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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397 | 1 这里是他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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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元年——“《春秋》三传”详释之一 1(2007-07-11 10:39:38)转载
序
1．
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然而对于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着另外一番
趣味。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于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
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要。
当初，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虚构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
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在“惟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
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于是，一片片的玉石与
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张地包裹起了
圣人的尸体——那是一具存在于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尸体。可以联想一下实际发生的
事情：我们对出土的那件金缕玉衣的关注和赞叹不是大大超过了对中山靖王本人的热情
吗？
所以，我这里注讲《春秋》一经三传（即《春秋经》与《公羊传》、《榖梁传》、
《左传》），既从经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时也会兼顾经学史上的种种阐释与种种纷争
。《春秋大义》曾经作为我这番注讲的一篇过于庞大的引子，已经做过了足够的铺垫，
也有一些“六经注我”的味道，现在进入“一经三传”的正文，我也会从“六经注我”
变为“我注六经”，只是风格上照旧还是“疑而好古，述而不作”，多拾牙慧，少有创
见，即便有驳正权威旧说之处，也多是以甲攻乙，以丙驳甲。
2．
经和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举例来说，明代嘉靖朝嚣嚣多年的“大礼议”，在我
们现代人看来，大家头破血流争的问题实属无聊——为什么非要皇帝把爸爸、妈妈当成
叔叔、婶婶呢？但在经学背景下观察，就会知道那些“愚蠢无聊”的大臣们拼了性命所
争的东西确是实关乎重大的。而更加有趣的是：大臣们誓死捍卫的那一则春秋大义在现
代史家的考据之下却有可能被证明为错。
经学的这些现象，看上去完全符合贝格尔所谓人类建造意义世界之过程的三个阶段
：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用《神圣的帷幕》一书译者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
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世界的过程。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
的产物都具有一个规律：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创造
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于它。而内在化，则意味着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
进自己的意识，于是它们就既是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于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i—
—耐人寻味的是，贝格尔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
由此来看，经学确乎带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尽管孔子之说可以这时是黑，那时
是白，但孔与非孔之间始终壁垒森严，正如信仰的世界无论如何复杂多变，始终是在遵
循着神圣与世俗这个二分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级世界
，虽然这里的婆罗门认为洁净的，那里的婆罗门却会认为不洁，但无论如何，洁净与不
洁这个二分法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是本质性的（路易·杜蒙《等级人》）。“因而，我
们可以说，是人制造了他们的神，或者至少是人使这些神得以生存的；但与此同时，人
也唯有依赖神才能存活下去。”ii——在经学的视野里，我们有时不妨把涂尔干这句话
里的“神”换成“孔子”。
在经学的视野里，真实的孔子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3．
本篇题为《隐公元年》，这是《春秋经》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的第一年，也是春秋
时代正式开始的第一年。先秦社会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形态迥然不同，如果照实来拍电视
剧，必然要以惨淡的收视率而收场。所以我在这作为春秋第一年的隐公元年的内容里会
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化渊源等等介绍得详细一些，尽管很多问题至今仍然歧说纷
纭，没有定论。
另外要说明的是，（1）本篇所用“一经三传”的版本，主要是李学勤主编的“十
三经注疏（标点本）”，即其中的[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2）为了通俗和严谨兼顾，我对古籍的引述大多会在正文当中取
其意而遗其直，并把原文附在注释里以供参考查阅。
春秋大义——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一）(2007-05-25 19:42:
54)转载 分类： 春秋大义（连载中）
第二章 一经三传：哲学、历史、还是政治？
（一）“三传”小史——小学《论语》与大学《春秋》——“春秋三传”和“春秋四传
”——公羊学和榖梁学在皇家擂台上的正式比武——作为实用政治学的儒学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
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
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
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
》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
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
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
《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i]……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
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
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
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
》，而忽略了《春秋》。”[ii]
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
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
