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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_CHN_Hist版 - 仲伟民: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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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中的中国苦力《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unidentified_titleZT: 英法联军为何焚烧圆明园
洋务运动史--3火烧圆明园还有个很少人知道的事
揭秘: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府的权力之争马未都 --圆明园古董太多了 英法联军抢都抢不完
抗战时期共军投日事件汇总(转载)英发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物证是什么?
谌旭彬: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功能介绍 感谢关注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860年,5000英法联军为什么能长驱直入最后把圆明园烧了
我想说:火烧圆明园,当年还真是中国人的错圆明园兽首是中国人偷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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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中国话题: 联军话题: 英法联军话题: 条约话题: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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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仲伟民: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Apr 3 06:21:34 2018, 美东)
http://jds.cass.cn/xwkx/sxpy/201803/t20180327_3888573.shtml
更新时间:2018年03月27日
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摘要:现行教科书及各种读物中关于19世纪中国的介绍,大约集中于所谓的“三大高潮
”“八大事件”模式,或强调19世纪中国的苦难,进行爱国主义的励志教育。这些内容
固然重要,但某种程度上却遮蔽了19世纪真实的历史状况。而传统史料出于政治、情感
等方面因素,同样回避了很多重要内容。在此情况下,借助他者的眼睛,即异域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教科书以及传统中文史料中所看不到的内容。“圆明园劫难记忆译
丛”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
以看到19世纪中国在知识上的欠缺、观念上的陈旧、国家能力的衰弱、社会经济的落后
等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那么多的劫难,中国
与国际接轨、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是多么重要。
关键词:19世纪;国际法;华夷之辨;英法联军;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
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以及中国人勤劳、聪明、仁爱的知识,我们自小就从各种教科书
及读物中了解很多。我们为自己的悠久历史而骄傲,为自己伟大的文明而自豪。即使中
国在近代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我们的这种骄傲自豪感不仅丝毫未减,反而转化为
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教育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只有
建立在坚实历史知识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可能是持久而有效的。如果刻意美化或丑化
历史,将历史真相置诸脑后,或者将历史虚无真实化、将历史真实虚无化,都会对人类
心智造成污染,进而影响人们的理性判断。近日通读关于圆明园的一套丛书“圆明园劫
难记忆译丛”(共15册),颇有感触。这套丛书的作者全是参与对华作战的英法官兵,
他们记录了战争的很多场景,他们的描述要么与中文文献有异,要么不见于中文文献。
借助于他者的眼睛,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会更加深入。这套丛书对战争细节的诸多
描写,让我们大大加深了对战争过程的认识,甚至让我们刻骨铭心。不过,本文将忽略
具体的战争细节,试图通过参与对华作战的英法官兵的记录和回忆,即从他者的眼睛看
看当时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孙子兵法遭遇国际法
大航海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到18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那种自
外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无法被现实世界所接受。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中国学者
倾向于道义论,即认为英国商人贩卖鸦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义的;而英国人则倾
向于自由贸易论,即认为违反自由贸易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战争的起因是林则徐禁
烟,英国对华战争是捍卫自由贸易的正义战争。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说:“林则徐的驱逐
令显然导致了战争的开始。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国家在边界上关上大门,做缩头乌龟,
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扰。实际上,这样的孤立是不被允许的,至少这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整
个世纪来说不是好事。”
这种描述看上去绝对是强权和霸权的表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难以
接受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当时清朝实力不如人
,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结果就是挨打。因为,贸易自由绝对是资本主义及帝国
主义时代的黄金法则,这种法则由强者制定,后来自然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外冲突发生的时候,源于欧洲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
基本准则。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对此却一无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何物、格
劳修斯为何人,更不知此前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巨变!面对从未遇见过的强敌,我们的应
