在我们这样庞大的国家里，由于国情限制，不可能依靠国外的经济
体，来实现我们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发展梯级演变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独立自主，
只要是独立自主就决定了是重工业优先，必须先把生产资料发展起来，等到你会建工厂
的时候，你能够制造工厂建设的设备以后，你才能建工厂，这个重工业优先是必然的。
重工业优先政策的背后，也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要建设自己的重工业
和轻工业体系，实践的是阿明所极力主张的“脱钩发展”和毛泽东自称的“自力更生”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是典型的“另一条道路”，不是作为中心地区的扩张后
果，而是中华民族自我把握命运的自主努力。
三面红旗所决定的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它
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起点是新中国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封
锁和包围，或者说新中国没有国外更大规模的重工业体系可资凭借依仗，所以说必须独
立自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过程不是西方早期的发展
那样主要是受私人资本主导，完全是国家政权的整合力量起作用。有了这两个根本性的
区别，我们看到新中国整个的工业增长、农业增长模式，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过程
，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在“非毛化过程”中间的言说大有道理，因为他们是拿着从西方现
代化进程总结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那新中国点点滴滴都不对，西方走过的
路新中国完全没走，西方人没干的事情毛泽东他们都干了。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确实就是这样，完全不符合西方的经验，所以只要
是确认了西方的有色眼镜看中国，那新中国发展努力桩桩件件都不对。反过来去回顾毛
泽东时代，报纸舆论大力妖魔化西方，说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都是腐朽一片，也有
道理。从我们的道路经验和有色眼镜看过去，西方也是完全跟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对的
事件他们都没干，我们认为错的他都干了。这样的理论和现实对立，只要我们今天不带
什么包袱去看，明显是各有道理，你的路和我的路不一样，是两股道上的车。看到了毛
泽东时代和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别，就应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西方经验所能够包
容和检验的，反过来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验也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在研究和回顾毛泽
东时代的时候，就要更多地去看现实，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书本。
直接管理模式的管理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显然就不能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
要深入探求毛泽东时代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在当时的努力方向上
成功和挫折如何，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和教训。
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是利用私人资本主导人力物力整合过程，有限的资源和社
会剩余要向少数人手上集中，通过增加少数人的控制权去增加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
整合能力，私人掌握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少数人控制权上升，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有序动
员能力上升，调度和整合整个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就相应增强，经济发展会相应
顺利一些，因此就必然是对私人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的正常实现条件持正面评价，对
不利的因素给予负面的评价，这是西方道路的社会评价体系与资本作为主要整合力量相
一致的结果，算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形式。私人资本的控制权行使方式是间接的，
主要是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集中购买力去选择雇佣和不雇佣、选择和不选择某
些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来生产发展。那么我们刚好反过来，新中国就是一种直接的管
理方式，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直接对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进行调度，分配资源
和社会剩余。
新中国的政权主导和西方发展过程的私人资本主导，那些西方的评价体系和有
色眼镜都不再在中国具备现实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企业领导人的要求
完全不同。在私有制情况下要求资本家能够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占有尽可能多的社
会剩余，少数人的控制权越大越好，换言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致是合适的；而在
公有制条件领导人，毛泽东这条道路上要求他的这个领导人大致上（不要求 100％）做
到不乱伸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索取剩余，这样才能让群众确信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是有保障的，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受到群众信任的一个认识关键是：精英
