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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发帖数: 124 | 1 “讨债鬼”这个外号是我四岁时被妈妈钦赐的。我是早产儿，自小体弱多病。每年春天
换季，我都会被流行感冒击中，从二月份到五月份，每个月发烧一次，每次发烧，妈妈
就得骑着自行车，顶着北京春日的沙尘暴，带着我去儿研所输液。那时她工资只有一两
千块，光给我看病开药，就得花去三五百。于是“讨债鬼”这三个字就成了我的小名，
每次妈妈跟她领导请假时，便会说：我家那个小讨债鬼又病了。
随着年纪增长，生病的情况虽然越来越少，但我总是会搞出点儿别的幺蛾子：要么是报
班儿学跳伞、要么是打职业手游联赛、要么是从北京一口气自驾到土耳其——每年春天
，我都坚持不懈地让我父母大出血一笔。直到大三那年，我终于不向家里讨债了，转而
将目光看向了外面。
我本科学了影视专业，从大一开始就在剧组游手好闲地混日子，混了一两年，认识一群
狐朋狗友，大三那年干脆休学，和同学一起开了个工作室。我们以“全北京最高性价比
”为slogan，招摇撞骗地接了不少活儿，凭着不知从哪儿来的运气和小伙伴们的不懈努
力，工作室没赔。我们这帮十八九岁的学生伢子早早地学会了围标串标以及拿几百页的
ppt骗投资。
然而，影视行业水深多少，并不是我们这些初生牛犊们可以摸得清的。
我第一次讨债是在2014年。那时候网络大电影刚刚兴起，我和一个师哥接了X公司的网
大项目。我做编剧，他做导演；我的稿酬5万，他的片酬10万。
刚开始，X公司看起来非常正规。在剧本大纲通过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和我们签订了合
同。那时候我很天真，以为只要有合同，对方就不能耍我们。然而，在付给我两千块定
金后，一直到这部影片开机，我都没有收回剩下的尾款，而师哥则是连定金也没有收到。
距离杀青只剩下五天时间。我和师哥心里都很清楚，杀青前如果X公司没给我们打款，
那这笔钱估计就要不回来了。
师哥是个怂货，他只会向我抱怨，从来不敢跟X公司开口要钱。我让他带着摄影演员炸
组（我们管在剧组拍摄期间罢工的行为叫做炸组），别再继续拍了，他又舍不得自己筹
备了好几个月的作品。
可我是一个暴脾气，我向来是吃不得一点儿亏的。
我把这事儿和一个一直带着我做事的制片大哥聊了一下。这大哥是地道北京人，比我父
母小几岁，从可口可乐的第一支广告开始，干了二三十年的广告行当，绝对是老一代的
广告人了。我跟他说我想起诉这家公司。大哥冷笑，道，傻丫头，又不是五千万，钱不
是这么要的。可我还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呀。我问大哥，我总不能去抢吧？大哥告诫
我：“做人一定要局气，做事一定要仁义。不能以暴制暴，讨债也得用脑子，要从容地
把钱拿回来。”随即大哥给了我一个电话，这是我们上一个剧组里的做饭阿姨的联系方
式。大哥跟我说，你找刘姐，她能解决这事儿。
刘姐大概四十五六岁，河南人，她老公是我们剧组的灯头儿。河南许昌附近有一个村，
俗称“灯光村”。该村全村男女老少南下横店儿混剧组，人数之多、人脉之广，甚至让
横店儿为了这群河南人，专门开了许多家馒头店和烩面馆。刘姐和她老公就是灯光村儿
的，早就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剧组轶事了。我给刘姐打了电话，刘姐说，小妹，包姐姐身
上了，但是钱要回来以后你得分姐姐两千块钱。我说，姐，我现在就给你两千块。随即
我将X公司打给我的剧本定金转给了她。
第二天，刘姐带着一把折叠帆布椅连夜坐火车从许昌到了北京。我从西站接了她，开车
直奔X公司。
X公司位于酒仙桥附近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北边是中国电影导演中心，南边是360大
