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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作者：老愚
抗战纪念日，中国大陆悄无声息。
中国人似乎不乐意和自己的历史发生密切关系。由此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形：抗战将士后
人找不到亲人的遗骸，敬重抗战英烈的年轻人找不到“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下跪的地方有。一个纪念为国捐躯英烈的忠烈祠就在南岳衡阳风景区内，这个由国民政
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祠内设“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
却乏人问津。因为人们不知道在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日和江南新四军游击之外，还有当时
国民政府领导的22次正面大型作战。
遗忘，改写，甚至恶搞。
对抗日战争，中国大陆一直怀有复杂的态度。因为共产党是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统治权
，但八年抗战又是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指挥之下。由“寇”一变而为“王”，难言
之隐使其无法照实叙说历史。谁领导中国人赶走日本人，谁就具有统治的合法性。琢磨
出争取民心的高招后，就开始争夺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一个封闭的时空里，中共对
抗战历史的改写相当成功，一代又一代受教育者被植入了那个伟大的神话：共产党积极
抗日，国民党消极避战，经过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被丑化为一个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阴险之徒，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
抗日游击队，才是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一大批影片，从《地道战》、《地雷战》到《
铁道游击队》等，无一不在塑造抗日神话。敌人总是不堪一击，人民的觉悟总是那么高
昂，一个计谋就能置敌人于死地。每个作品里，都回响着胜利的主旋律。
从不容置疑，到半信半疑，再到怀疑。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事实，才逐步浮出水面。
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捷，花园口决堤，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驼峰
航线，远征军，重庆大轰炸，芷江受降，一连串恢复了真实记忆的地名，促使人们思考
一个问题：那八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案很简单：只要说明白中共边区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说清楚八路军、新四军
的来历，由谁供养，受谁指挥，就一目了然。在中国军队之外，不存在一个什么国民党
军队和共产党军队，至于在战争后期，国共势不两立，始有共产党军队的说法。但并未
有相对应的国民党军队的说法。国军指的是国民政府之部队，而非国民党之部队。因为
倘若如此，就无法解释中华民国政府管理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议
政的历史。即使共产党撤出国民政府，那个政府依然是一个合法的联合政府。所以，必
须纠正这种以胜利者的口吻改写历史的倾向。从联合抗战那一天起便标榜“独立性”，
并不能够为自己取得道德的优势，而恰恰凸显了不道德的面目。
现在的影视剧，恰恰在几个方面颠倒历史，为共产党抹上不道德的黑灰。
戏说，破绽百出的故事，只因为政治正确，电视台轻松过关，老百姓热情追捧——“只
要是打日本鬼子，我们就喜欢看。”（见《新民周刊》第二十六期）。时评家赞美说，
看《我的兄弟叫顺溜》“人们可以一边大骂日本兵，一边享受剧集带来的充分喜感。”
（见《精品阅读》第三期）化惨痛为一笑，消费“抗日情绪”。
矮化日军，一支占领中国八年、让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军队，在中国大陆导演手里
，变成了不堪一击的草包。而八路军新四军，宛如天兵，刀枪难入，国民政府的其他部
队则见死不救，各有盘算。这种戏说，使所有浴血奋战的官兵不再有价值，而且，借用
崔卫平女士的话，是第二次杀死了他们。
我们试图在自己主宰的影像里获得自尊。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主导了所有抗
日题材的制造。残酷血腥的战争成了施展智谋的背景，集中发掘的一个个民间精豆式的
人物，跃升为抗日主角，好像在暗示：正是他们战胜了日本人。那更像一个弱者对苦难
的历史撒娇。一个个无中生有的民间智慧符号，掩盖得了民族整体沉沦的事实吗？
我们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一丝长进。