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
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
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
——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
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
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
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
，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汉代的儒家政治传统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学非常刻苦，“目
不窥园”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董仲舒是当时治公羊学首屈一指的专家——所谓
“治公羊学的专家”，也就是研究《公羊传》的专家。在当时，因为《春秋经》号称是
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还曾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经》”[iii]，更显得《春秋经》意义之无比重大。而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权
威教材，那么，为《春秋经》编写教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春秋》作为教材被
称为“经”，那些教辅则被称为“传”。这个“传”，一说是“转”的意思，当“转授
”解；一说原本是取“传授”的意思，表示的是后学“传授”圣人整理出来的“经”—
—按照后一种意思，“传”本来很可能是读作“chuan-2”的，[iv]名人的“传记”也
本该读作“chuan-2记”的，可你要真这么读，别人就该笑话了，正如佛教的《大藏经
》的“藏”原本该读作“cang-2”，唐三藏的“藏”也该读“cang-2”一样，本来取的
都是“收藏”的意思。
还是从俗好了。我们一直都说“《春秋》三传”，就是《春秋经》加上《左传》、《公
羊传》、《榖梁传》，是谓“一经三传”。《春秋经》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亲手编
订的，其意义正如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
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却从来不去原创，所以，《春秋经》作为他老人家惟一的一
部“作品”，地位自然无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的自序中
说：“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这是两千年来很主流的一种观点。但
此事是否可靠，后人聚讼纷纭，我这里就不细表了。
《公羊传》和《榖梁传》据说原本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亲传，又传授
给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后分别一代代口传心授，到汉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传》和
《榖梁传》——这里边有没有猫腻，专家们也是一大堆意见，但我们先不去理会，就当
这说法是真的好了。不过，即便承认此说为真，可这么长篇大论的东西被几代人口头传
承下来是否已经多多少少走了样，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左传》，号称左丘明所
著，而这位左丘明据说还和孔子同时，甚至两人还有过交往，所以他对孔子时的史料知
之甚详，对孔子作《春秋》的意图也领会得最深。至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古往今来的
专家们作过数不清的考证——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经三传”注释本的前言
里都能了解到，况且这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一经三传”，其实原本该说“《春秋》五传”的，那另外两传是《邹氏传》和《夹
氏传》[v]，可惜都失传了。不过，韩愈有诗“《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很让后人纳闷了一番：难道他那时候还能凑齐“《春秋》五传”吗？[vi]
后来，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大有其人[vii]，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
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
侯传》，胡安国字康侯），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
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viii]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
俨然踞于“三传”之上，甚或高踞于《春秋经》之上。[ix]当然，学术的荣辱升废无不
是和政治有关的，胡安国这部书重点就在“尊王攘夷”和“复仇大义”上边，正是南宋
偏安背景之下的应时激愤之语，乃至清人尤侗批评说：胡安国一门心思扑在复仇上，曲
解经文来附会己意，他这部《春秋胡氏传》完全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和原本的《春秋经
》没有一点儿关系。[x]
明代姜宝为徐浦《春秋四传私考》作序，把这“四传”的关系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
春秋》就像老天，《左传》负责“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公羊传》和《榖
梁传》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传》则把大家伙儿的工作给统一调理起来
，以成就一个大丰收的年景。[xi]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请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脱经题，据毛奇龄说：“于是三百年来专取《
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xii]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
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
，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为“桃园四
结义”一样。
清朝贬斥《春秋胡氏传》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个恐怖的年头哪里还能再谈什么“尊王攘
夷”呢，这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忌讳呀。于是，“四传”又变回了“三传”。[xiii]
在这“三传”当中，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左传》是怎么回事，不大熟悉《公羊传》和
《榖梁传》，其实在最初的汉朝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视《左传》，觉得《左
传》虽然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性也很强，但说到底无非就是一本史书，仅仅记载历史而
已，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可大为不同，这两部书是着重阐发孔圣人《春秋经》里
边的“微言大义”的，所以应该归入意识形态领域，归入政治哲学类。——如果你是位
