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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http://www.guancha.cn/Rural/2012_08_06_89276_3.shtml
对于集体农业有效性的短期和中期的检验表现在它是否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以
及它是否能提高生产力。更长期的问题是，甚至在去集体化之后，灌溉面积的扩大和农
村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否导致农业的发展。换言之，毛时代的合作社是否为80年代的农业
“奇迹”铺平了道路？在本章，我们讨论的是产量和生产力的短期和中期的趋势；长期
的问题会在第11章中讨论。
产量增长率
从提高粮食生产率和满足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方面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政策
是非常成功的。在1952-2006期间，中国第一产业的增值在实质上以每年3.7%的速度增
长，这一数字高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第一产业的增值率的平均值:在1965-80（2.8%
），1980-90（3.4%）和1990-2003（2.4%）(World Bank 1990a: 181; World Bank
2005: 200)。中国的增长率也高于世界范围在1961-2001期间的平均值2.3%(Federico
2005: 20)。另外，更为关键的是在粮食安全方面，粮食作物的生产也得到了迅速增长
。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当然是谷物，在中国，谷物的生产在1952年到2006年期间以每年2.
5%速率增长，几乎和人口的增长同步。因而，尤其是考虑到土地本身的自然限制，有充
分的理由认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农业在产量上的表现是极其出色的。
最有趣的问题当然是中国农业在家庭农场形式和集体农业形式下的相对表现。然而，这
种比较并不是直接的。一方面，目前尚不清楚，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产量的整体增长还是
谷物生产的增长（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另外，毛时代的增值数据是有问题的；在使用
整体产量的数据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选用哪个时间段来进行
家庭农场和集体农业的比较。关于集体化时期，韩丁(2006)使用的年限是从1954年到
1983年。然而，这也是存在问题的。在1954年，家庭耕作仍旧是当时的主导形式，而到
了1981年以后，合作社不再是大部分家庭所采取的形式了。因此，采用1955年（家庭耕
作存在的最后一年）和1981年（合作社占主导地位的最后一年）作为划分集体化影响的
界限似乎是更为可行的。这样的话，值得一提的是考察1963年到1981年的情形。这里的
逻辑是，1955-1964年是转型时期。1958年成立的公社是试验性的，经历了大跃进的灾
难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外，家庭耕作在6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很多地区重新出现，而
直到1963年，集体农业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关于家庭耕作的时期，有使用1983-2006
的例子（Hinton的方法），或者是使用1981-2006（如果1981年被认为是集体化农场存
在的最后一年）的例子。
由于上述原因，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使用了广泛的指标和不同的时间段的定义来
进行比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些可能的对集体化时代的定义列举在表7.3中。
对在两个系统下达到的生产率增长的比较实际上受到这些比较过程的显著影响。如果我
们用1963-81的数据与1981-2006的数据进行比较——很明显，这一比较将集体化农场置
于最有利的地位；如果以全部产量的价值为标准，家庭耕作比合作社每年大约高出2%，
这是非常显著的差别。然而，如果我们使用增加值的数据，这一差别会变得不那么明显
，降低到1%左右。这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中间产品（如肥料、电）的使用在1978年后
直线上升，因而降低了农业部门的增值率。如果我们将比较局限在谷物生产量上，那么
，家庭耕作的优越性就消失了。实际上，谷物产量在1963年至1981年期间的增长速率要
比1984年以后的增长速率快3倍多（分别是3.5%和1%）。图7.3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趋势；
农业产量和谷物生产的指数在80年代早期以前几乎是同步增长，然而此后，这两个指标
发生了偏离。考虑到毛时代政权的首要目标是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毫无疑问，在农业
上会更多地侧重于谷物生产。相较而言，1978年以后的政权致力于发展更加多元化的农
业部门，因而，80年代早期之后，用整体的农业增长率来衡量成功的程度并非是不合理
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的分析使用的是官方数据的表面价值。事实上，有充足的
证据表明，集体少报了产量来减少征购的配额(Oi 1989; Shue 1988)。韩丁（Hinton
1990）认为，表现出来的显著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减少库存产生的。根据这个证据
，毫无疑问，80年代早期取得的增长的大部分反映了再中介化的过程。1981年以前，私
人部分的数据没有被包括在公社的账面中，或者是它们的产量被少报了。去集体化的结
果是将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纳入到统计部门的范围内，而统计部门依据的是抽样调查的
数据（而不是公社时期的产量汇报系统）。结果，由于汇报系统的改变，产量得到了大
幅提升，而至今没有人尝试根据这一因素重新调整数据。它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
