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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2 | 1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医院”，但皆昙花一现。医学水平同样处于形而上学阶段的
欧洲中世纪，医院为何能发扬光大？个中原因，恐怕不是教科书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依
靠坚船利炮倾销文化”那么简单。中国古代医学的痼疾，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世纪欧洲的一家医院
何为医院？如果我们将医院定义为有固定场所、医患关系中医者主动患者从动、有
住院制、有分科、分部门协作、享有开放式学术交流机制的医疗组织的话，那么中国古
代基本上没有医院可言，有人可能要责难这是以现代视角追溯古人，但有意思的是，现
代化医院的基本模式，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奠定的。
下面是拜占庭潘托克拉托尔医院（建于1136年）的基本情况，这是中世纪欧洲众多
医院中的一个代表。
这是一座修道院领导下的医院，由麻风医院和老人之家组成。有50张病床，外加5
张机动病床。分为五个区，一区外伤及骨折，二区眼科及腹部疾病，三区妇科，四区和
五区收留其他男性患者。每床标配床垫、床单、枕头、被各一条，毯子两条。被子每年
拆洗一次。每个病房有火炉三个，厕所二座。每个患者每周洗澡两次。
院长是修道院院长，另有4名修道士帮助管理。主治医师2人，病房主管2人。医生
10人，外科医生2人，门诊医生2人。女医1人。每个男病房有护士2人，杂役4人。女病
房有女护士4人，女杂役4人。医院有药剂师5人。另有车夫、保姆、厨师、门房、清洁
工若干。还有负责丧葬的专门人员。
而患者伙食在当时来说不算好也不算坏：每天850克面包，2盘加油蔬菜，2个洋葱
。患者可以自掏腰包额外加餐。
抛开时代特色浓厚的建筑外观不论，单看其内部组织，潘托克拉托尔医院已经颇类
似于近代医院，具备了固定场所、专业医护人员、住院制、门诊与住院相分离等诸多特
征，并且早早就确立了医主患从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医院在当时并不罕见。当时欧洲的
医生分为教内、教外两大类，都有自己的医院组织，对中世纪欧洲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
阿拉伯医学，甚至在更早时期就有了医院，而且经费来自遗产税或富人捐赠。现代医院
的源头，就是这种中世纪医院。目前国际史学界开始反思对“黑暗中世纪”的程式化认
识，这大概也可算作是中世纪的亮点之一。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很多“医院”
对于古代技术和技术组织的评价，现代中国人常陷入探讨“有无”的窠臼，也常被
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所困扰。面对缺乏科学思维、有效转换机制和对话交流平台的历
史事实，评价各种技术成就，应该坚持“点、线、面结合”的原则，要明了技术曾经达
到过的高度（“点”），又要顾及中国传统社会技术的“经验科学”特色以及私相传授
的教育模式（“线”），还要考虑这项技术是否得到发扬光大，并且转化成公共技术，
从而对社会福祉产生重大影响（“面”），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经历过点—线—面的
历程，有时“点”永远是“点”，并没有对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医院问题就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医院”，但皆昙花一现。《汉书》卷一二《平帝纪》：“郡
国大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央政府在灾荒期间的临时
举措，也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医院。在中国这个缺乏公民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医院的
设置，常常需要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或宗教势力的帮助，除了大量政府行为外，僧团也逐
渐开始涉足医疗组织建设，《续高僧传》卷二《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
舍传》：“（梁天保七年，公元568年）收养疬疾（麻风病），男女别坊，四时供承，
务令周给。”更著名的佛教医院则是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和福田院。这些病坊有固定场
所，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已经具有医院的外壳，但是其内在养成却屡遭打断。
专制政府的一大特点，就是不仅垄断一切权力，甚至还要垄断做好事的机会，僧团
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多次大规模的毁佛，尤其唐武宗时期的毁佛，对病坊产生了巨大影响
——病坊的主办权被褫夺，转化为官办，这个最能吸引贫民、收拢人心的机构，从此被
纳入体制之内，但是正如大多数官办社会功能组织的命运一样，病坊很快就流于形式，
从唐人文献中，我们看不到多少依靠病坊得到有效医疗的记载。而且病坊从创办之初，
就和慈善事业相混淆，晚唐黄巢进攻关中时，神策军中的那些挂名军籍的市井混混，在
急需找人冒名顶替时，竟然都找到了病坊。能替人冒名出征者，大概都是乞丐之流，算
不上什么真正的病号。
此后的医院组织虽然屡屡出现，但是命运多舛，可以说具备官办组织人亡政息的典
型特征，与统治者个人好恶密切相关，比如宋徽宗崇道，就大力发展各种慈善事业，这
里也包括医院，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崇宁间……而置居养院
、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按：官员考核佳者为最，差者为殿）
，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
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中安济坊就相当于医院，居养
院相当于赈济所，漏泽园相当于殡葬所。这种慈善事业盖过国家正常行政支出的现象，
恐怕只能用“长官个人意志”来解释。随着宋徽宗的被俘和北宋的灭亡，继任者们似乎
