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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589 | 1 原创：谌旭彬 短史记 微信号 tengxun_lishi
功能介绍
腾讯新闻原创栏目《短史记》，疑今察古，鉴往知来。
笔者按：发一篇古代史，不知道感兴趣的人多不多。（文章关于年份的表述有点乱，时
而年号，时而公元纪年，因无时间整理，请诸君谅解。）
文|谌旭彬
立国五十年，游士之风仍盛
汉三年，楚汉争霸正在要紧的关头，谋士郦食其给刘邦出了个馊主意：“秦朝残忍无道
，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能够复兴六国，扶立其后人，这些人必感
戴陛下的德义，愿身为臣妾，誓死效命。”
一眼看穿这是个馊主意的人是张良。他提醒刘邦：“天下游士抛妻弃子离乡背井跟从陛
下，无不日夜盼望胜利后能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六国后裔，游士明天就
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
张良这番话，既点明了汉代立国的游士（游侠）基础，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国的严重
弊端：游士原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强烈流动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权体制
的对立物。
当西汉进入景帝时代，游士之风仍无处不在，顽固地盘踞在帝国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
。这些游士的心中没有君臣之道，长安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的神圣性。齐地游士邹阳，
就是典型的例子。
景帝年间，邹阳客游于中原梁国，遭谗言下狱。其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堪称反映
当日游士心态的典型范本：“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
，三王易为也。”大意谓：若梁孝王能采纳战国齐、秦王霸之道，远离宋、鲁文儒之训
，则“五伯”之流何足道哉，上古“三王”的煌煌伟业也不难达成。显然，邹阳不承认
景帝与长安的中央权威。其游说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以成为“五伯”、“三王”
，无疑正是以长安中央为对立面。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帝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却似乎仍固执地生活在过去。《史记》
里说，“自是之后（笔者注：郭解被诛杀之后），为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
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
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
、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司马迁的言辞里，虽
然对游侠（士）的行为多持不屑态度（无足数者），却也不得不承认“为侠者极众”，
即便是郭解被诛后，仍是当时的一种事实。郭解被诛之前的盛况，自不难想象。
无出路的体制外知识分子
汉代立国五十年，而仍遍地体制外知识分子（游士），是有原因的。游士们怀念体制外
的自由，是一方面。比如枚乘因劝说吴王不要举兵而获得景帝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
。但多年游士生涯却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
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恣意放肆
、任意来去的自由，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汉初，刘邦以游士开国，诸侯王势力及军功集团极兴盛，巨大的
市场需求刺激了游士数量的激增。及至文、景两代，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手段，打击了地
方诸侯王势力和朝廷军功集团势力，游士市场萎缩，而体制却又没有能够给“失业”的
体制外知识分子（游士）提供就业机会。
公元30年，儒生朱浮给东汉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疏，特别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
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
（《后汉书•朱浮传》）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官吏长期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
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朱浮所言的这种现象，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京兆尹。他对哀帝
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问题：“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
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大意是
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以至于最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
、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言，触及到了西汉开国时的一道“国策”——“非功者不侯”。根据这一
国策，自刘邦时代开始，在长安，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在地方，军功吏卒长期把
持着基层政权。换言之，西汉开国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阶层控制，体制外知识分
子没有任何正规的上升渠道（枚乘因景帝赏识而破例任弘农都尉，最后弃职而去，未必
没有因出身问题而在体制内遭排挤的缘故）。