合作社模式和家庭耕作模式下的中国农业情况（年增长率百分比），源自MOA (1989)
合作社模式和家庭耕作模式下的中国农业情况（年增长率百分比），源自MOA (1989)
如果将这节所讨论的证据汇总起来，它们表明集体化和家庭耕种的比较对于所选择的时
期，所采用的产量指标以及关于合作社少报产量的假设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以下的结
论并不是非常不合理的：在集体农业时期所取得的农业增长率并非和1982年以后所取得
的增长率相差甚远。的确，集体农业优于家庭农场的论断没有太多的根据。但是，这些
数据在反驳一些针对毛时代的合作社的更为怪异的批评上能起到很大作用。
生产率
生产率是另一种评估毛时代晚期农业表现的方式就是通过其记录。1983年之前是集体农
业，之后就实行家庭式小农经济，那么比较两者的生产率记录就讲得通。下面我们用三
个尺度进行了衡量。土地是中国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土地单位产量至关重要。然而
，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人均产出，而这又意味着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两条衡量标准的主要缺点是片面性，它们只考虑了一个变量。生
产力的最普遍的衡量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其存在着一些方法上的局限性。
(A) 土地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首先考虑(单位面积)产量。这个最好的衡量标准是粮食产量，表7.4中总结了其趋势。
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他投入（如化肥）还有限，在中国进行的劳动集体化动
员的规模是空前的。这使1955年到1981年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没有什么明确证据能说明集体农业在中国失败了。事实上，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是在
1955年至1981年是大幅快于1952年到1955年以及1981年至2006年的。而且伴随着毛泽东
时代后期所进行的基建项目逐渐开始竣工，1965-1981年间的增长速度甚至加快。这是
重大发现。因为尽管可以说对这段时期粮食产量增长进行比较是一种误导（因为小农的
播种面积远低于集体农业的粮食播种面积），而且产量数据也不真实。这些数据提供了
单位面积产量的衡量标准，它们相当明确地反映出集体农业比家庭耕作在提高产量方面
有效得多。考虑到在毛泽东时代（见下文）农业上其他方面的限制因素，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中国集体农业的成绩并不差的。
我们再以国际视角来观察，中国提高水稻产量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不论是在毛时代或
者后毛泽东时代。正如图7.4所示，中国的产量逐渐接近日本和美国（千禧年年底达到
世界领先）。尽管印度是从一个较低的基数开始（由于1965的歉收而加剧），但是从
1965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产量增长速度相比较更快。此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如
此，但是到2004年，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水稻产量依然很高。美国仍然领先于其他国家
，平均产量每公顷7.5吨左右。尽管如此，中国的平均产量依然与韩国并驾齐驱，接近
日本的水平。在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水稻产量均高于美国和日本的平均值，2000年在中
国领先的产粮省之一江苏，水稻产量每公顷不低于8万吨。
单位土地生产率的增速，1952-2005（谷物年产量增速）
单位土地生产率的增速，1952-2005（谷物年产量增速）
亚洲和美国的大米产量，1961-2004(来源：IRRI 2007)；单位：吨每公顷
*注：中国对农业的定义包括耕作、林业、畜牧业和渔业。1981年之前的数据去除了家
庭副业，因为这一系列数据包括了农村工业；1980年之后的数据包括了家庭副业。这些
定义方面的问题在ZGTJNJ (2006: 500)中得到了部分讨论。
农业产量的增长，1952-2006，数据来源：SSB (2005a: 12,45); ZGTJNJ (2007: 59 ,
478)
农业产量的增长，1952-2006，数据来源：SSB (2005a: 12,45); ZGTJNJ (2007: 59 ,
478)
至于小麦产量，中国做的甚至更好。在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麦平均产量为每公顷
1.02吨，大大低于美国（1.79吨）。然而到1981年，中国（每公顷2.11吨），非常逼近
美国达到的水平（2.32吨），并在2005年，中国遥遥领先。届时其平均小麦产量不低于
4.28吨，而美国只有2.82吨（粮农组织，2007）。中国也正在实现小麦产量远高于其他
主要小麦生产国，如加拿大（中国于1981年超过）和阿根廷（1975年超过）的记录。这
骄人的战绩反映在新的高产品种研发和迅速推广，70年代初以来就已定期进行。这些过
程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开始，从而使中国的产量超过了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尔后继续增长
，在1983-1984年超越美国。
总之，中国单位面积产量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60和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势不可挡地
缩小了小麦和水稻产量的差距，而且自那时以来产量就持续增长，增长幅度之大以至于
不得不在此说句公道话，中国比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大型农业生产国都更高效地利用了
它可以利用的土地。然而，在其他生产力指标方面中国依然落后，现在我们谈谈这些。
（B）劳动力生产率
许多人认为，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关键一点是劳动力必须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当然，
