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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 (wh), 信区: LeisureTime
标 题: 那些我喜欢的人，在30岁就没了（ZZ）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Nov 27 17:18:56 2014, 美东)
（本文作者晏礼中，《生活》月刊资深记者。他的报道对象不是社会名流，而是平民百
姓，数年来，他为快递员、卖唱人、乡村医生、矿工、艾滋病人管理者、巡道工等普通
人勾画出了一幅幅精准而朴素的平民肖像。文章很长，耐心读完，你会爱上这个男人。）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word文档，名字叫做「享年」。「享年」就是享受生命年数的意
思，我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建的这么一个文档。
为什么要建这么个文档呢？因为我特别想知道，有哪些我喜欢的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
就没了。这样如果我过了三十岁，我就觉得自己比他们值了。
上网一查我发现，英国诗人雪莱三十岁的时候没了，那时候他划着小船，在湖上旅行遇
上暴风雨，他就淹死了；还有这一位，这是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病死了。
接下来，每年我都在我的word文档里面，添加着那些「享年」的名字，然后我发现自己
活过的人越来越多。当我31岁的时侯，我发现我活过了黄家驹，32岁的时候，我活过了
李小龙，33岁的时候，我活过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34岁的
时侯，我活过了蔡锷将军，35岁的时侯，我活过了唱《一生何求》的陈百强。
去年我36岁，本命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命年是一个坎儿，我上网一查，我发现这
个坎儿，英国诗人拜伦没有过，一辈子只娶了一个老婆的明孝宗皇帝朱佑橖没有过，还
有深受宅男们喜欢的日本AV女星饭岛爱也没有过，但这个坎儿我过了。
我不光过了，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本书的名字叫《别处
生活》。我写了20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表在我工作的《生活》月刊上。到现在
为止，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八年。
说到记者这个职业，每个人对它的想象都不一样。前段时间，我们的中学同学建了一个
微信群，当他们知道我在当记者的时侯，都纷纷表示，记者好啊，可以游山玩水，吃吃
喝喝的。
当然并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够像那些体制内的记者一样，可以那么滋润，我们这本杂志经
常派我去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喝会变成一种负担。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除了我身边那位穿白衬衣的那位兄弟，还有我还活着以
外，其他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我当时在云南思茅，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默契，
就是我和摄影师吃这边儿的菜，他们就会吃另外一边儿的，好像一盘菜里边有一道无形
的线，分隔着两个世界。
当然并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线来保证谁是不被感染的。有一天晚上，我刷牙的时侯，突
然发现自己的牙龈出血了，我当时头皮一阵发麻，我心想完了，我知道虽然唾液是不传
染艾滋病的，但是血液会。
这意味着，在我们每天吃饭的那群人当中，如果其中有一个口腔上也有疮口，那么这个
疮口就会感染他们的筷子，然后感染到菜，我再吃到这个菜，我就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
毒。
我当时用特别沉重的声音跟摄影师高远说，高远，我牙龈出血了。在那种情况下，大家
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让我没想到的是，高远用更沉重的声音跟我说，小晏，我的牙齿
也出血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都没睡觉。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俩都感染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四
到八年这个潜伏期，我们这个余生啊，该怎么来度过。
回北京以后，我们跟领导汇报了一下，公司领导出于对整个公司其他同事们的安全考虑
，第一时间就安排我们去做了HIV的检查。还好，没事儿，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走在
大街上，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啧，感染者，感染者。
这就是我那位摄影师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这事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他比了一个
手势，他说要死也要脚朝上，不死翻过来，随它去吧，这就是这个勇敢的摄影师。
我们俩是很好的兄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吧。这还是一些年轻人，这是在吉尔吉斯斯坦
的杰提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一个铁矿，一个中国公司买了它，然后这些年轻人在那工
作，然后我们去那儿写他们。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到杰提姆路程很远，中途会经过一个叫做伊塞克湖的
地方，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个湖的北岸。我们从去和回来，都要在这个湖的南岸住
上一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摄影师提议说，我们到湖边去走一下，他就跟着我去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很美，湖也很美。
然后我们在这个良辰美景中，散步的时候就过来了两个当地人，嘀里嘟噜地跟我们说了
