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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882 | 1 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是跟当年西汉导致诸侯割据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地
方权利的过度膨胀。
先看汉朝： 无为而治的影响
汉初推行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虽然对恢复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形成了为后世
称道的 文景之治 ，但也助长了诸侯王割据势力的迅速膨胀，最后终于在景帝三年（公
元前154年）导致了公开反叛中央政府的 吴楚七国之乱.刘邦在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
王以后，面对广大的地区，深感无力控制。
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又错误地认为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一面消
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这九个人是：刘邦叔父
之子刘贾为荆王、刘邦同父异母弟弟刘交为楚王、刘邦庶长子刘肥为齐王、刘邦兄刘仲
之子刘濞为吴王［1］、刘邦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刘邦子刘如意为赵王、刘邦子刘恢为
梁王、刘邦子刘友为淮阳王、刘邦子刘恒为代王。这九个同姓王占据了全国的大部分土
地。当时全国有54个郡，各诸侯国就占了39个，仅齐一国就占有7郡，而归西汉王朝中
央政府管辖的只有15个郡；从户口构成上看，在全国277万户、1300万人口中，由中央
政府统辖的只有97万户、450万人，仅是全国户口总数的1/3强［2］。刘邦为防止诸侯
王位被异姓篡夺，还特地杀白马为盟，立誓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1］ 《汉书· 文帝纪》。
［2］ 《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西汉诸陵位置考》。
文帝登位
刘邦在世之时，由于这些诸侯王刚刚被封，羽翼未丰，或年龄尚幼，还没有对中央政府
构成威胁。刘邦死后，由于文帝是以诸侯王身份被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为宠络
刘氏宗室，他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此时各诸侯王业已长大，他们在自己封国内的
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宫制百官同制京师［3］，甚至有的诸侯王 不用汉法 ， 自为法
令，拟于天子 ［4］。这种情况严重地削弱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双方的矛盾日
益激化，最后终于酿成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反叛。
汉文帝
刘兴居是齐王刘肥之子。由于他曾与众大臣拥立文帝有功，被封为济北王。但他仍对自
己的地位不满，便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乘匈奴寇边、文帝亲至太原（今太
原市西南）督军作战之机，在后方举兵反叛。文帝闻讯后，立即派柴武率军10万前往平
叛，同时还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并恢复原官职。结果叛军望风瓦解。八月
，刘兴居被俘自杀。一场为时仅三个月的叛乱被迅速平息，但诸侯王 尾大不掉 的形势
并没有任何改变。刘兴居的反叛只是一个信号，而更大规模的反叛活动接踵而来。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自恃最受高祖刘邦的宠爱，从在封国内 数不奉
法 甚至 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 ①发展到准备勾结匈奴和闽越，发兵
反叛的地步。文帝发觉以后，废其王位，流放到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
再看红朝：从来没有搞过苏联式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
中国在认真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很注意进行本地化创新。1952年9月至1953年4月，李
富春率领的访苏代表团，请苏联国家计委举办学习班，讲授经济知识；1953年6月，李
富春介绍到苏联商谈五年计划的体会中，就谈到要努力学习全面计划平衡，才能适应国
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中国领导人很快就根据这一学习成果，创新出自己的本土化
思想。1954年7月，陈云结合“一五”计划编制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计划中需要遵循
四大平衡（物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给平衡、信贷平衡）和三大比例
（工农业比例、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内部的比例）的思想，【5】陈云讨论的按比例
平衡发展的已经大不同苏联的教条，已经成为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创新。
更为重要是，对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尊奉为不容置疑的信条，
实际上是抱着试试看再说的态度。他们有着一个基本的信念，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
才是可靠的。
“一五”计划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开始设想突破苏联模式，独立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随
后发动大跃进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就是毛泽东对中国自身道路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三五”时期他更是严厉批评国家计委“计划工作学上了苏联似乎就很难改变”。可以说
，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不断的破坏和创新中探索中国之路，在他心目中，成功的学习并
不是掌握了“先进经验”，而是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构想出苏联式的高度科学控制的计划经济理想系统：国民经济转化
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中的每个企业都成为同一个公司的厂子或者车间，在这个公司
里没有旧资本主义社会“盲目经济力量的自发运作”的余地，也没有个人工厂之间的商
业联系。【6】
中国的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这种农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情条件下
不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大而全”的计划体制。1948年，刘少奇就设想中国必须防止超
过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即要突破原有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做
