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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629 | 1 http://www.shz100.com/article-195-1.html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
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
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
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
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
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
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
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
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
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
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
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
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
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
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
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
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
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
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
”），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
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
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
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
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
，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
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
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
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
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
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
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
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
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
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
，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
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
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
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
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
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
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
，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
），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
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
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
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
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
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
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
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
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
”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
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
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
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
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
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
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
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
，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
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
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
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
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
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
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
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
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
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
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
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
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
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
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
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
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
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
。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
，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
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
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
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
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
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
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
，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
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
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
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
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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