这是著名的Lewis模型中的关键要素。他认为，一个成功发展的核心前提是农业革命，
这样一场革命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这样一个过程将创造剩余劳动力—
—随后就会投入到现代工业部门。在许多方面，这些恰恰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
1520到1739年间，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提高了英国的产量，Allen称其为“自耕农革命”
的过程。然而，到目前为止，因为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农业的一场“革命”，它是一场
地主主导的革命（地主革命）。他们主导了这场农场平均面积增加的运动，英格兰自耕
农（小土地私有者）成为佃农。妇女和儿童成了主要的输家：
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英亩所容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数量随面积增长而
下降。下降最大的是妇女和男孩。18世纪的农场合并使大多数农村妇女和儿童在农业中
冗余。地主的农业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在18世纪进一步解放出劳动力。 （Allen 1992：
18-19）
这个过程是残酷的，但它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创造出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
随后就用到了位于东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的大型制造中心（More 1967;Crafts 1985；
Allen 1992，1999）。
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通常认为集体农业的纪录是极其差劲的，而且数据也
证实了这一点。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是产量增
长缓慢，结果显示，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图7.5）人均产出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在1955
年和1981年之间，人均GVA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而1981年以后增速达到5％。此外
，每个工作日劳动小时数大致相同。在集体任务中，人们大概有些出工不出力。
关于毛泽东晚期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当地的研究也支持这个悲观评价。Huang（1990
：249）提到，“磨洋工”（loitering labor）的现象是这样：70年代末，同样的任务
相比在家庭管理制度，集体农业制度下则需要多一倍半的时间来完成。“甚至韩丁，这
位带头维护中国集体农业的人之一，也这样来形容集体化下的农民：
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社[集体农业]一整天一整天地忙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我们几
乎没有做成什么事——干一小会活，休息一下，再多干一点，再休息一下。我们因为收
效甚微而觉得烦躁。看上去就像我们在做干着活，但事实上我们处处拖延。现在，我们
对每分钟都精打细算。 （Hinton，1990：53）
当然，如果我们接受了偷懒很常见这一说法，这其实意味着到70年代末，中国劳动力已
经出现相当的富余，因为那以后，日常工作中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闲置，而农业生产
已经足以满足中国的人口和工业的（基本）需要。当然就业不足之说部分地是虚幻的，
集体农业之外的时间有一部分用在了私人副业生产中。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把私人
自留地、副业的产量包括在农业数据里面，不仅将提高总产量，并会相应地使生产率的
各项指标有所提高。不过一些就业不足是以闲暇的形式出现的，从韩丁的引文中可以明
确看到这一点。去集体化和改善部门间的贸易条款的作用是为了消除这种就业不足；在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劳动投入（以小时计算）都有增长。在第二次土改中，一切都依靠
家庭承包了。 | w****2
发帖数: 12072 | 2 http://www.guancha.cn/Rural/2012_08_06_89276_3.shtml
对于集体农业有效性的短期和中期的检验表现在它是否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以
及它是否能提高生产力。更长期的问题是，甚至在去集体化之后，灌溉面积的扩大和农
村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否导致农业的发展。换言之，毛时代的合作社是否为80年代的农业
“奇迹”铺平了道路？在本章，我们讨论的是产量和生产力的短期和中期的趋势；长期
的问题会在第11章中讨论。
产量增长率
从提高粮食生产率和满足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方面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政策
是非常成功的。在1952-2006期间，中国第一产业的增值在实质上以每年3.7%的速度增
长，这一数字高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第一产业的增值率的平均值:在1965-80（2.8%
），1980-90（3.4%）和1990-2003（2.4%）(World Bank 1990a: 181; World Bank
2005: 200)。中国的增长率也高于世界范围在1961-2001期间的平均值2.3%(Federico
2005: 20)。另外，更为关键的是在粮食安全方面，粮食作物的生产也得到了迅速增长
。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当然是谷物，在中国，谷物的生产在1952年到2006年期间以每年2.