一通当地话，我们也没明白什么意思，但当其中一个，他突然伸手去抓摄影师身上的那
个相机带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遇到歹徒了。
做记者这个行业，你一年两年可能碰不到什么，但是十年八年的，你就一定会碰到这种
事儿，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我之前跟摄影师商量过，在国外采访，如果遇到这样的
事情我们怎么办，公司的专业相机都是十几万一台的，回去你也说不清楚，没准让你赔
一半，那你也是好几年白干了。
所以我们当时商量，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微笑着说，一、二、三，突然出拳
，就把对方干倒，那天晚上也一样，我们说哎呀，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然后我们就微
笑说，一二三，啪，然后就把离我们最近的人给打倒了。
打倒以后你必须要跑啊，然后我们就跑，刚跑两步，「啪啪」枪声就响了。然后枪声一
响，我就闻到一股糊味儿，我也顾不上是哪儿糊了，跑的那个路线就一下变成S形了，
我用余光一瞟这个摄影师，我发现他也立刻改成S型了。
在紧急时刻，这个人躲避子弹的那种本能是相当有默契的。最开始我们是朝离我们比较
近的几家商店，我们朝那商店跑，但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在前面跑着，枪声在后面响着
，前面那一排商店，就「啪啪啪啪」地灯全关了，那卷帘门就「哗哗哗」往下拉。
嘿呀，这也太不好客了，我们就转朝我们住的酒店的方向跑，拼命跑，还好安全地就跑
回酒店了。回去以后我就发现，哦我胳膊中枪了，摄影师呢，他屁股中枪了，当地的朋
友就说，那得赶紧取子弹呐。
于是那个酒店就不住了，我们就连夜开车回比什凯克取子弹，取子弹的路上，当地的朋
友就给他们的律师打电话，就说，我们中国记者中枪了，然后律师就问他，说还活着吗？
当时我心里面咯噔一下，就觉得，其实人的生命啊，就是别人嘴中的一句话，一句答案
。如果那个答案是「死了」的话，我就想，一算，享年33岁，摄影师更悲催，享年32岁。
如果说「死了一个」，那是不是我呢，如果是我的话，我怎么去跟领导、跟摄影师的亲
人交待呢？到了比什凯克以后，他们的律师就问，什么枪打的你们呐，我说没看见，小
手枪吧，哎，是这种么？
在当地，你只要到医院去开一个证明，说你不是神经病，你就可以到户外用品店去买这
么一把俄罗斯的小口径手枪。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不敢那么莽撞了，特别是在
国外。
我记得还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采访，在晚上碰到一群黑人小孩，也是拿着刀来抢相机，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数什么一二三啊什么，我们直接就跑，朝那个有光的地方跑，一
边跑一边喊：HELP！HELP！，然后一边对着小孩儿喊：FUCK U FUCK U FUCK U!!!
还好，我记得那天，在我们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有一个银行保安，端着枪就出来了，
救了我们一命，这就是那个就我们命的非洲帅哥。
后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说，你在非洲你晚上出去不要带钱，你也不要带包，
你可以带一样东西，带什么呢？圣经，他们来抢你，你就说，I have no money, I
just have a Bible，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实际上，刚才我说的那些突发的危险事情呢，并不会给人带来那种濒死的反应和想象。
我第一次有这种濒死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04年，可可西里无人区。
当时我去采访那儿的巡山队员，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做卓乃湖，有很多盗猎分子，他们
会趁着藏羚羊产小羔羊的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去猎杀那些藏羚羊。
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搭了一个帐篷，建了一个保护站，是一个季节性的保护站，如果有
盗猎分子要来，然后我们在他们就不敢来了，白天你工作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到了晚上
太阳没了，人就会有高原反应，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高原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只有你亲身经历过以后，才会知道那
是什么。头疼、胸闷，嗓子里面就像有人用木头棍，不停地搅不停地搅，很难受。巡山
队的朋友对我说，小晏同志，你忍一哈，等天亮了就好了噻，我就忍啊，我就在这个痛
苦当中，等待着天亮。
我当时看了一下表，1点过5分。在痛苦当中，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所有事情，
谈过的所有女朋友都想了一遍，然后我想，哎呀，天亮了，该亮了，我再一看表，1点
过8分，3分钟，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因为有人说，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会把他的一生全部都想一遍，而且用很短的时间，
我想，真的，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要没了么，我还没有后代呢，我还刚买了房子，还没有
任何人知道那个房子在几楼几号。
还有，我这个稿子怎么办呀？这个编辑该说，这个记者太不靠谱了，然后我就稀里糊涂
地想想想想，然后就失去知觉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巡山队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么，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叫你，你都还答应，后面
再叫你就没反应了，给我们吓坏了，我们就连夜开车，把你往山下送。我们当时最害怕
的就是那个车在外面路上坏掉了，因为在高原，那些吉普车是非常容易坏掉的。
所以从可可西里出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人区作证》。当时我还在《经济观
察报》，这个报纸在飞机上有，一个企业家就看到了这篇报道，看完以后，他就给可可