楼，西边是798，东边是大地时代。地理位置优越，非常丢不起人。
刘姐从后备箱里拿出她的折叠椅，气势汹汹地带着我走向了产业园的大门，然后她干练
地将折叠椅一展，坐在X公司门口大声哭诉，言语中不带一个脏字，但极其尖刻有力，
让路人纷纷停下拍照录像，仿佛X公司欠了不止我们十五万，而是十五亿一样。
不过，X公司的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员工一起躲在房间里半
个小时不肯出来，并且拨打了物业电话进行投诉。不一会儿，四五个年轻力壮的保安走
了过来，试图架走刘姐。我正慌乱着生怕出点事儿，高潮来了：在保安的拉扯下，刘姐
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哭道：弄啥嘞你们把我推倒了！赔钱！我要你们几个赔光光！
几个保安一脸懵逼，他们立即放开了她，走得远远的，生怕刘姐继续碰瓷儿。
X老板见事态收拢不住了，终于出了门，对我说，你这么搞，不怕名气臭了以后没有公
司敢用你当编剧？我道，首先，是你名气臭了不是我名气臭；其次，我一光脚的怕你穿
鞋的？
（其实我当时很害怕X老板去报警。因为那时的我以为警察会把我这种讨债的给抓起来
。但事实证明警察才不管这破事儿。）
X老板变了脸，突然和善地哄起我来：编剧老师，你看，今天财务没上班，我明天让她
上班了给你打钱好不好呀？
我：不好。我雇这大姐一天两千块呢，明天你不给我转账，我还得管吃管住再多给她一
天钱继续来你这儿练嗓儿。不可能。
X老板又恐吓他知道我在哪所学校，小心他去学校里找我老师。我冷笑，道，我们学校
的老师护犊子，只要我们不吸毒不犯法，我们干什么他们都支持。
X老板还想继续耍赖。我烦了，我警告他，如果今天拿不到钱，明天我就带着刘姐去片
场闹，让你们一天开不了机！
最终，X老板在衡量是关机一天损失大还是给我编剧费损失大后，他选择打我编剧费。
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财务今天上班了。财务分别把我的全部尾款以及师哥的头款二款结清
了。
那天傍晚，我送刘姐去西站，我俩在西站旁边的快餐店简单要了两碗面。我一边吃一边
哭了。刘姐说，姑娘，别哭了，女孩干这行儿，可不要受点儿委屈嘛！
后来那部网大最终因X公司资金断链，未能宣发上映。而师哥的尾款也没能要回来。据
他说，我要回的那笔钱，已经是X公司最后的一部分资金了。师哥很感谢我，否则他也
是白忙活好几个月。
第二次讨债，虽然不是为了我自己，但依然和影视行当有关。
2015年，我干妈将40万放在了一家号称“影视文化公司”的融资公司里。我们暂且称这
家公司为W公司。
W公司的融资模式其实就是变相的庞氏骗局。用会销的方式吸收客户，以高年利率吸引
一群不懂金融的老年人和家庭主妇进行投资，再用第二轮融来的钱去还第一轮的利息，
一轮滚一轮，直到投资断链，再以“上市”画大饼，欺骗投资人，让他们将资本换购成
股份，降低月息，继续拖延，直至最终全盘崩溃。
我干妈就是那种对于金融一窍不通，但对于艺术和电影却深爱致死的中年女人。早在她
投资前，她就告诉我，W公司每年都会拍一部院线电影，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许可证”，这个证可不是谁都有的哦。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说，干妈，这证儿我的工作
室就有啊，三个影视行业毕业证外加两千块钱代办费，哪家公司都能办啊。但是干妈不
听，她已经完全被W公司的会销洗脑了。
过了两三个月，干妈又给我打电话，说，W公司的一部电影上映了，叫《丝路英雄：云
镝》，你帮我看看，他们说投资了一个亿，你看看值不值。我心说我都没听说过这片儿
，肯定宣发就没花钱啊。果然，我和干妈从电影院出来后，我告诉她，这片儿能花300
