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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逆行斋主人
[pauller@sohu]
观察：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说起
—暴力论者的悖论
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经典故事
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说起来大家耳熟能详，一直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
育的经典题材之一。这个故事流传的版本各有不同，具体情节也有细微的差异，但总体
上差别不大，讲的是我军著名将领、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年轻时贩卖私盐。当时在湘
鄂交界处有一个小镇，叫芭茅溪，政府在此地设立了一个盐局税卡，向来这里做生意的
人进行勒索，和土匪一样无恶不作。贺龙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经过一番侦察和
仔细的商量后，决定带人捣毁这个“匪窝”。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年轻的贺龙领着
几个同乡农民，悄悄地包围了税卡。当时他们手中没有枪，只有贺龙提着两把菜刀，其
他人只拿着棍棒。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怕，用木头撞开大门后，贺龙率先冲了进去，把队
长干掉，又将几个顽抗的敌人砍倒在地，吓得别的敌人乖乖做了俘虏。贺龙带着大家砸
开了税卡的箱柜，把帐本付之一炬，将钱财分给穷人。有些穷人不愿意回去再挨饿，就
跟着贺龙，开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也有的版本说，当时的贺龙已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
门县等地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武装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
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
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
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
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
二、现在还能两把菜刀闹革命吗？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一直是以正面、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课本、小说、影视当
中，经常有文章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激励了不少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在支持、宣传、鼓励这种革命精神。
但，如果有人说，现在我也想像贺龙那样，手持两把菜刀闹革命，会被允许吗？会得到
道义上的支持吗？会得到正面的评价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仅举一例，沈阳小贩夏俊峰因为在街头摆摊，与城管发生争执，持刀杀死两名城管人员
，沈阳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辽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裁定。
类似小贩和城管、工商、税务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恶性案件，这些年时有发生，类似资料
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就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贺龙两把菜刀杀死盐局税警队长得到正面评价，并成为后人
学习的榜样，而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人员却受到法律的制裁，成了一名罪犯？这其中的
区别何在？
三、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野
也许有人解释说，贺龙杀死的盐局税警队长敲诈勒索坑害百姓，和土匪一样无恶不作剥
削，因此贺龙杀死他就带有为民除害的意义，因此具有正义性；而夏俊峰杀死城管人员
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不具有正义性。
这种解释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说得通，可再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其中涉及到一个
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上面的那种解释是由谁做出的。
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评判，贺龙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暴乱，因此一定要给予镇压，
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层后来被消灭了，没有了话语权，因而他
们对此类事情的评价也被抛弃，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对当时被统治阶层来说，贺龙的行
为是反抗压迫，反抗强权，值得学习和效仿。夏俊峰之所以被认定为罪犯而不是革命英
雄，就是因为贺龙时代的被统治阶层现在已经转化为统治阶层，因此维持相对稳定的社
会秩序就成为第一位的了。
由此可见，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定，是由有话语权的阶层做出的。换句话说，谁在台上谁
说了算，谁有强权谁说了算。
显然，这种判定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的合道义性。
四、中国历史上的“替天行道”
从世界看，人类从进入奴隶社会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几千年来，暴力始终是政权和
朝代更迭的基本手段——无论是正义或非正义的，中共夺取政权的历程也是如此。所以
建国以来，官方史学对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奴隶、农民起义一律给予褒扬称颂。从秦代
农民陈涉、吴广杀两将尉“揭竿而起”的大泽乡起义，到前面说的贺龙杀两护兵的“两
把菜刀闹革命”，这些暴力都以“革命的名义”冠以“正义”给予肯定的。
与这些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相始终的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因为有了话语权，就可以为己
方贴上种种正义的标签。梁山一伙，在朝廷看来，就是“草寇”，“暴民”，需要剿灭
、清除。可宋江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的行为是符合“天道”的，所以梁山泊上要竖起
“替天行道”的大纛旗，公开和朝廷叫板。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造反者，无
不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语），所以史书上，所有
的亡国之君，像夏桀、商纣、周幽、隋炀等等，没有一个有好评的，满篇都是 “荒淫
无道”、“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残害忠良”等词语。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能
证明他们失了人道，天道，他们的统治失去了合道义性。这方失了人道、天道，另一方