再没有如此大的热情。两宋期间，官办医疗事业的明星是官方药局和《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医院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中国古代医院不能持久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医疗事业，主要由民间医生来承担，而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可以看
到，热衷于建立医院者都别有诉求，或者通过医院吸引信众，或者为了赈济灾民展现政
府体恤之情，而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这恐怕比政府意志、世俗与宗教势力之争更
能解释医院在中国不能持久发展的原因。
首先，中国医患关系的模式不利于医院的产生。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
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中世纪的欧洲，在十字架下，
疾病被看做神给予的历练，或者是个人品德瑕疵所带来的苦难，所以修道院内的医患关
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那时几乎很少见有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
矛盾。即使是在教外医学中，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
医生。即便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犹太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
但是中国古代的医患关系却恰恰相反，医者是从动、被选的。雷祥麟指出：“在20
世纪以前的中国，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
服务。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而且握有最终决定权。”古克礼 （
Christopher Cullen）在研究《金瓶梅》过程中发现，中国古代患者有频繁换医的行为
，似乎在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称之为在寻找“魔术子弹”。而且患者还会故意设置
难题考验医人，苏轼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困医”行为，当时的士大夫延请医人之后，
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请医者诊脉，一旦能将病情讲清楚，才能算正式投医（《东
坡志林》卷六）。苏东坡对此深恶痛绝，望闻问切乃诊疗四大要素，只靠一个“切”怎
能考验医人水准？所以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请医人之后就将病情和盘托出，并在诊
疗过程中观察医者的能力。他看来也不能免俗，只是考察方式不同罢了。
世俗的特点在这个领域内展现无余，疗效的好坏没有神权外衣的保护，中国医者必
须直接面对患者负责，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患者的钱包。而中世纪的欧洲，医疗事
业被修道院把持，修道院并不将此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也就不会有迁就患者的习惯。孰
主孰从，早已经被中西不同的社会形态所决定。
其次，中国古代医者保密风气严重，善于单打独斗，这也是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石的
医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语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医人几乎全部仰赖市场生存，面
对患者的择医试医，没有绝招是无法立足的，因此中国传统医界保密风气十分浓厚，直
接影响了医学的发展。程衍道说：“间有二三验方，亦惟是父师传之子弟，绝不轻以示
人，而其镌行于世者，率皆依样葫芦，时或改头换面，以博名高则已矣。”《千金翼方
》卷五《妇人面药第五》：“面脂手膏，衣香藻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
，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露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医者之
间互相倾轧的现象，扁鹊（秦越人）就是死于秦国太医李醢之手，还有医者通过在另一
医者药方里擅增毒药的方式嫁祸于人。
保密至上的时代，必然没有学科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交流平台和话语体系，宋代洪
迈《夷坚志》记福州某人患眼疾烂缘血风，友人赵子春声称有特效药“二百味草花膏”
。患者疑心，从未闻有如此大型的药方。第二天赵携药而来，患者一试果然奇效。求问
其成分，赵和盘托出——其实只是羯羊胆，去油脂填蜜，晒干碾粉，“以蜂采百花、羊
食百草，故隐其名以眩人云。”《苏沈良方》记载了一种药“老翁须”的种种别称：“
水杨藤”、“大薜荔”、“千金藤”、“金银花”、“金钗股”等等，“余以本草考之
，乃忍冬也。”药名故弄玄虚，无非是出于保密之需要，如此还能指望有正常的分科协
作吗？这个现象几乎贯穿当时医疗界的各个方面。
被动的医患关系和保密习气带来的就是分科协作的困难。甚至传统的精英思想下，
连基本的社会分工都遭到非议，比如孙思邈等就抱怨过医、药分工：“古之善医者，皆
自采药……今之为医，不自采药，……古之医有自将采取，阴干暴干皆悉如法，用药必
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委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新
陈虚实皆不悉。”（《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这是一种传统的精英思想，它追求个体疗
效，追求精益求精，唯独对效率毫不在意——一个医者被动等待患者召唤的时代，医者
为什么要对效率上心呢？面对疾病的威胁，医人原本就不是唯一的对抗力量，求助咒禁
巫术和有病硬抗的大有人在，医者是被动等待患者的召唤，因此医患关系模式也就不必
适应“效率医疗”的需求，只需满足“适医阶层”需求即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医者都是云游神仙一般的游医或者坐堂医为
主，他们可以有技术上的分科，但是却缺乏组织上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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