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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28 | 1 http://worldhistory.cass.cn/index/topwenzhang/jnffxs_txt/200509
朱贵生
隔岸观火 坐收渔利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秋。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西方大国无动于衷。
1938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贯主张维护和平。我们主张在
本国和国际上的自我克制。我们主张所有国家在推行政策时都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
国家的内政。”(1)
“八·一三”淞沪战役开始，日本侵略直接威胁和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8月底和9
月初，日本海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沿海（青岛除外）。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
明，承认日本对中国沿海的封锁，并且宣布：“在没有新的指示以前，凡属美国政府的
商船一律禁止向中国或日本运送任何种类的军火、军用装备或军需品。”(2)同时还声
明，其他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如企图向中国或日本运送军用物资时，责任自负。
此类声明标榜“中立”，貌似公允。实际上中国当时没有远洋商船，而日本则有相当强
大的远洋商船队，完全可以自运军火，同时租用其他国家船只为日本运输军火也绝不会
遭到中国的攻击。所以这个声明无疑是帮助日本封锁和孤立中国。
为什么一贯高唱遵守《九国公约》、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美国竟会助纣为虐
呢？答案很简单：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冲击后，美国深感生产“过剩”，当务之急就是扩大出
口。到1938年，美国对日出口相当于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出口的总和。美国输日物资表
面上都说是废钢废铁，而实际包括石油、钢铁、铜合金、机器、飞机、汽车、弹药等重
要军用物资。“据官方发表的数字，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总额为2.88558亿美元；1938
年为2.39575亿美元；1939年为2.31405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1937年是58％；1938年是66％；1939年是81％。1938年，美国输日的作战物资，竟占日
本全部消耗额的92％。”(3)
然而，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却教育了美国的当权人士。1940年3月30日，日本一
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纠集几个民族败类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国民政府”，使
美国感到中国有被日本独占之虞。5、6月间，希特勒横扫西欧，法国、荷兰投降，英国
退守英伦三岛，它们已无力保卫东南亚的属地，从而为日本南进大开方便之门。9月底
，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这些变化对美国当权人士的思想产生两大重要影响。
“第一，一旦日本控制了新加坡和西南太平洋的海上通道，他们很可能就要切断对
中近东英军的重要的海上供应线，从而使英国只能采取守势而不再具有进攻的威胁。如
果英国只能困守英伦三岛，那么英国能否生存就值得怀疑了。1940年12月这个分析已被
呈送到罗斯福总统面前。
第二，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会显著影响那些正在继续抗击德、日的人们的意志
。同日本妥协的任何迹象都会削弱这种抵抗，甚至可能导致中、英两国都退出战争。那
样美国就会单独面对世界新秩序的后果，很可能她将被迫孤军奋战而没有盟国。”(4)
1940年11月底，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这无疑加深了蒋介石政府的危机。
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向国务院警告说，除非华盛顿采取措施，给予蒋介石新的财
政和政治援助，否则重庆的垮台就迫在眉睫。(5)
这时罗斯福感到问题严重，便催促下属迅速采取行动，并开始坚持要由白宫来控制
对华政策。“从此，总统着手制订一项严加管制的计划，其目的不仅要加速对华援助，
而且要把中国变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有益的盟国。”(6)
援华抗日 联盟作战
1941年1月，美国《租借法案》出台，这样，罗斯福在对外援助方面就拥有了广泛
的权力。中国驻华盛顿的首席代表宋子文敦促罗斯福派一位总统特使去重庆。罗斯福挑
选一位颇有魅力和相当干练的助手、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居里博士担当此任。居里于
1941年2、3月间访问重庆。他向罗斯福提出一个详细的访华报告，建议美国加强援助中
国继续抗日，促使蒋介石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防止内战。居里还说，这样的“改革也
将使中国成为美国战后较有吸引力的伙伴”。(7)罗斯福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此后几
年的实践证明，这就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直到1944年秋天史迪威返美，赫
尔利出任驻华大使时为止。
根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贷款为6.9亿美元，按《租借法》给予的军事援助为8
.257亿美元，两项总计为15.157亿美元。这些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协助中国稳定战时经
济，并使中国政府获得对日战争中所必需的军用物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8)美国
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史迪威主持的培训和装备30
多个中国陆军师。即为了联合作战，打击日本侵略军。
第14航空队是由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发展而来的。从1941年12月18日起，
美国志愿航空队开始对日军作战，保护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滇缅路。到1942年7月4
日，飞虎队击毁日机299架。并且据信另有300架日机被击落在缅甸的丛林和深山之中。
他们击毙日本飞贼约1500人，而自己仅牺牲24人。(9)
美国正式参战以后，飞虎队改为中国空军突击队，属美国陆军建制。1943年3月10
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提升为少将，出任司令。在同年5月举行的英美首脑
三叉戟会议上，陈纳德要求增加飞机和作战物资的计划得到总统支持。此后，第14航空
队的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他们轰炸上海、西贡和马尼拉以及台湾新竹的日军据点，变成