到“大计划，小市场”，必须放开在农村一些地区、城市中的手工业等这样的小市场。
但是在大银行、大商业、大运输交通业以及大的工厂上，必须依靠计划，即“大计划，
小自由”。【7】
即便是在1956年，工业基础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共中央仍然认为
当时我国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
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
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
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
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
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8】
总体上，中国没有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实行全面的计划控制，而是采取了一种抓
大放小的策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松散的计划体制，一种“大计划、小自由”的体
制。即国家计划只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总投资额、
重大建设单位、职工总数、平均工资以及各项主要事业的发展进行平衡和控制，其它则
由地方计划安排，或者由企业、基层单位自行安排的体制。【9】
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制定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计划，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苏联计划制
定的指标过细、表格过繁，必需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简化修正。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
卡·兰格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国中，中国是个例外，由于开创较晚，在其它社会主
义国家的经验得到好处，因此没有制定涉及一切经济细节的五年计划。从而没有闹出其
它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不是笑话的笑话”：
“在波兰有个著名的笑话——它实际上不是笑话，它是事实——国民经济计划中有酸黄
瓜的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计划中规定了一个狩猎季度中应该猎取的野兔数目。同
时，例如得不到女用纽扣或发针，只是因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它们被忘记了。”【10】
对工业生产、以及物资调配并没有实行全面的中央计划控制，只是控制关键性的产品与
物资。工业生产方面，多次扩大企业的计划外生产的自主权，国家计委统配物资最多时
也只有370种左右（1965年），而苏联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11】企业在工
业生产方面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只是把个别
品种列入国家计划。”【12】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占据国民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很大程度上只是进行间接的计划调节
而不是直接的计划控制。“一五时期”，在制定农业计划的时候，由于我国已经有解放
区的多年经验，并没有照搬苏联50年代对农业实行直接计划的方法，1955年以前，实行
估算性计划，在1956年合作化以后，仍然实施间接计划。不是采取下达计划指令的方式
，而是主要通过价格、农贷、税收政策和预购合同等来调节，把农业纳入计划的轨道。
【13】
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与不确定性使其很难像工业生产一样进行严格的计划控制。这一点领
导人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苏联式以钢为纲的制定计划方
法，他说“这样子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因
此，农业计划不像工业产品计划指标下达到企业，主要农副业产品指标是下达到地区，
而且下达指标也只有20个左右，“二五”以后更是减少到不足10个，只包括主要农产品
，远低于工业产品下达指标的数量。中国的农业计划主要是靠地方、靠农民自己，农业
计划实际上只是起到政策性引导作用。
计划体制是一个集权的体制，哈耶克等人将其视为计划经济的根本特征。可能是出于战
争时期的经验，以及对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权力高度集中深感厌
恶，他亲自领导了两次大分权，来摧毁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
1956年4月毛泽东通过间接调研，就意识到过度集权的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
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一样，把
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4】1958年9月，中
央和国务院决定改进计划管理体制，要求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
。总共有国家，省、市、自治区，县三个层级有计划管理权。【15】赋予地方更大的自
主权，并开始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16】到1959年国家计委
统配的物资降到了67种，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批评中央收权收得
过了头。【17】1969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大变动，毛泽东
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大批中央部属企业被下放
到地方，经过1968—1970年的下放，中央部属企业由1965年的10533家减至500家，在工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2.2%降到8%。【18】另一方面是下放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基建
投资的权力，实行地方大包干。
经过计划管理权的下放，中央政府计划管理的实际范围大大缩小。1958年大分权以后，
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下降到36.2%，中央项目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支
出比重下降到42.4%，随后这两个比重都有所回升，但也都只在60%-70%左右，地方和企
业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建设投资的自由。
这种大分权尝试是对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的一种破坏，造成了计划体制中央集权的行
政协调下移，地方成为主要的行政协调中心。这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被划分成许
多盘子，中央管最大的盘子，包括大型的企业与大型的建设项目等，各地方各管自己辖
