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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一次偶然的观摩机会让我在法国看了一部伊文思夫妇(伊的遗孀为法籍犹太人)七十年代
拍的纪录片(此类放映机会绝少，还是沾了颇有势力的犹太遗孀的光，普遍放映的全是
表现中国黑暗的纪录片)，摄影机就架在北京的一个工人住宅院内。拍摄对象有可能是
当时官方特别挑选和安排好的一群工人，但镜头日复一日架在那里，拍摄这群“外在表
现和内在人格跨度小”的中国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之公人生和私人生，多多少少都捕捉了
一些真实。我观之惊异的是，那时即便一群底层工人也比如今大群中下层官员更具“主
人意识”。剔除那些极左的口号和一些夸张的行为，即使在一个工人大院里，人的“主
人意识”也可与我在西方社会感到的“主人意识”相提并论。我不是毛时代的天然拥趸
，因我思想成长的阶段充斥了那个时代的负面信息，要不是在西方亲身体验、对比和思
考，并不敢凭空做此对比。那个时代纵然万般不如今天，但有一样东西却是如今追之莫
及的，那就是风发的“主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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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西人“普遍能为”的，不是利他主义，更不是大公无私，他们私底下可比中国人独
霸和自私，而是“主人意识”，谁会在自己的“领地”不管不顾呢?这也是西人优缺点
的始发源之一，强烈的“主人意识”使得“圈划与作主”成为他们行事的基本模式，凡
事都以“界在哪里、我能否在其中最大程度作主”为逻辑，由此而生的自觉性、组织性
、纪律性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确只在毛泽东时代可与之比肩。当然铜板的另一面是他们
霸道，喜欢操纵一切。我们非要那么个旷世强人收紧挤压才能有的东西，人家这几户近
现代能征善战的霸主家里却早已驯化得满满当当，然后向全世界传授“假方子”：此乃
民主自由的产物。真传正好倒过来，有了这样的精神内聚力再配上细如蛛网的法律条规
，方敢扯开嗓子叫。
一个国家的力量和面目就在于具有“主人意识”的人数目的多寡，多则向上走，少则往
下滑。松松垮垮的国度必然是人群尤其是上层建筑“主人意识”淡薄，“乘客意识”占
了上风。而这并不完全靠我国一直习惯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由于让人舍弃自我，会激
起人的逃避，而培养“主人意识”却恰恰相反，它是激发人的自我，通过自我的延伸，
绕了一圈达到同样的目的。强化“主人意识”较之道德教化往往事半功倍。
我是在明白了“主人意识”这个现代国家的必备概念之后，才吃透法国旅行作家亨利
•米肖为什么说中国人为“小孩民族”。“小孩民族”的特点就是普遍的“乘客
心理”，这是“小孩民族”“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距离短”的一个延续性格表现。这也
是十九世纪以后西方人带着标尺重新测度世界，在划分“上层”与“下层”时的分界线
之一。从那时起西方一直自视“成人社会”，被他们划到“下层”去的则是“成人社会
”的对立面，以普遍缺失“主人意识”为典型特征——那里大人无魂、小孩无主、打打
闹闹、哭哭泣泣、外人挑唆、家丑外扬、松散无序、国不为家、人人兼客——一如底层
社会只保留了生存本能的贫贱人群。“成人社会”的支撑点就是“主人意识”，是“主
人意识”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自觉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凝聚力，在西人测试“同类”的
标尺上，这“三性一力”是内在标准，以打仗的能力排序。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排序，
嘴上却完全设计了另一套。“主人意识”的强弱可直接检测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真实能
力和统治阶层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之品质。
所谓“陌生人文化”在西方就是互不相识的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一种利益互绑的意识，
比如说素昧平生却成了邻里，比如下次可能再不会碰到却偶然成了公车的邻座或一条队
中排着等候的人，比如一个党的党员虽天南地北却一损俱损，比如一国之民面对外强命
运相连，这种时候“陌生”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但在很短的时间里或某个利益平台上彼
此却变得休戚与共。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谈过西方的“纽带文化”(法语solidarité)产生于属性意识，而
属性意识来自自我意识，西人的自我意识很强，除了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驯化，还源自基
督教文明的根脉：界之意识。如果说自我意识还有一部分得自文化的根基，那么其后的
“主人意识”则很大一部分来自驯化，这个“意识”的强弱直接显示一国上层建筑是否
真实存在，而非徒有其名。“陌生人文化”是对一群人“主人意识”有无的检测，因为
这是一种不固定且范围很广的利益关系连接，动机并不是直接、看得见的利益，而是更
长远甚至要出让一点暂时利益才能获取的利益，因而是否能形成“陌生人文化”取决于
集体的“主人意识”。没有“主人意识”或“主人意识”淡薄的群体是很难形成“陌生
人文化”的，仔细想想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令西人有如面对“同类”，就是起动了中国社
会从未大规模出现的“陌生人文化”，五湖四海的人被一种无形而共同的目的驱使。如
今回头看，短暂的奇迹来自“主人意识”的强化。
一次偶然的观摩机会让我在法国看了一部伊文思夫妇(伊的遗孀为法籍犹太人)七十年代
拍的纪录片(此类放映机会绝少，还是沾了颇有势力的犹太遗孀的光，普遍放映的全是
表现中国黑暗的纪录片)，摄影机就架在北京的一个工人住宅院内。拍摄对象有可能是
当时官方特别挑选和安排好的一群工人，但镜头日复一日架在那里，拍摄这群“外在表
现和内在人格跨度小”的中国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之公人生和私人生，多多少少都捕捉了
一些真实。我观之惊异的是，那时即便一群底层工人也比如今大群中下层官员更具“主
人意识”。剔除那些极左的口号和一些夸张的行为，即使在一个工人大院里，人的“主
人意识”也可与我在西方社会感到的“主人意识”相提并论。我不是毛时代的天然拥趸
，因我思想成长的阶段充斥了那个时代的负面信息，要不是在西方亲身体验、对比和思
考，并不敢凭空做此对比。那个时代纵然万般不如今天，但有一样东西却是如今追之莫
及的，那就是风发的“主人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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