5%速率增长，几乎和人口的增长同步。因而，尤其是考虑到土地本身的自然限制，有充
分的理由认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农业在产量上的表现是极其出色的。
最有趣的问题当然是中国农业在家庭农场形式和集体农业形式下的相对表现。然而，这
种比较并不是直接的。一方面，目前尚不清楚，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产量的整体增长还是
谷物生产的增长（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另外，毛时代的增值数据是有问题的；在使用
整体产量的数据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选用哪个时间段来进行
家庭农场和集体农业的比较。关于集体化时期，韩丁(2006)使用的年限是从1954年到
1983年。然而，这也是存在问题的。在1954年，家庭耕作仍旧是当时的主导形式，而到
了1981年以后，合作社不再是大部分家庭所采取的形式了。因此，采用1955年（家庭耕
作存在的最后一年）和1981年（合作社占主导地位的最后一年）作为划分集体化影响的
界限似乎是更为可行的。这样的话，值得一提的是考察1963年到1981年的情形。这里的
逻辑是，1955-1964年是转型时期。1958年成立的公社是试验性的，经历了大跃进的灾
难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外，家庭耕作在6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很多地区重新出现，而
直到1963年，集体农业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关于家庭耕作的时期，有使用1983-2006
的例子（Hinton的方法），或者是使用1981-2006（如果1981年被认为是集体化农场存
在的最后一年）的例子。
由于上述原因，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使用了广泛的指标和不同的时间段的定义来
进行比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些可能的对集体化时代的定义列举在表7.3中。
对在两个系统下达到的生产率增长的比较实际上受到这些比较过程的显著影响。如果我
们用1963-81的数据与1981-2006的数据进行比较——很明显，这一比较将集体化农场置
于最有利的地位；如果以全部产量的价值为标准，家庭耕作比合作社每年大约高出2%，
这是非常显著的差别。然而，如果我们使用增加值的数据，这一差别会变得不那么明显
，降低到1%左右。这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中间产品（如肥料、电）的使用在1978年后
直线上升，因而降低了农业部门的增值率。如果我们将比较局限在谷物生产量上，那么
，家庭耕作的优越性就消失了。实际上，谷物产量在1963年至1981年期间的增长速率要
比1984年以后的增长速率快3倍多（分别是3.5%和1%）。图7.3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趋势；
农业产量和谷物生产的指数在80年代早期以前几乎是同步增长，然而此后，这两个指标
发生了偏离。考虑到毛时代政权的首要目标是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毫无疑问，在农业
上会更多地侧重于谷物生产。相较而言，1978年以后的政权致力于发展更加多元化的农
业部门，因而，80年代早期之后，用整体的农业增长率来衡量成功的程度并非是不合理
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的分析使用的是官方数据的表面价值。事实上，有充足的
证据表明，集体少报了产量来减少征购的配额(Oi 1989; Shue 1988)。韩丁（Hinton
1990）认为，表现出来的显著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减少库存产生的。根据这个证据
，毫无疑问，80年代早期取得的增长的大部分反映了再中介化的过程。1981年以前，私
人部分的数据没有被包括在公社的账面中，或者是它们的产量被少报了。去集体化的结
果是将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纳入到统计部门的范围内，而统计部门依据的是抽样调查的
数据（而不是公社时期的产量汇报系统）。结果，由于汇报系统的改变，产量得到了大
幅提升，而至今没有人尝试根据这一因素重新调整数据。它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
合作社模式和家庭耕作模式下的中国农业情况（年增长率百分比），源自MOA (1989)
合作社模式和家庭耕作模式下的中国农业情况（年增长率百分比），源自MOA (1989)
如果将这节所讨论的证据汇总起来，它们表明集体化和家庭耕种的比较对于所选择的时
期，所采用的产量指标以及关于合作社少报产量的假设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以下的结
论并不是非常不合理的：在集体农业时期所取得的农业增长率并非和1982年以后所取得
的增长率相差甚远。的确，集体农业优于家庭农场的论断没有太多的根据。但是，这些
数据在反驳一些针对毛时代的合作社的更为怪异的批评上能起到很大作用。
生产率