日本侵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而摧毁第14航空队在我国东南地区的基地，尤其是桂
林和柳州机场，也就成为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标之一。(10)
1944年4月至12月初，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从黄河南岸的中牟打到贵州独山。
第14航空队大显身手，广泛出击，计歼灭日军1.4万多人，炸毁日本飞机、船舶、汽车
等数以百计。(11)第14航空队的英勇战斗迟滞了日军的进军时间表。
在美国空军人员在对日作战期间，有800多名美国青年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人民的战斗情谊更体现在史迪威将军的业绩中。史迪威来华后任中美印战区参
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统制人，滇缅
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即身兼六职。(12)他认为，打败日本的关键，一是组
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二是使中国拥有取得外援的通道。史迪威来
华期间（1942年3月5日至1944年10月20日）有三大建树：
①1942年4、5月间，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在缅甸战败后，率余部退往印度。在中国
政府协助下，史迪威在印度的兰姆伽和云南的昆明、大理建立干部训练团，由美国军人
担任教官，为30多个中国陆军师培养基干。他利用美国军械，装备了30多个中国师，即
驻扎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5月至1945年春歼灭缅甸北部的日本侵略
军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②在史迪威主持下，中美工程技术人员和印度工人从印度的利多到缅甸的密支那修
筑一条公路，把滇缅公路连结起来。这条公路于1945年1月28日完工，并举行了通车典
礼。此后美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为了表彰史迪威的功绩，这条路命名为史迪
威公路。
③1942年春史迪威率中国的两个师余部退到印度后，即对该部进行严格训练，后由
中国政府补充兵员，扩编为两个军──新1军和新6军，统称驻印军，史迪威任总指挥，
郑洞国任副总指挥。1943年春天，中国驻印军开始对日寇进行局部反攻，至1944年8月5
日，中美联国（是年春天，美国地面部队3000余人参战）攻克缅北部重镇密支那。这个
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美国飞机飞越“驼峰”(13)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货运
量猛增；它使中印公路能很快全线贯通。
在整个北缅战役中，美国空军起了重要作用。马歇尔写道：“重新进入缅甸是一次
最为雄心勃勃的战役，而且只是靠一条连续不断的空中供应线进行的。从中国军队于10
月（1943年）首先进行胡康河谷，直到第二年8月攻下密支那城以后，那儿经常有2.5到
10万军队参战，他们主要或完全依靠空中供应的食物、装备和弹药，……”(14)
抬举中国 壮大美国
到1943年时，中国人民已进行了6年抗日战争，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
“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的联合作战。第二是承认和树立中国为主要
大国，在战时和战后与西方三大盟国俄、英、美并驾齐驱，这既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
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15)
所以，“战争初期，罗斯福采用的亚洲战略是着重把国民党中国抬高到‘大国’的
地位”。(16)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内……是
极为重要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
用的平衡力量。”(17)根据罗斯福的上述战略思想，美国除给予中国一些援助以外，还
采取了一些友好姿态和行动。1943年1月11日，美中两国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
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年12月，美国国会又废止“不合时代的”排华法。
关于战后和平建设，罗斯福有一个设想，即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秩
序，每个同盟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国际组织，但苏、美、英、中要成为“四个警察”，
组成委员会（即后来的安理会）随时制止侵略行为。
为了实现罗斯福这个战略部署，在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召开的苏、美、英莫斯科
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敦促莫洛托夫，同意让中国参加签署苏、美、英、中
《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即为建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奠定基础。赫尔说：
“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
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
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18)莫洛托夫表示赫尔
说得有道理。1943年10月30日，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洛
托夫、赫尔、艾登共同签署了《苏美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不言而喻，美国竭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绝不是什么慈善行为，而是美国全球战略
利益的需要。在亚洲，保持中国继续抗战，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以便在战后有一个亲
美的中国，这样在北方可以抗衡苏联，在远东可以监督日本，在联合国里还可以牵制英
国，而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则是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的好地方。
为了让蒋介石以大国元首的身份到国际舞台上亮相，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
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以便与丘吉尔一起商讨如何把日军赶出缅甸以及打败日
本和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
23日罗斯福设晚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并作一夕长谈。
“①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平等参
加四强机构，参加制订此类机构之一切决定。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将乐于参加四强机构
及其一切决定。
……
