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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冠状病毒并未被科学地确认是武汉肺炎病因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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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奋力抗击非典, 千老借机恶意灌水中国疾控中心在多次应对冠状病毒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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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鉴定出炉:新型冠状病毒 尚无药物和疫苗管轶与钟南山并肩战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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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院士非典病毒定性的失误和原因
院士生于1931年7月,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
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首次发现人类B组轮状病毒并进行了系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还首次发现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解决了久而未决的病原学问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由于广东出现了非典的流行,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
于2003年2月7日开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月13日,首次用电子
显微镜观察广东送来的“非典”标本,这天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经过对所拍摄的100
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并于2月18日下
午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
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
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
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的结论,通过权威媒
体发布出来。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
最大的瘟疫。
从研究成果公布那天起,院士开始走了下坡路,犯了一系列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主要
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明显的低级错误
院士通过“非典”标本的电镜照片,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
体”,明显缺乏责任心,理由如下:
(1)、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临床。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
标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往往需要由实践到
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SARS开始流行时,广东的医生
用了各种抗生素试验治疗,大量病例证明抗生素治疗无效。这是公开的事实,广东的老
百姓都知道,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知到非典无药可治,抢购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
体,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发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轻,死亡率低,并且
在应用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后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严重,死亡率高,应用
抗生素无效。如将衣原体作为SARS病原体,经不起临床实践的检验。钟南山院士根据疾
病的临床特征,认为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卫平,是
“广东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员,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动地说:“要是衣原体,我
把头砍下来给你……”[84]
院士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
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
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
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如果按照“衣原体说”治疗非典,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
,我们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这正是对付过多起临床非典病例的广东专家直言“衣
原体说”过于草率的原因。
但是院士不调查广东的医疗实践,不研究患者的治疗过程,不重视同行的不同意见,完
全相信自己的“眼见为实”,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不
正确结论,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公布,误导了领导,误导了百姓,使中国在抗击
SARS的战争中,在全世界面前打了第一个败仗。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很低级的、很遗
憾的、很不应该的、损失是大的,教训是惨痛的。
(2)、要确定一种微生物作为新传染病的病原体不是哪个人说得算,而是有一个全世
界公认的伟大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学验证方法,被称为确定病原
的“金标准”--科赫法则(详见问题1.2)。每一个学医的学生都知道这个“科赫法则”
,作为专门从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应严格遵守。但是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
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
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犯了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
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结论,不符合“科赫法则”,为什么敢这样做?
2、顽强的低级抵赖
科学家在科研中出现错误是不奇怪的,但出现低级错误就不应该了,特别是出现明显低
级错误还总强调客观原因,就更不应该了。而且为多次多方面低级的抵赖,这里用“顽
强的低级抵赖”是不过分的,理由如下:
(1)、2003年05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的《院士回首SARS
病原之争衣原体败给冠状病毒》的文章中说:“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
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回顾当时情景,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
布时‘还是余地留小了’。”[85]
这是洪院士把自己失误的责任在往媒体上推。媒体不是医学专家,媒体只能如实报道专
家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有任何的篡改。特别是这个问题关系到上万人的生命,全国瞩
目全世界瞩目,科学家和媒体都应该严谨、严肃。“要留有20%的余地”,媒体没法留
,就是留90%的余地,媒体也绝对不可能把“衣原体”留成“冠状病毒”。让媒体留余
地,本身就说明自己的根据是不十分可靠的,不可靠的又为什么急于公布?自己的低级
错误埋怨媒体“余地留小了”,能说这不是明显的低级抵赖吗?
(2)、在2月18日院士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之后,国内外医学界以
不同方式表示异议,并加紧研究工作,3月17日,WHO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包括全球欧美
亚三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11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网络,其中没有中国大陆的科学家。3
月21日,香港大学的科学家从患者体内发现病毒,根据电子显微镜观察,初步认为这是
冠状病毒。三天后,美国CDC肯定了这个发现。[Science 300, 224-225 (2003)
]。3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网络。4月16日,WHO在日内瓦正式宣布,一种新
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这个病毒被命名为SARS病毒。
到此非典的病原为衣原体学说以宣布彻底失败,但是4月10日下午,在一个官方发布会
上,通报了中国疾控中心发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时表示,“个人认为,可能是衣
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发生作用”。12日,再次公开表示,“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
”。[86]。即使到了4月23日,院士还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我们发现衣原体老跟冠状
病毒伴随,很可能它们两个有什么协同作用,要么是协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
,铺平了道路,冠状病毒给衣原体的供给造成温床,铺平了道路,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87]
在全世界都公认“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之后,还要强调“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
存在”,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现在查的是致病的元凶是什么病原体,在全世界
公认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衣原体,是不是明显强词夺理,是不是明显低级抵赖。
(3)、院士也承认,“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没有问题,通过基因分析,也
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洪院士又说,“但是,在几例非典病人的标本试验中,衣原
体是客观发现,自己‘没有造假’。”我们知道,造假与失误是两回事,造假是主观故
意,而失误是非主观的错误。没人说洪院士在故意“造假”,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失
误?以后怎么避免失误,可洪院士似乎一直都在回避这个实质性问题[85]。
(4)、介绍,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成立不过一年多,中央投资6亿元,但新的研究所
尚在建设中,预计2008年建成,显然远水难解近渴,SARS医学研究难以借力。在德国、
美国订购的设备,由于非典时期运输不便,几个月还没运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适
合做动物模型试验的实验室,还缺少超速离心机等价值昂贵的医学研究设备[85]。
这些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因为这些就可以不顾临床医生的医疗实践,就可以不顾同行
的反对,就可以违背“科赫法则”,轻易宣布重大医学问题吗?