对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两个办法,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孙子兵法”。二者既有
关联,也有区别。前者的逻辑指导我们要“驱逐鞑虏”,后者的逻辑指导我们“驱逐鞑
虏”的具体做法。这种战略的荒谬与战术的愚蠢,导致我们在战争中不仅一败涂地,而
且屡受屈辱,颜面尽失。
在19世纪,“华夷之辨”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使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英法联军
攻打北京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无一不是因为源于“华夷之辨
”的传统思维。其实,我们本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应该彻底破除了“华夷之辨”这
种不合适宜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因为那时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按照现代国际
关系规则确立了与英国的新型关系,尽管当时是在武力的胁迫之下。连当时的英国人也
长舒一口气,以为此后就可以按照规则同中国打交道了:
《南京条约》标志着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认他们的
错误,并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认自己被“番鬼”打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观念的
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旧藩篱,欧洲文明开始影响这片广阔的土地。这正是以理性为
基础的关系的开始。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规则却遭遇了中国“孙子兵法”的潜规
则,因为中国人并没有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方式。
关于“孙子兵法”,一般中国人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智慧。可
恰恰这种传统智慧,导致中国人在近代中外冲突中屡屡挨打。作为中国智慧圣经的“孙
子兵法”,如三十六计中的浑水摸鱼、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暗渡陈仓、空城计、苦肉
计、偷梁换柱等等妙计,用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大约不失为一种智慧;可是,如果用
在国际关系上,则不折不扣成为了不守信誉、欺骗讹诈的代名词。因为这种智慧与国际
法是格格不入的!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麦吉在回忆录里,毫不留情地嘲笑
了中国人“孙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说:
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体系漏洞百出,荒谬可笑。他们认为我们的“最后通牒”是个谎言
,因为他们认为兵不厌诈,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还认为我们不会占领炮
台,因为我们提前告知他们会这么做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
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
,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
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宣布“不承认之前的条约。叶名琛被派往广州,进行各种掠夺
”。之所以不承认与别国签订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惯性思维
下,根本不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而当时的英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
为所欲为,并与外国人保持着距离,外国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冒犯”
。很显然,这是“夷夏之辨”的传统思维在作怪。不仅如此,中国官员还利用各种“孙
子兵法”的小聪明,想方设法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条约,面对对手的坚船利炮,即“当中
国政府知道没有足够的能力否决我们的特权时,他们只有煽动广州的人民来反对我们”。
比如,根据《南京条约》,英国人在5个通商口岸有经商及居住的权利。但是,英国人
在1857年占领广州之前,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权利。关于入城问题,在叶名琛看来,
这是脸面和大清帝国名誉的问题;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约的问题。
在中英双方争持的多年间,英国代表巴夏礼每每拿国际法来质问,而中国政府代表叶名
琛则以“孙子兵法”的智慧来应对。亚罗号事件使两国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尽管
中英双方各执一词,但英方坚主中方违反了相关合约规定,而此后中方的举措又是非常
不当,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叶名琛屡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无论何人,杀死英国
人都给予重奖,“无论你们在哪里遇见他们,无论是在岸上或者他们的船上,都一定要
杀死他们。他们的每一条人命可以换30大洋”。此事件给英法联军军事进攻制造了口实
,即所谓“敌人的背信弃义是如此彻底,我们只能向北京进军,直捣政府的心脏,束缚
其手脚”。
“两国交战,不杀来使”。这个几千年来在全世界战争中通行的规则,在第二次鸦片战
争中却被清朝将士当作儿戏。在敌强我弱、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清军不仅扣押了英
法使臣39人,而且对使臣进行残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后居然导致21人死亡的悲剧!扣
押使臣的动机让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丰帝曾下秘旨,称
必要时可将巴夏礼及其随从“羁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谈判破裂并非因为条约的
具体内容,居然是因为递交国书的礼节问题,巴夏礼坚持公使入觐时以“敌体礼见”,
“立而不跪”,载垣则坚持“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清廷拒绝英使来北京换约并
残酷杀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即报复清政府的言而无信以及
对待人质的非人性。
对于联军在圆明园的暴行,英法政府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赞成。英国陆军
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说:“人质被扣问题从头到尾整个就是流氓行为,中国人的放肆及
其目光短浅,使人感到震惊胜过其行为本身的残忍性。从电报中我们得知圆明园已被烧
毁,我猜想这和人质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圆明园的悲剧值得我们反思,更值得我们
反省。一味强调英法联军的野蛮不仅于事无补,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导致我们对历
史的误读。
爱国?——国家在哪里?