《亮剑》《江南集中营》《八路军》《新四军》《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
》，诸如此类电视剧，一切努力都极力想把自己与国民政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凸显
自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暗示彼可取而代之的必然性。在真实的历史面前，这种行径是
可耻的。
能否把自己还原于当时的情境中呢？一个是愿意与否，一个是有无能力。
影片《南京！南京！》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化并不存在的人性的觉醒，一个是中国民众
的赴死牺牲，另一个是侵略者的良心大发现。一场惨烈的大屠杀，成为导演涂抹自己伟
大发现的符号。批评家崔卫平发表在第十八期《凤凰周刊》的文章说，影片“赤裸裸”
的主题就是不再追究战争的责任，在一场大屠杀中，人性觉醒的收获，胜过血腥和强奸
。“没有人需要为战争、屠杀及其带来的创伤负责，没有一方是在承担、承受战争的重
负。”从这样的战争赞美诗里，中国观众能获得怎样的记忆呢？
恢复战争记忆的，是《这是湖南。1937—1945》。这篇刊登于张立宪主编的连续出版物
《读库》第三期上的长文，为作者邹容在2005年5月至10月实地考察的硕果。深入抗日
战争期间湖南几次重大战役遗址现场，通过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与追忆，为我们提供
了一幅立体可感的战争图景。1942年新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将军统帅的第九战区
，以伤亡两万八千人的代价，使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伤亡总数超过五万。这场被世界
公认的战役，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提振了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的士气。常德血
战，彭士量、许国璋和孙明瑾三位师长壮烈殉国。衡阳保卫战，方先觉将军率领陆军第
十军坚持四十七天，造成敌人重大伤亡，让日寇心寒胆颤。日本战史称：“第十军官兵
，皆以必死之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仰。”
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文章里，仍处处可见“国民党部队”“国民党第八十二师”的
字样。我们已经偏离事实太多。这些部队番号前面唯一能加的只有“中国陆军”，不可
能出现《我的兄弟叫顺溜》里“国民党陆军五十五师”的荒唐招牌。
1949年后，新政权采取诸多手段，消灭历史的印痕。依照邹容的这篇报道，最早自1953
年3月，湖南省就责令南岳管理局“迅速清除各处所有的‘反动遗迹’”。到当年六月
，忠烈祠内一百余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赞颂阵亡将士的题刻，就悉数被毁。紧接着，
1958年的大跃进，碑断墓毁，毁尸扬灰，到1966年文革时期，国民政府存在的遗迹基本
上被消灭殆尽。蒋介石题的“忠烈祠”侥幸保存下来，据说是由于老百姓取下当剁猪菜
的案板而幸免于难。大陆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红色标语。割断与历史的所有联系，才能把
自己置于救世主的神坛。遗留在大陆的抗战老兵及其眷属，屡受磨难。许多人死于非命。
至今尚未有一份抗战英烈名录。原有的谱牒遗失之后，后人难以接手，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名的真的无名了，有名的也有意无意被遗忘了。
以纪实作品《雪白血红》著称的作家张正隆，给出了另一种无名者的秘密。他在采写东
北抗联事迹时得知，抗联有规定，战士都没有名字，只有号码，所有场合只叫号数，干
部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他在第二十六期《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文章说，这样
做为的是防备奸细和叛徒。平时聊天时也不准谈个人及家庭情况。他们牺牲后，也就只
有一个数字在人间，供后人揣摩数字背后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好汉姚振山率领的吉东
义勇军六百余人全部战死，留下姓名的仅有他和两位营长。“这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
牲了的战争”。作家感叹道。
毁灭记忆最终是徒劳的。
我们能否尝试，在杨靖宇、赵一曼、王二小、小兵张嘎之外，记住史恩华、王超奎等先
烈的名字？在日本军人敬重的对手灵前，献上我们迟到的敬意与感激。
衡山上的忠烈祠，在每年七月七日抗战爆发那一天，都会有一场庄重的公祭。自1949年
3月29日，民国政府最后一次春祭之后，烈士们已经静悄悄等待了很久，“而万千国人
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林徽因《悼三弟》一诗中的句子）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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