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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42 | 1 转自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408?page=1
吴敬琏的盛世警言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年逾八旬依旧为中国改革而“常怀千岁忧
”。从2001年怒斥中国股市“连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国股市正处于“
强盗贵族时代”，再到近年来成为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旗手，从“吴市场”到“吴
法治”，他总是点中中国经济的痛处。
最近吴敬琏再次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
义蜕变。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的确，对于人口众多、结构复杂的中国而言，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大禹治
水”的历史智慧告诉我们：追求稳定，不能靠“维稳”。维稳或许可以实现短期的稳定
，但是可能为今后更大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维稳”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
实现却可能在远期。由于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存在“跨期”稳定，维稳容易成为具有诱惑
力的选择。
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
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之际，我们也步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一，在以资源和要素投
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环境透支已逼近临界点。压力之下，大连PX项目被勒令搬迁
、海宁晶科能源控股因为污染被勒令停产。鉴于环境污染的广泛性，类似的群体性事件
仍将不断出现。
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5的同时，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严重不满
。由于官员权力太大而又得不到制约，腐败也呈高端化发展趋势。
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
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在选择性
执法和弹性执法驱使下，出现了严重的上访现象，以及作为应对的地方政府“拦截上访
产业”。
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
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
演讲时指出：“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
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句话在当下愈加显出意义。
改革不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改革
的条件也更加成熟：大型银行凤凰涅槃，从30%多的不良资产率到如今的丰厚利润，利
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主要央企都已经IPO，盈利能力空前，2010年仅“两桶油
”的利润就已经超过民企500强总和，进一步推进央企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条件成熟；
随着创业板的推出，民营企业成为上市主体，证券市场扶持国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
，废除IPO审批制时机成熟；2011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今年预计突破10
万亿大关，以优厚财力去弥补社会保障缺口、加强医疗、教育领域投入，条件成熟；通
过减税“返利于民”条件成熟……
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
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
中“看不见的手”。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要政府放弃权力，就
像高西庆先生所言“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
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
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
本主义蜕变；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
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
有预见性的判断。
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
经济的大河，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
正如吴敬琏先生忧心告诫的：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
，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
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
必在我任期”。对于政治改革，决策者也应有这样的胸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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