英法联军在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军舰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
们的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动,这当然与清朝边防形同虚设有关。不仅如此,中国
各地民众不仅不害怕他们的到来,甚至还乐意看西洋景,非常欢迎他们。比如英国舰队
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
的好感,因为他们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现蒸汽船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是一
种惊喜,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看,一连好几天都围着船,以求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里
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
在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
众帮助联军的故事。法国一军官回忆:
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
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自从我们到
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大量食物
;在广州,他们要求得到我们的保护以抵抗叛乱分子;在上海,中国军队跟我们一起打
击叛军。
正是因为有中国人的引导,联军无论在港口还是在陆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进
展顺利。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
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
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看了这些情节,让我们大跌眼镜。其
实,历史的真实远不止此。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
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
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
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
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
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
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法军刚到达广州、澳门时,曾经因为找不到运输的马匹
而苦恼,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这两个城市有大量“强壮的脚夫和苦力”可以雇用,费用非
常便宜,他们非常容易地雇用了1000名苦力,“让他们跟随部队,背着粮食和日常用品
,干所有必要的活儿……后来的经历证明,得到这样一支生力军是件极其美妙的事情”
。“这批苦力使得对华战争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法国士兵才得以
在长途行军之后免去杂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战斗。”英军雇用了更多的中国苦力
,他们的军队“跟随着一支由4000名中国苦力组成的运输队”。不仅在陆地上,中国苦
力还被安排到各艘军舰上,准备进攻天津的20艘英法军舰供配备了905名苦力。
1860年8月21日,联军在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中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
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
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苦力
不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联军参与对清军的作战,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
,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
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
不仅英法联军雇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对他们,
更没有碰到任何自发的抵抗。联军所到之处,“中国老百姓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要是他
们有发言权,从南到北都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当英法巡逻队来到北塘村时,发现
这里“格外平静,那些中国人亲自为步兵们准备了水和棺材,甚至还有已经泡好了的茶
”。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乐意帮助英法联军?根本
原因,大约是19世纪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当然也很难有现代意
义上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但是
,这个问题不容我们回避,因为英法联军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他们登陆后肯定寸步
难行。当时英法两国派出的两万多兵力,除极少数医务人员之外,全是战斗人员,诸如
运送粮食及中性武器装备等,几乎全依赖中国苦力。
可以说,除了吃饭和养家糊口之外,在前线的中国士兵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
战场与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则全部明白,因为“中国违约”“中国侵害了自己国家的
利益”,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益才来中国打仗的。在这种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
、技不如人,这战争的结局还有任何悬念吗?