现代社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会把“《春秋》三传”分到一类，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国
古典哲学”类，也可以分在“中国历史”类，但你如果是位汉朝的图书馆管理员，就应
该把这四部书分开来放：《春秋经》和《公羊传》、《榖梁传》要归入“马恩列斯毛”
，《左传》要单独归入“历史”类。当然，我说的这只是总体情况，在细节上还是有一
些变化的。
“公羊学”是最早成为官学的，兴于董仲舒，立于汉武帝。汉武帝的时代，正是汉代官
学“破旧立新”的时代，哪家学术如果被立为官学，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
，正如权力是专制政治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一样，学术地位也变成了官学“市场
”上的稀缺资源，以后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竞争，汉武帝还算公平，给大家设了一个擂台，让各
大学派的掌门人公开过招，汉武帝亲自来当裁判。——这个裁判意义重大，开了风气之
先，要知道，后世著名的石渠阁擂台和白虎观擂台也都是由皇帝来为学术争议作最高裁
判的。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一个问题：难道皇帝的学术水平还能高过在擂台上过招的
那些学术专家吗，这些人可都是全国范围内最顶尖的高手哎！
但这时候高手不高手的看来并不重要，权力永远要凌驾于学术之上：一方面来说，皇帝
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统治者，同时还是最伟大的导师和最高大祭司；另一
方面，只有符合权力要求的学术才能在擂台获胜——反过来说，学术为了获胜，除了碰
巧之外，就必须改造自己以迎合权力的需要。
一旦某种学术被立了官学、设了博士，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了。当然了，专家学者们
都是些饱读诗书的高尚人士，想来在打擂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庸俗念头的。现在，《易
》学、《尚书》学等等我们暂且不谈，就单说这个“公羊学”。——事情是这样的：《
春秋》学要立博士，《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见解有同有异，
那时候人们的脑瓜还不够开通，觉得这两者只能立一家，于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
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台，比武过招。
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单听名字就知道是个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肚子里存货
虽多，却笨嘴拙舌，辩不过董仲舒。这就好比请陈寅恪上“百家讲坛”和易中天“争鸣
”，陈老前辈恐怕输面居多。再加上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学专家，哪能让
榖梁派讨了好去。结果瑕丘江公败北而归，汉武帝尊崇公羊学，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
》，公羊学从此大兴。[xiv]
公羊学之兴，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孙弘，他这位公羊专家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却不但当
了丞相，还封了侯，这对天下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于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xv]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太子虽然听了皇帝爸爸的话，开始学习公羊学，可学完之
后却悄悄喜欢起《榖梁传》来了，于是找了位老师来辅导学业，而这位老师正是当年擂
台败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很容易推测出来：汉武帝早晚是要驾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后，
公羊学必定失宠，榖梁学则要卷土重来。
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是，中途却出事了——出的是件大事，这就是武帝朝极为
著名的那场“巫蛊之祸”，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亲娘、老婆、儿女，在这场动乱中
全部死光。[xvi]
太子的亲娘就是著名卫子夫，所以，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称为卫太子，前文提到隽
不疑本着“春秋大义”毅然抓获一个在宫门外自称卫太子的人，起因就在这里。
卫太子事件是一起轰动朝野的冤案，而卫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个襁褓之中的孙
子被人偷偷救了下来，抚养在民间，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做了皇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
自幼在民间就听说祖父当年爱读《榖梁传》，于是自己也勤于诵习，待到即位之后，便
以皇帝之尊公开贬斥公羊学、尊崇榖梁学，这其中所蕴涵的恐怕并非什么政治考虑，而
是对祖父的怀念和对曾祖父的报复吧？这段史事，是《汉书》当中极为感人的一幕。
自此之后，《公羊传》和《榖梁传》各有浮沉命运，暂不细表，而“三传”中的《左传
》却终西汉之世始终未被列入官学，后来在新莽之际受到官方大学者刘歆的推崇，其后
又在刘秀时代昙花一现，及至魏晋以后才渐重于世，至于真正升格为“经”而与《公羊
传》、《榖梁传》并列（甚至超过公、榖）则要晚到唐代。这段历史，伴随着长达两千
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脉络过于复杂，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
《公羊传》和《榖梁传》早为官学，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学，就有相应的官办研究院，
院里也有专业的研究员，但我们千万不能把它们和现代的大学作类比——如果要作个类
比的话，大体可以说：汉朝的官办研究院相当于现代的党校，院里的博士相当于现代的
党校老师。——即便不谈笼统的儒学，单就《春秋》学而言，通经致用之风历数朝而不
衰，比如牟润孙讲宋代经学，说：“宋人之治经学，谈义理者则言《易》；谈政治者则
说春秋大义。”[xvii]所以说，当年的儒学（或仅仅是春秋学）绝对不是像后来那样仅
仅成为象牙塔里的皓首穷经，搞得个“人谁载酒问奇字，我欲携经坐古龕”那般的冷板
凳，相反倒是热火得很，经义学问被广泛应用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公羊学，更要坐到实用政治学的第一把交椅。但这实在是件太有趣的事情，傅斯
年所谓：“就释经而论，乃是望文生义，无孔不凿；就作用而论，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
治哲学，支配汉世儒家思想无过此学者。”[xviii]——如果说得难听一些，傅斯年的
意思可以被这样理解：一部胡说八道的经典和一门穿凿附会的学问竟然天长地久地被尊
奉为官方政治学的圭臬，并且当真在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无论如何，这一“通经致用”的确就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学术风气，好听点儿说，为
学是要“有补于世”，当然，文字狱的时代又另当别论。这个“致用”，或者“有补于
世”，大多和数理化没有关系，着眼点主要全在政治上面。当年傅斯年议论这个问题，
说了另一段很不中听的话：“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
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xix]这话如果倒推，正说明了前人学术之用，是“
必施于有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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