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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彭小明:柳青和创业史的命运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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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柳青话题: 农民话题: 创业史话题: 合作化话题: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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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彭小明:柳青和创业史的命运翻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Jun 6 07:34:10 2018, 美东)
http://hx.cnd.org/?p=154671
柳青
为错误路线唱赞歌的文学典型
文革后恢复高考,大学里恢复了正常的课堂教学。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
北。中国农村的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77
和78两级的同学们听到了全新的当代文学课程。吴中杰老师(一度曾被张春桥打成反革
命,获得平反,当时还没有评上教授学衔)果然不同凡响,敢为天下先,在文学批评界
也要敢说敢当,拿出新的观点。四人帮的帮派文艺教材已成笑柄,也没有任何已经出版
印刷的新教材。他的观点果然振聋发聩:《创业史》是为错误路线唱赞歌的典型。《创
业史》是柳青(1916-1978)的长篇小说。主题是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毛泽东鼓吹的
社会主义高潮,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因为制度违背经济规律,生产停滞不前。大跃
进之后,发生了三年特大饥荒,饿死了3750多万农民。农民从一开始就抵制和反对合作
化,党内也曾有反冒进的意见。可是在柳青的小说里,主人公梁生宝和他的父亲梁三组
成了一对矛盾形象,梁生宝是合作化的先锋,梁三老汉则是落后人物的代表。小说大量
印刷,成为宣传党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文艺作品,普及到每一个基层图书馆。柳
青是老作家,写过《铜墙铁壁》等作品,《创业史》的开头一小部分故事性强,很吸引
人。越往后,越注重政治正确。凡是瞭解当时农村情况的读者,都觉得梁生宝形象的虚
浮,不似农民真正的言行。吴老师的课堂结论非常冷峻。《创业史》是失败的作品,在
文学上已没有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将来作为历史资料。曾经在农村亲见统购统销造
成的饥荒,亲见农民饿死惨状的同学此时此刻为父老乡亲深深地吐出一口冤气!
《创业史》的命运起伏太大了,曾被誉为三红一创(1949年后的革命经典,红旗谱、红
日、红岩和创业史,三红是战争年代的典型,一创是和平年代的典型)。改革开放之后
的定性则是毛错误路线的文学典型。柳青在1978年已经病逝。
奇怪的重新评价
最近几年来,对《创业史》的赞许忽然又沉渣泛起。北京《随笔》杂志刊登了一篇歌颂
柳青的文章《柳青和他的创业史》(2017年4月号)。文章说柳青虔诚地为政治服务,
写出了最好的作品《创业史》。为什么政治服务?不是合作化和后来的公社化吗?农村
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怎么忽然又好了疮疤忘了疼呢?原来是
2014年习总书记高度表彰了柳青。他赞扬柳青“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追求真善美。
但是柳青的收官之作就是《创业史》。它有真善美的永恒价值吗?它连农民的基本愿望
都没能表达出来,农民不愿意搞合作化(公社化),希望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它表达出
来了吗?总书记这样赞扬歌颂错误路线的作品,岂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吗?
其中的逻辑分明是习总书记说过的,“不要用前三十年的成果否定后三十年的成果,也
不要用后三十年的成果否定前三十年的成果”。文章作者闫纲是柳青的老友,愚忠爱党
,大概可以理解这样非逻辑的思维逻辑。连农民心头最想说的愿望都不能说出,它还能
表达什么真善美呢?真在哪里,何以言真?这样写农民却不受农民待见的作品怎么称得
上是最好的作品?
合作化运动是继暴力土改之后的一场农业大变革。按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是十五年逐步
完成。加入互助合作应该是自愿的,可以散伙退社;先实行按生产资料(土地、农具和
耕牛)的投入分红,然后过渡到按劳力分红,后来进入公社化。结果毛泽东搞冒进,把
邓子恢等人打成“小脚女人”,不到三年就全面实行了合作化。富裕农户不一定愿意加
入合作社,党员干部就搞强迫入社。集体劳动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各地不
可避免地出现杀猪、宰牛羊、减产、饥荒、退社、怠工和抗议活动。公安的武装暴力就
开始打击退社闹事的农民,以反革命罪处以重刑。刚刚从土改中获得土地的农民转眼又
重新失去了土地和自主权利。全国一致的统购统销政策摧毁了本来自如运作的农贸市场
,农民不能按照市场规律销售粮棉油产品。农民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吃不饱饭了。朝鲜
战争需要大量战备物资,停战以后,国家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资金从哪里来?毛泽东
和陈云决定利用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刮油。从农民的集体身上刮比从分散个体身上刮,要
方便得多。所以土改以后,中国农民从来没过上一天丰衣足食的日子,直到1979年的改
革开放,总算才吃上一口饱饭。
文学批评者洪子诚认为,柳青秉持的是“要做人民的大作家”的意识,目标是积聚全部
生命能量完成具有史诗高度和规模的杰作。(《文学史中的柳青与赵树理》)。在柳青
的想象中,毛指示的高潮一定是发展的方向,他投身其中就能成就自己的大作家美梦,
描写高潮的作品就会成为旷世的史诗……。这正是作家柳青一生的悲剧。合作化阻碍了
中国农业的市场化发展,根本没有出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高潮。小说出版不久,
1963年北大教授严家炎就批评说梁生宝新农民形象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表现不足,反而是
梁三形象倒是旧农民血泪耻辱历史的真实写照。这一批评是致命的。作为史诗的作品中
,正面角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竟然还比不上反面形象,史诗和英雄还能站得住脚吗?其
实,这里的历史逻辑是明确无误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高潮,绝大部分农民都没有
积极的意愿,党员和干部不得不勉强维持这种违背民心的制度,所有的农村家庭都在温
饱线以下的状况中挣扎,怎么可能会出现带领农民高歌猛进的新农民英雄形象?