在关键的塘沽要塞战役中,尽管清军开始曾经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后来在联军压倒性攻
势下,军心彻底崩溃。北侧炮台被联军攻陷后,南侧炮台防守清军便挂出白旗,在防御
工事完好、弹药充足的情况下,清军完全放弃抵抗,联军攻占炮台如入无人之境。联军
描述当时的情形:
炮台守兵也未做任何抵抗,很快两支纵队就在要塞内相遇,当时炮台内三千清军已将武
器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完全不知所措。
尽管防御工事内部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且围墙上还装备有多门大口径重炮,然而
清军守兵态度消极,完全丧失斗志,他们看上去已经彻底放弃了还击的想法,因此两军
将领决定趁此机会尽快为此次联合行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联军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不仅与传说中的中华文明相距甚远,而且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贫
穷、落后,中国政府的无能、腐败。巴夏礼在信中写道:“我们亲眼看到了软弱的政府
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怎样悲惨和贫困的情况”;政府的无能、国内的动乱,使各地人民
也失去了信心,他看到武昌、汉口居民纷纷外逃,遂做出两个判断:“(1)清廷官员
非常无能,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2)人民对起义军的恐惧之感溢于言表。”在
人民最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却找不到国家在哪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如何能
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巴夏礼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现在这个
国家就像是一个病人,它的整个系统因为受到各种不同的粗暴的治疗方案的对待而陷于
瘫痪”。这个说法,是19世纪中国的典型写照。
从天朝上国到惊弓之鸟
《南京条约》签订后,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个口岸陆续向外国人开放,包括外国人在通
商口岸定居、经商、设立领事馆等。因为中国官民的抵制,广州未能如约开放,被当时
的朝廷及国人视为不屈服于列强的一个爱国和英雄行为;而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看来,
这是中国政府不遵守条约规定和国际惯例的违法行为。于是,冲突不可避免。
面对从未有过的强敌,清朝官员既无力相抗,又要执行朝廷排外的国策,这就导致清朝
官员瞒天过海,得过且过。在广州被英军攻克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叶名琛官邸
居然发现了这样一份秘密文件:“我在所有档案中找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与英国、法
国和美国订立的原始条约的批准书,看来它一直被叶名琛藏起来了,北京的朝廷根本对
此一无所知!”这么重要的文件,叶名琛居然不向朝廷报告,今天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但在当时大约是叶名琛的“聪明之举”。因为他知道,即使将文件呈送朝廷,也不会得
到朝廷的批复,甚至还可能因此而被训斥甚至降职,我大清朝廷不可能与“英夷”平起
平坐的;如果能够成功将英国人拒之于广州城外,则说明他守土一方尽到了责任,说不
定还有嘉奖乃至升迁。
两国交往,互派信使,互设使馆,这是近代以来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可是对于大清
帝国来说,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事,正如李鸿章所说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尽管在列强武力压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可条约中
规定的“英国公使得住北京”一条,真真正正让大清朝廷心惊肉跳,因为这一条打破了
天朝上国千百年“夷夏之辨”的规矩。因此,虽然签订了条约,但“咸丰丝毫没有改变
自己的方针,他和他的大臣们从来没有想让‘夷人’打破先前存在于外国使节与中国政
府之间的障碍来实现自由的交流”。
《天津条约》中具体的条款,咸丰帝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不能让洋人坏了天朝上国
的规矩。因此,他想方设法试图让洋人放弃诸如北京住使的意图。1858年6月中旬刚与
英法美俄签订的条约,1个月后咸丰帝就派出以桂良、花沙纳为首的庞大代表团,企望
利用上海税则谈判之机,达到消弭《天津条约》的目的。出京前,咸丰帝面授机宜:只
要洋人答应废止《天津条约》,或至少“消弭四事”,即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
行、赔缴兵费,其中尤以废止“公使驻京”一条为紧要,我大清对通商各国则“全免课
税”。没想到英法代表当即回绝:“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
动”;“即使宽免税课,条约亦不能罢弃”。在桂良苦苦哀求下,额尔金提出以英法等
国可以乘船上溯汉口为条件,暂时答应不住使北京,但声明决不改动条约的任何内容(
桂良怕担责任,上述内容没有付诸文字,更没有禀奏)。继任的驻华公使普鲁斯态度更