⑤关于归还领土──蒋介石和罗斯福一致同意，日本强占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
澎湖列岛在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这应理解为，辽东半岛及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
包括在内……”(19)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又正式宣布上述作战之宗旨，并称“
我三大盟国表示决心以不松驰之压力，从陆海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将坚持进
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20)
这样，中国便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然而，为了与中国一起有效地
联合作战，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国内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因此，美国的
有识之士主张促使蒋介石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抗日。
考察延安 促蒋联共
抗日战争在1938年底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人民抗日力量增长，日寇把作战重点
逐渐转向抗日根据地。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掀起3次反共高潮，这
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一切主张积极抗日的人们的义愤和反感，包括在华工作的一些
美国人，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可为代表。
史迪威写道：“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
职、混乱、搞钱、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囤积、黑市、与敌人通商。
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活和生产水平。参加政治。说到做
到。”(21)
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们根据上述精神不断地向美国国务院和总统本人呈送报告，反
映国共两党和中国政局的实况。所以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说：“如果战争
要继续打下去”，蒋应当“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总统的儿子埃利奥
·罗斯福在引用他父样的话时说，蒋同意这个想法，但要取决于苏联信守尊重“满洲疆
界”的诺言。
为了防止中国发生内战，减少共产党胜利和苏联干涉的双重危险，美国人谋求一种
使延安和重庆妥协的办法。这就是把美援分给国共两党，使它们可能都受到约束，不致
相互进犯。
为了就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况，早在1943年6月戴维斯就建议史迪威派一个
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但蒋介石坚决不允。于是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
说服蒋介石同意实行民主改革，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让美国人去延安的建议。
华莱士于1944年6月18日至30日在重庆停留两周。在6月21至24日与蒋介石举行的会
谈中，他直率地谈到罗斯福希望通过中国内部的政治协议和同苏联签订条约达到统一和
稳定。华莱士表明，美国愿意调解中国国内的危机，但不会直接参与中苏谈判。(22)
在国共两党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上，蒋介石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然后声明：“除非
他们（中共）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地位，否则谈不上联合。”(23)在华莱士持续压力下
，蒋才同意让美国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但尽管如此，蒋还是坚持要美国人不同共产
党人采取任何联合行动。(24)
7月10日，华莱士在白宫向总统提出了一份总结报告。他提醒罗斯福注意蒋介石有
这样一个倾向，即蒋要使“共产党威胁成为他政府的种种失败的替罪羊”。华莱士还严
厉地指责蒋依靠“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
华莱士访华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飞抵延安
，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上校，团员有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
翰·谢伟思等10余人。
7月28日，谢伟思给史迪威发去一份报告：“很有意思，我自己的第一印象……非
常好。……我们一行人都有同一个感觉──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国度，我们接触的是另一
种人民。精神和气氛有着不可否认的变化。”(25)
8月2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谈话。这位已故的中共主席告诉美国人
说，1937年国共两党又进行合作，但国民党不是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接受合作，而是迫于
下述5个因素：①日本的进攻；②外国舆论的压力；③共产党持续增长的力量──在西
安表现出来的；④中国人民的意志──抗日；⑤国民党内部的软弱──它使国民党无法
打败我们。(26)
“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延安前后，正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一溃千
里之时。于是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倡议，由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的部队，包括共产党
的部队。(27)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包括中共的部
队）和在华美军，以抗击敌人。蒋介石自然不肯交出军权，但他也不敢硬顶罗斯福，因
此采取拖延战术，在给罗的复电中表示：一，原则同意，但需准备时间；二，请罗先派
一位特使来华，以协调蒋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赫尔利访华。
赫尔利一行绕道莫斯科前往重庆。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向赫尔利保
证：“克里姆林宫既不支持延安，也不反对国民党。”(28)这种保证成为他心中的一张
底牌。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一行到达重庆。史迪威以为赫是他的支持者。9月15日，史
氏晋谒蒋介石，建议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调往华南，抗击日寇。次日史迪威
和宋子文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史对宋说，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充分的指挥权，如果陈诚