万就不错了，而且这样的质量估计要“院线一日游”（只上线一天就被下线）。那一个
亿，大概是W公司用这部电影洗钱了。
干妈听后很绝望。她试图向W公司要回投资的40万，但遭到W公司拒绝。三个月后，W公
司被多位投资人联合举报，董事长外逃失踪。干妈跟着其他投资人去公司要过债，但公
司里只剩下一群不知状况的低层业务员。那些当年拉来这群投资人的“客户经理”们早
就躲回家了。
干妈伤心极了。本来她的身体就不好，40万对于她家来说也不算小数目，她一下子得了
厌食症，一个月内瘦了二十多斤。
我知道是干妈犯二被人骗了钱，但我还是特别心疼。于是我和干妈深入了解了一下W公
司的情况，我发现事情还有转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决定帮她讨债。
我认为“事情还有转机”的原因有四个：首先，W公司的账户上还有钱，而且虽然大家
报了案，但警察还没来得及给W公司封账。其次，即使账上还有钱，如果我们不及时讨
债，这笔钱可能就被其他投资人先讨走，毕竟僧多粥少，我们应尽快做出反应。第三，
拉我干妈投资的那位W公司客户经理（A女士）仍然在职，她有权从公司账上划款。最后
，A女士的儿子在陈经纶中学的念初三。
于是，我把着手点放在了A女士身上。干妈多次打电话向A女士沟通、乞求、哭诉，但A
女士铁了心肠地不还款给她。因为A女士从干妈的40万里拿了12万提成，她根本不想还
给干妈。
制片大哥的那句“做人一定要局气，做事一定要仁义”成为了我的行事准则。我思前想
后，找到了一个对A女士伤害最低，但威慑力又最大的办法——我带着几个身材高大的
男性朋友，来到了陈经纶中学门口。
每天下午放学，我们守着大门，等A女士的儿子出来，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和善地走
过去，勾搭住A女士儿子的肩膀，然后我给他买一包辣条，请他吃完。
就这样，我连续给她儿子买了三天的辣条。第四天时，A女士绷不住了，她打电话大骂
我干妈，我直接帮干妈挂了电话。那一天，A女士的儿子请了假。但中考在即，课不能
随便落下。所以第二周的周一，她儿子又来上学了。而我呢，我继续给她儿子买辣条，
还请他儿子吃麦当劳，去紫光影院看电影，开车送她儿子回家。
一个星期后，A女士要求和我干妈见面商议，她同意从W公司划账，还了干妈28万。另外
12万，A女士说她已经花完了，没办法还给我们。干妈说不必再继续追债，这12万就当
自己买教训了。
第三次讨债就在半个月前，这次讨债正是促成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其过程之艰辛，让
我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委屈。我在2016年夏天开始，从影视公司B那里外包了C公司的广告
项目。
B公司并不具备拍摄能力，他们唯一会的就是项目揽过来，外包给我们这些影视工作室
来制作，然后赚取中间费用。我们完全可以用“皮包公司”、“掮客”这样的词来形容
B公司。
外包项目我们也不是不接，但有约法三章：第一、我们必须见到C公司。第二、如果不
能见到C公司，那么我们只对B公司负责，只要片子在B公司这里通过，即使C公司后续对
片品不满意，我们也概不负责修改。第三、如果不让我们见C，则文案由B公司提供。
B公司害怕我们和C对接后甩掉他们，于是他们决定自己提供文案，让我们照着文案进行
拍摄。然而B公司的文案存在很多问题，我仔细研究后发现，如果完全照着文案进行拍
摄，那么成片将会失去连贯性，成为片段状。我向B公司再三询问这样的文案真的不需
要修改吗？B公司的监制人R老师和对接业务员Y小姐，告诉我，不需要。因为这个文案
是“有着多年广告经验”的R老师写的。
我们照着文案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也照着文案剪辑了。即使工作室的导演想办法从
