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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65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TravisBickle (Travis),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晚清改革为何失败》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May 19 01:09:03 2013, 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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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晚清改革为何失败》
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晚清的50年，我总结为“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
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
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则是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
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
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
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
力。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
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晚清的50年改革，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洋务运动”，从1861年到1894年。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
惧，开始了改革，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实现了同光中兴这样的政治奇迹。
对于这个33年的改革，我们最大的批判是说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个批判本身并
没有错，但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连最为基本的经济改革，每一步都十分艰难，
遑论政治改革。
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十年动乱，从1894年到1905年。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中
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和大跃进心态，急切地寻找救亡捷径，并因此导致了戊戌变法
的极右盲动，其遭遇反弹的结果，就是极左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签
订了辛丑条约。在极右、极左、外敌来回折腾后的废墟上，恢复了洋务运动，直到1905
年计划开始政治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晚清新政，从1905年到1911年，这是“乱
改革找死”的阶段。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晚清改革失败的第一大绊脚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缠斗。
晚清时有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
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
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
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
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
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
”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
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
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 继续提供廉
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
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
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
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
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
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
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
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
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
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
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 草根阶层被他们当做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
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
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
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
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
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
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
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
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
“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
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淘空政权，下淘空
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
激了革命——— 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
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某某
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
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
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
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
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
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
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亚洲第一，可谓成就斐
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
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
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
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
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
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
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
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
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
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 30多年及英国的
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
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
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
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
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
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
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
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
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
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窑
洞对”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规律”。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
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
，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
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
不断折腾。
晚清时“党争”遍布朝野，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
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所谓“器物”
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
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仍旧骨感。正如
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
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
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
，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
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 越上纲上
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
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
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
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
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
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
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的大量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这就如同
企业一样，无论国有、民营还是合资哪种所有制，企业管理都有其规律、有其共性、有
其科学；如果非要将所有制改造当做公司治理的预置前提，要么是掩饰无能，要么是别
有企图。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
”，而不是意识形态。
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喜欢拿着“主义”来处理“问题”的朝野各方，看似矛盾对立
，其实都是根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高举的都是同样的“政治挂帅”的旗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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