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去占有和索取非分的社会剩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内在于制
度的设计和运行之中，表现为社会评价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对立。
毛泽东时代的努力过程是通过建立人们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信任，再去调
配物，对人要做直接限制和要求。而资本主义制度就通过占有物去调配人，它是间接的
管理方式，它对人不做直接限制。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从间
接管理和直接管理的差别入手的，最后把受政权管理下的个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人自
由个人命运与个人主导生产地位对立起来，而在私人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哈耶克就完全
放弃在资本驱使下的个人命运和遭际问题，中国的追随者们更进一步，把个人命运的视
野完全抛弃掉，把资本主导的社会问题完全归结为效率问题，赤裸裸地站在资本的立场
上。其实个人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乃是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除
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之外，个人的命运总是从属于某个庞大的、个人无法控制甚至
无法参与意见的机构，这是现代化大生产急剧膨胀到囊括一切人的社会后果。哈耶克的
反对和自由的言说，对于现代化大生产而言不过都是空谈而已。社会主义管理思路对人
有直接限制，直接调度，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的差别，一直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个理
论资源，20年来的重大发展是发现可以跟在哈耶克屁股后头，用人权的话语去解构社会
主义道路的直接管理模式，凸现两者不同管理模式的区别并进行歪曲的解读，算是中国
精英主义者的一个重大理论进展。
看清楚了毛泽东时代的直接管理模式和私人资本的间接管理模式的差别，就很
容易理解左右派在政治上的相互攻击。毛泽东时代使用政权的力量，对人进行直接调度
，隐含的底线是每个人都给你一个位置，谁都不排斥，社会主义最终承诺给每个人一个
机会，给每个人安排一个位置。个人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社会管理通过政权来
进行，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只有政权愿意承诺，而资本则必定要搭配某种性质与程度的排
斥机制。当然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是至少百分之八九十做到了，而是作
为长期努力方向的。直接管理，我人人都管，从经济上给你最低保障。每个人从道义上
，从最终发展方向上，从制度设计原理上，每个人我要给你一个机会。
每个人给一个机会，给当官的带来一个麻烦，我不能随便开除人，意味着不能
对人的选择性排斥作管理手段使用，就是控制权很有限。控制权一有限，事情就变成了
工人如果不满意，他老婆可以到厂门口破口大骂厂长，生产队里的“泼妇”就可以破口
大骂生产队长，使得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制约能够发挥反向监督作用，结果又增加
了管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分配上相对平均也是高积累政策的配套要求，因为有限的剩余
要集中用于快速的工业化，那么给工人的工资就相当低，像在58年开始的定的工资起点
，二级工就是38块钱，剩余集中用于工业化所需要的积累，无法用来建立分配上的阶梯
并作为管理手段去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结果毛泽东时代的“官”是不那么好当的，舆
论可以进行反向制约、对人的选择性排斥机制受到很大限制、物质刺激政策也不容许大
规模使用，控制权很有限条件下的管理压力问题，最后总是向上传递，常常导致某种政
治打击手段的引入，管理成本和压力在党内常常以“路线分歧”的形式进行表述，文革
前后的党内分歧多数与此有关。
后来的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不断抨击“工厂办社会”，真实原因不是计划经
济，而是跟这38块钱的工资水平有关，如果要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职工子女的就学、入
托问题，工资肯定就不够花了。因此必然要寻求一条非市场化的出路，因此用合作方式
来进行就是必然的，在工厂办社会过程中间用这种隐性的福利给你一点补助，因为不配
套这种东西，人人都没办法忍受这种低工资，在高积累低工资状态下也必须要配套这些
东西。这个社会很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人居住环境的高度稳定，好像每个地方都是一
个很封闭的社区，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那么这个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越
是这样就越发把工厂变得像个农村，变的像个很稳定的社区，一家子几口人甚至几辈人
都在这个工厂里面，这样也根农村一样，民间对精英们得反向舆论压力非常大，工人他
可以在舆论上制约厂长，厂长他没有办法来制造舆论来压制工人。舆论作用还有一个条
件是社会身份分化不严重，现在的厂长都住富人区与工人截然分开，原来的厂长都住在
厂宿舍区，充其量，他住两居，工人住一居，可能就这个差别。这也就是限制了管理者
的支配权。而私人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我不保证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机会
，但是你在我这里可以来去自由，在市场上进行双向选择，管理者可以对员工进行选择
性排斥，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社会主义给予人们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选择政权作为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
，必然意味着直接管理，哈耶克就说你这样的集体化和直接管理的特点，说是通往奴役
之路。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私人资本主导的指责，就集中在说你们资本主义制度
人吃人，用旧上海常常有“路倒”没人管的事实，说很多人死在马路边和阴沟里，人都
