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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367 | 1 围绕张爱玲的最后一次大的论争是在张爱玲去世之后，进入新世纪的一场论战。论争双
方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刘再复和夏志清。1995年张爱玲去世之后，张爱
玲热也达到了最高峰。两岸四地学人纷纷撰文纪念。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主办了“张爱
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集结各地的张学专家和张派作家，对张爱玲的作品做
一较为全面的研讨。会上，刘再复先生提交了题为《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的
论文。论文主要针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相关观点提出质疑与商榷。刘再复
的质疑文章除研讨会上提交的发言稿之外，还有一篇题为《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
史>的偏颇》一文，两篇文章曾合起来以《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的题目刊登于《视界》第七辑。夏志清的反应文字主要有研讨会上的讲评文章《张爱
玲与鲁迅及其他》以及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体现出的一些观点。
刘文首先对夏志清最早给张爱玲以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张爱玲作高度评价、把张爱玲的
文学成就充分展示出来、使中国与世界的眼睛看清这个天才的作家，给以肯定，认为夏
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精彩之笔。其对张爱玲所作的阐释有很
多精彩的地方。比如夏志清指出张爱玲的艺术特色是“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对于人
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等。同时也指出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夏志清在涉及张
爱玲的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时提到的两种特色——历史意识和道德倾向，却是不准确的
。刘再复以张爱玲的作品为例指出，张爱玲的某些中篇、长篇小说如《小艾》、《秧歌
》、《赤地之恋》中确实存在着历史意识与道德判断，而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与《倾
城之恋》则是超越历史意识与道德判断的，这两部作品好也好在这种超越性，因为它们
具备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哲学特点。
刘再复认为，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
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气氛。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
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不可能性时，她
却看到可能。《倾城之恋》告诉我们，世界并非在进步，而是在一步步的走进死寂的荒
原。《倾城之恋》表现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战火反而拯救了人间之爱。对张爱玲的
这一特点，刘再复引用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
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
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张爱玲的特点就是《红
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家，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张爱玲的
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
、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
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利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
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的说，
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
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
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
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的描写了这个魔鬼，从而表现除文学家特有
的本领。 | w********h
发帖数: 12367 | 2 这几天有空，再读张爱玲和其他相关的文章，
故而转来一篇篇关于她的帖子。
如今文坛乏人，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作品。
连王安忆这种我认为很俗的作家都不喜欢这个时代，
连卫慧这种虚荣浮躁的作家都开始挂笔了。
然而读张爱玲，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机智和苍凉。
还读了张子静回忆他姐姐的文章。
http://data.book.163.com/book/home/009200070012/0000FIYF.html
那年的南方周末，用“三十年前的月亮”为题，
纪念那时死去的张爱玲，里面有张子静老人的照片，
如同任何上海弄堂里平庸退休的老人一样，
颓然、羞涩，但平静。
那本回忆里的开始多为张子静的亲身经历，
后来的就多半从他人的回忆录里摘抄--因为他已经全然不熟悉那些细节。
里面让我惊讶的是张爱玲居然告诉弟弟赵树理的小说生动，值得一看，
还向他推荐《白毛女》和《新英雄儿女传》。
里面还说虽然姐姐身体比他好，但有一个毛病：便秘。
这让我想起《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佟振保的太太烟鹂，
那种对盘踞马桶的形容，非亲历而不能。
再读张爱玲，仍然有十五年前的感动，
那是一种因为看到她可以对心理描写和事物比喻如此精确的赞赏和共鸣。
以前总是有人说，谁谁是中国最好的文字，
常常想，张爱玲，算是白话文小说的第一名了吧。并且还尚未见到后来者。
鲁迅和张爱玲，在历史的淘涤中越显其珍贵。
转来的这片文章里面，刘再复不同意夏志清的观点，
但对于张爱玲的评价，又更高一层。
初时读张爱玲，觉得“哎呀，这怎么会是五十年前的文章呢”，
分明当今这个世界里，这样的人群里，还仍然有这些故事和心理。
王国维分小说为两类，《桃花扇》类：政治的、历史的、国民的；
《红楼梦》类：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
刘再复认为张爱玲在1949年以前的作品都是《红楼梦》类的，
后来的作品因为生存环境的胁迫，而转化为低一档次的《桃花扇》类。
以我之见，有很多作品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比如《日瓦戈医生》《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
政治的、历史的、国民的主题从来不妨碍反映哲学和人性，
并且拥有不可估量从文字而言的文学价值，
只是它不可为短暂的政治服务，为短暂的历史服务。
而一旦《红楼梦》类的文学作品在主题上不具有哲学、人性的足够高度，
价值同样马上跌落。
当今某些作家的作品，要么时代感过于强烈，甚至稍过了五年十年就感陈旧；
要么在一个跨度超过十年的作品里感受不到时代的变化---
它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永远滑稽地发生在写作的那个当下---
因为作者只熟悉那个。
张爱玲，是华语文学中的另类，
是华语文学中的三岛由纪夫。
可惜的是张爱玲没有完成将《桃花扇》和《红楼梦》二者结合，
去贡献给华人乃至世界对于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回顾，
这是一个遗憾。
后人有尝试去做的，可惜笔力不逮，没那个才气罢了。
如今可好，连可以看的都没了。
张爱玲不是对政治不敏感，
只是她刻意在文章中排除政治因素，
不希望加入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而降低文学水平，甚至招惹麻烦；
或者说，张爱玲只想写自己喜爱的。
比如，《十八春》在初版的时候交待了各人的终局，
祝鸿才先去香港，后又回来，然后偷渡台湾被淹死。
许叔惠去了延安，世钧曼桢去了东北。
这些显然是用来服务新政权的，后来在改写成《半生缘》的时候全部改掉了。
无论是初版的结局还是再版的改动，
都说明张爱玲对于政治的无所谓的态度，
甚至可以为了生活，在别人给出的框架里作文。
他们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但都不是她所关心的事情。
又如同对赵树理小说、《白毛女》的喜爱，
她所关心的也同样不是政治立场，而是超越于政治立场的艺术本身。
这一点也同样反映在她的两次婚姻上，
一个是坐实的汉奸，一个是强硬的左派，
她显然也对于这些视而不见，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她不在意。
一旦不在意，她就无视，更遑论市井俗夫的议论。
但这一点也正是张爱玲无法突破的困境，
她仅仅沉醉在个人构建的文字的网中，
本来她是可以将大时代写得更有批判性、更具有指向性。
那个层次，就已经不是她所能够或者有兴趣把握的了，这一点，是我们的遗憾。
《十八春》里最后的一章，透过慕瑾的话，把张爱玲的心态说出来了：
“我是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
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
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合理想。
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但是在那种恶势力底下，这是行不通的，
哪怕你把希望放到最低限度，也还是行不通。
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我结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想来，不禁惨然一笑或者如同她自己描述的“不禁骇笑”，更显凄凉。
但凡能写出《红楼梦》类型作品甚至更高层次的好的作家，
需要能够如同历史穿越者一样去预测未来，
因为他们敏感，因为他们熟悉历史而多识，因为他们充满困惑而苦苦思考，
更因为他们的良心的本性，总是和历史的航向合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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