区内除去中央部分的盘子，包括地方工业、农业等。根据国家计委老干部白和金【19】
回忆：
“当时国家计委系统是‘分兵把口，上不管下’，除了一年一次的计划会议以外，上下
级计委平时没有太多的联系， 上级计委不过多干预下级计委工作，计委主要是在同级
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20】
中国计划经济形成了不同于苏联以条条为主的U型结构，而成为块块为主的M型结构，经
济体系按照地理划分，多由地方所控制。【21】
最后，计划是一种严格控制的“科学”，但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领
导人注意力的转移，对这种常态造成不断的政治冲击，计划经济长期是在一种不正常的
状态中运行，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实行过计划。
计划经济时期，五年计划并不具有严格的计划性，“二五”—“五五”期间，五年计划
没有对外正式公布，相当部分的年度计划安排实际脱离了五年计划。 “一五”—“五
五”期间，每个五年计划方案，由于经常变动，平均实际有效期只有2.58年。“一五”
计划出台时，计划期已经过半；国家计委的“二五”计划出台时，计划期也已经过了近
两年，后三年实施也经历了好几次纠左和反右的折腾；“三五”计划虽然在计划期前就
制定完成，但是实施第一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计划工作已经基本失控；“四五
”计划实施大半，又经历了一次调整；“五五”计划也是实施期过半，才正式出台。
图为五年计划实际实施年数（“一五”——“五五”）
年度计划也是如此，“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上是工作中的常态。年度计划频繁调整，
甚至朝令夕改，常常是“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一年到头订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
”，文革期间计划更是受到很大的冲击，1967、1968年两年连年度计划都没有制定。
计划经济的中国特色之所以成为中国优势，是由于它称不上一个纯粹的目标统制体系，
而是一个“大统一、小自由”，“大计划、小市场”，“有计划、无控制”的非标准的
计划经济体制。在破碎的国家计划表面下，覆盖的是多元分散的、蠢蠢欲动的自发经济
。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顺利转型的重要历史因素。
【5】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参见《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235-245。
【6】苏联的领导人布哈林、拉林（Larin）都提出了这一设想，参见彼得·罗澜：《中
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弱》，36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参见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8】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5。
【9】参见1957年8月国家经委《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载《当代中国的
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
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10】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23页，1981年。
【11】苏联把物资分为三种，即分配权限属于国家计委的“基金化产品”，分配权限属
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计划产品”，以及分配权限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非集中计划产品
”。基金化产品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而“非集中计划产品”的份额很小。王
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
5期。
【12】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12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参见《陈先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计划要
实行分级管理，“乡、社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统一由县负责规划；专区、县的经济和文
化建设，统一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规划；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经协作
区综合平衡后，由中央统一规划。”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一册），第428页，1996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6】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17】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2-43页。
【18】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5页。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04页。
【19】白和金， 1940年出生，先后就职于四川省计委、重庆市计委、国家计委，曾担
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国家计委秘书长、国家计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家计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20】2010年8月31日访问白和金记录，访问地点：国宏大厦，访问人：鄢一龙、吕捷。
【21】钱颖一等人划分了根据组织理论，划分了计划体制的两种结构，在M型结构中，
组织被分散为独立的单位，因此不同面向的活动之间协调问题可以在底层完成。相反，
在U型结构中，组织被分解为一些专业化、因而无法独立存在的单位，协调无法在底层
实现，只能由高层管理者完成。（Qian,Roland and Xu，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3, Issues 4–6, April 1999, Pages 1085-1094） | K**********i
发帖数: 22099 | | j****c
发帖数: 19908 | | K**********i
发帖数: 22099 | 4 "周永康"
——轮子
【在 j****c 的大作中提到】
: 景帝平七国之乱时先杀了晁错，习core想杀谁？
| X*******G
发帖数: 14887 | 5 赶紧打包回国吧，还等什么绿卡。
现在不抓住回国勤王效力的机会，难道还是继续要笑笑走开？ | d*******3
发帖数: 8598 | 6 赶紧打包回国吧，还等什么绿卡。
现在不抓住回国勤王效力的机会，难道还是继续要笑笑走开？ | b******3
发帖数: 4385 | 7 赶紧打包回国吧，还等什么绿卡。
现在不抓住回国勤王效力的机会， 难道还是继续要笑笑走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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