视听方面弥补了文案的缺陷，但最终成片还是不够连贯。R老师开始发难，让我们一遍
一遍地修改剪辑，并且让我们添加3D动画特效（在合同里我们是不需要做建模的，因为
预算有限），他知道我们工作室除了导演外，基本都是学生，于是他可悲地以自己的年
龄优势来压我们，甚至对我进行了性别上的人身攻击。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能拿到尾
款，他爱怎么骂我随他便。
然而，四个月过去了，改到第六拷的时候，R老师居然提出要我们更换背景音乐。这样
的要求明显是故意找事儿。因为背景音乐一换，意味着全部剪辑都要重新按照新的音乐
节奏来做，而后续的调色、包装、声音混路等全部都要跟着重做。
我开始起了疑心，怀疑B公司找茬儿打算不给我们尾款了。
我托人从B公司内部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个项目本来是由R老师负责的，但由于R老师
业务能力不佳，未能拿下客户公司C的信任，才不得已外包给了我们。R老师为了项目提
成的事怀恨在心，所以一次次在后期方面对我们进行压榨，同时，他还向B公司高层反
应，说我们工作室没有能力继续完成此项目的后期工作，应该把我们的尾款拿给R老师
的团队来做。
听到这里，我的心已经凉了一半。这个老东西居然连尾款的钱都要挣？！他穷疯了吧？
不过此时，我已深知，不论我们怎么努力修改，尾款都到不了手了。但好在，我还有一
张底牌——原始素材我一直没有拷给B公司。（这招儿也是制片大哥教的，我真的很感
谢他！）
但B公司做了这么久的皮包，也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很快地，他们假意说成片通过了
，要结尾款，让我把素材拷过去。我说，素材等钱到了再给你们拷。
B公司急了。对接业务员Y小姐连夜打电话给我，质问：合同上写着拍摄后提交全部原始
素材，你们这样是不行的！
我说，合同上有写拍摄后几天内提交吗？那我拍摄后十年内给你提交我也不违反合约。
Y小姐气急败坏道：你这样小心我去告你！
我冷笑，说，你看看你的合同是跟谁签的。
这是我留的最后一手。早在发现文案是R老师写的时候，我对这个项目已经产生疑心了
。于是我没有用自己的工作室和他们签订合同，而是用我高中同学的公司和别人签。我
这个高中同学一直在泰国念大学，很多年没有回国了。他家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专门
在他名下开了家公司帮各种人走账。这家公司成立一年内就背了四十多条民事诉讼，完
全是虱子多了不痒的姿态。而我同学也告诉我，这家公司你们随便糟践，他无所谓。
Y小姐仔细查了合同，发现他们公司不仅告了我没用，而且由于之前邮件确认了成片通
过一事，他们还必须在七个工作日内打尾款，否则将付我违约金。（其实找别的公司代
签走账是不行的，而且我的这份合同里有很多法律漏洞，只不过B公司为了省钱没有请
一个好法务，Y小姐比我还法盲，她完全没发现。不过我们工作室的法务小哥也十足为
我捏了把冷汗。）
Y小姐要疯了，第二天一大早她跑到我们工作室大闹。而早在头一天晚上，我已经把工
作室里储存原始素材的阵列硬盘带回了家。
工作室里的后期人员都是我们“出生入死”的好同学。大家经过糟糕的影视行业的几年
洗礼后，早就对这事儿不感冒了。后期导演淡定地给Y小姐倒水，我还下楼给她买了酸
奶。Y小姐心情平静以后，一言不发地回了B公司。
两天后，我高中同学发微信给我，说他的公司已经收到了B公司的转账，发票开好了，
下午让他公司的财务闪送给我。
第三天，我带着发票和阵列硬盘去了B公司。这个历时七个月的项目终于画上了句号。
而我，也决定永远离开影视行业。因为我再也不想讨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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