(5)、报道中,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
”。请注意,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自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发布衣原体的
不是别人,也没有别人,只是洪院士自己,何处来的“我们”?把“我”换成“我们”
,意味着什么?不是抵赖又是什么?如此重大的问题,仅仅“浮躁”两个字就可以解释
清除吗?
(6)、院士以权威自居,利用权利和媒体,压制不同意见。“衣原体”说出现后,国内
外医学界无一家研究结构认同,广州的报刊首先出现不同观点,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报道了卫生部的最新决定:“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
病原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过中央媒体
公开宣布:他们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合并冠状病毒的个案是致死性的,仅仅冠状病毒
的感染,病情就会轻一些……李立明还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的医院推荐七种对
衣原体有效的特效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对SARS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学术的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没有争论就不能鉴别和发展,任何以权威和行政手段无
理压制不同观点都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7)、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体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如果说2月18日的公布是
有些“浮躁”,是媒体“余地留少了”。衣原体的结果公布后广东的临床医学家强烈反
对,国外科学家也纷纷质疑,日本专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体病原说“违背常识”。[
Nature 422, 459 (2003)]。结果公布后面对国内外的质疑,应该认真考虑不同
意见的建议,进一步实验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院士铁嘴钢牙,老眼金睛,自信
心特强,对不同意见忽略不计。可见院士的顽强精神。一口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体,面
对全世界的众口一辞,仍旧坚持自己的“发现”。
3、对上述问题院士承认有失误,但是认为是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浮躁”。
如此重大的问题,原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浮躁”吗?为什么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浮
躁”,对待别人的科研成果却“冷淡”、“忧郁”。中国新闻网2003-05-22 08:13:58
的文章,《疫苗问世最快要2年血清疗法不宜大力提倡》,文中提出“就302医院著名医
学专家姜素椿教授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血清治疗非典成功一事,表示,‘血清疗法是在医
学还不发达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无法断定康复患者血液内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病毒
的情况下,贸然将其输入到其他患者或健康人体内,可能会导致新的危险。而现有的检
测技术还不能打保险。’认为,在目前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血清疗法不可取。
‘血清的来源也是问题,有那么多重患者,你不能要求所有刚康复的患者都捐献血清。
’说,‘除非找到能替代的大动物,例如马,但现有的医学技术还不能直接输入动物的
血清。’”[88]
在SARS流行期间,姜素椿是解放军302医院的教授,因抢救SARS病人受感染,被确诊感
染上了非典。姜教授开始想到了使用非典患者恢复期血清治疗。由于他的坚持,在他的
治疗过程中采取了这个特殊的办法进行试验成功。
血清疗法应用历史已100多年,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详见问题7.3.3.4、为什么说血清
疗法是正确的?。在病毒性疾病应急时使用,可以明显降低死亡率,而且没有后遗症。
并且姜素椿教授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但是院士对自己的“衣原体”学说不考虑临床实
际,不考虑患者利益,大力宣传,对别人的试验成果却持十二分的“冷静”,十二分的
“忧虑”,使血清疗法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应用。血清疗法疗法的本质就是输血,如果输
血如此危险,手术谁也不敢做了。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国抗击SARS的战斗中,中国医学界的科学家整体打了
败仗,其中院士的上述失误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不能用偶然的“浮躁”解释清楚,肯
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论资排辈”的职称制度、“各自为政”的科研体系、“
权威称霸”的学术环境、“不负责任”的科研项目和“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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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所有疑点:动物实验确认SARS病原体是冠状病毒
2003年05月16日
科学家日前完成了对新种冠状病毒的首次检测,各种科学指标完全符合国际上判定传染
病病原体的标准,从而进一步证实这种新冠状病毒就是SARS的病原体。
“这次的检测证实冠状病毒确实是引起SARS的病毒。”研究的领导人、荷兰Erasmus医
学中心的病毒学家Albert Osterhaus教授说。
虽然新种冠状病毒约一个月前就被确认为引起SARS的病原体,但要确定引起一种疾病的
病原体,必需符合19世纪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建立的确认一种微生物是否是一
已知传染病病原的原则。
根据科赫氏原则,疾病的病原体必需在所有病例中发现,必需能够在实验室从感染者中
分离出来,并培养。培养的病原体引入同一物种或相关物种时,必需造成感染,并从新
宿主中分离出来,同时在宿主中检测到特异免疫应答。
WHO组织的攻关SARS全球实验室网络已经证实了其中的3条原则。Osterhaus和他的同事
用从SARS病人分离出来的新种冠状病毒感染了短尾猿,并在短尾猿中又分离出这种病毒
,从而证实了其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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