成了“路倒”，你也不管，太没有人性，这是拿着资本主导社会必然会有的排斥机制说
话。显然这是两个体制在管理特点上的极端不同，最后就成为不同的话语资源，共同的
特点是把个人的命运去解构对方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模式。一个是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间接管理模式要求一定形式的社会排斥机制起作用，没有相当程度的排斥数量，间接
管理模式下就无法集中适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福特在大萧条时期看到失业工人很高
兴，说只要他们饥肠辘辘地在街上游荡了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最好的工人。可以想象
，排斥机制覆盖面越大，间接管理的威力才会越大，没有排斥机制，间接管理模式就要
破产。
安全目标和长远目标优先政策下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紧张化
重工业优先政策，可以用纺织工业发展为例来帮助理解，解放初我国绝大多数
人口，都依赖一个纺车在家庭内部解决穿衣服的问题，妇女常常要为此起早贪黑地劳作
，还不一定能够穿上像样的衣服；为了避免繁重的家庭劳动，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多建
纺织厂，这样就可以多生产布，可以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在短时
间内尽可能建更多的纺织厂，在钢铁数量很有限的情况下，那就要优先使用钢铁去建设
更多的纺织机械厂，在建设纺织机械厂之前，肯定要先建机床厂，在建机床厂之前，先
要建钢铁厂。这就是重工业优先，也就是五八年说的“钢铁元帅升帐”，用这样一个很
通俗的说法就完整表述了重工业优先或者生产资料有限增长的内涵，并没有什么特别复
杂或者高妙的东西。
如果说解决穿衣问题的工业化需要分四步走的化，那么重工业优先政策执行到
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国大致上已经把前三步走完了，钢铁厂建完了，机床厂建完了
，纺织机械厂也建完了，就剩下建设纺织厂这一步了，重工业优先的政策马上就要见到
最后的效益了。以湖北为例，黄石、武汉、宜昌三大的纺织机械厂都已经投入生产了，
按原来的企业分类标准都是国家大二类企业，规模都很大的，他们开足马力生产的话，
一年可以装备十几个纺织厂。就是在这个纺织业生产能力支撑下，在1983年取消了布票
，我们是在1984年才开始尝试进行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的，在改革见效之前，纺织业的
生产能力扩张已经完成了。在这个纺织业扩张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勒紧裤
带”几十年的大跃进成效，我们当初要快速解决国民穿衣工业化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
我们工业化的最初规划目标，是从解放前洋钉洋线洋布的基础上开始的，目的
是解决工业品“有和无”的问题，第二步才是解决“好和坏”的问题。因此毫不奇怪的
是，中国工业化的产品技术标准，常常是五十年代的技术水准和要求，淘汰和替代的目
标是手工纺车那样的解决穿衣的方式，中国工业化的现实起点就是这两者。新中国建立
的纺织厂生产的布，年纪大点的同志都知道，像白细布、哔叽布、斜纹布都是处在这样
的技术标准上。不仅跟今天我们穿衣服又很大的距离，跟当时美国日本也有着很大的距
离，这就是改革以后主流经济学长期抨击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依据所在，“一贯
制”的存在是“有和无”的目标还没有最后完成，民众20多年内还在受布票配给制的限
制。主流经济学家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不愿意看一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什么，
也不愿意正视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的事实，换言之，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看
到了通过社会排斥机制去集中分配资源，并支持技术标准迅速提高和实现自身消费意愿
非常强烈，这妨碍了他们看问题的视野，他们不愿意正视中国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也漠
视生产者的努力成绩。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人们为了将来的福利快速增加，
要以承受当前福利减少的代价。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决策而言，是把未来的分配状况
改善作为政策依据，以承受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减少的社会关系紧张，这样的政府决策在
民主制和任期制下是难以做到的。重工业优先政策，是以减少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和剩余
为条件的，决策依据是长远利益先于当前利益。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普通的工人农民
并没有特别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新中国提供的工业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他们在解放前的
消费状态相比还是有进步的；但是那些有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感到只要
改变资源分配方式就可以迅速与欧美日接轨的可能性，同时自己又被毛泽东捆绑在一个
落后的消费水平上，因此极为不满，这个不满最终积累为一种政治上的势能，为邓*小*
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性。
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工业化目标，受到两次挫折。第一次挫折就是在大跃进以
后的大压缩，从1962年开始，刘少奇他们主持压缩了1700多万工人，就是在大跃进时期
上的大多数项目，后来都说成是盲目上马，结果倒是真的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盲目下马，
结果导致工业储备项目严重不足，使得工业钢产量到70年代初与 50年代末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钢铁工业是十年徘徊，这是第一个波折。第二个波折也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