柳青确实是下到了农村的基层,确实是跟农民朝夕相处,也精心地构思和殚精竭虑的希
望创造出现代新农民的形象。我们不应该像四人帮那样绝对否定个人抱负。有写作意愿
的人谁不希望成名?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隽永的魅力?但是他不应该只想成名却忘
记了自己的使命:表达人民的心声。不顾人民的心声,越是梦想成为大作家,想写出什
么史诗作品的人,越是痴人说梦。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吃不饱
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不问人民为什么吃不饱饭,却整天想着自己的桂冠和史诗,成
得了大作家吗?
柳青的理想主义和悲剧
柳青当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文化起点不低,高中时代就能读中古英语文言的莎士
比亚原著。少年时就开始创作,建国初就出版了《铜墙铁壁》和《种谷记》等作品,前
者改编拍成了电影《沙家店粮站》。他经历过延安整风,养病时期捧读《斯大林选集》
五大册,又经过七大的洗礼,对苏共和中共一脉相承的体制和理念有深入的瞭解。三年
国共战争更坚定了他坚信毛思想的思维定势。恰恰是党政思维的贯彻误导了柳青的创作
理念。他把农民追求自主经营和富裕当作是消极的表现,他说“他是挑着鸡蛋担子上集
市的,他不敢碰别人,只怕别人碰他。”他在基层生活,历届政治运动他绝不会没有感
知。基层抵制合作化统购统销的怨言他不可能听不见。尤其是反右斗争,所有提出异议
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他选择了沉默,他不触碰任何敏感争议,只想完成自己的史诗
作品。甚至在大跃进亩产数万斤的疯狂面前,他都拒绝社队干部的要求说:“我怎么能
反对县里的领导!”他甚至也知道人们说他是小人。文革中妻子投井自杀之后,他在悼
亡诗中沉痛地吟咏:“人讥我小人,汝知我任重”。寥寥数语,道尽了夫妇默契的天机
。他瞭解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和过火做法,更不可能不知道农民缺粮、缺钱的极度穷困
,(所以他把稿费捐献给公社和大队)。他不敢对毛的政策提出异议,反右和反彭德怀
的冷酷现实告诉他,如果提出异议,就意味着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旦遭受
打击,大作家和史诗之梦就全部付诸东流。但是不要忘了,文学以真实为底蕴。如果不
敢讲真话,再怎么谨慎也成不了佳品,更别提史诗巨制了。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史
诗”却在把他们往“革命”的虚妄上推,结果能不成悲剧吗?