西里巡山队捐了一批吉普车。这让我觉得，做记者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有朋友问我说，你采访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记者这个职业对你的人生观有
什么影响吗？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每写一个人，他们的人生观都会对你
有影响，而这个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同的人生观，交织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
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出去采访，碰到一些好玩儿的东西什么的，我都会把它买回
来，但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买了。
现在我一年四季在外面采访，都是一个包，只有一个包，里面搁着一台电脑，两本书，
一个洗漱包，一套换洗衣裳，还有一根录音笔。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包就是我的整个
家，家越小，世界反而越大。
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我回到北京以后，发现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
地想去拥有，我朋友后来到我家，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我就说你们喜欢什么就拿走吧。
为什么这么想呢，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出去采访，万一回不来了，万一我享年了，那我
这些就是些死人的东西，是没人要的，我现在送给你们，你们会说这是小晏生前送我们
的，没准还特别珍惜呢。
当我把这话跟我姐姐一说，她说哎呀呸呸呸呸，她让我呸呸呸，但是我觉得人生无常，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辈子好多事情都说不清楚》，这篇
文章写的是一个彝族小孩的故事。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在四川大凉山有一个彝族小孩，特别会唱歌，所以在一次慈善项
目的资助下，这个小孩就到了北京来参加一个夏令营。他回去以后回到他的小山村，这
个小孩就跟他们村子里面的小朋友说，我到过北京啦，我看过天安门啦。
然后村子里面没有小朋友相信，就说哎呀你在吹牛，你肯定没有去过你骗我们的。他为
了证明，他就从自己住的小村子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来到这个县城，找了当时带他去
，参加夏令营的那个老师要了照片，回去证明自己是去过天安门的，是去过北京的。
当时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挺打动我的，我就叫上摄影师，我们就去了那个大凉山的深处去
找那个小孩，我觉得这个倔倔的小孩，挺可爱，这个小孩他们家，是在大凉山深处一个
叫做团结村的地方，那个地方不通车。
所以我们只能坐车到乡政府，再从乡政府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到他们家。路上有一个乡长
陪着我们，因为乡长说，他们那个村子由于交通闭塞，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懂汉话，
所以他给我们当翻译。
路上说这个小孩阿力日晷很聪明，我们就到了阿力日晷家了，我就发现这个小孩特别腼
腆，特别害羞，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说话。这个靠在门边的小孩，，好多事一辈子
也说不清楚。我有个朋友看了我写的那个《别处生活》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那本书
吧，没法一直看下去，因为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把人带入到一种残酷的现实，让人没法躲
进韩剧，或者「中国好声音」里。
的确，在当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很有尊严地活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我来说，写多了那些生活不容易的人，反而在获得幸福和满足上面就会容易得多。
就像那天我采访完阿力日晷，听他唱完歌，从他家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走到乡政府
的办公室，我累极了困极了，我就在办公室的一个木头椅子上我就睡着了。
醒来以后我发现，那是我人生当中睡得最美的一个觉，仅仅是因为没有跳蚤咬我。从那
以后，我到任何地方，只要没有跳蚤，我都能够睡觉。
我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在他
们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
模仿自己中度过。
所以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累，因为我每写一个人，便会跟着他们重复和经历他
们的一生，酸甜苦辣，风风雨雨。
这是北京的厨师，这是陕西华音的老腔艺人，这是河北易县的守林人，这是云南云龙的
乡村医生，这是海南文昌的环保主义者，这是在非洲修路的湖南人，这是湖南娄底的巡
道工，这是湖北武汉吉庆街的卖唱者，这是陕西绥德的石匠，这是云南思茅的艾滋病人
管理者，这是云南宾川的守山人，这是贵州大方的狱警，这是大凉山的阿力日晷。
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故事是那么的普通，又是那么的鲜活，其实他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想
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地过日子，但是我们的社会又这个时代会把很多种种的忧伤和负担加
给他们。
所以，我一遍遍地写着这些普通人，我会突然觉得，自己活了好几好几辈子，如果我享
年的话，我觉得我都好几百岁了。
但是如果我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还会在《生活》月刊写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