期有关，三年困难之后全国人民对这个粮食副食品短缺带来的紧张关系是感受很痛切的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也相对缓和，中央高层也形成了一致看法：准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的时候，把吃穿用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我
们知道这个政策最终没有采用，到1964年事后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准备升级越南战
争给中国的资源分配政策带来重大限制和变化，有限资源从此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
，在工业布局上要优先满足战争条件下的生存需要（这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和配套成本急
剧攀升）。
这个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受美苏对中国压力的交互作用。美国在南边
威胁中国安全的军事行为开始了，结果对苏联产生了很大的鼓励，苏联也因此变得又可
能借此机会捞一把，利用这个对他们有利的形势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后来就表现在1969
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上面。因为中国的安全形势不利，美国和苏联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
和对中国安全的压力，低成本捞取政治上的好处，1963－64年的中苏论战和公开分裂，
明显助长了美国对中国的觊觎之心；而美国在中国南面边界的军事压力，又给苏联一个
有可能低成本榨取中国让步的可能，助长了苏联的莽撞行为。国家的安全态势急剧恶化
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所充分把握，因此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一切侥
幸心理和幻想都迅速放弃了。
在6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月提纲，就是说工业和国家建
设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原来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以吃穿用为主，又改回来了以重工
业优先。在这过程中又特别注意了战备的需要，这个过程中又将重工业的建设成本提高
了，在重工业中间又优先布置军事项目；在布局上面为了战争期间的生存压力，也较低
了投资效率和产出水平，原来你可以在大城市建的项目，现在要进山、钻洞、分散，而
且规模要小，很多地方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样就使建设成本规模效益都很不好。
有限的资源，在投资和建设效益上，必须要以战争期间的生存能力为第一依据进行布局
调整，这样的效率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个效率损失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和
代价。
中国企业布局和规模效益很差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这
个时候中国的安全态势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开始执行的“四三方案”在布局上面，
就脱离了原来的战备考虑。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管制和禁运，这个时
候我们国家拿出43亿美元进口了十三个化肥厂、四个大石化工厂，一个烷基苯厂，两个
电厂，这样就总共一百多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在布局上主要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而
且规模是按照国际上产品规模建设的。这个调整过程由于政治上的干扰没有最后完成，
但总体趋势已经开始了，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减少了当前可分配资源和剩余之后，国家安全原因又迫使中
国政府选择一个低效率的布局和规模选择，同时制造枪炮的需要压倒了制造面包的需要
，安全成本的支付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当前福利，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紧张关系，就
这样直接受到安全成本支付和长远利益优先的影响，除了解放初中国的起点很低，人均
资源不足之外，这两者是毛泽东时代社会分配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为了国家
和民族安全，为了长远利益，人们不得不忍受当前福利的减少。这就是精英们后来主导
政治变局的能量之一，他们不承认安全需要成本，不承认长远利益优先，不承认多数人
的普及比少数人的提高重要。
历史上我们这个国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建国时90%是农民，而且社会剩余非常
有限，洋钉洋线洋布这么一个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按产品量计算，是世界第三位，仅仅少于美
国和苏联。然后从整个工业化进程来看，已经到最后冲刺阶段，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国
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1970年代就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一九七五年初的四届人大定的“
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已经能看到我们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了，指望实现什么样的
目标了，认识的起点和高度就是：（按照当时的口径叫做）一个初步独立完整的国民经
济体系已经建成了。按照我们1985年第二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们国家82.1%的工业装
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业装备进口，除了1950年代苏联的156项
和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之外，其他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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