柳青的女儿刘可凤出版的《柳青传》披露了不少柳青过去从未发表过的异议“私房话”
,让外界大吃一惊。这些话完全不像《创业史》初版时他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永远听
党的话》那么单纯。但实际上还是符合逻辑的。经过文革,尤其是经过牛棚炼狱,再加
丧妻之痛,他没有深痛的反思是不可能的。柳青终于承认合作化的“冒进”(也就是毛
泽东错了),“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应该”,甚至认识到“决不能把人民
驱赶到共产主义”。在写作《创业史》第一部的时候,他坚持忠于领袖,认定合作化是
典型环境而创造了梁生宝这个非典型性格人物。在农民饥饿的时代,他却为农民失去土
地大唱赞歌。这是信念与现实对撞冲突的结果。也是柳青作家命运的悲剧。柳青后期吐
露的真实思想并不能解救他的悲剧命运。他自己也清楚的知道:“作品的全部力量都在
作品里头,作品以外,任何评论家给你加不上去。”(《随笔》2017.4p27)《柳青传
》的事后议论也加不上去。《创业史》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是价值观根本错误
的文艺作品。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朝野再怎么炒作,历史也绝不会网开一面。
重新评价柳青的下乡生活
2017年10月19日北京央视官网报道说,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总支书记潘克刚回忆
了2015年习近平在花茂村考察时的讲话:“……这句话是作家柳青说的,柳青跟老百姓
融入一起、打成一片,中央的文件下来了,他都知道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央视记
者申勇爱民……)总书记传达的柳青讲话听起来确实很有生活气息,挺接地气的。但是
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很不靠谱。为什么?介绍柳青下乡事迹的人都说柳青是住在皇甫
村的一座破庙里(《随笔》杂志p33),即村边的杜公祠。哪里来的房东老大娘?入住
破庙发生在1952年。五十年代有过农村生活或工作经验的人都瞭解农民敬畏神灵的传统
,那个年代虽经土改镇反,庄户人家对于宗祠或神庙一般还是秉持敬畏之心的。即使是
无住持的破庙,也不敢据为私有,再租赁给房客。合作社倒有可能接收下来,辟为办公
室、仓库或者小学。退一步说,老大娘是不是房东不重要,只要说的话靠谱就行。但是
不靠谱!咱仔细想想,中央的红头文件下来,大娘她笑容满面当然皆大欢喜,可是如果
文件(政策路线)下来了,大娘她伤心落泪哭起来,这是什么问题?这不是对党的红头
文件(政策路线)不满意吗?柳青是经过了从延安整风到粉碎四人帮全部政治运动的“
老运动员”干部,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怎么会说出这样不靠谱的话来?瞭解中国的人都
知道,依法治国之类的说法,听起来不错,其实当不得真。中央文件才是真的治国圣旨
。历来的中央文件就是要求贯彻执行,尤其是这种传达到农村老大娘都可以知道的中央
文件,一定是大力宣讲和贯彻的政策方针。别说是哭哭啼啼,就是稍有议论,现在已经
有一顶大帽子叫做“妄议中央”等着你呢!
柳青的下乡生活最受人们称道:“一下就是十四年,不容易。”但是下过乡,尤其是插
过队的知青最不以为然。为什么?柳青的下乡不是真的扎根,也不是靠劳力分红,而是
拿九级高干工资,是有干部劳保的下乡,还挂职长安县委常委,走到哪里,干部群众都
知道他是干部,是名人。谁也没说过他是扎根一辈子,随时都是可以回城的。文革知青
下乡遇到过好几拨下乡的前辈。首先是回乡知青;他们回来就是扎根一辈子,其次就是
五六十年代的城市知青,他们下来也是扎根一辈子,农村没有家,靠劳力挣工分,再也
没有回城的机会。68年以后的知青,五年、七年回不了城的多了去了。(清华秦晖九年
,德国王维洛九年),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更没有高干地位。因为出身不好或身心疾
病至今留在农村的也大有人在。还有1962年下乡“为国家挑重担”的职工家庭,也是全
家回不了城!再说因为右派下乡、冤案下乡的知识分子都远远不止十四年,而是二十年
三十年了。而且受尽歧视,处境远低于柳青的地位。柳青在农村的社会地位,实际更高
于县委常委。相当于省市副局干部的待遇。从他文革遭批斗的情况也看得出,他受到的
冲击远比一般县委干部更严厉。反过来说,他虽然身处农村基层,但是他有机会阅读很
多基层干部都不可能阅读的内部文件。对于全国各地农村长期缺粮,普遍吃不饱、要求
退社的情况他全都了如指掌,心知肚明。
柳青的另一壮举就是他把《创业史》的第一笔稿费16065元和第二笔预支稿费5500元分
别捐献给了王曲公社(社队工业)和皇甫村(高压线)。(六十年代的这两笔钱可是惊
人的巨款)无私的捐献证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他说他不需要稿费。他有足够的工资收入
和干部待遇。甚至不希望公开捐款的消息。当地人民不应该忘记他的高风亮节。同时他
的捐款也表明,他已经看透集体经济根本无力办工业和机械化,跟官方宣传的“集体经
济力量大”完全相反。作为作家,人民是不是可以向他再提一个问题,捐款毕竟仅仅惠
及本地一方的农民,如果他的作品曾为人民请命呐喊,那就是惠及全国的农民恩泽了!