为强硬,决定率军攻打天津。他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
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
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索取。”至此,清廷所有想废止《天津条约》、阻止
洋人驻使北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北京的官员,在听说英法联军攻打天津时,个个如惊弓之鸟。大英雄僧格林沁在狙击英
法联军屡屡失利后,也基本放弃了对抗的想法,他力劝咸丰帝弃京北狩。而已北逃的咸
丰帝受主战派的蛊惑,居然在中外冲突的关键时刻,下令处死全部外国使臣!幸亏恭亲
王奕头脑比较清楚,在皇帝谕旨到达前15分钟,安排尚未毙命的外国使臣成功
逃离:
后来恒祺向巴夏礼解释了耳语的内容,他才知道他们的逃离是多么惊险。主战派以及在
热河说服皇帝下令处死囚犯,恒祺在朝廷的耳目在关键时刻告诉他命令已经传下来了。
凭借着恭亲王的命令,清廷官员成功将俘虏从北京城中解救出来。如果再晚15分钟,就
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被释放15分钟后,皇帝的信使就到了。
联军攻打天津,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动摇了中国人“围绕在皇帝神秘生活周围的玄
妙的崇拜”。而咸丰帝昏聩无能,临阵出逃,更是动摇了民心、军心。联军占领圆明园
后,发现了很多皇帝出逃时未及带走的文件,其中就有大臣们关于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
城时咸丰帝应该采取何种对策的很多奏折。这些奏折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留京抗战,
凝固人心;二是主张东进通州,迎战强敌;三是主张以迎敌为幌子,北狩热河,实际是
逃跑。第一种意见占绝对多数,而第三种意见的提出者是僧格林沁。已与联军多次交手
的僧格林沁心里明白,如果联军要攻占北京城,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力劝咸丰尽
快撤离,以免沦为联军的阶下囚。咸丰帝果然贪生怕死,北逃热河。此事一可见咸丰帝
口头强硬,内心却恐惧非常;二可见满朝文武皆昏聩之徒,关键时刻无计无谋。比如贾
桢等25人联名奏折中,居然有“唯地异澶渊,时无寇准”这样表面荒诞却真实无比的表
达,让人无语!
从某种程度上,咸丰皇帝从北京出逃,大约也是合理的,因为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逼
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清廷落实《南京条约》并承认《天津条约》的内容。英法联
军见清廷长期采取拖延和欺骗手段,认识到不付诸武力、不给清廷一个严厉打击,上述
要求则很难兑现。因此,如果咸丰皇帝留守北京并以死相抗,其结局可能就不单单是圆
明园的被毁了——那一定是紫禁城的被毁,以及皇帝要么战死要么成为阶下囚。果真如
此,后面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了。额尔金在烧毁圆明园之后曾经发出威胁,如果中国人
“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款,他们可以想象京城会成什么样子。城内的皇宫纹丝未动,如
果他们想为他们的主子挽救最后剩下的宫殿,那就别浪费时间。我相信火烧圆明园大大
加速了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巩固了我们特使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圆明园被毁之后,
如果清政府没有马上答应英法联军的条件,紫禁城也将化为灰烬!
萎靡、冷漠、麻木的国民
对很多英法士兵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奇的国度,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但是,他们一旦踏
上中国这块土地,就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差太远。他们的所见所闻,甚至导致“所有初
来咋到的人都感到厌恶中国……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荒谬”。
关于鸦片瘾者吸食鸦片的细节,中文文献并不多见。欧洲人初到中国者,则往往关注细
节,并作了很多具体描述,诸如:“鸦片烟斗与烟草烟斗不同。它就像一个喷壶小蓬蓬
头,只在中间有个小窟窿。烟管以木头、竹子或乌木制作,像一支笛子……并不是烟管
被装在烟斗上,而是烟斗被从侧边装在烟管上。这种设计自有它的道理”;“填烟斗的
方法包含一些细微的操作,不然会变得很难。先拨开装鸦片的小瓶,用带弯钩的针取约
5毫克。如果鸦片膏不够柔软,就微微沾湿使其变软。当它呈燕麦粒状时,进行搅拌,
慢慢地向着中间的窟窿那儿碾压过去”;“真正的嗜烟者,在吸鸦片时,会深吸一口,
使鸦片烟一直进入到支气管……最后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进入深度昏迷状态。”这些细
节描述,能让我们全面感受到瘾君子门店一行一动。
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景,让外国人感到震惊和不解:
当人们走进那些令民众昏头昏脑、自甘堕落的鸦片馆,当人们在一个为防备窥探的目光
而小心地关闭着的房间里看到,死尸般的男人因为过度吸食鸦片及其引起的恶果而全身
伤痕累累,当人们身处这些因为英国的贪婪提前造成的葬身之地,人们不得不诅咒一个
不惜用如此的方法致富的国家。
法国人将中国人吸食鸦片恶习的根源归之于英国,也可见尽管英法联合攻打中国,但是
两国将士的想法并不一致。
那么,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是不是源自英国人?可想而知,绝大部分英国人不会这么