和白崇禧不分别被任命为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他就要敦促华盛顿“完全撤出中国，另
行建立基地”。(29)
史迪威给总统和马歇尔的信也在9月16日到达他们手中。这一天，罗斯福发给蒋介
石的电报等于最后通牒。美国总统写道：“拖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给史迪威指
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9月19日，史迪威把罗斯福的这份电报亲自交给
了蒋介石，恰巧打断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私下会谈。史迪威以为，他有了总统的全面支
持，十拿九稳可以担任新的角色了。但史氏万万没有想到，赫尔利到达重庆以后，已秘
密地主动和蒋介石合作，想方设法使蒋摆脱这位讨厌的美国将军。
9月24日，赫尔利收到蒋介石和宋子文联名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表明，虽然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
出任此职。赫尔利在蒋、宋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总统说，史迪威已成为在
中国的中心问题，如果把史迪威调开，蒋就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新的主动行动。最
后，赫尔利说，蒋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尔利本人赞成这个决定。时值美国总统竞
选高潮，罗斯福希望第4次当选，他当然不愿与四大国之一中国决裂。10月18日，罗斯
福决定如回史迪威。20日史迪威离华返美。
扶蒋反共 挑动内战
史迪威罢官返美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1944年11月），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赫尔利奉罗斯福之命，来华调解史、蒋矛盾，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中立的调解人的立场，暴露了他固有的反共原形。
赫尔利在了解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之后，自己准备了“五点建议”，先交蒋介石。
蒋授意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修改，弄得面目全非，赫就把它带到延安。在两天的会谈中
，对于赫尔利带来的“五点建议”，毛泽东说明了中共的原则性不同意见。谈判结果，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协议上签字。“五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政府、
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②国民政府应
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③联合政
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④一切抗日武力应
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⑤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30)
赫尔利在周恩来陪同下返回重庆。当他把“五点协议”交给国民党后，宋子文说，
国民党永远不会接受中共的要求；蒋介石说，决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10天之后，赫
尔利完全背弃了他亲手签署的“五点协议”，而向周恩来转交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
，其核心是中共必须交枪，把部队交给国民党政府改编，然后由政府统一指挥；唯一让
步的是，中共可以“遴选”几个高级军官参加军事委员会。所以毛泽东在周恩来11月21
日发给他的电报上批道：“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国。”(31)中国共产党理所当
然地拒绝了美蒋这种交枪阴谋。
赫尔利图穷匕首见，一方面开始清洗使馆里那些敢于如实反映情况的中国通，另方
面秘密地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战胜共军了。”(32)在初步“调解”国共矛盾失败之后，赫尔利于1945年2月间偕魏德
迈、梅乐斯一起回国述职。这时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艾奇逊强烈地认为，国务院
从赫尔利那里得不到有关中国情况的全面和客观的意见。因此他认为这是职业外交官们
向政府提供情况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时候了。2月28日，谢伟思起草了一份“中国局势”
的报告，以艾奇逊的名义发回华盛顿。
报告指出，①由于美国迅速增加各种援助和只支持和加强中央政府等等，“所有这
些因素加到一起，大大增加了蒋的强有力的感觉，结果使他产生了不现实的乐观，因而
缺乏作出任何妥协的意愿。”(33)……
②“共产党人已作出结论，我们肯定只支持蒋，而且我们也不会迫使蒋伸出手去帮
助共产党人或者与他们合作。”(34)
③“结论看来是明显的，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可能爆发的灾难性的内部冲突将
加速到来。……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局势对美国的利益也是危险的。”……
“假定军事需要是存在的，我们建议考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总统用明确的词句告
知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我们供应共产党人和其他有助于抗日的适当团体，与他们合作
……并且我们可以指出，由我们援助共产党人比他们寻求俄国人的帮助或直接、间接的
干涉要好得多。”(35)
“而且，采取我们认为现实地接受中国事实的政策，我们就能期望得到中国所有抗
日力量的合作，使共产党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到俄国人的怀抱。”(36)……
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官员从抗日需要出发，建议武装中共部队。但美国决策人从全球
战略考虑，首要问题已经不是援共抗日，而是怎样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了。因此，美国参
谋长联席会议在听取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汇报时，定下的基调是讨论“共产党叛乱
”问题，即如何扶蒋反共。而此时罗斯福已在佐治亚的温泉疗养（4月12日逝世），很
难过问中国事务。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发表公开讲话，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
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故意把中共和军阀混为一谈。他声称中共的力量被过高估计
，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决不向中共提供援助。
第二天，赫尔利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重庆任所，以便取得英、苏对美