，从这些普通人的那些似乎无人喝彩的故事，背后我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平淡和疯狂。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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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晏礼中，《生活》月刊资深记者。他的报道对象不是社会名流，而是平民百
姓，数年来，他为快递员、卖唱人、乡村医生、矿工、艾滋病人管理者、巡道工等普通
人勾画出了一幅幅精准而朴素的平民肖像。文章很长，耐心读完，你会爱上这个男人。）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word文档，名字叫做「享年」。「享年」就是享受生命年数的意
思，我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建的这么一个文档。
为什么要建这么个文档呢？因为我特别想知道，有哪些我喜欢的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
就没了。这样如果我过了三十岁，我就觉得自己比他们值了。
上网一查我发现，英国诗人雪莱三十岁的时候没了，那时候他划着小船，在湖上旅行遇
上暴风雨，他就淹死了；还有这一位，这是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病死了。
接下来，每年我都在我的word文档里面，添加着那些「享年」的名字，然后我发现自己
活过的人越来越多。当我31岁的时侯，我发现我活过了黄家驹，32岁的时候，我活过了
李小龙，33岁的时候，我活过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34岁的
时侯，我活过了蔡锷将军，35岁的时侯，我活过了唱《一生何求》的陈百强。
去年我36岁，本命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命年是一个坎儿，我上网一查，我发现这
个坎儿，英国诗人拜伦没有过，一辈子只娶了一个老婆的明孝宗皇帝朱佑橖没有过，还
有深受宅男们喜欢的日本AV女星饭岛爱也没有过，但这个坎儿我过了。
我不光过了，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本书的名字叫《别处
生活》。我写了20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表在我工作的《生活》月刊上。到现在
为止，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八年。
说到记者这个职业，每个人对它的想象都不一样。前段时间，我们的中学同学建了一个
微信群，当他们知道我在当记者的时侯，都纷纷表示，记者好啊，可以游山玩水，吃吃
喝喝的。
当然并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够像那些体制内的记者一样，可以那么滋润，我们这本杂志经
常派我去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喝会变成一种负担。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除了我身边那位穿白衬衣的那位兄弟，还有我还活着以
外，其他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我当时在云南思茅，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默契，
就是我和摄影师吃这边儿的菜，他们就会吃另外一边儿的，好像一盘菜里边有一道无形
的线，分隔着两个世界。
当然并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线来保证谁是不被感染的。有一天晚上，我刷牙的时侯，突
然发现自己的牙龈出血了，我当时头皮一阵发麻，我心想完了，我知道虽然唾液是不传
染艾滋病的，但是血液会。
这意味着，在我们每天吃饭的那群人当中，如果其中有一个口腔上也有疮口，那么这个
疮口就会感染他们的筷子，然后感染到菜，我再吃到这个菜，我就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
毒。
我当时用特别沉重的声音跟摄影师高远说，高远，我牙龈出血了。在那种情况下，大家
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让我没想到的是，高远用更沉重的声音跟我说，小晏，我的牙齿
也出血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都没睡觉。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俩都感染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四
到八年这个潜伏期，我们这个余生啊，该怎么来度过。
回北京以后，我们跟领导汇报了一下，公司领导出于对整个公司其他同事们的安全考虑
，第一时间就安排我们去做了HIV的检查。还好，没事儿，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走在
大街上，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啧，感染者，感染者。
这就是我那位摄影师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这事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他比了一个
手势，他说要死也要脚朝上，不死翻过来，随它去吧，这就是这个勇敢的摄影师。
我们俩是很好的兄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吧。这还是一些年轻人，这是在吉尔吉斯斯坦
的杰提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一个铁矿，一个中国公司买了它，然后这些年轻人在那工
作，然后我们去那儿写他们。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到杰提姆路程很远，中途会经过一个叫做伊塞克湖的
地方，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个湖的北岸。我们从去和回来，都要在这个湖的南岸住
上一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摄影师提议说，我们到湖边去走一下，他就跟着我去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很美，湖也很美。
然后我们在这个良辰美景中，散步的时候就过来了两个当地人，嘀里嘟噜地跟我们说了
一通当地话，我们也没明白什么意思，但当其中一个，他突然伸手去抓摄影师身上的那
个相机带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遇到歹徒了。
做记者这个行业，你一年两年可能碰不到什么，但是十年八年的，你就一定会碰到这种