所以，邹阳、枚乘这样的游士，在景帝暮年，发出了“鸷鸟累百，不如一鹗”这样的感
慨。所谓“鸷鸟”，即地方诸侯王；所谓“一鹗”，即长安未央官里的皇帝。时代变了
，游士们已明显感觉到游说寄主们“有所为”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
他们在劝说寄主们“有所不为”——当吴王刘濞准备起兵反抗长安中央时，枚乘不无悲
观地劝说道：“拿吴国军队对抗长安，无异驱赶蚊蚋吞噬群羊。”只是，长安的大门，
对游士们仍然紧闭。
《求贤诏》里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隐性驯化
公元前141年正月，48岁的景帝因放纵酒色去世。二月，太子刘彻登基，史称汉武帝。
朝廷终于决心向体制外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登基第一年，武帝发布了一道《求贤诏》，
大意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俱来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
谏之士。
汉高祖十一年，刘邦也曾下过一道《求贤诏》。诏书中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
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
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的《求贤诏》显然是对刘邦《求贤诏》传统的继承。但两份诏书的内容存在很大的
差异——刘邦在诏书里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吾游”，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刘邦
实是将自己定位为信陵君一类人物。一个“游”字，足见其并与“贤士大夫”之间的关
系，并非皇帝与臣僚，而仍带有强烈的寄主与门客色彩。武帝的《求贤诏》里没有这种
游侠色彩。相反，其征召“贤良方正”，正是为了消解游士之气。武帝对征召推荐来的
人才亲自策问，带有很明显的“选拔”色彩。
显然，武帝很清楚游士之风盛行的真正原因。体制外知识分子，或属儒，或属法，或属
阴阳，但无一例外都极难有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国家没有正规的选拔机制，上层被
军功集团和军功二代们把持；下层甚至连官名都成了某些家族的私姓。这是很危险的现
象：体制外知识分子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寻找突破口，必纷纷投入各地方诸侯王（譬如梁
孝王）和朝廷勋贵（譬如窦婴）的怀抱——尽管诸侯王势力已大不如前，但仍不容忽视。
武帝登基第一年所颁布的这道《求贤诏》，其真实用意，乃是打破官僚系统的久任制和
世袭制，向体制外知识分子提供正常的上升渠道，进而消弭刮了五十年之久的游士之风
。在长安中央与地方诸侯、朝廷勋贵之间，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不可能看不到
选择跟从谁更有前途。但前提是，长安需要给游士们提供靠拢的机会。
《求贤诏》颁布下去后，反响强烈。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
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意即：那些搞苏秦、张仪一类纵横之学的知识分
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下达指示，不许再举荐这类人。武帝同意了卫绾的
请求，同时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之术。此即通常所谓的“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
给游士们开通进入长安体制内的上升渠道，却又有选择性地排斥"治申、商、韩非、苏
秦、张仪之言"的游士，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其实不然，这恰是武帝知识分子政策的一
体两面——游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被肃清，因此武帝向他们提供了
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官僚系统的容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收纳所有游士，所以朝廷更
需要引导游士们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这种引导作用的手段，莫过
于体制对知识分子的选拔标准。这种选拔标准，能够起到极好的“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
知识分子”的作用。——事实上，武帝在用人、为政方面，从未“独尊儒术”，武帝个
人对儒学也无甚研究。在人才选拔制度上刻意提升儒学的地位，乃是一种对体制外知识
分子的过滤，是在引导体制外知识分子进行“思想转型”。
遇挫的插曲：“明堂”风波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对长安高层人事，又作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刷新：任命窦婴为丞相，
田蚧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桑弘羊为侍中（主司财计）。除桑弘
羊之外，这套班子实是专门为推行儒家政治而量身打造。窦、田、赵、王诸人都有儒学
背景。两个月后的“明堂之争”上，这套班子派上了用场。
这年七八月间，武帝提议设立明堂。按《逸周书》的解释，明堂乃周公建造，用以彰明
诸侯尊卑。略言之，明堂乃周天子接受诸侯朝见之场所。武帝设立明堂之动机，至少有
二。
其一，武帝年少登基，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叔伯乃至叔祖辈，朝见时往往蔑其年少而
不尊。明堂有重申上下尊卑之礼的政治含义。此一时期，与修筑明堂相配套的打压诸侯
王势力的手段颇多，如勒令列侯回归封地，不许逗留长安搞串联；勒令列侯拆除封地关
卡，各诸侯国封地须实现交通上的自由出入……等。
其次，明堂还关系到内廷的权力分配。明堂乃儒家之周礼——《孟子•梁惠王》
中有云：“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己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即可知明堂对先秦儒家的意义。汉代开国前50年，
一直以道家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意识形态——未必是真信奉黄老，只是在汉初皇室、