国对华政策的支持。回到重庆以后，赫尔利大言不惭地公开吹嘘美国对华政策仿佛就是
美英苏三大国一致的政策，而在暗地里却加紧鼓励和怂恿蒋介石发动内战。由于国民党
军队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使用美国武器打起内战，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猛烈抨
击美国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评赫尔利
政策的危险》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
了国民党政策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
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
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战，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38)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美国以援华抗日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盟友；以扶
蒋反共告终，又与中国人民对立。这就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不幸结局，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注 释：
(1)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第1卷，纽约1948
年版，第535页。
(2) 《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3) 龚古今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4) 保罗·瓦尔格：《门户关闭，1936—1946年的中美关系》（Paul Varg，The
Closing of the Door，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1936—1946），第19页。
(5)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
(6)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40页。
(7)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53页。
(8)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版，第1068
至1970页。
(9) 斯科特：《飞虎队：中国的陈纳德》（Robert Lee Scott，Flying Tiger，
Chennault of China），纽约1959年版，第70页。
(10)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99页。
(11) 斯科特：《飞虎队：中国的陈纳德》，第230页。
(12)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28页。
(13) 根据北京航空联谊会统计，在飞越“驼峰”的空运期间，美国飞行人员牺牲
1400多人，中国牺牲100多人。
(14)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给陆军部长的两年报告（1943—1945》（Two Years
Report of Chief of the Army General Staff to War Secretary，1943—1945），华
盛顿1945年版，第58页。
(15)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3页。
(16)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1页。
(17) 《艾登回忆录》中册，（《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7页。
(18)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2页。
(19) 《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开罗和德黑兰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to Cairo and Teheran in 1943），美国政府
出版局华盛顿1961年版，第323—324页。
(20)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07页。
(21) 西奥多·怀特编：《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Edit by
Theodore White），纽约1948年版，第316页。
(22)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61、162页。
(23) 同上。
(24) 华莱士：《幻想的时代》，1944年6月18—30日记载内容。转引自沙勒：《美
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62页。
(25) 《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约翰·谢伟思的急电）（Lost
Chance in China，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 in World War Ⅱ），约瑟夫·埃
什里克编，纽约1974年版，第179页。
(26) 《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296—297页。
(27) 约翰·戴维斯：《抓住龙尾》（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
，纽约1972年版，第325页。
(2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第6卷，第253—256页。转引自沙勒：《美
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65页。
(29)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67页。
(3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2页。
(31) 转引自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32) 《赫尔利和蒋介石会谈备忘录》，1945年2月16日。转引自沙勒：《美国十字
军在中国》，第208页。
(33) 《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359—360页。
(34) 同上。
(35) 《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360—361页。
(36) 同上。
(37)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中国卷，第317—318页。
(38)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76年版，第10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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