就注定得了人道、天道，就“天命所归”、“奉天承运”，政权的合法性就有了，就可
以安心作天子当皇帝了。
五、革命的合道义性在于是否符合大多数人利益
那么，如何判断“革命”与“反革命”（这里的“革命”与“反革命”分别代表斗争的
双方，不具有道义上的评价）的合道义性呢？
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双方谁代表、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
益的一方，是正义、合法的暴力即革命暴力，反之就是失道、非法的暴力即反动暴力。
如果一个政权，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维护着大多数民
众的利益和权益，那么，这个政权就具有正义、合法的性质。任何对这个政权进行颠覆
、动摇的举动行为，都可以被认作是非法、失道的。
六、如何判定一场革命、一个政权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
问题又来了，如何判定一场革命、一个政权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呢？
前面说过，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定，过去一直是由有话语权的阶层做出的。换句话说，谁
在台上谁说了算，谁有强权谁说了算。显然，这种判定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的合道义性。
举个例子，有两篇讨伐檄文，分别是曾国藩写的《讨粤匪檄 》和《太平天国义军奉天
讨清檄文》，用词有所差别，手法基本一样，先说对方如何如何坏，再说自己如何得民
心，正义在手，真理在握，最后号召民众起来。在这种语义环境中，想做出符合事实的
判定，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七、暴力革命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合道义性的尝试判断
由于没有明确的方法和路径对现存社会秩序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进行判断，暴力手段
就成了一种尝试。人们通过暴力革命，来检验一个政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大多数人
的利益。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奴隶、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有的成功地实现了改朝
换代，有的则被扼杀在摇篮中。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
革命爆发了。”这两点，其实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是否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进行的判断。
研究历次农民起义，就会发现，如果一次起义，没有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加入其中并充
当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场起义一定会走向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秩
序下，有可能“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但“统治者能够照旧统治下去”，所以
，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起义就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
而就不会成功。
东汉末年，曹操掌握东汉王朝的军事、行政大权，他本人也有“代汉而立”的野心。但
曹操是一个不图虚名但求实利的政治家，他知道当时的统治阶层，也就是士大夫们，大
部分仍然“倾心炎汉”，他的首席谋士荀彧就是如此，所以曹操至死也没登上皇帝宝座
。非不想也，时不允也。
用暴力革命来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合道义性、合法性的检验，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必然
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社会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一句话，革命的成本过大，有时反
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八、暴力论者的悖论
一个阶级，在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权，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后，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这个新的政权能够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内继续代表、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句
话说，政权的合法性、合道义性能有多少？如果这个政权真的演变成维护少数既得利益
阶层的工具，新的暴力是不是会出现？又如何去判定？
九、多年灌输暴力革命是当前社会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
近一段时间内，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时有发生。探究这些事件爆发的原因，除了施政者
施政不当外，多年来一直向民众灌输暴力革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我们常年宣传和教育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暴力革命论”，单从字面
或字意上分析，“压迫”或“反抗”往往是超越阶级或意识形态、并带有极为普遍的共
性。由于我们这种理论的灌输导致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早已化在人们的潜意识的血液
中了，也就客观造成一种假象：只要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是笃定无疑
值得赞扬的革命行动，抹杀和混淆了抽象与具体、现实与历史的是非评判内涵，成为人
们认可的铁律。当社会腐败和不公一旦成为现实并没有太多的改进时，人们的浮躁往往
会通过某种合法渠道或不当手段宣泄自己的不平和怨恨。
十、为民意找到宣泄口，让民意成为施政的评判标准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明、法治、民主、宽容、理智等一系列观念已经成为主流，是
否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秩序是否合法、
合道的最根本的标准。充分尊重民意，为民意找到合理、顺畅、及时的宣泄口，也是保
持社会稳定的最核心、最根本、最基础的措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国民、面对世
界、面对变化发展的形势，保证言论自由，“知者尽言，国家之利”，“贤路当广而不
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改对抗为对话，用对话的方式解决所有冲突。呼吁在非暴
力、民主商谈已经成为世界共识的今天，社会博弈的各方，包括执政者，寻求自由、呼
唤公正的人们，和其他不同利益主体，都要防止自己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
政治目的。
如此，则是民众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后记：
这是萦绕在我脑海中相当长时间的一个问题，我一直感到困惑：人类从崇尚暴力到崇尚
民主手段的漫长过程，如果脱离时代局限和历史背景，谁是谁非，我着实难以给予肯定
或否定。
望智者教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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