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z**********e
发帖数: 22064 | 1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6899912_zhangtianjing/48.sh
谭伯牛
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
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王闿运所谓“曾侯工作奏，言
钱空缕覼”，所谓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即示怀疑。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
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
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
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
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
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
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
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
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
，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
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
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
（即摺称“伪都之公帑”者）的有无丰绌。请先论有无。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
，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
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
“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
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一条草对紧”，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明年，诏云：
“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
“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
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
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
变”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
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
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
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
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
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
“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
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
丰足，件件有馀”的盛况。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
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否则不许离京。李“不得已，将合家
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才换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亦可见“圣库”空虚、人各私
财的景况。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
他二千多个“王兄王弟”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
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
工”于“作奏”，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
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
归。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失望之馀，不免生出几分恐惧
。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
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
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
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
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以抵欠饷”，多多
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
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
而所得较多的“强者”必会“抗令而遁逃”。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
政体而失士心”。遂不采纳“按名勒缴”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降卒或敌
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当然，此法只
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八九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
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
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据
实“覼缕”，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
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
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