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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469 | 1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号称“一党训政”，但如前所述，“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
也无力“训”政府。较之“党”层面的“无力腐败”，政府层面的腐败，自始至终都异
常凶猛。
用人“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如1929
年，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
南京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务员中，国
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7.2%；同年，江苏吴县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比例仅8.8%。
1939年，因中央机关公务员被蒋介石一纸命令强制集体入党，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
务员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这些高数据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国
民党党员自始至终未能控制各级政府；而且越到基层，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县长这般
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各
县县长只有49.3%是国民党党员，湖北各县县长是国民党党员者也不过61.4%。
党员无力垄断政府内部的各级政治资源，与国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国民党中央
党部秘书长王子壮曾抱怨说“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已属畸形”，而蒋介石则多次
批评党内同志“不应专为猎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
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
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前者控制在蒋介石个人手中，后者则控制于各部门和各机关的主
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的用人，完全靠裙带关系。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对此
有切身体验：“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
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
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这样一种用人环境下，主管官员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属官员也必然随之大换血，“
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随之而来。
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指
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
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有无此事？”张说“姨太太手中有账
可查”。刘亦无奈。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详细]
政府官吏普遍贪腐，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国民政府官员的腐化，是从1927年建政开始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1928年观察到
：“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
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
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
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1930年，《大公报》
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
的文武官员，可见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愤了。到1944
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说：“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
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基层贪腐之普遍可见
一斑。
为治理贪腐，国民政府于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自建院至1937
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
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触发，其他人未受任
何处罚。出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而告终。甚至于即便是蒋介石个人，也无法
运用自己的独裁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国库局局长吕咸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
名，获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批准，由国库局员工以“官价”购入5千余万元“同盟胜利
美金公债”（简称“美券”）。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
局同人却仍可以20元低价购得。5千余万元美券，市值125亿国币，就此被国库局少数“
同人”私吞。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首先孝敬孔祥熙美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
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
亿元。这起轰动全国的“美券贪腐案”，让蒋介石极度震怒。但震怒之余，对贪腐之源
头孔祥熙，却是毫无办法。蒋在日记中给孔祥熙的评语是“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
，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又在日记中痛骂孔祥熙拒不认账百般狡辩实在无耻：
“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
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乃至最终觉得“此人之贪劣
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到了如此地步，蒋介石还必须指示此案“即令速了，以免
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政府的全方位腐败已经完全绑架了这个政府，即便是最高领袖
蒋介石，也无力扭转这一趋势。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这种全方位的贪腐更加剧烈，尤
其以变“接收”为“劫收”最为典型，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来见，告我以
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其无可奈
何可以见一斑。 [详细]
军：经商走私已成常态，空额索贿变本加厉
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是军队经商；二是军队走私。与这二者始终
相随的，是军队将领当中泛滥成灾的中饱私囊，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尤以高级将领，
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
军队经商走私：“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各战区都不可免”
民国军队经商，自北洋时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则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允许、倡导成立
“军队生产合作社”之后。“军队生产合作社”，类似于古之屯田，是当时国力不足而
抗日必行下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其内容包括耕种、加工农产品、制造
衣袜、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劳务输出（如修筑公路）。与“军队生产合作社”相配套的
，还有“军队消费合作社”，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间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
产者批购货物，分配给社员”，简而言之，就是各部队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组织，谋求
以最合适的价格为士兵购进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结果与初衷相反。按国民政府的本意，军队办合作社，非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
。但绝大多数军队对参加生产毫无兴趣，对采购士兵日用必需品业毫无兴趣，而纷纷以
“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到经商当中，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军队已然普遍经商，
其经营货物，大多与改善士兵生活无关，而纯属为了牟利。对此，蒋介石深恶痛绝，在
1942年9月9日痛批道：“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
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
义来经营商业，仅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
……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
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与军队经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军队走私。这些走私，也往往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
进行。其扰乱当地正常商业经营相当严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曾制定过
一份《整理江西公路营运管理计划》，其中明确说到须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
“本省各驻军队，多有消费合作社之设，其原意本良佳。但迩来时有私运货物闻，影响
本处正当营业殊甚，故为维持本处营运业务计，实应呈请省府，转咨各军长官，严饬所
属消费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运货物，致妨本处营业之进展也。”但军队走私的问题，
莫说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军队参与走私的，
多是一些大宗的国际走私货物，输出以桐油、水银、矿砂为主，进口则有香烟、鸦片，
往往与前线驻军联结进行。曾任远征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在遗稿中就说到，云南各地驻军
不仅经商走私，而且聚赌，吸食鸦片，盗卖军械。可见，军队的这类商败情形，国民党
军政领导机关全然了解，只是无可奈何而已。有的还要从下属经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
下勾结，形成恶性循环，顽症终难除去。国民政府虽在政策上压力打击走私，但在行动
上却少有作为，1939年11月18日，孔祥熙向中央转报马鸿逵公开包庇走私，内称：军阀
马鸿逵曾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秘密指示：“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因为那是中
央的命令，我不能不这样。实际上，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因为如果停止，别说兰州
的要人太太们没有用的，就是我的军队也没有办法。”[详细]
吃空额索贿赂：“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枪）领不到”
“吃空额”是历来军队的顽疾，国民党军队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级默许各部
队虚报兵额若干，通常连长可报两人，营团长依次加倍虚报，各部队军官空缺后可按情
况不同缓报一二个月，其薪饷即由主官截留。抗战后期，吃空额现象已相当严重，此一
时期，军队一个师一般只有6700人，但领军饷时都报足额1万人，虚报3300人的空额军
饷大部分就落进主官腰包。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本人知之甚详，他在1941年12月9日说
：“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
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
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索要贿赂同样横行，如李宗仁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
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介
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
塞。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
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
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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