生产率是另一种评估毛时代晚期农业表现的方式就是通过其记录。1983年之前是集体农
业，之后就实行家庭式小农经济，那么比较两者的生产率记录就讲得通。下面我们用三
个尺度进行了衡量。土地是中国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土地单位产量至关重要。然而
，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人均产出，而这又意味着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两条衡量标准的主要缺点是片面性，它们只考虑了一个变量。生
产力的最普遍的衡量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其存在着一些方法上的局限性。
(A) 土地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首先考虑(单位面积)产量。这个最好的衡量标准是粮食产量，表7.4中总结了其趋势。
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他投入（如化肥）还有限，在中国进行的劳动集体化动
员的规模是空前的。这使1955年到1981年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没有什么明确证据能说明集体农业在中国失败了。事实上，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是在
1955年至1981年是大幅快于1952年到1955年以及1981年至2006年的。而且伴随着毛泽东
时代后期所进行的基建项目逐渐开始竣工，1965-1981年间的增长速度甚至加快。这是
重大发现。因为尽管可以说对这段时期粮食产量增长进行比较是一种误导（因为小农的
播种面积远低于集体农业的粮食播种面积），而且产量数据也不真实。这些数据提供了
单位面积产量的衡量标准，它们相当明确地反映出集体农业比家庭耕作在提高产量方面
有效得多。考虑到在毛泽东时代（见下文）农业上其他方面的限制因素，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中国集体农业的成绩并不差的。
我们再以国际视角来观察，中国提高水稻产量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不论是在毛时代或
者后毛泽东时代。正如图7.4所示，中国的产量逐渐接近日本和美国（千禧年年底达到
世界领先）。尽管印度是从一个较低的基数开始（由于1965的歉收而加剧），但是从
1965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产量增长速度相比较更快。此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如
此，但是到2004年，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水稻产量依然很高。美国仍然领先于其他国家
，平均产量每公顷7.5吨左右。尽管如此，中国的平均产量依然与韩国并驾齐驱，接近
日本的水平。在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水稻产量均高于美国和日本的平均值，2000年在中
国领先的产粮省之一江苏，水稻产量每公顷不低于8万吨。
单位土地生产率的增速，1952-2005（谷物年产量增速）
单位土地生产率的增速，1952-2005（谷物年产量增速）
亚洲和美国的大米产量，1961-2004(来源：IRRI 2007)；单位：吨每公顷
*注：中国对农业的定义包括耕作、林业、畜牧业和渔业。1981年之前的数据去除了家
庭副业，因为这一系列数据包括了农村工业；1980年之后的数据包括了家庭副业。这些
定义方面的问题在ZGTJNJ (2006: 500)中得到了部分讨论。
农业产量的增长，1952-2006，数据来源：SSB (2005a: 12,45); ZGTJNJ (2007: 59 ,
478)
农业产量的增长，1952-2006，数据来源：SSB (2005a: 12,45); ZGTJNJ (2007: 59 ,
478)
至于小麦产量，中国做的甚至更好。在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麦平均产量为每公顷
1.02吨，大大低于美国（1.79吨）。然而到1981年，中国（每公顷2.11吨），非常逼近
美国达到的水平（2.32吨），并在2005年，中国遥遥领先。届时其平均小麦产量不低于
4.28吨，而美国只有2.82吨（粮农组织，2007）。中国也正在实现小麦产量远高于其他
主要小麦生产国，如加拿大（中国于1981年超过）和阿根廷（1975年超过）的记录。这
骄人的战绩反映在新的高产品种研发和迅速推广，70年代初以来就已定期进行。这些过
程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开始，从而使中国的产量超过了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尔后继续增长
，在1983-1984年超越美国。
总之，中国单位面积产量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60和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势不可挡地
缩小了小麦和水稻产量的差距，而且自那时以来产量就持续增长，增长幅度之大以至于