想。在他们看来,吸食鸦片既是中国人的嗜好,也与政府的纵容和默许是分不开的。“
抽鸦片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东印度公司将它带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了”;不仅普通人,“中国的大部分官僚阶层都无可救药地吸食鸦片上了瘾”;“即使
没有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反对鸦
片贸易,是出于经济原因,即制止白银外流,“而不是道德评判问题”。
吸食鸦片的恶习,“使人萎靡、冷漠、麻木。精神上的疲惫影响到吸食者的胃和消化道
,食欲不振、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变得猥琐不堪。身体、精神和钱财都毁了”;“染
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被消耗”。在英法将士的记述中,这样的记述
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人的冷漠、无情也让英法联军震惊无难以理解。英军每次行动都要使用大批的苦力
来运送各种辎重装备,这些苦力每天可获得9美元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感情
。为了获得这优厚的报酬,这些苦力们都能忠心耿耿为联军服务外,他们还想方设法甚
至不折手段从各种途径获得好处。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冷漠、对自己同胞的残酷,让联军
感到惊叹,称这是一群“可怜的野蛮人”。比如,每次战役过后,“中国苦力通常会跑
上前去,把他们已死或将死的同胞的身体翻过来,指着他们的脸哈哈大笑,或是把他们
的口袋翻个底朝天”。这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情景,却被英法官兵如实记载了下来。
中国人缺少什么?
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在写给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霍普·格兰特的信中说:“中国人
一定是地球上最特别的人群。”在英法联军眼中,中国人“只有一种宗教和一种政治:
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肯支付银子、提供食物,中国人就会死心塌地的为他们服务。
对底层的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广大百姓来说,这无可非议,因为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因此
,联军的行动目的也非常明确,“我们与中国的皇帝作战,只打中国政府”。英法联军
一再表明,“我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政府”。
他们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但这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有时他们表述为中国人缺乏道德
观念),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有一种理念和政治观念主导他们,中国不久就会侵占
全球。他们会越过亚洲边境并且很快来到欧洲,肯定没有另外一个民族比她更加具有侵
略性、更加勤勉劳作并且人口增加得如此迅速。弥补了中国人的精神空缺,我们就把这
个民族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价,当然完全是站在自己
的立场上,他们无法理解东方人没有宗教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东方文明的独特
性。
英法官兵对中国官员的评价更低。他们认为,中国官员只有一种愚忠的观念;在中国官
员眼中,人民是不存在的,草民而已,可以随意杀戮。比如叶名琛抵抗英国进入广州城
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居然有屠杀中国人的野蛮方式:“有一天早上,他把400个中国人
的脑袋割下来,堆在城的南边。我们的上司显然对他们这种幼稚、无助、顽强的消极抵
抗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此类拿人民生命当儿戏的官员,怎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联军与清军激战的很多地区,人们开始时惧怕洋人,可后来他们不仅不怕,反而更
喜欢洋人。比如在战后的大沽村、在联军依然驻留的情况下,当地百姓马上便恢复了正
常的生活、生产和交易,姑娘们也放心回到了村里,“显然,与吝啬、好似强盗般的清
兵相比,她们更喜欢有钱的洋鬼子”;一个老者甚至对联军的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啊
,这次贵国好好教训了那些官兵一次”,因为“官兵欺压百姓,全国的百姓叫苦不迭…
…我们深信,你们来此的目的只是通商,而且这对两国都有利”。与联军对话的这位老
者,应该是一位乡绅,他的话非常具有典型性,充分说明了英法联军为何在战斗中会所
向披靡:除了武器优良的优势之外,老百姓对清王朝并没有认同感。
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是淳朴、善良的,但是如果政府昏聩、官员腐败,那么老百姓就是
一团散沙,就只能任人宰割。英法联军清楚地看到,“作为我们搬运工的中国人,或者
说苦力,得到了普遍的赞扬。因此,这个有智谋的、勤劳能干的和视死如归的民族似乎
只缺少好的领导,并且需要讲点科学”。生活中19世纪的中国人,是何等不幸啊!