事儿，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我之前跟摄影师商量过，在国外采访，如果遇到这样的
事情我们怎么办，公司的专业相机都是十几万一台的，回去你也说不清楚，没准让你赔
一半，那你也是好几年白干了。
所以我们当时商量，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微笑着说，一、二、三，突然出拳
，就把对方干倒，那天晚上也一样，我们说哎呀，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然后我们就微
笑说，一二三，啪，然后就把离我们最近的人给打倒了。
打倒以后你必须要跑啊，然后我们就跑，刚跑两步，「啪啪」枪声就响了。然后枪声一
响，我就闻到一股糊味儿，我也顾不上是哪儿糊了，跑的那个路线就一下变成S形了，
我用余光一瞟这个摄影师，我发现他也立刻改成S型了。
在紧急时刻，这个人躲避子弹的那种本能是相当有默契的。最开始我们是朝离我们比较
近的几家商店，我们朝那商店跑，但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在前面跑着，枪声在后面响着
，前面那一排商店，就「啪啪啪啪」地灯全关了，那卷帘门就「哗哗哗」往下拉。
嘿呀，这也太不好客了，我们就转朝我们住的酒店的方向跑，拼命跑，还好安全地就跑
回酒店了。回去以后我就发现，哦我胳膊中枪了，摄影师呢，他屁股中枪了，当地的朋
友就说，那得赶紧取子弹呐。
于是那个酒店就不住了，我们就连夜开车回比什凯克取子弹，取子弹的路上，当地的朋
友就给他们的律师打电话，就说，我们中国记者中枪了，然后律师就问他，说还活着吗？
当时我心里面咯噔一下，就觉得，其实人的生命啊，就是别人嘴中的一句话，一句答案
。如果那个答案是「死了」的话，我就想，一算，享年33岁，摄影师更悲催，享年32岁。
如果说「死了一个」，那是不是我呢，如果是我的话，我怎么去跟领导、跟摄影师的亲
人交待呢？到了比什凯克以后，他们的律师就问，什么枪打的你们呐，我说没看见，小
手枪吧，哎，是这种么？
在当地，你只要到医院去开一个证明，说你不是神经病，你就可以到户外用品店去买这
么一把俄罗斯的小口径手枪。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不敢那么莽撞了，特别是在
国外。
我记得还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采访，在晚上碰到一群黑人小孩，也是拿着刀来抢相机，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数什么一二三啊什么，我们直接就跑，朝那个有光的地方跑，一
边跑一边喊：HELP！HELP！，然后一边对着小孩儿喊：FUCK U FUCK U FUCK U!!!
还好，我记得那天，在我们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有一个银行保安，端着枪就出来了，
救了我们一命，这就是那个就我们命的非洲帅哥。
后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说，你在非洲你晚上出去不要带钱，你也不要带包，
你可以带一样东西，带什么呢？圣经，他们来抢你，你就说，I have no money, I
just have a Bible，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实际上，刚才我说的那些突发的危险事情呢，并不会给人带来那种濒死的反应和想象。
我第一次有这种濒死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04年，可可西里无人区。
当时我去采访那儿的巡山队员，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做卓乃湖，有很多盗猎分子，他们
会趁着藏羚羊产小羔羊的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去猎杀那些藏羚羊。
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搭了一个帐篷，建了一个保护站，是一个季节性的保护站，如果有
盗猎分子要来，然后我们在他们就不敢来了，白天你工作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到了晚上
太阳没了，人就会有高原反应，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高原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只有你亲身经历过以后，才会知道那
是什么。头疼、胸闷，嗓子里面就像有人用木头棍，不停地搅不停地搅，很难受。巡山
队的朋友对我说，小晏同志，你忍一哈，等天亮了就好了噻，我就忍啊，我就在这个痛
苦当中，等待着天亮。
我当时看了一下表，1点过5分。在痛苦当中，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所有事情，
谈过的所有女朋友都想了一遍，然后我想，哎呀，天亮了，该亮了，我再一看表，1点
过8分，3分钟，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因为有人说，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会把他的一生全部都想一遍，而且用很短的时间，
我想，真的，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要没了么，我还没有后代呢，我还刚买了房子，还没有
任何人知道那个房子在几楼几号。
还有，我这个稿子怎么办呀？这个编辑该说，这个记者太不靠谱了，然后我就稀里糊涂
地想想想想，然后就失去知觉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巡山队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么，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叫你，你都还答应，后面
再叫你就没反应了，给我们吓坏了，我们就连夜开车，把你往山下送。我们当时最害怕
的就是那个车在外面路上坏掉了，因为在高原，那些吉普车是非常容易坏掉的。
所以从可可西里出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人区作证》。当时我还在《经济观
察报》，这个报纸在飞机上有，一个企业家就看到了这篇报道，看完以后，他就给可可
西里巡山队捐了一批吉普车。这让我觉得，做记者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有朋友问我说，你采访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记者这个职业对你的人生观有