不得不在此说句公道话，中国比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大型农业生产国都更高效地利用了
它可以利用的土地。然而，在其他生产力指标方面中国依然落后，现在我们谈谈这些。
（B）劳动力生产率
许多人认为，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关键一点是劳动力必须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当然，
这是著名的Lewis模型中的关键要素。他认为，一个成功发展的核心前提是农业革命，
这样一场革命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这样一个过程将创造剩余劳动力—
—随后就会投入到现代工业部门。在许多方面，这些恰恰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
1520到1739年间，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提高了英国的产量，Allen称其为“自耕农革命”
的过程。然而，到目前为止，因为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农业的一场“革命”，它是一场
地主主导的革命（地主革命）。他们主导了这场农场平均面积增加的运动，英格兰自耕
农（小土地私有者）成为佃农。妇女和儿童成了主要的输家：
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英亩所容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数量随面积增长而
下降。下降最大的是妇女和男孩。18世纪的农场合并使大多数农村妇女和儿童在农业中
冗余。地主的农业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在18世纪进一步解放出劳动力。 （Allen 1992：
18-19）
这个过程是残酷的，但它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创造出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
随后就用到了位于东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的大型制造中心（More 1967;Crafts 1985；
Allen 1992，1999）。
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通常认为集体农业的纪录是极其差劲的，而且数据也
证实了这一点。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是产量增
长缓慢，结果显示，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图7.5）人均产出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在1955
年和1981年之间，人均GVA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而1981年以后增速达到5％。此外
，每个工作日劳动小时数大致相同。在集体任务中，人们大概有些出工不出力。
关于毛泽东晚期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当地的研究也支持这个悲观评价。Huang（1990
：249）提到，“磨洋工”（loitering labor）的现象是这样：70年代末，同样的任务
相比在家庭管理制度，集体农业制度下则需要多一倍半的时间来完成。“甚至韩丁，这
位带头维护中国集体农业的人之一，也这样来形容集体化下的农民：
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社[集体农业]一整天一整天地忙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我们几
乎没有做成什么事——干一小会活，休息一下，再多干一点，再休息一下。我们因为收
效甚微而觉得烦躁。看上去就像我们在做干着活，但事实上我们处处拖延。现在，我们
对每分钟都精打细算。 （Hinton，1990：53）
当然，如果我们接受了偷懒很常见这一说法，这其实意味着到70年代末，中国劳动力已
经出现相当的富余，因为那以后，日常工作中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闲置，而农业生产
已经足以满足中国的人口和工业的（基本）需要。当然就业不足之说部分地是虚幻的，
集体农业之外的时间有一部分用在了私人副业生产中。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把私人
自留地、副业的产量包括在农业数据里面，不仅将提高总产量，并会相应地使生产率的
各项指标有所提高。不过一些就业不足是以闲暇的形式出现的，从韩丁的引文中可以明
确看到这一点。去集体化和改善部门间的贸易条款的作用是为了消除这种就业不足；在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劳动投入（以小时计算）都有增长。在第二次土改中，一切都依靠
家庭承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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