此外,柳青还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作派,就是老农举止和装束。因为形貌实在太像一
介老农,有一次他坐软卧赴京开会,差一点竟被列车长赶下火车。柳青确实比较特殊。
他不必每天出工下田,主要的工作就是观察农民的起居和劳作,跟农村的男女老少聊天
谈心,跟当地干部交换意见,一起过组织生活。严格地说,柳青的工作并不是真正的农
民。而是长期扎根农村基层的文化干部。在农村基层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例如农
技、农机技术人员和农村中学的老师。他们也很朴素干练,饱经农村风霜,身手间仍透
露出文化知识的气息,跟无甚文化的农民老人在气质上还是风貌各异。柳青长期蹲点,
衣装朴素,肤色黝黑,方言词语都散发出高原山乡的土气。他的这种装束和扮相成为柳
青的一种作派,令省城和京城的各级干部、作家惊异不已,更令各地听他做报告的读者
和写作者们慨叹不已。当然,这不是柳青刻意的预谋,但是效果出现以后,他也乐此不
疲。既是农村风霜的痕迹,也隐含颇有创意的表演成份。朦胧诗人顾城爱把牛仔裤腿剪
下一截戴在头上,男歌星们喜欢留个长发。柳青的老农型明星扮相其实比他们早熟了二
三十年。
对比张爱玲和斯坦贝克
我们不必跟毛泽东一般见识,搞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治上没完成目标
,在形象上塑造了梁三老汉这样一个顽固不想合作化的农民艺术典型,而且相当真实可
信,相当的鲜活生动,也算一种成功。
同样在五十年代,爱情小说家张爱玲完成了两部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秧歌》
和《赤地之恋》。它们都涉及中国农村的土改历史。尤其是《秧歌》,完全以土改为主
题。张爱玲在《跋》中介绍,小说的情节虽是虚构的,但是人、事、时、地、物,都有
根据和来源。胡适的扉页评语称道这本小说:“写得真细致,忠厚,可以说写到了平淡
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龙应台则说“《
秧歌》为中国农民立了传记。”中国农村从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到文革
结束分田到户之前,一直没有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张爱玲分明抓住了这个要害。胡适说
《秧歌》从头到尾说的就是饥馑。女主人公月香起先还以为土改成功了,一切都变好了
。离开上海帮佣的雇主,返回郊区的农村。可是她很快就发现,情况更糟了,只能吃米
汤。她的夫婿金根虽然当了劳模,生活仍是一样的艰难。农民无法忍受饥饿,终于群起
反抗。干部下令开枪,金根受伤投河而死,女儿阿招被人群踩死,月香冲入粮仓放火,
自己也在火海中身亡。《秧歌》为中国的暴力土改中的反抗留下了绝无仅有的文学记录
。无独有偶,《秧歌》还描写了一位受共产党派遣下乡体验生活,创作剧本以歌颂土改
运动的作家顾冈。顾冈发现农村饥荒严重,可是报纸上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月香一
家都死了;顾冈也完成了他的剧本。面对顾冈这个角色,文学教授艾晓明说:“知识分
子放弃了对真实的感受,艺术变成粉饰,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恐怖。”当张爱玲描绘了
顾冈勉强调整自己以适应党的宣传的时候,柳青已扛起背包走向皇甫村的破庙,去接续
那个令人绝望的恐怖。有人说张爱玲拿美国新闻处的津贴。中国的作家没有理由指责张
爱玲。他们都领取中国文联的工资,张爱玲毕竟发出了人民饥饿的哀嚎。幸亏她有三年
在上海的生活经历(1949-1952),给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经典。
1937年,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发现美国农民面临重大的困境,他们被迫绝望地踏上迁徙之
路。一路上颠沛流离,老人家相继死去,婴儿在风雨中降生,女人们忍辱负重,男人们
历尽艰辛。他奋笔疾书,写下了《愤怒的葡萄》。农场主痛恨他的小说,恨不能一火焚
之。新闻界文学界却护卫人民的呼声。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法案,给予农民以补贴。小
说也赢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后来作家本人也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创业史》中梁生
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应该是合作化的领头人,改革开放以后他去世时,竟找不到一个为
他抬棺的年轻人。真为桑梓人民立下功业的人不大可能落到这样信誉扫地的地步。柳青
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其作品的“文学性大于政治性”给他的女儿留下了一点安慰。我
们不得不仰问苍天,是什么阻碍了作家天才的施展?是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是毛泽东的
延安讲话。作家自有他/她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创作去塑
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深入生活”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哪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不
知道要去深入瞭解和观察想要描写的人生和社会?毛讲话的实质是规范了文艺的条条框
框,只能写光明面,歌颂为主;要写(党所指定的)历史本质、客观规律,用阶级性否
定普遍的人性和爱。恰恰是张爱玲秉持爱心看到了农民的饥饿,原本并不熟悉农民生活
,擅长小资情爱的她竟然写出了记载土改痛史的文学巨制。反而原有大家之才的柳青因
为一叶障目,看不见农民们近在咫尺的痛苦,竟呕心沥血培育了病梅畸树。艺术总是悲
悯良心与浪漫天才的结合。如果阙失了心灵的纯真,忘却了人本的初心,终必大器难成
I***J
发帖数: 241
2
这么长原来是捧张婊的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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