什么影响吗？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每写一个人，他们的人生观都会对你
有影响，而这个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同的人生观，交织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
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出去采访，碰到一些好玩儿的东西什么的，我都会把它买回
来，但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买了。
现在我一年四季在外面采访，都是一个包，只有一个包，里面搁着一台电脑，两本书，
一个洗漱包，一套换洗衣裳，还有一根录音笔。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包就是我的整个
家，家越小，世界反而越大。
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我回到北京以后，发现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
地想去拥有，我朋友后来到我家，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我就说你们喜欢什么就拿走吧。
为什么这么想呢，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出去采访，万一回不来了，万一我享年了，那我
这些就是些死人的东西，是没人要的，我现在送给你们，你们会说这是小晏生前送我们
的，没准还特别珍惜呢。
当我把这话跟我姐姐一说，她说哎呀呸呸呸呸，她让我呸呸呸，但是我觉得人生无常，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辈子好多事情都说不清楚》，这篇
文章写的是一个彝族小孩的故事。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在四川大凉山有一个彝族小孩，特别会唱歌，所以在一次慈善项
目的资助下，这个小孩就到了北京来参加一个夏令营。他回去以后回到他的小山村，这
个小孩就跟他们村子里面的小朋友说，我到过北京啦，我看过天安门啦。
然后村子里面没有小朋友相信，就说哎呀你在吹牛，你肯定没有去过你骗我们的。他为
了证明，他就从自己住的小村子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来到这个县城，找了当时带他去
，参加夏令营的那个老师要了照片，回去证明自己是去过天安门的，是去过北京的。
当时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挺打动我的，我就叫上摄影师，我们就去了那个大凉山的深处去
找那个小孩，我觉得这个倔倔的小孩，挺可爱，这个小孩他们家，是在大凉山深处一个
叫做团结村的地方，那个地方不通车。
所以我们只能坐车到乡政府，再从乡政府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到他们家。路上有一个乡长
陪着我们，因为乡长说，他们那个村子由于交通闭塞，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懂汉话，
所以他给我们当翻译。
路上说这个小孩阿力日晷很聪明，我们就到了阿力日晷家了，我就发现这个小孩特别腼
腆，特别害羞，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说话。这个靠在门边的小孩，，好多事一辈子
也说不清楚。我有个朋友看了我写的那个《别处生活》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那本书
吧，没法一直看下去，因为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把人带入到一种残酷的现实，让人没法躲
进韩剧，或者「中国好声音」里。
的确，在当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很有尊严地活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我来说，写多了那些生活不容易的人，反而在获得幸福和满足上面就会容易得多。
就像那天我采访完阿力日晷，听他唱完歌，从他家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走到乡政府
的办公室，我累极了困极了，我就在办公室的一个木头椅子上我就睡着了。
醒来以后我发现，那是我人生当中睡得最美的一个觉，仅仅是因为没有跳蚤咬我。从那
以后，我到任何地方，只要没有跳蚤，我都能够睡觉。
我记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在他
们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
模仿自己中度过。
所以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累，因为我每写一个人，便会跟着他们重复和经历他
们的一生，酸甜苦辣，风风雨雨。
这是北京的厨师，这是陕西华音的老腔艺人，这是河北易县的守林人，这是云南云龙的
乡村医生，这是海南文昌的环保主义者，这是在非洲修路的湖南人，这是湖南娄底的巡
道工，这是湖北武汉吉庆街的卖唱者，这是陕西绥德的石匠，这是云南思茅的艾滋病人
管理者，这是云南宾川的守山人，这是贵州大方的狱警，这是大凉山的阿力日晷。
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故事是那么的普通，又是那么的鲜活，其实他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想
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地过日子，但是我们的社会又这个时代会把很多种种的忧伤和负担加
给他们。
所以，我一遍遍地写着这些普通人，我会突然觉得，自己活了好几好几辈子，如果我享
年的话，我觉得我都好几百岁了。
但是如果我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还会在《生活》月刊写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
，从这些普通人的那些似乎无人喝彩的故事，背后我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平淡和疯狂。
来自：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Headline/3172151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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