刘姓诸侯王与军功集团的“三权鼎立”权力格局下，皇室掌控内廷、军功集团被默许长
期把控外朝（自刘邦至景帝，历任丞相均出身军功集团）。皇室和军功集团都需要“无
为”才能维持彼此的权力平衡。武帝锐意图治，以非军功出身的窦婴为丞相，自是打破
了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势力均衡，黄老之学已成累赘。且就朝廷礼制而言，黄老师法殷礼
，儒学师法周礼。明堂若成，即意味着儒学与周礼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而殷礼之下母
权、舅权为重；周礼之中父权为重，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分野。
简言之，儒学周礼获胜，还是道家殷礼获胜，关系到究竟是武帝说了算，还是窦太后说
了算的问题。故此，史书记载，武帝之母王太后曾指责武帝：“汝新即位，大臣未服。
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窦太后显然很清楚明堂的修筑，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含义。
羽翼未丰的武帝，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策打击面过于宽广。一并开罪诸侯王（修筑明堂
）、军功列侯（回归封地、拆除关卡）及窦太后（明堂）的结局是：赵绾、王臧被下狱
，然后自杀。这是一次史书语焉不详的政变，自武帝登基，到政变爆发，前后不过一年
时间。《史记•孝武本纪》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记录下了这场隐蔽政变对武帝
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政变后
，武帝在史书消失了六年之久，这六年间，几无一字记载。
游士和寄主们的非正常死亡
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强势复出，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消弭游士之风，再次被列为
施政的重中之重。一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
中非正常死亡。
窦婴是儒学爱好者，是武帝建元元年推行儒学改革的亲密战友。反儒学人士淮南王刘安
，则是曾觊觎过武帝皇位之人。二人的死因，却是一样的。
窦婴之死，表面上看，乃是卷入了与田蚡、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乃平定七国之乱时的
功勋武将，素与丞相田蚡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气外戚，田蚡则正炙手可热。
田蚡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
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武帝跟前。武帝决狱，须权衡政治得失，而非止评判是非
。故官司至此就变了味。田蚡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蚡当年与淮南王
谋逆。决定胜负者，乃是田蚡的这段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
，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
这番话确实击中了要害。关于窦婴养士，史书如此记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
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至于灌夫，本就身具强烈的游侠色彩，“为人刚
直使酒，不好面谀。不喜文学，好任侠。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资数千万，每
日供养食客数十百人。
多年后，卫青总结了自己的保身之道，曾提及窦婴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宾
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己。何
与招士！”
窦婴、灌夫之死，是一种信号。武帝致力于消除游士的生存空间；而游士最大的生存空
间，莫过于朝廷勋贵和地方诸侯。
淮南王刘安的死也是一种信号。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的代表。元狩元年（前
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
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不免的
刘安选择了自杀。刘安是否准备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为汉代诸侯王招纳
门客的风气画上一个句号。长期以来，诸侯王乃是汉代游士们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
所有的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踪迹。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所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长
安中央政府相抗衡。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府上收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
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诔”。
元朔二年，武帝下诏迁徙一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三百万的富户充实茂陵。游侠郭解也在
迁徙名单之中。郭解不愿迁徙，武帝之母王太后亲自出面为其求情亦遭冷拒。同年，郭
解被捕，全家族诛。郭解的死也是一种信号。作为底层游士的代表，郭解之死，意味着
长安朝廷已将触角深入到了民间——《史记》中说：自郭解死后，“为侠者极众，而无
足数者”，已没有能成气候的的体制外“游士（侠）”了。
“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对民众实行严格控制、追求高效率、高动员能力的新
国家正逐渐成形。游士退出，儒士上位，武帝终于消灭了在汉帝国活跃了五十年的体制
外知识分子。 |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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