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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367 | 1 我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0日04:19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 官方微博
本报记者 雷 宇
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
及。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
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
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
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
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
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
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
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
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
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
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
。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
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
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
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
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
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
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
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
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
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
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
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
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
”，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
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
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
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
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
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
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
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
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
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
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
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
，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
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
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
“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
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
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
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
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
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
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
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
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
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
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
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
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
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
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
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
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
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
，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
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
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
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
，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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