当然,更加不幸的是战场上的中国士兵。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惨死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之
下,可他们至死都没有明白是怎么死的;他们的血肉之躯没有阻挡联军进攻的步伐,只
是充当了冤魂而已。面对威力巨大的现代化武器,清军却只能以中世纪的武器长矛、刀
剑、弓箭等相对抗,其结果根本不用预测。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巨大,清军炮台都成
为联军的活靶子,每次战役都造成清军的巨大伤亡,而联军则伤亡极少。在许多战役中
,清军经常都是伤亡一两千人以上,而英法联军往往只伤亡一二人或几个人,简直同当
年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情景差不多!联军的很多官兵都有关于战场具体场景的回顾和描
写,其惨状让他们终生难忘:
人员方面,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认定他们的死伤数目达到了2000人
之多……联军伤亡人数非常少。法军死三人,伤17人,英军方面也差不多。
一名真正的蒙古士兵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他的一条腿已经分飞两处,显然被同一块
弹片炸到了。一块尖角的金属片(每个弹片里有42个这种金属片)将他的大腿劈成两半
,另一块金属片将同一条腿膝盖以下的部分砍掉了……几位本性善良的医生替他做了截
肢手术,但是手术后没多久他就死了。
这个可怜的人跪在泥巴里,浑身血渍,肮脏不堪。他的一只手被一块破布绑在手腕上,
两条腿都断了,后脑勺被马刀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可以看见跳动的脑浆……这个可怜的
人恳求我们立即杀了他,解除他的痛苦。
这是是通州张家湾战役的惨象。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溃不成军,英法联军则展示了
他们无往而不胜的惊人战绩。这就迫使我们追问,清军为何惨败?除了显而易见的器、
技不如人之外,我们中国人到底缺少什么?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人缺乏信仰,但我们肯
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府,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结语
从民族国家形成理论来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有意义。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
学》中就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蔽”,其中第一条即说“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梁启超虽然是就中国史学而提出此观点,但他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却远远超出了史学范
围,揭示出中国在近代中西交流中所遇到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岂止中国史学“知有朝
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人本来就“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啊!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将“近代化”视作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总脉络,
并将“近代化”定义为科学、机械和近代国家的形成三点,他认为这三点是东方“中古
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的最主要差距,“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
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其中,他把“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一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说,“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
,与此相反,中国人只有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无统一的民族观念,更谈不上统一的近
代国家的形成,“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蒋先生的论述同样非
常深刻。
观察中国历史,需要他者的眼睛。过去我们忽视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
,把天下观念等同于民族观念。几千年来,中国始终都是东亚地区的盟主,东亚周边地
区各国对华夏文化的崇尚淡化模糊了民族意识,因此主导东方世界的是天下观念而非民
族国家观念。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相比较,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明显晚熟,这应该
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而民族国家观念的晚熟,既是中国在近代中西冲突中屡次应战屡
次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难以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从传统本土
材料中,可能难以感知这个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异域材料介绍到国内,通过这些材
料,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能够更加深入。从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在中国近代
化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同样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
过这套丛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19世纪中国在知识上的欠缺、观念上的陈旧,更可以看
到国家能力的衰弱、社会经济的落后,以及民族意识的淡薄等方方面面。由此,我们可
以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那么多的劫难,中国与国际接轨、接受新观念新
事物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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